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月上旬的一個下午，鄭建英像過去一千多個日子一樣，坐在兒子床尾的椅子上，盯著他床頭監視器的氧保。這幾年，她已經形成條件反射，當數值低于92時，她會從椅子上彈起來幫他吸痰。

在病床上，兒子張昌碩躺了四年。危險可能隨時降臨。每天，護工為他換氣切口處的紗布，否則傷口容易感染；氣切病人需要有濕化水滴入氣道，每小時2ml左右，由于微調器缺貨，醫院換了打點滴用的針管，若控制不好速度，會造成肺部積液。

2019年，28歲的青年張昌碩看完一場足球比賽后，遭人突襲。搶救后他蘇醒過來，但失去意識。

案件很快水落石出，兇手是一名依法不負刑責的精神病人。幾年過去，張昌碩的父母，77歲的張宏銀和68歲的鄭建英陪在他身邊，照顧他的日常起居。對于這對年邁的夫妻來說，照顧失能失智的孩子極具挑戰，無論是經濟上還是身體上。

盡管不知道孩子哪天能徹底醒來，也不知道自己哪天將會離開。這對夫妻唯一的想法是：讓孩子活下去。

媽媽，我困了，想睡覺

那天是2019年，一個星期三。在上海虹口足球場看完一場足協杯的比賽后，張昌碩走進夜色中。

出事前，他在華山醫院體檢中心工作了三年，日常負責解決電腦問題和故障。

鄭建英記得很清楚，那天是工作日，她勸說兒子不要去看球賽，覺得他工作太忙了，每天都加班到沒底，想他等到星期六休息時再去。但兒子性格倔強，還是去了球賽現場。

晚上10點48分，張昌碩發了一條朋友圈：“終于贏了！！！” 三十分鐘后，他站在地鐵三號線的出口外，等父親開車來接自己。這時，一根紅白相間的鋼管砸向他的后腦。

張宏銀趕到地鐵站時，看到兒子眉毛上裂了個大口子，身體搖搖晃晃，渾身是血，地上也淌著一大攤血。

他嚇壞了，趕緊給妻子鄭建英打電話。慌亂之下，兩人一起送孩子到最近的上海市第六人民醫院。

到了醫院，張昌碩眉毛上的傷口縫了四針，頭頂也縫了針。鄭建英原本想，血止住，第二天休息一天，兒子就可以正常上班了。

但在等待的過程中，張昌碩逐漸失去意識。醫生說，馬上要送手術臺，要搶救。昏迷之前，張昌碩對鄭建英說了最后一句話：“媽媽，我困了，想睡覺。”

手術前的ct結果顯示，他的腦神經遭到了嚴重損壞。在醫生的建議下，張宏銀去派出所報了案。 

經歷了兩次腦部手術后，張昌碩在重癥監護病房住了二十一天。高燒不退，轉入華山醫院重癥監護室繼續治療。由于他的肺部嚴重感染，阻礙呼吸，醫生最終給他做了氣管切開手術。醫生告訴張宏銀，切口可能終生無法封閉。

對夫妻倆來說，這是人生中最漫長的一段日子。昏迷幾個月后，張昌碩才醒過來。在張宏銀看來，孩子表現出非常強烈的求生本能。

退燒后，張昌碩轉到康復醫院。治療到第十一個月，張昌碩的朋友們來看望他。鄭建英注意到，兒子呆滯無神的雙眼開始有了光，臉上甚至第一次露出了笑容。她激動地跟丈夫說，昌碩會笑了。

張宏銀當時不信，直到華山醫院的教授過來看他，也說張昌碩笑了。“當時已經有點醒了，他的意識在一點點回來。”

