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月初開啟的新一輪印度農民抗議仍未有停下的苗頭。3月6日，抗議農民向首都新德里特區“進軍”，以表達維持農產品最低購買價格保障的訴求。

據《光明日報》報道，印度近日爆發名為“挺進新德里”的農民抗議活動。新德里附近的公路上，一排排拖拉機等農用車輛與警車對峙，天空中一只只風箏與噴灑催淚瓦斯的無人機纏斗。大批農民戴著泳鏡，蒙著面巾，揮舞著甘蔗在濃煙中向警察沖去……農民群體與政府已開展多輪談判，但未有進展，游行示威活動已漸漸演變為暴力沖突。

最初，抗議者主要訴求是希望印度立法保障農作物的最低收購價格。印度政府每年都會就20多種農作物的支持性收購價格向市場提出建議，但國家機構只會在收購大米和小麥兩種作物時設立保障價格，僅惠及6%的農民。

本次抗議活動距離上一次印度大規模農民抗議已過去數年。“2020年至2021年的農民抗議是為了迫使莫迪政府撤回當時的三項‘松綁’農業新法，這次的爆發則主要出于疑慮和擔心。”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南亞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張書劍對澎湃新聞記者（www.6773257.com）分析說。印度今年將舉行議會選舉，民調預測普遍認為莫迪領導的印人黨政府將順利連任。

“西北部的農民更有動員力”

本輪抗議涉及印度200多個農民團體。2月13日，他們以政府未能履行在“保障農作物最低收購價格”等方面的立法和改革承諾為由，發起大規模抗議活動。抗議主力來自印度西北部的旁遮普邦，包括全國其他地區的農民在內的1萬余人駕駛著2000余輛拖拉機、鏟車等農用車輛不斷向新德里方向匯集，與印度安全部隊直接對壘，在距離新德里200公里的旁遮普邦和哈里亞納邦交接地帶形成對峙。

農民團體訴求說，印度中央政府需要出臺法律，擴大當前政府農作物最低收購價的覆蓋范圍，固定所有糧食的最低價格。應對訴求和對峙的局面，印度政府與抗議團體展開了多輪談判，但雙方未取得共識。

目前，沖突已經陷入常態化，農民用帳篷和防水布條將拖拉機和卡車改裝成臨時住房，還在一旁建立了社區廚房，用附近村莊的蔬菜和面粉做飯吃。當局則設置了混凝土和鐵絲網的路障，并在高速公路上布置了一排排金屬釘，以阻擋拖拉機和卡車車隊前進。

對陣雙方一度爆發直接沖突，安全部隊以無人機投擲催淚瓦斯、農民以手杖反擊，這樣的畫面在印度民眾的電視屏幕上滾動播放。數名抗議者因催淚瓦斯引起的窒息、被橡膠子彈擊中要害部位等原因死亡，進一步引起了不滿情緒。

種種畫面都讓人想起2020至2021年期間的大規模印度農民抗議活動，當時，抗議者來自北方邦、旁遮普邦以及哈里亞納邦等農業要地，比近來的沖突規模更大、持續時間更久。在抗議壓力下，印度政府最終從2020年9月力推三項農業新法的強硬姿態，轉向于2021年11月宣布廢除三項有關法案。長期追蹤印度農民抗議的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博士研究生吳孟克當時向澎湃新聞分析說，莫迪此舉主要是受2022年3月的北方邦議會選舉影響，不希望印人黨失去賈特人社群的支持。

在三年前的抗議中首次發起行動的是旁遮普邦的錫克教農民，如今他們又一次成為抗議主力。曾有分析認為，這些發起抗議的農民團體在農產品議價體系中其實有不小的話語權，有自身的階層利益；而錫克教群體的少數宗教特性，也讓印人黨當局有批評、抹黑抗議者“破壞團結”的話柄。

然而，錫克教農民團體仍然在2020至2021年的抗議潮成功將議題推向更廣大的農民社群，并展現出驚人的韌性。這讓外界好奇本輪抗議是否可以持續更長的時間、形成更廣大的連接。“在廣大的印度農民群體中，往往只有西北部的農民能組織這么大規模的抗議。然而，西北部的這些農民能形成高度組織化的利益團體，（并不意味著其他地區的農民沒有類似的訴求），只是其他條件更為惡劣的農業地區并沒有這樣的組織能力。”張書劍對澎湃新聞表示。

農業議題影響力大

此輪抗議活動又一次沖擊莫迪以及印人黨的高層人物。莫迪2月19日表示，政府支持農民探索農業新路徑。印度聯邦農業部長阿爾瓊·蒙達也有所“示弱”，邀請農民代表展開更多輪談判。印度商工部長戈亞爾則配合媒體攻勢“放風”說，將在未來五年以政府采購合同的方式，保障豆類、玉米和棉花的最低支持價格。

