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上海博物館東館開館的首個特展，“星耀中國：三星堆·金沙古蜀文明展”正在上博東館展出。展覽匯聚了來自全國28家文博考古單位的363件/套重要古蜀文物，通過“天行乾道”“地勢坤物”“人和明德”三大主題向公眾揭示古蜀文明的面貌、內涵、特點以及來龍去脈。其中約三分之一的展品為最新考古發現，如金面具笄發青銅人頭像、青銅豬鼻龍、豎披發青銅人像、青銅大面具、青銅長發跪坐人像、青銅神獸等。

本文為此次展覽策展人、上海博物館研究館員胡嘉麟為展覽所撰學術文章《中華文明視域下古蜀文明的包容性與創新性》，篇幅所限，澎湃新聞分上下兩篇予以刊發，此為下篇。通過此文，將加深讀者觀眾對古蜀文明的內涵、本次展覽的架構及策展思路的認知。

古蜀文明的創新性

中華文明源遠流長、始終保持生機活力的發展歷程，得益于在傳承中創新與融合中創新的文化根基。創新性是中華文明連續發展的動力源泉，宇宙觀、歷史觀等精神創造雖然也在不斷發展，但傳承和延續是主流，創新發明更多地體現在物質文化方面。古蜀文明匯聚了來自西北地區和西南地區，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的諸多族群和文化因素，最終融入中華文明體系之中帶來充滿活力與創造性的文化因素。這是對中華文明的重大貢獻，使得中華文明彌久歷堅、生生不息。三星堆遺址和金沙遺址考古發現的青銅器、金器和玉器具有突出的創新性特征，為世界古代文明發展歷程中具有標志性意義的中國青銅時代譜寫了豐富多彩的華章。

（一）青銅器

三星堆文化最令人感到神秘和震撼的地方就是以青銅神樹、祭壇和各種神靈動物組成的祭祀神靈系統，以及由高大的青銅人像、各種發式的青銅人頭像和造型奇異的青銅面具組成的祭祀人物系統。二者之間的結合構成了古蜀人對天地山川、祖先神靈祭祀的歷史場景。張光直先生曾說：“中國青銅時代的最大的特征，在于青銅的使用是與祭祀和戰爭分離不開的。換言之，青銅便是政治的權利。”中國古代的宇宙觀分為天地人神不同層級，只有巫覡通過巫術儀式和宗教活動才能溝通分層世界中的天地人神。三星堆遺址的發現，第一次將中國古史傳說中被認為是“神話”的歷史場景通過實物的方式再現。

在中原文明和古蜀文明的古史傳承體系中，顓頊都有重要的地位。蒙文通先生稱“自黃帝而后，要以顓頊最為杰出”，最大的貢獻在于“乃命重黎，絕地天通”。《國語·楚語》記載：顓頊“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顓頊結束了自遠古以來人神不分的局面，從此溝通天地人神需要仰仗巫祝與巫術。《山海經》中古史傳承體系不是以黃帝為中心，而是以帝俊和帝顓頊為中心。已經有不少學者注意到《山海經》描述的“天下之中”不是中原地區，主要在巴蜀、荊楚之地，其中許多篇章都可能是巴蜀地區所流傳的典籍。蒙文通先生稱：“《山海經》于岷江上游又著岷山、嶓山、崍山、女幾之山、高山、曼山，又著岷三江、南江、北江，《山海經》所載至廣，而獨于此岷江上游蕞爾之地載之至詳。”因此，《山海經》所代表的文化體系與中原不同，屬于南方文化系統，特別是與巴蜀、荊楚的文化關系特別密切。那些看似“荒誕不經”的古史傳說，恰好反映了以顓頊為核心的古蜀文明極重天地鬼神和人神溝通的歷史背景，與三星堆遺址的考古發現多有契合之處。

圖26 金沙遺址出土的太陽冠青銅人像

三星堆遺址出土的青銅太陽形器、青銅神樹，金沙遺址出土的太陽神鳥金飾、太陽冠青銅人像（圖26），以及各種有太陽紋或太陽神面紋的裝飾題材均反映了古蜀文明強烈的太陽崇拜。這種宗教信仰不僅在中國，而且在世界范圍許多民族中都存在。有學者通過研究東西方太陽崇拜表現的不同藝術形式提出“將太陽與鳥聯系在一起，將太陽表現為鳥或將太陽神表現為人首鳥身，并有東西太陽神樹和十日神話的背景，這是中國古代許多地區都曾經有過的傳統思想，具有鮮明的中國的特征。”