那時，夫婦倆還不知道，這樣停留在醫院的時光，可能成為他們的余生。

不負刑責的精神病人

如今，再提起兇手，夫妻倆表情中已沒有太多憤怒、沉重或者悲傷。張宏銀說，他是單身漢，如果加上這五年，今年也66歲了。

警方立案后，犯罪嫌疑人很快被抓獲。張宏銀在警方提供的視頻中看到，事發當天，張昌碩站在地鐵車廂中看手機，行兇者站在他的身后。出地鐵后，兇手突然揮舞著鐵棒，朝他頭部猛地擊打了幾下。鐵棒是一根道路交通鋼管警示柱。

2019年7月，張宏銀收到兩份上海市公安局徐匯分局送來的鑒定意見書。一份是張昌碩的傷勢情況鑒定，結論是：張昌碩遭受外力作用致外傷性蛛網膜下腔出血，伴神經系統癥狀和體征；腦挫（裂）傷顱內出血，伴神經系統癥狀和體征；顱內出血，伴腦受壓癥狀和體征，均構成重傷。

昌碩傷情鑒定書。本文圖片除特殊標注外，均為受訪者供圖

另一份是犯罪嫌疑人王懷亮的“精神狀態、刑事責任能力以及受審能力的司法精神病”鑒定書，寫道：王懷亮患有精神分裂癥，涉案階段及目前處于發病期；在本案中無刑事責任能力；目前無受審能力；加強看護及醫療。

王懷亮的鑒定書。

張宏銀回憶，他已經不記得這起依法不負刑事責任的精神病人強制醫療程序案件開庭審理的具體時間，只記得是2019年下半年的一天上午，那天犯罪嫌疑人沒有到場，律師也沒有到場，檢察院的兩位人員出席了開庭。徐匯區法院當庭做出判決：王懷亮被送往醫療機構進行強制醫療。2019年7月12日，張宏銀收到公安局的撤銷案件決定書。

公安局的撤銷案件決定書。

檢察院指定的公益律師陳安告訴記者，由于王懷亮沒有受審能力，案件撤銷后，民事追償由受害者家屬向法院起訴。

根據《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八十八條規定：無民事行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造成他人損害的，由監護人承擔侵權責任。“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在刑事訴訟過程中可以啟動附帶民事賠償。刑事訴訟已經完結，但可以另行提起民事訴訟，要求嫌疑人的法定代理人進行賠償。確定嫌疑人的法定代理人需要去民政部門和社區進行調查，律師可以向法院申請調查令。” 上海中騁律師事務所律師孫偉告訴澎湃新聞。

關于兇手的情況，張宏銀夫婦從公安機關得到的所有信息是，他61歲，吉林人，父母都已去世，在外面流浪了十年，家里有一個姐姐。

不過，他們一直無從得知，誰是王懷亮的監護人。

張宏銀回憶，陳安當時勸他放棄后續追責：“你找他沒用場的，他是流浪漢，上無片瓦，下無寸土。”

對于提出這樣的建議，陳安回憶，根據當時的證據，沒有顯示他的姐姐就是他的監護人，也沒能確定他到底有沒有監護人。時間過去太久，他對于這起案件的記憶變得模糊。他表示，對于這種情況，受害者可以從個人保險方面來解決經濟上的困難。

張宏銀曾找小區居委會的一個律師咨詢過，能不能到吉林當地追究。律師開口要五萬，夫妻倆正愁錢給孩子看病，就沒了下文。

雖然身邊的人都說，你們應該去追究，找他監護人。但張宏銀想到自己年紀大了，小孩一天都離不開自己，也沒法抽身。最終夫妻倆沒有進行民事追償。

陳安說，接受強制醫療對精神病人來說也是一種處罰，“強制吃藥和治療的過程對他們來說是很痛苦的。”目前，民事案件部分已經過了訴訟時效。

對于這起特殊案件，孫偉分析說，在法律層面，還應從立法源頭加大對暴力精神病人管控和解除強制醫療的嚴加評估；在執法層面，及時響應精神病人故意傷害的警情，迅速出動，及時制止；對于政府層面，應當設立類似見義勇為基金會的方式，設立救助機構，專門進行撥款予以幫扶；在社區層面，加大對暴力精神病人的管控和摸排的力度。“對于個人而言，購買人身意外傷害保險，在外出時，遠離有暴力傾向的人，對陌生人的靠近保持高度警惕，發現有危險要大聲呼喊并迅速跑開。”

