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6日，在全國兩會時間里，最高人民檢察院發布《檢察機關依法能動履職推動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法治建設典型案例（第一批）》。該批典型案例共6件，涉及愛國主義教育、女職工勞動權益保護、見義勇為、文明養犬等主題。

“能動履職”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成為這批典型案例的兩組關鍵詞，這樣的“搭配”將產生怎么樣的化學反應？

其實，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不是抽象的，是具體的，是需要用實在的法律和制度承接、實現、推動、保障的：我們想看到“好人有好報”，善行得激勵，不文明被懲罰，愛國主義教育旗幟鮮明，弱勢群體的權利得保障，想看到那金燦燦的24個字，照進我們的日常生活。而“能動履職”則意味著，檢察機關針對個案、類案發生的原因，通過制發檢察建議等方式參加國家治理，以檢察力量推動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法治建設。

以“愛國”來說，它本是一種樸素簡單的情感，而愛國主義教育則需要法治建設的保障。2021年，北京市豐臺區人民檢察院在履職中發現，盧溝橋景區等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對未成年人收取門票費。要知道，《未成年人保護法》第四十四條明文規定，愛國主義教育基地應當對未成年人免費開放。這意味著，這些響當當的愛國主義教育基地“違法”了，這不是幾元錢、幾十元的門票費用的問題，而是涉及愛國主義教育能不能得到更好貫徹，涉及既有法律實施的嚴肅性。

經過排摸之后，檢察院發現這不是個別現象，北京有40余家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存在對未成年人收取門票費的情形，有的是存在縮小免票主體范圍，有的附加了免票條件，有的區別對待不同地區參觀者。而且這些基地主管部門復雜，推動整改千頭萬緒，但是檢察院還是能動履職、知難而上。

北京市檢察機關部署全市三級檢察機關聯合開展專項監督活動，通過制發訴前檢察建議督促相關部門依法履職，推動40余家愛國主義教育基地依法對未成年人免費開放。這次成功的能動履職被寫進了最高檢的典型案例當中，將指導更多地方檢察院依法履職。這意味著，全國范圍內更多的類似問題得到糾正。

哪里有法律治理的漏洞，哪里就有檢察機關的能動履職；哪里有公眾對社會治理的更高期待，哪里就有檢察機關的主動作為。

在另一起案例中，吉林省磐石市73歲的丁某某，為救鄰居勇斗持刀傷人的歹徒，被刺成重傷，花費醫療費10萬余元。但是，之后歹徒死亡了，也沒有可執行的財產，被救鄰居也無力補償，而醫保中心又認為，丁某某的傷情是第三人加害造成且無法向第三人追償，認為不符合醫保報銷條件。

見義勇為的英雄“流血又流淚”，似乎掉進了制度的縫隙當中，法定的賠償、補償、醫保都向他關上了門。英雄的故事不能留下一個灰色的句號，這種“誰都不管”的尷尬，恰恰需要檢察機關主動履職、能動履職，以“我管”促“都管”，起到兜底的法律監督作用，讓既有法律不再空轉，讓抽象的法條在個案中溫暖到當事人。

之后，磐石市人民檢察院向市醫保局提出檢察建議，并進行宣告送達，建議其健全完善醫療保障制度機制，及時報銷本案見義勇為人員醫療費用。最終老英雄的醫保報銷得到了妥善解決。

“一人興善，萬人可激”，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鼓勵見義勇為、匡扶正義，但是人間正氣是需要制度支撐、社會關懷的，當個別職能部門因為機械理解法條、職權不明確等原因而違法行使職權或者不行使職權時，就需要檢察機關的主動履職，實現案件的源頭治理、綜合治理。

我們看到，這些年來，檢察機關的能動履職碩果累累，“業務條線”越來越廣泛，案例里的“新面孔”不斷出現。那些看似“邊邊角角”的問題，卻關乎一個個具體公民的權利和幸福，體現著法律的真實溫度。“道不可坐論，德不能空談”，社會主義價值觀是需要有具體的載體、場景和實踐的，才能內化于心。而檢察機關的能動履職，則做到了見微知著、舉一反三、主動出擊、主動追問，從治罪邁向治理，以法之名維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