圖 27 三星堆遺址二號祭祀坑出土的青銅神樹

古蜀文明的宗教觀念與同時期的中原文明略有差異，中原文明更強調祖先崇拜的重要性。太陽崇拜在古蜀文明的思想觀念中占據核心地位，并且通過青銅器表現得相當直觀和具體，這是古蜀文明的一個主要創新處。三星堆遺址發現的多棵青銅神樹，學術界普遍認為是《山海經》等文獻所載的“扶桑”、“若木”、“建木”。《山海經·海外東經》記載：“湯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齒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局下枝，一日居上枝。”《山海經·大荒東經》記載：“湯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載于烏。”《山海經·大荒北經》又記：“大荒之中，有衡石山、九陰山、泂野之山，上有赤樹，青葉赤華，名曰若木。”《淮南子·地形訓》記：“若木在建木西，末有十日，其華照下地。”三星堆遺址發現的一號神樹（圖27）和二號神樹均為十枝十鳥，鳥又可稱作金烏。中國古代神話中，大地盡頭的東方海隅有一棵“扶桑”或“扶木”的神樹，大地盡頭西方的天涯有一棵“若木”或“細柳”的神樹，兩棵神樹停歇著十個太陽，十個太陽都是背負在神鳥背上輪流在天上巡行，故而十只神鳥可以被視為太陽的化身。

圖28 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出土的太陽紋陶方鼎（左） 圖29 湖南桂陽千家坪遺址出土的太陽神鳥紋陶器（右）

黃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和馬家窯文化都發現有抽象的太陽紋和鳥紋，還有飛鳥與圓點組合的圖案推測可能是太陽鳥背負太陽運行神話的體現。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出土的一件陶方鼎（圖28）裝飾有太陽紋，說明太陽崇拜的信仰在夏代依然存在。長江流域的太陽崇拜表現得更為直接，雖然時代、地域不同，藝術形式卻基本相同。在公元前6000年—前4500年的高廟文化中，已經出現將鳥和太陽放在一起構成太陽神鳥的固定組合。例如，湖南桂陽千家坪遺址出土的太陽神鳥紋陶盤（圖29），鳥體中央有太陽形圖案寓意著“神鳥載日”。在公元前5000年—前4000年的河姆渡文化中，發現了數件裝飾太陽神鳥紋的骨牙器和木器。其中有一件雙鳥朝陽紋象牙蝶形器（圖30），雙鳥展翅中間托舉太陽。此外，在良渚文化、凌家灘文化和石家河文化中都有太陽崇拜的觀念和相似的藝術表現形式。由此可知，古蜀文明的太陽崇拜觀念、以及神祇形象和組合形式是史前時期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普遍存在的，伴隨著人群與文化的交流融合最終在長江上游的成都平原構建起龐大的體系。

圖30  浙江余姚河姆渡遺址出土的雙鳥朝陽紋象牙蝶形器

三星堆遺址的青銅人像和青銅面具氣勢磅礴、威嚴神圣，具有強烈的地方特點與濃郁的宗教色彩。中原文明的青銅器主要是作為禮器，并不崇尚對偶像的制作。在西遼河流域的紅山文化，黃河流域的仰韶文化，長江流域的大溪文化，以及西北地區的四壩文化都曾有史前時期的人物造像藝術。但是這種人像傳統并未在夏商周時期得以延續。石家河文化的玉人像與古蜀文明的青銅人像卻存在太多相似的文化因子。因此，三星堆文化的青銅人像無疑是繼承了中國史前文化的造像傳統，并將良渚文化、石家河文化以來長江流域普遍盛行的巫覡制度推行到一個鼎盛階段，這是古蜀文明又一個主要創新處。

圖31 三星堆遺址二號祭祀坑出土的青銅大立人像

各種青銅人像和青銅面具大致分為神、巫、人三類，不同的人物形象在身體造型、動作姿態和衣服裝束上都有所區別，指明他們的身份地位和職能不同。在以神權為主的古蜀社會中，這些青銅人像和青銅面具是古蜀王國社會結構組織的真實反映。其中最引人注目的青銅大立人像（圖31），頭戴獸面高冠，身著雙尾左衽龍紋長衣，雙手呈環握狀持有神器，站立于獸面高臺之上，代表的可能是大巫師、大祭司一類的領袖人物。身穿長衣短裙，肌肉遒勁的小立人像可能是地位相對較高的神職人員。跪坐小人像多呈持物狀，有的手持牙璋，有的頭頂尊，有的背負罍，表現的可能是正在向神靈供奉祭品的低級神職人員。此外，還有抬杠、負重的跪坐人像代表地位普通的祭祀者，以及具有鳥人造型特點的神人形象（圖32）。這種神人形象也是長江流域普遍存在的一種藝術形式，例如江西新干大洋洲出土的鳥人玉飾（圖33）。