一場球賽后，再沒回家

張昌碩是家里的獨子。出生的時候，張宏銀已經43歲，鄭建英35歲。

年輕的時候，鄭建英被分到一家集體所有制單位。她是搞電腦的，會編程序，解決醫院CT和核磁共振模擬信號在計算機上的算法問題。

上世紀九十年代，張宏銀從廣電公司的附屬單位下崗后，沒了工作，騎個自行車到處跑業務。

生了昌碩后，孩子基本鄭建英帶，白天送到學校，她就忙工作。“這個時候已經沒有余力考慮后期發展的事了，小孩那么小，總得先把他養大吧。”

昌碩小學畢業后，她跟他說，你升初中了，媽媽也想去讀書了。她就考取了上海交通大學生物醫學的研究生。一個班級里，其他同學都是小孩子，有各個省市的高考狀元，她年齡最大。

后來，張宏銀到一家通訊公司上班，因為公司效益下滑，駕駛員辭退后，他頂上了空缺，有時也出去跑業務。一直到退休，公司告訴他能領退休金了，“他高興得不得了”，鄭建英說。

在鄭建英眼里，兒子從小聽話，讀書不用大人操心。2013年，從上師大計算機系畢業后，張昌碩一邊工作，一邊在上海外國語學院又讀了英語專業。如果不出事，他原本打算在2019年下半年考研。

兒子工作那一天，張宏銀有一種人生重擔卸下來的感覺，“孩子成才了，他的一生有了保障了”，他說。

兒子英語好，當工作中需要接待外國人時，經常由他來翻譯。他也勤勞，總是每天一大早到醫院上班，忙到晚上十點才下班。鄭建英回憶，考計算機中級職稱那年的春節假期，別人都在休息，張昌碩泡在圖書館啃計算機書，她陪著兒子。

張昌碩外婆去世早，鄭建英記憶里，母親生病的晚年，兒子幫著她一起照顧老人，幫外婆換尿布、洗衣服。

60歲的時候，鄭建英沒有從工作崗位上退下來，但是，身上的“三座大山都卸了下來”。昌碩有了工作，也為母親養老送終了，自己工作上的坎也跨了過去，“最后就是房貸”。但無需再為生活四處奔波，她覺得這是最好的年紀。

她想做自己喜歡的事，于是跟昌碩說，媽媽還想去讀書。那時她想象過的畫面是，昌碩到法國讀碩士，她就到法國讀一個博士。

這一天，只能停留在她的想象里。曾經的張昌碩，是一個“陽光帥氣的男孩”，張宏銀說。他的手機里一直保留著一張兒子的照片，昌碩穿著灰色加絨連帽衛衣，干凈利落的寸頭，戴一副黑框眼鏡，雙目注視前方。這是六年前，他在家里看書時，鄭建英用手機抓拍的。

張宏銀手機里存放的昌碩出事前的照片。

出事后，張宏銀總想起兒子小時候，咿咿呀呀學說話的樣子，一直到兒子后來參加工作的記憶，斷斷續續從他腦中跳出來。張昌碩每天晚上回來吃過晚飯后，大多數時間都坐在臥室的寫字臺邊，要么上網，要么和媽媽聊天。母子倆都懂電腦，可以“互相切磋”，一直聊下去。

張宏銀不懂電腦，但他會在一旁認真聽著，仿佛也投入到母子倆的對話中。他堅持接送兒子上下班，一路上父子倆聊籃球和足球，這些平淡的日常，是張宏銀生活中“最滿足的時刻”。

