都市里的寫作者：一周城市生活

陳虹靜雯王越洲陳鑫培

2024-03-15 20:31

來源：澎湃新聞

手稿是指作者親手寫或畫成的底稿，其研究價值和歷史價值逐漸獲得學界的認可。近代寫作者的手稿一般寄送報刊投稿，少部分由家人、朋友保存或報刊社留存，遺留至今的重要手稿彌足珍貴。

3月12日，由中國近現代新聞出版博物館與上海魯迅紀念館聯合主辦的“心事浩茫連廣宇——中國現代作家手稿展”在周家嘴路3678號中國近現代新聞出版博物館五樓臨展廳展出。本次展覽分“芳馨遺遠”“紙短情長”“朝花夕拾”三個板塊，聚焦現代作家們的文學實踐、出版軼事、社會交往故事，遴選了包括魯迅在內51位現代作家的141件手稿及出版物，同時還展出曹聚仁、吳朗西、趙家璧等著名文化人士的相關歷史實物，以此呈現魯迅及其同時代作家的風骨和精神。

本期回顧，我們關注本次展覽涉及的20世紀三十年代前后生活在上海的幾位進步文人，借助書信、日記及回憶文章等史料，嘗試勾勒他們在滬期間的生活。近百年前寓居都市的寫作者，其處境與如今是否存在某些相似之處？

（本期主持：陳虹靜雯）

近期回顧

20世紀上半葉是中國現代出版事業逐步形成并發展的時期，也是中國現代文人的形成期。提到中國現代出版，不能不提上海，在西方先進印刷技術引入、現代出版機構集聚，以及便捷的媒介和交通系統等綜合作用下，上海出版業迎來繁榮并成為全國出版的中心。對于以文化創造和傳播為己任的進步知識分子來說，上海擁有豐沃的文化土壤。20世紀三十年代初，“知識階層開始對自己有了新的估價”并且“越來越抓住了知識分子將來如何扮演社會角色的關鍵”，他們自全國各地匯聚上海，尋求繼續發聲的機會。

1927年10月，魯迅同許廣平來到上海，開始了他在上海近十年的生活。在弟弟周建人的幫助下，定居景云里23號（今橫浜路35弄23號）。景云里是建成于1925年的石庫門弄堂，環境嘈雜、房客魚龍混雜，但據許廣平的說法，景云里有“一批長久在商務印書館的同事，在這許多熟人環繞之中，我們就暫作安身之所了。”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選擇住在景云里的進步文人有周建人、葉圣陶、茅盾、魯迅、柔石、馮雪峰等人，安家于此“頗不寂寞”，也為文人交往和文藝合作創造了條件。

景云里23號（今橫浜路35弄23號）。1927年10月8日至1930年5月12日，魯迅在景云里先后住過23號、18號和17號

《且介亭雜文末編》，1940年，中國近現代新聞出版博物館藏。《且介亭雜文》前兩編由魯迅親自編定，末編收錄去世前作品，由魯迅夫人許廣平代為輯成。“且介”兩字源于“租界”各取一半，隱喻魯迅住所大陸新村位于當時越界筑路區域，“且介亭”可以被理解為“半租界內一室”，暗示魯迅創作環境

需要注意的是，寓居上海的進步文人，除了魯迅、茅盾等已經成名或是擁有穩定收入者，大多數經濟狀況并不樂觀，初來上海，往往只能選擇石庫門住宅甚至“亭子間”。亭子間位于一樓和二樓樓梯的中間，灶披間的上方，通常朝北，空間雖小，但自成一室，租金相對低廉，因此成為不少外省知識青年來魔都的落腳地。

據1939年6月《魯迅風》雜志，上海作家按經濟狀況可分為四個等級：最底層作家的稿酬在千字1元左右，且有稿費拖欠的風險，而當時亭子間的月租在10元左右；三等作家如丁玲、蕭紅，稿酬在千字2元，除亭子間，還可加租一層前樓；二等作家的收入可租三間房；最高一級的作家如魯迅、巴金、茅盾等，收入包括稿酬、作品版稅、編輯費用等，可以住一處帶院子的二至三層小樓（魯迅在大陸新村的房子月租為63塊）。

丁玲手稿《莎菲女士的日記》。《莎菲女士的日記》是丁玲早期的代表作，初次發表于1928年2月10日的《小說月報》第十九卷第二號，后于1928年10月收入短篇小說集《在黑暗中》（開明書店初版）。整部小說采用日記體，共由34篇日記組成，以莎菲的視角描述了“五四”后生活在北京城的幾位知識青年的生活

國內已有從“空間”維度探討上海文人創作與交往實踐的研究，學者黃華提出，“城市內部按照地價、文化資本等標準區隔出不同的空間區位、建筑風格和規模，形成相應的人群聚集地，是社會分層的可見化的標識”，文人聚居的景云里會影響居住其中的個體對上海這座城市環境的認知，以及以書寫、編刊辦報、成立文化組織為載體的情感與實踐，是研究魯迅等進步作者在滬活動的重要空間。

茅盾手稿《學習魯迅先生》。此文為悼念魯迅而作，原載于1936年11月5日的《中流》第一卷第五期“哀悼魯迅先生專號”。文章提出“尤其重要的，是學習他的斗爭精神”，主張要把魯迅當作戰士來研究，“盡一切力量把紀念魯迅的活動推向全世界”。茅盾較魯迅早兩個月入住景云里，魯迅在景云里的家斜對著茅盾家的后門，茅盾的作品《蝕》三部曲就寫于景云里