圖 32 三星堆遺址二號祭祀坑出土的青銅鳥人像

圖33 江西新干大洋洲出土的鳥人玉飾

青銅人頭像的主要有平頭頂辮發和圓頭頂笄發兩種，有學者認為這是代表了兩個不同的族群，進而提出古蜀國由兩個族群聯合執政，笄發是從事宗教活動的神職人員，辮發族群是從事世俗職業，執掌政治、經濟和軍事事務。但是，從三星堆遺址最新的發現來看，手持龍首權杖的辮發人像站立于神人面鳥身頭頂的青銅尊之上，表明這位人物的身份地位要超越一般的神靈。所以，在三星堆遺址中辮發族群的社會地位可能高于笄發族群。

圖34 甘肅張掖山丹縣霍城鎮劉莊村出土的青銅人像

圖35 陜西寶雞茹家莊 弓魚 國墓地 M1 出土的青銅人像（左） 圖 36 陜西寶雞茹家莊 弓魚 國墓地 M2 出土的青銅人像

青銅人像是古蜀文明的標志性成就，對周邊地區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2010年甘肅張掖山丹縣霍城鎮劉莊村修建水庫發現一件青銅人像（圖34），頭頂挽左右雙髻，腦后三股束發辮，狹長的杏形眼，闊鼻方嘴，吻部前突，雙手操蛇，雙腿一前一后作行進狀站在一件器物上，人像左臂和器物均殘失。這件青銅人像的面部特征、發式服飾雖然不見于三星堆遺址，但是與三星堆青銅人像的整體風格卻有相似性，兩者之間應有密切的聯系。陜西寶雞茹家莊弓魚 國墓地M1和M2分別出土了兩件青銅人像（圖35、36），雙手呈環握狀持物的造型與三星堆青銅人像相似。從漢中地區走“陳倉道”，穿過秦嶺即到寶雞。還有一條“儻駱道”也是從漢中地區進入關中地區的古道，陜西西安周至縣是這條要道在秦嶺北側的門戶。在這里曾發現一件與三星堆文化極為相似的青銅人頭像（圖37），但是這件青銅人頭像的雙目并不突起，顯然不是三星堆文化直接輸入的器物，可能為鄰近地區的仿制品。

圖37 陜西西安周至縣文化館收藏的青銅人頭像 

青銅面具分為人面具和獸面具兩類，人面具為U 形深漕狀，獸面具基本為平面。關于三星堆青銅面具的使用方式，眾說紛紜。有的認為是作為祭祀對象懸掛使用，有的認為是當作圖騰柱使用，還有的認為是安置在泥質或木質偶像上的裝飾物。《周禮·夏官·方相氏》記載：“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以索室驅疫。”所以面具是神的載體或神的物化，是人神轉化的重要工具和媒介。從考古發現來看，面具是長江流域廣泛存在的一種文化形式。江西樟樹市吳城遺址出土有一件商代中期的紅陶面具，有學者推測可能是鑄造青銅面具的陶范。新干大洋洲出土有青銅神人大面具（圖38），其使用方式與三星堆面具有相似性，都不是人來佩戴的，而是用于懸掛或放置的。在中原地區青銅面具發現較少，河南安陽侯家莊西北崗M1004出土有一件青銅面具（圖39），人物面部特征更為寫實，其使用方式也是用來懸掛的。三星堆獸面具的風格與湖北天門譚家嶺、湖南澧縣孫家崗發現的獠牙神面玉飾非常接近，說明這種面具是受到石家河文化的影響。在陜西漢中城固五郎鄉發現的青銅人面具和獸面具，與陜西西安戶縣老牛坡發現的青銅人面具和獸面紋基本相同。這些青銅面具雖然與三星堆面具的風格有所差異，可能都是受到其影響的產物。