張宏銀的記憶，總是被拉回到出事那天。他開車去地鐵口附近接兒子，車就停在離事發地五六十米遠處。他打了兩次電話，兒子沒接。他著急了，才下車往地鐵口走去。

“如果我到了直接過去，不是一直在原地等他。”他不斷回憶那天的細節，尋找可能避免災難的蛛絲馬跡。“那天也巧，我原來一直停車等他的地方，被另一輛車先占了位，我又換了一個更遠的地方。”

過去，他經常在同樣的地方等下班的兒子，他后悔自己晚到了幾分鐘，沒有來得及阻止一切發生。

我老了，你怎么辦

袁之騏是張昌碩的小學同學，他評價張昌碩，是“一個與人為善的人”。

小學時，袁之騏和張昌碩的學號緊挨著，在他記憶中，無論童年時期，還是長大后，張昌碩的性格都沒有變過，“非常謙恭溫和，說話輕聲細語，也不會與人起沖突”。袁之騏性格內斂，不喜歡交朋友，但與張昌碩卻能玩到一起。

張昌碩出事前，袁之騏與他最后一次見面是大學畢業幾年后，幾個小學同學一起回學校看老師，談笑間聊著最近的生活和工作。張昌碩始終給他的感覺是，“非常樂觀，積極向上，你聽不到一點點負面的東西。”

直到在醫院，袁之騏只能通過病房外的監控電視機，看一眼躺在重癥監護室里的張昌碩。他很難將這個病重的人與自己認識的昌碩聯系起來，很多次，他會想起昌碩的眼神，“純凈的，看不到一絲火氣，那么平靜，波瀾不驚的。”

如今在康復醫院，昌碩身上兩根管子，一根連著鼻子和營養液，一根連著呼吸機和脖子。氧氣通過氣管，直達肺部。

照顧完昌碩的一天，鄭建英會整理一下毛巾被子，走一個半小時的路回家。做好昌碩一天三頓飯，再帶上換洗的衣服和床單，拎著大包小包往醫院趕。住進康復醫院的這四年多，張宏銀夫婦在醫院和家兩點一線，日復一日。

事故發生之初，親朋好友不時到醫院看昌碩。時間久了，來的人少了。他最好的朋友去了美國，另外的朋友們，昌碩病了幾年，都漸漸沒了聯系。

在康復醫院，鄭建英夫婦幾乎24小時守在兒子身邊。醫院是一棟三層小樓，距離喧鬧的馬路有七八分鐘左右的路程，大部分時間里，病房里異常安靜。有時，昌碩會望向窗外，陽光透過樹葉縫隙，灑落到他床上。

照護吃喝拉撒全沒有自理能力的病人，需要極其細心的護理。鄭建英想讓孩子過得舒服且體面——每兩小時翻一下身，身體每天要擦洗一遍，掌握好他大小便的規律。

大概到時間，她得趕緊把尿墊換掉，不然容易生褥瘡。還要定時喂食物，喝水，喂藥。

昌碩的身體缺乏自主運動的能力，當痰液卡在喉嚨時，整張臉會因為窒息漲得通紅，眼睛充血，脖子上的經脈鼓起，身體會作出一些條件反射性的抽搐動作。鄭建英為他吸完痰后，他面色才逐漸恢復平靜。

鄭建英為兒子吸痰時，張宏銀立馬用毛巾清理滴濺在他衣服上的痰液。這對相處幾十年的夫妻，幾乎知道對方在想什么以及有什么打算。

鄭建英幫兒子吸痰。澎湃新聞記者 袁璐 攝

1月26日上午，冬日的陽光從窗戶透進來，昌碩的眼睛被刺得睜不開，一只眼睛在事故之后就布滿血絲。門牙少了兩顆，做氣切后，因為要插管到嘴巴里，牙齒松動，擔心掉下來咽進去，干脆拔掉了。

雖然蘇醒過來，但昌碩完全失去吞咽功能，輸液管一直開著，每天定量注入2000毫升營養液。鄭建英覺得，醫用的營養液除了貴，營養還不全面。每天晚上，她會把魚、雞蛋、六七種蔬菜混合在一起，把飯菜打成糊，作為昌碩的營養餐。