1928年9月，魯迅從景云里23號遷到18號，將23號的房子讓給了柔石等三個青年作家居住，在這之前，柔石同大多數來滬青年一樣住在亭子間里。魯迅與柔石的關系，有魯迅傳記的作者給出“如父如子”的評價，這種關系的形成，與他們同樣生活在景云里是相關的。

柔石住在景云里時，經常在周建人家里搭伙吃飯，與魯迅的交流便利且頻繁。魯迅念及自己在“未名社的那些朋友都不在上海”，而近鄰柔石常在房間里寫作、翻譯，樂于引介外國的文學和藝術，與自己志趣相投，便邀請他成立文藝社團——朝花社，該社及其創辦的刊物也有著景云里的鮮明烙印——供稿作者就來自當時居住在景云里的這批文人。

《朝花旬刊》第一卷第七期，中國近現代新聞出版博物館藏

從左至右依次為《朝花旬刊》封面木刻圖案、陳學昭名篇《工作著是美麗的》印章、《吶喊》封面木刻字，本次展覽特別為觀眾提供上述集章，觀眾可至現場參與活動

柔石手稿《戰！》。該詩作于1925年7月8日，手跡原為魯迅收藏。1928年柔石與魯迅、許廣平、王方仁、崔真吾合股創辦朝花社，出版《朝華周刊》《朝華旬刊》等。1930年3月，柔石加入“左聯”，被選為執行委員、常務委員、編輯部主任，1931年2月7日被秘密殺害于上海龍華，“左聯五烈士”之一。代表作有《舊時代之死》《二月》《為奴隸的母親》等小說

既有研究指出，當時外省知識青年在上海租房，通常會選擇緊挨著同鄉、同學的租房。有些工作屬性接近的，干脆合租幾年，方便彼此照應，這與現在的來滬青年居住狀況有相似之處。1929年，景云里搬進來一位新房客——馮雪峰。說是新房客，其實也不算“新”，因為馮雪峰是柔石在浙江第一師范的同學，在景云里住的也是茅盾的房子，只不過茅盾當時出國，免費借給了拮據的馮雪峰。

在柔石的介紹下，馮雪峰逐漸融入魯迅的景云里“朋友圈”，并促動魯迅對“左聯”工作的關注。在“左聯”成立大會上，魯迅出席并被推舉為執行委員之一，“左聯”工作需要經費，魯迅就定期捐助他們用作內部通訊的印刷費，此外還有為營救“左聯”被捕成員的奔走和資助。

為何幫助青年？魯迅如此解釋：“倘使后起諸公，真能由此爬得較高，則我之被踏，又何足惜”。魯迅對“左聯”青年的愛護也讓后者很受鼓舞，甚至有“左聯”成員將魯迅視作保護者和導師。在魯迅從景云里搬去北四川路公寓（原名拉摩斯公寓，今四川北路2093號）后不久，馮雪峰也遷入了這座公寓的地下室，使得雙方的聯絡與交往依舊暢通。

1931年4月20日，魯迅與馮雪峰兩家留下了珍貴的合影。現收藏于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成立大會會址紀念館

《前哨》第一卷第一期，中國近現代新聞出版博物館藏。為抗議并紀念柔石等“左聯”5位作家遇害,“左聯”擬出版機關雜志，魯迅建議刊物名為《前哨》并與馮雪峰負責編輯第一卷第一期《前哨·紀念戰死者專號》，1931年4月20日編定，5—6月印出

雖然從景云里搬了出來，但魯迅與進步文人的交往未曾斷絕，特別是因為接納朋友避難，擁有了與他們共同生活的機會。曾經在魯迅家避難的瞿秋白夫婦住進新租的亭子間后不久，魯迅也同家人搬去了附近的大陸新村。盡管亭子間空間逼仄，可魯迅幾乎每一天都去瞿秋白家和他說話，據楊之華回憶，瞿秋白“一見魯迅，就立刻改變了不愛說話的性情，兩人邊說邊笑，有時哈哈大笑，沖破了象牢籠似的小亭子間里不自由的空氣”，好友魯迅就像“溫暖的太陽”，讓他們暫時忘卻了生活的艱辛和身體的不適。

瞿秋白手稿（譯）《〈靜靜的頓河〉卷首哥薩克歌謠》，本篇手稿是由謝旦如保護并捐獻的文物，是瞿秋白烈士遺留的手跡

有別于“兩耳不聞窗外事”的傳統文人形象，上述寓滬寫作者除了在嘈雜和狹窄的空間中寫作，還熱心參與各種進步文化活動，因為時代環境和從事工作屬性，為同伴的命運奔走、為個人的生計輾轉也在他們生活中占據相當分量，即便如圈內享有較高聲望的魯迅，也曾在上海近十年的生活里數次遷居和避居。在上海多處留下足跡或許是不得已而為之，但是寓滬文人先后開展的一系列創作實踐和交往活動，及其遺留的信稿手跡，都是文化與城市空間往來互動的見證。

這種寫作處境與我們當然是存在一定距離的，且不論時代環境如何，僅僅是創作與交流的媒介，如今也已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隨著媒介平臺多元、創作門檻降低，筆名變作賬號ID，注冊賬號即可創造出一個或數個表達的“自我”，人與人之間的交流也較少受限于現實空間和實體媒介，“無窮的遠方，無數的人們”似乎都可以在虛擬的空間里獲得再造。只是長期沉浸在媒介打造出的如臨其境、如見其人的幻覺之中，也意味著我們將錯失許多次走近實體空間中的人和物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