圖38 江西新干大洋洲出土的青銅神人面具

圖39 河南安陽侯家莊西北崗M1004出土的青銅面具

圖40 三星堆遺址一號祭祀坑出土的龍虎尊

圖41 安徽阜南出土的龍虎尊

圖42 三星堆遺址二號祭祀坑出土的獸面紋尊

圖43 湖南華容東山出土的獸面紋尊

三星堆遺址出土的青銅容器有尊、罍、壺、瓿、觚、盤等，尤以尊和罍的數量最多，卻沒有中原地區常見的鼎、鬲、簋。根據考古發現的遺跡，尊和罍都盛放有海貝、玉器等物品，與中原地區作為盛酒的容器不同。所以有學者認為“三星堆祭祀坑出土青銅尊、罍并不作為酒器使用，應是祭祀禮器。其使用方法之一就是讓人將尊頂在頭上向神靈獻祭，而獻祭物品就是海貝、象牙珠等從其他地區貿易交換來的珍貴物品。”這些青銅器屬于中原系統的青銅禮器，表明古蜀人深知這種“禮器”的重要性。有的器物紋飾制作精細，羽狀列鰭紋極為流行，或與殷墟青銅器有直接聯系。有的器物合金鉛錫量較高，器物表面泛銀白色，或與漢水流域青銅器有關。有的器型高大厚重，紋飾制作稍粗，與長江中下游地區的青銅器有關。例如，三星堆遺址一號祭祀坑的龍虎尊（圖40）與安徽阜南縣的龍虎尊（圖41）紋飾主題、結構相似，但是三星堆龍虎尊的制作粗糙，顯然系仿制的產品。二號祭祀坑的獸面紋尊（圖42）與湖南華容東山的獸面紋尊（圖43）造型、紋飾基本相同，都是三段式大口尊，高圈足是湖南青銅尊的顯著特色，三星堆獸面紋尊可能系湖南地區的舶來品。二號祭祀坑的獸面紋罍與湖南岳陽魴魚山獸面紋罍也非常相似，在容器內裝盛小件玉器、銅斧、海貝的現象在湖南也曾多次發現。此外，在重慶巫山、湖北江陵、湖北棗陽、湖南平江、安徽六安等地都出土有與三星堆青銅尊和青銅罍相同或相似的器物。由此可知，三星堆青銅禮器與長江中下游地區的關系最為密切，屬于同一個青銅文化體系。

圖44 三星堆遺址三號祭祀坑出土的青銅頂尊跪坐人像

圖45 三星堆遺址三號祭祀坑出土的獸面紋尊

三號祭祀坑出土一件青銅頂尊跪坐人像（圖44），由青銅大口尊和青銅跪坐人像兩部分組成。青銅尊與長江中下游地區的器物相同，但是頸部所裝飾的三組垂龍飾和垂獸飾卻不見于長江中下游地區。根據口沿發現的短柱形鉚接結構，可知垂龍和垂獸的附件是后加上去的，這是三星堆青銅容器的創新處。青銅尊的圈足與青銅人像頭頂的平板鑄接而成，并將青銅尊圈足的紋飾熔鑄掉一部分。因此，這件青銅尊顯然是外來的器物，古蜀人對其添加各種神靈動物，將之融入到本地的祭祀文化系統中。三號祭祀坑還出土一件獸面紋尊（圖45），頸部和圈足鉆有多處圓孔，這種現象在三星堆遺址的青銅器上普遍存在而不見于其他地區，可能是為鑄接附件特意制作的。所以這件獸面紋尊是古蜀人改制的半成品，顯示了三星堆的青銅工藝受到周邊地區的影響又有獨特的創造。

圖46 三星堆遺址出土的青銅牌飾

圖47 三星堆遺址出土的鏤空幾何紋青銅牌飾

三星堆遺址出土的青銅牌飾與二里頭文化的非常相似，但不是二里頭文化直接影響的結果。二里頭文化的鑲嵌綠松石青銅牌飾主要是獸面紋。1985年甘肅廣河出土的鑲嵌綠松石青銅牌飾，以及天水市博物館收藏的鑲嵌綠松石青銅牌飾與二里頭文化的相同或相似，顯示二里頭文化與齊家文化之間密切的文化交流。三星堆遺址出土的一件青銅牌飾（圖46），整體為非鏤空平板狀，背中部有長突棱，與新疆哈密天山北路遺址出土的相似。天山北路文化為公元前1800年—前1200年，年代大體相當于夏代晚期至商代晚期。此外，在三星堆遺址還出土有兩類鑲嵌綠松石青銅牌飾，一類是鏤空的幾何紋裝飾（圖47），與天山北路青銅牌飾也很相似。一類是具有動物紋因素的裝飾，與二里頭文化和齊家文化有關。因此，三星堆青銅牌飾是中原地區和西北地區兩種文化融合創新的結果。