這幾年，他的身體狀況反反復復，隨時可能被一次感染徹底摧毀。康復過程當中，最致命的不是顱腦外傷，而是可能出現的肺血栓、腎結石或者肺部感染。

疫情的時候，有整整一年，鄭建英24小時陪在醫院。昌碩感染過一次新冠，高燒九天。正是病人就醫高峰期，到第四天，他才轉診成功。此外，昌碩的肺部經常出現感染，去年一年，曾四次轉院到ICU搶救。

張昌碩身高一米八幾，張宏銀和鄭建英需要合力才能把他從床上推起來，為了省錢，除了需要專業醫護人員進行的康復項目，比如針灸，或者要用理療設備，他們大多自己給孩子做康復——按摩他的全身，包括手指腳趾，每一個地方都不能錯過。

張宏銀和鄭建英給兒子做按摩。澎湃新聞記者 袁璐 攝

“按照醫生的說法，他護理得好，慢慢就好起來了，護理得不好，很快就沒了。”鄭建英說。

然而，治療費用是一個無底洞。剛出事那陣，他們收到過來自各方的捐助，昌碩所在醫院體檢中心的醫生護士和其他工作人員資助善款萬余元，徐匯分局給予20萬元慰問金，但總共六十多萬元治療費很快用完。這些年，昌碩工作的醫院為他貼補最低生活費，每月一千至兩千多元。每當昌碩病情加重時，華山醫院重癥監護室都給予接納和治療。

如今，在扣除醫保的情況下，他們每年自費的支出仍然超過30萬。除去感染等突發情況，張昌碩每個月自費的醫療費用是1.5萬到2萬元。還要請護工，一天200元。如果病情加重，要送往ICU治療、用藥，每天得支出上萬元。

夫妻兩人的退休工資加起來每月勉強一萬出頭，再加上低保等扶貧基金，每個月能有幾千元補助。過去，鄭建英從未開口求過人，保持自己知識分子的體面和尊嚴，孩子出事后，她反問自己，我的面子跟兒子的性命比起來算什么，為什么開不了口？

他們向親戚朋友借過幾十萬，但隨著兒子一天天在醫院住下去，他們無法再向別人開口借錢，因為“不知道拿什么還給人家”。

除了高昂的治療費用，時間是他們最大的敵人。照顧孩子這幾年，這對夫妻頭上添滿白發。因為常年彎腰護理，鄭建英的背越來越駝。有一個問題是她不敢想的：自己逐漸衰老，誰來照顧孩子？她把擔憂隱藏起來。

張宏銀最大的恐懼，是先于孩子離開這個世界。去年6月，他接受了一次膽結石手術。更早之前，他因為長期中耳炎造成內耳道膽脂瘤受損，一次拔牙引發面神經感染，進而誘發面癱。去除膽脂瘤手術時，內耳神經一并被切斷，他的左邊耳朵從此失聰。聽人講話時，他會盡力側著右耳靠近聲源。

有時，張宏銀會一邊撫摸昌碩的額頭，一邊講，你一直這樣，我老了，你怎么辦呢？

再叫一聲媽媽

新的一年，一月下旬，鄭建英有了新的發現。

昌碩發燒的時候，她把冰袋放到昌碩的腋窩和腹股溝，昌碩本能地反抗。在她看來，這是一個好的征兆，說明孩子知道冷了。

還有一個積極的信號是，只要大便了，昌碩的一只手會略微抬起來，還會笑。看到兒子的笑，是她為數不多的快樂之一。

這些反應帶給鄭建英希望。昌碩的主治醫生告訴夫婦倆，根據格拉斯昏迷量表評分，他目前已經恢復到11分左右，有了“微小意識”。最初，他的格拉斯評分只有3分，對各種刺激都沒反應。

張昌碩恢復微小意識后，鄭建英從家里帶了兩顆昌碩最喜歡的足球到病床前，一大一小。每次，她舉起一顆足球放到他眼前，問他：“哪只是曼聯的？”昌碩的視線會左右移動，選擇正確的那一顆。