張書劍在一篇分析文章中說，印度即將在今年4至5月迎來大選，一旦大量示威農民駕駛拖拉機涌入德里甚至在選舉期間持續抗議，將對莫迪的政治聲望造成難以預估的損害。這樣的場景曾在2020年上演，莫迪政府為了避免類似情況再度發生，及時封鎖了進入德里的交通要道，寄希望于通過層層設卡阻止農民大規模進入首都。此外，政府還對農民抗議地區實施斷網，在防止抗議農民串聯的同時避免現場實況在網絡傳播。

農業議題之所以重要，除了農民社群可以形成龐大的抗議聲量之外，也因為印度農業目前確實遇到了一些問題和矛盾。有抗議者表示，印度政府以控制國內物價為由限制了小麥、糖、洋蔥和大米的出口，這剝奪了農產品進入全球市場、獲得更有利價格的機會。在印度馬哈拉施特拉邦納西克的一些地方，洋蔥價格因政府出口禁令從每公斤40印度盧比（約合人民幣3.47元）跌至8盧比。

莫迪政府還曾在2016年提出承諾，要到2022年將農民收入翻一番，目前已經食言。包括旁遮普邦在內，印度多個農業地區的農民面臨著收入下降、出口限制加劇、進口價格下降等問題，顯示出印度農村危機加深的跡象。印度西部的農業行情顯示，食用油進口稅從2021年的30%大幅降低至5.5%，導致植物油進口創下紀錄，進而壓低了本地大豆和油菜籽等油相關農作物的價格。

政府數據還顯示，在莫迪執政的10年間，政府規定的大米和小麥最低收購價分別上漲了67%和63%。與之相對的是，更早以前的10年，兩種作物的最低收購價分別上漲了138%和122%。

對農民群體來說，莫迪政府的種種表現意味著“食言”。今年初，農民的不滿情緒終于爆發，抗議團體指責莫迪政府在最低支持價格的政策落實上未兌現承諾，還強調疫情帶來的種植成本的上升使莫迪“讓農民收入翻倍”的許諾徹底落空。“農民聯合陣線”為首的農會組織由此以“要求政府立法保護農產品的最低支持價格”為核心訴求開啟了本輪抗議。

“與大多數亞洲國家（的發展路徑）不同，印度未能讓民眾脫離農業領域，而他們的收入水平下降了，這就是憤怒蔓延開來的原因。”卡塔爾喬治城大學政府管理學助理教授烏代·錢德拉（Uday Chandra）分析說。

反對派或從中獲利？

目前，莫迪政府仍然堅持只依照最低保障價格收購大米、小麥等極少數關鍵農作物的立場，尚未就玉米、豆類、油籽、甘蔗等其他抗議團體關切的農產品價格問題做出保障的承諾。

張書劍對澎湃新聞表示，相比于2020年，此次抗議的農民是“主動出擊”。“從政府財政角度來看，農民方要求政府以法案方式保障多種農產品最低價格，其實是很難滿足的訴求。”張書劍分析說。但在他看來，農民方仍然有主動發起行動的理由。“他們擔心莫迪一旦順利連任，可能會繼續或變相地推動農業改革，意味著未來的農業政策存在不確定性。在大選之前，若能‘制造一些動靜’，也就抓住了政府可能妥協、退讓的時機。”

“可以將抗議農民理解為壓力團體（interest group），社會運動可以讓他們維持受關注度，避免被莫迪政府當成‘軟柿子’。”張書劍對澎湃新聞說。

隨著局勢發酵，更多的政治力量卷入進來。印度國大黨主席馬利卡瓊·哈格（Mallikarjun Kharge）3月4日表示，莫迪政府是“反農民”的，甚至將伸張權利的農民視為“敵人”。“為了讓選定的裙帶資本主義朋友受益，莫迪政府一貫犧牲農民的利益。當向國家提供糧食的農民想要豐收并出口賺錢的時候，莫迪政府就會禁止出口小麥、大米、糖、洋蔥、豆類等。”哈格在社交平臺“X”上說。

近年來，印度反對黨政治陷入疲軟，印人黨在全國大選中難有對手。不少反對黨勢力借著農民抗議的契機，強化自身與農民團結的面孔，并試圖削弱莫迪精心設計的強人形象。印人黨則對此回應稱，莫迪政府是一個“致力于幫助窮人的政府”，“選民深知這一點”，“莫迪政府正在盡一切努力解決農民的擔憂”。

張書劍分析說，這場農民抗議的爭議不僅僅是純粹的利益分配問題，也有著其地方政治的邏輯。“就印度政治形勢而言，旁遮普邦實際上是印人黨幾乎放棄爭取選票的地方。”他說。資料顯示，旁遮普邦是錫克教的發源地，主要通行語言是旁遮普語而非印地語，印度平民黨（AAP）在邦議會占壓倒性優勢，這都與推行印度教民族主義議程的印人黨中央政府顯得“格格不入”。

“隨著莫迪政府在中央層面采取‘多數主義’的姿態，而不會（對地方的很多訴求）作出讓步，農民群體有理由擔心自己在政治上無法獲得有影響力的位置，作為少數群體而陷入邊緣狀態。在無法通過合法渠道爭取訴求的情況下，他們決定走上街頭。”張書劍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