圖48 金沙遺址祭祀區平面圖

三星堆遺址和金沙遺址還出土大量仿玉器的青銅器，包括青銅璧、青銅琮、青銅戈、青銅璋等。仿玉青銅器最早在石峁遺址和陶寺遺址就有發現，主要是青銅璧和多齒青銅環。古蜀人延續了中原地區龍山時代以來的傳統，有領青銅璧仿制的是當時非常流行的有領玉璧。青銅琮的造型則與玉琮不同，并非外圓內方而是外方內方，與有領青銅璧外圓內圓的造型正好相配。考古發現金沙遺址的有領青銅璧和青銅琮是共存關系（圖48），表明兩者之間的組合可能反映了古蜀人“天圓地方”的思想觀念。《大戴禮記·曾子天圓》記載：“天之所生上首，地之所生下首。上首之謂圓，下首之謂方。如誠天圓而地方，則是四角之不揜也。”《淮南子·天文訓》記：“天道曰圓，地道曰方。”蓋天說是中國古代產生最早的宇宙模式，具體表述為“天圓如張蓋，地方如棋局”。馮時先生稱：“最早的蓋天說卻有著致命的毛病，因為天和地假如真像人們所說的那樣是圓的和方的，那么將圓天和方地重疊起來，地的四角則不能被天完全罩住，就像玉琮的平面圖形所顯示的那樣，這當然是令古人十分恐懼的事情。”青銅璧和青銅琮反映古蜀人的宇宙觀念有了明顯進步，天與地一圓一方，中部的高領象征著天和地都是中央隆起而四周低下。尤其是青銅琮中央為方形，四周邊緣呈圓角方形，這為后來渾天理論的產生奠定了基礎，是古蜀文明對中華文明宇宙觀的重要貢獻。

（二）金器

在中國青銅時代，中原地區制造和使用金器并不普遍。三星堆遺址和金沙遺址發現大量的金器制品是古蜀文明的重要標志。故而，有學者認為金器屬于外來文化因素，在文化形式和風格上完全不同于巴蜀本土的文化，在巴蜀本土完全找不到這類文化因素的淵源。在殷商時期的全中國范圍內，同樣也找不到這類文化形式及其淵源。這些文化形式淵源于古代近東文明。更有不明就里者無視中國的考古發現，將西方文化的影響過度夸大。須臾之間，三星堆文化為古代近東文明的說法甚囂塵上。

圖49 河南鄭州商城書院街M2出土的金覆面

河南湯陰龍山文化遺址中已經發現有金塊，說明在史前時期黃金已經被發現并被簡單利用，但尚未制成黃金飾品。中國最早的金器發現于甘肅玉門火燒溝遺址，四壩文化的年代大約在公元前1900年—前1400年，主要為金耳環、金鼻飲等飾件。在陜西渭南華州、河南鄭州商城、山西石樓和保德、河北藁城、北京平谷劉家河等地都發現有商代中期的金器，廣泛分布于黃河流域。鄭州商城二里崗上層墓葬內曾出土金葉制成的夔龍紋飾件，2021年鄭州商城書院街M2又出土一件金覆面（圖49）和金泡飾，可知中原地區并不缺失使用金器的傳統。2013年湖北黃陂盤龍城楊家灣M17出土的鑲嵌綠松石器，以金飾片作為獸面的目、鼻、耳，表明商代中期的長江流域也使用黃金制品。商代晚期三星堆遺址出現大量金器的歷史邏輯，是建立在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文化技術交流的基礎上，而不是古代近東文明傳播擴散的結果。

圖50 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出土的象牙權杖（左）圖51三星堆遺址八號祭祀坑出土的青銅持龍首權杖人像（右）