鄭建英讓昌碩認球。澎湃新聞記者 袁璐 攝

“就是像兩三歲的小孩子一樣，你說一句話，他對聲音有一個定位的功能，對光感這些也會有意識狀態。”鄭建英解釋。

但昌碩不像三歲的孩子，“一把就能抱起來。”鄭建英心里期待著，再聽他叫一聲媽媽。氣切病人沒辦法發聲，要等完全清醒，管子取掉，恢復吞咽功能，會自己咳痰，肺部沒有炎癥，“檢查三次以后，就可以封住傷口，再練習發聲” ，鄭建英說。

發現昌碩知道冷了的那天，她看著病床上的兒子說：“你多少年沒叫過媽媽了？先叫一聲吧。”昌碩望著她，笑了起來，她也笑著說：“你嘴巴動動呢！”

昌碩沖著鄭建英笑。澎湃新聞記者 袁璐 攝

在康復醫院這幾年，鄭建英看到很多人放棄過，因為沒錢，家人帶著還在用呼吸機的病人離開了醫院。

閑暇時，鄭建英拍下昌碩在病床上的視頻，發到他的抖音賬號上。有人在評論里說，他的父母苦死了，這種情況好像沒有希望了。鄭建英看到后不以為然，“孩子都沒有放棄，我們更不能放棄了。”

有時，她會去看兒子出事以前發的抖音視頻，那時他27歲，視頻里，有下雨天的城市夜景，球賽，還有美食。曾經普通的日常，讓她感覺異常珍貴。

她最早的崩潰已經過去了。昌碩在ICU搶救時，醫生一次次下達病危通知書。最初半年時間里，她不想吃飯和睡覺，出去打三份工，在不同企業做醫療器械注冊證的審核，為了支付昂貴的醫藥費，同時和丈夫一起照顧兒子。半年后，因為過于勞累，加上憂慮兒子的病情，她半邊身體麻痹，做了心臟手術才逐漸恢復。

那時她想，如果自己倒下，對昌碩無濟于事。她開始調整自己的心態，昌碩沒有突發情況的時候，她會看看書，寫寫字。

黯然神傷時，她會想起喜歡的作家海明威的小說《喪鐘為誰而鳴》，感受到每個人的命運是息息相關的，“昌碩的事情可能發生在任何人身上。”

為了讓自己不再胡思亂想，她在閱讀軟件上看過上百本書。她欣賞伏爾泰的人生觀：“人生其實是在為死亡做準備。你做出的各種努力，都是一種偉大的冒險。”

她把這種哲理投射到自己生命里，覺得所有辛苦都是有意義的，死亡并不可怕，前提是做過所有努力。

但回到母親的身份，她又有害怕面臨的現實——后期如果拿不出費用了，等待昌碩的只有死亡。

昌碩微信朋友圈的簽名摘自圣經：“生命在他里頭，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卻不接受光。”這是鄭建英寫的，她說，這里的“生命”指的是永生——戰勝死亡，獲得真理。

2024年1月底，昌碩33歲生日后半個月，他連續發燒了幾天。鄭建英到醫院的第一件事，就是把額頭貼在兒子額頭上，試探孩子的體溫。發燒是她最害怕的事情之一，擔心引起感染。

用了抗生素后，昌碩的體溫逐漸降下來。第四天，鄭建英確定孩子體溫正常，她捧起一本英文書，在兒子床邊讀給他聽，為了喚起他更多的記憶。過了會兒，她和丈夫合力把兒子扶起來，坐在床邊。鄭建英左手牽著兒子的右手，另一只手撫摸著兒子的頭，她用跟小孩子說話的口吻，說，你是不是都聽懂了？聽懂了就眨一下眼睛。

昌碩臉上露出淺淺的微笑。幾秒鐘后，他用力眨了幾下眼睛。

（陳安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