三星堆遺址的金器主要包括金權杖、金面具、金箔飾、金料塊等。金權杖原是包附在一根木棍上面，由于埋藏時間太久，木棍已經碳化，只留下呈圓筒狀的金箔。世界各個古文明都有國家權力系統的最高權力象征物。在美索不達米亞和古埃及文明中，權杖成為國家權力、宗教權利和經濟權利的代表。在中國古代文明中，斧鉞是君權和王權的象征。許宏先生稱：“考古學觀察到的現象是，西來的權杖文化和中原地區以鼎、爵為代表的禮器文化都見于半月形地帶或‘中國弧’區域，但權杖基本沒能進入這一地帶所圈圍的東亞大陸腹心地區，而鼎、爵等中原王朝文明的禮器，則沒能突破這個半月形地帶或‘中國弧’。而既出現了金質權杖，又有中原風格的禮容器出土的三星堆遺址和金沙遺址，恰好就位于這個半月形文化傳播帶或‘中國弧’上。”受到北方草原文化影響，中國西北地區發現不少權杖遺存，主要表現為石質或青銅質的權杖頭。寶墩文化曾發現象牙權杖，二里頭文化中也發現有象牙權杖（圖50）。所以，三星堆遺址的金權杖并不是近東文明直接輸入的產品，而是繼承了中國本地的權杖文化，特別是八號祭祀坑新發現的青銅鏤空龍首權杖（圖51）具有中國標志性的龍文化元素。并且三星堆文化的權利象征物還有中國傳統的斧鉞，表現了兩種文化系統的融合。

圖52  金沙遺址祭祀區出土的金面具

三星堆遺址五號祭祀坑出土的金面具是迄今中國境內發現尺寸最大、形體最為厚重的金面具。金面具的邊緣均向內收，可能是覆于其他質地的面具之上。金沙遺址祭祀區8號禮儀性堆積出土的金面具（圖52）與三星堆金面具形制相近，屬于同一文化系統。金面具使用錘鍱工藝完成整體造型，再通過脫鏨和裁切的技法形成眉目等透雕輪廓，最后以軋亮的方式使其光彩奪目。金箔飾數量較多，種類豐富，主要有人首鳥身形飾、虎形飾、四叉形飾、璋形飾、魚形飾、葉形飾、圓形飾、直條形帶飾等，其中璋形飾、魚形飾、葉形飾和圓形飾明顯見有可供穿掛的小孔，應是神樹或其他器物的構件或裝飾。

圖53 金沙遺址出土的太陽神鳥金飾

金沙遺址出土的太陽神鳥金飾（圖53）系錘鍱制成，圖案采用了切割技術。內層圖案的中心為一個鏤空的圓圈，周圍有十二道等距分布的月牙狀圖形象征著光芒四射的太陽，外層圖案為四只逆向飛行等距的鳥，環繞著內層的太陽圖形。這件金器構思奇特，工藝精湛，在有限的空間內達到無限的遐想。一起發現的還有金蛙形飾，使用很薄的金箔制成，蜷曲的四肢，葫蘆形的頭部，尖桃形的蛙嘴，特別是沿著蛙形飾的一周鏨有連珠紋，應該是表現青蛙或蟾蜍身上的疙瘩。八件金蛙形飾與太陽神鳥金飾可能構成一個組合關系，反映了這個時期的太陽崇拜中又出現月亮的觀念。《淮南子·精神訓》記有“日中有駿烏，月中有蟾蜍。日月失其行，薄蝕無光。”駿烏是馱日飛行的太陽神鳥，蟾蜍就是月中神靈。

《山海經·中山經》記載：“又東北三百里，曰岷山。江水出焉，東北流注于海，其中多良龜，多鼉。其上多金玉，其下多白珉。”又記“（岷山）又東北一百四十里，曰崍山。江水出焉，東流注大江。其陽多黃金。”根據文獻記載，四川境內的金沙江、雅礱江、大渡河、岷江、涪江等水系均產沙金。流經三星堆遺址的鴨子河上游出產沙金和狗頭金，這些可能是三星堆金器原料的主要來源之一。成都平原周圍富饒的礦藏原料、周邊地區的技術支持和普遍流行的文化觀念構成了三星堆金器獨特的文化面貌，與近東文明的金器形同質異。所以，三星堆遺址和金沙遺址是中國青銅時代黃金工藝最發達的地區。

（三）玉器

古蜀文明的玉器種類包括禮器、工具、飾件三類，其形制特點與黃河流域、長江流域的史前玉器屬于同一體系，是中國玉器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大多工具類玉器沒有發現使用痕跡，與禮器的功能用途一樣，是在祭祀活動中供奉的祭器或是與神靈溝通的法器。《華陽國志·蜀志》記載：“有玉壘山，出璧玉，湔水所出。”古蜀文明的玉器多數為不透明或半透明狀，色澤以白色和灰白色為主。玉器材質主要是閃玉石，其他的還有蛇紋石玉、石英、大理巖、長石等。大部分原料可能來自成都平原西北龍門山一帶。

《周禮·春官·大宗伯》記載：“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從文化系統來看，古蜀文明的玉璧和玉琮具有來自以良渚文化為代表的長江中下游和以齊家文化為代表的黃河中上游兩個方向的影響。例如，三星堆仁勝村墓地出土的玉璧形器與良渚文化早期玉璧較為接近，三星堆遺址和金沙遺址大量的玉璧，特別是大型成組的石璧可能也是受到良渚文化的影響而產生。金沙遺址出土的十節玉琮，上大下小，每面正中開豎槽，器身分出十節，以邊角為中軸雕刻簡化人面紋。這件器物與上海青浦福泉山、江蘇武進寺墩、吳縣草鞋山等良渚文化晚期遺址出土的玉琮形制十分吻合，應是從長江下游輾轉流傳的良渚文化晚期玉琮。但是，在這里有良渚文化風格的玉琮發現較少，大量的玉琮是上下大小基本一致，不分節槽，大多素面，與齊家文化的玉琮更為接近。金沙遺址還流行一種矮體玉琮，形如玉鐲狀，也是齊家文化玉琮的特點，并且在江西新干大洋洲和殷墟婦好墓都有發現。

圖54 三星堆遺址二號祭祀坑出土的青銅持璋跪坐人像

《周禮·春官·典瑞》記載：“圭璧以祀日月星辰，璋邸射以祀山川。”玉璋是古蜀人祭祀儀式中最重要的禮器，是巫師溝通神靈，祭祀天地、山川的媒介。三星堆遺址二號祭祀坑出土有一件青銅持璋跪坐人像（圖54），手持牙璋作正在祭祀的狀態。三號祭祀坑新發現的青銅站立人像，手持有鳥形璋。二號祭祀坑還出土有“祭山圖”玉璋（圖55），每幅圖案以帶狀云雷紋分隔為上下兩段，上下段圖案均以人居上，山其下，人與山之間用平行線分隔。山岳由兩座山峰相連，山峰橫插一根象牙，山下豎插一柄玉璋。下段山上跪坐三人，各戴山形冠，耳飾為兩套環，雙手環握胸前。上段山上站立三人，各戴平頂冠，耳飾為鈴形，雙手環握胸前。金沙遺址也出土有“祭祀圖”玉璋（圖56），以上下兩層云雷紋和四道弦紋為分隔帶，祭祀者頭戴高冠，跪坐在地，肩抗著象牙舉行祭祀儀式。有學者認為人像肩部所抗之物是玉璋造型的象牙。由此可知，古蜀人祭祀山川使用的是玉璋和象牙的組合方式，這是古蜀文明“以玉事神”的生動寫照。

圖55 三星堆遺址二號祭祀坑出土的“祭山圖”玉璋和線圖

圖56 金沙遺址出土的“祭祀圖”玉璋和線圖

玉璋出現于山東龍山文化早期，龍山時代和夏商時期非常盛行。在古蜀文明的玉器中數量最多、形態最豐富，主要分為三種類型。一是邊璋，有前端為平刃和斜刃兩種。二是牙璋，前端呈兩個尖角的凹弧形刃和深V字形刃兩種。三是魚形璋，射呈長三角形，前端缺口呈V字形。《周禮·玉人》記載：“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又記：“牙璋、中璋七寸。”鄭注：“于大山川則用大璋，加文飾也，于中山川用中璋，殺文飾也，于小山川用邊璋，半文飾也。”漢儒以玉璋形體大小來確定名稱，顯然是不對的。平刃邊璋、斜刃邊璋和凹弧形刃牙璋保留了中原地區的風格，牙璋闌部的“獸首式扉牙”與石峁遺址的關系密切。朱乃誠先生認為：“二里頭文化牙璋傳至成都平原的途徑，可能是取道隴西，并通過隴南至川西北的文化通道到達成都平原。二里頭文化牙璋流傳到成都平原的過程，不僅僅是牙璋器物本身的傳播，而應是反映了一批文化遺存所代表的二里頭文化的一支系人群的遷徙。”深V字形刃牙璋和魚形璋具有鮮明的本地特色，是古蜀文明玉璋的一種創新形式。金沙遺址的小型玉璋已經完全失去其神秘、威嚴的感覺，開始轉變為明器。

玉戈主要出現于二里頭文化時期，繁盛于商代晚期。古蜀文明的玉戈有的是中原地區的樣式。一般為體形寬大，中部較厚，援身較寬，援的前端有尖刺的前鋒，中部有突起的中脊。有的體現了當地的文化特色，一種是玉璋和玉戈相互影響的魚形戈，前鋒磕成缺口，鋒尖分叉。另一種是兩側邊刃呈連弧形曲刃，與三星堆遺址和金沙遺址發現的曲刃銅戈的形制相似。這兩類玉戈僅見于三星堆遺址和金沙遺址，是古蜀文明玉戈的一種創新形式。

此外，一些制作精美的玉鑿、玉錛、玉斤等器物，未見明顯的使用痕跡，可能并非實用工具，而是具有禮儀性質的禮器。其中，凹刃玉鑿是古蜀文明最具地域特點的器物之一。這類器物是由成都平原寶墩文化遺址中的小型凹刃石鑿演變而來。凹刃玉鑿在三星堆遺址發現不多，金沙遺址大量出現。大多數器物選料精美，制作考究，是金沙遺址祭祀活動的重要物品。然而，凹刃石鑿在云南東南部、廣西西部、越南馮原文化等地都有少量發現，表明古蜀文明與中國東南地區的文化交流。

結語

古代中國不同區域文明演進模式和發展道路的差異，決定了存在不同的區域文化傳統。從新石器時代開始，中華大地就出現了八大文化區系和數個小文化圈，它們有自己的文化傳統。這些文化圈又相互影響，每個文化都為中華文明的形成起到一定作用，貢獻出自己的文化因素。隨著不同區域文化的頻繁接觸，各個文化圈相互作用、相互影響就構成了一個大的“相互作用圈”，“多元”漸漸走向“一體”。夏商周三代時期，“某種層面的文化一體化完成，文化大傳統初步形成。這個大傳統的突出特點就是禮樂文化、禮樂制度，其背后是祖先崇拜信仰。”以良渚文化、石家河文化為代表的長江流域文化是重視神權、具有濃厚的神鬼崇拜信仰為特色。古蜀文明的思想觀念和物質文化體現了與長江流域早期文化傳統的相似性和繼承性，是神權政治和神鬼信仰“文化小傳統”在長江流域的傳承。

神話傳說是全世界古代文明發展中不容忽視的一項歷史記錄，是研究任何一種古老的文明系統最基本的支撐點。十九世紀德國人海因里希·謝里曼根據荷馬史詩《伊特利亞》發現了傳說中的特洛伊古城，揭開了古希臘歷史考古的序幕。中國古代傳世文獻中大量的古史傳說并非毫無根據，而是隱藏著極為宏大的歷史背景。四川盆地雖然有大山阻隔，卻能通過水道河谷與外界溝通，南北向和東西向的族群不斷進入成都平原，不同的文化在此交匯、交融，催生了新的區域文明。以《山海經》為代表的傳世文獻與三星堆遺址的考古發現相契合，證實了古蜀文明與周邊地區文明密不可分的關系。

古蜀文明并非是外來的、封閉的文明體系，而是原生的、開放的，具有包容性和創新性的文明體系。古蜀文明匯聚了周邊地區的貴重物、資源、技術、觀念、人員，從而創造出獨放異彩的地方性文明。這樣的多元融合使得成都平原成為長江上游的文明中心，是中華文明的重要起源之一。古蜀文明與周邊地區文明的關系，實質上是一個互動、雙向以至多向的文化交流。因此，有學者認為成都平原是一個知識中心或者神圣區域，古蜀文明向外輸出的“可能是知識形態的而非物化的產品，這是一種更為高級的產品”。

長江流域是一個廣闊的文化傳播帶，具有共同的精神崇拜、共同的信仰體系、共同的藝術表現形式，由此形成了思想和藝術上的某種統一性。這種統一性正是以后統一國家和大一統觀念形成的一個思想基礎。四川三星堆遺址和金沙遺址的考古發現揭示了中原以外的邊緣地區文化的特殊性，及其在中華文明起源格局中無可替代的重要意義，展現了古蜀文明在中華文明宏大格局中的獨特性和重要性。

《星耀中國：三星堆·金沙古蜀文明》特展圖錄

（本文原刊于“星耀中國：三星堆·金沙古蜀文明展”同名圖錄《星耀中國：三星堆·金沙古蜀文明》，澎湃新聞經作者授權刊載。略有刪節，原文有注釋，此處省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