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全國兩會，“科技創新”和“新質生產力”成為熱詞。全國政協委員、德勤中國主席蔣穎向記者表示，大企業或中小企業，尤其是專精特新企業不斷提升創新水平對提升整個創新體系的運行效率至關重要。

2022年，全國共投入研究與試驗發展經費30782.9億元，同比增長10.1%；研究與試驗發展經費投入與國內生產總值之比為2.54%，同比提高0.11個百分點。其中，企業、政府屬研究機構、高等學校經費所占比重分別為77.6%、12.4%和7.8%。

盡管中國政府為科技企業的發展提供了廣泛的支持和優惠政策，但企業在實際的發展過程中仍然面臨系列挑戰。在全球創新舞臺上，中國企業的創新投入和成效尚有提升的空間。其中差距，尤其體現在基礎研究方面。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數據顯示，發達經濟體的企業在本國基礎研究支出中的貢獻度多在?30%?以上。而研究顯示，中國企業的科技活動支出中基礎研究支出占比不到1%。

不同類型的企業在創新中什么角色？企業創新投入偏低有什么結構性因素？不同企業如何協作，能達到更好的創新效果？為此，澎湃研究所專訪清華大學蘇世民書院院長、清華大學中國科技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薛瀾教授，分析中國企業創新的水平、角色和環境。

澎湃研究所專訪清華大學蘇世民書院院長、清華大學中國科技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薛瀾教授 澎湃新聞記者 權義 圖

創新的本質是把知識轉化為價值，民企最具潛力和動力

澎湃新聞：目前中國創新持續發展的難點在哪里？

薛瀾：最難的點是如何應對科技發展全新的國際局面。

改革開放以后，中國科技發展始終處于相對比較開放的環境。國際科技界各方面對中國總體上都相當開放。中國科技發展四十多年，始終是改革和開放兩個輪子并行推動。大家都比較習慣這樣一個環境。

但是過去這幾年，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在科技創新領域開始對中國實行封鎖。我們需要在新的國際環境里去調整中國科技創新發展的模式。好多問題，包括“卡脖子”等，都是這個大背景里的一部分。

澎湃新聞：在這個大背景下，您認為科技突破的責任、潛力主要落在哪種創新主體的身上？不同類型的主體，在創新優勢和創新目標上有什么差別？

薛瀾：國家的創新體系中有很多角色。高校、科研機構和企業等，發揮著各自不可或缺的作用。中國既有國有企業，也有民營企業、外資企業，還有金融機構、中介機構等等。任何一個機構都很難說可以完全替代另外一類機構。

在這個基礎上，探討不同類型企業的創新角色差別，首先要理解創新的本質。創新跟科學研究活動還是有本質的差別，創新的本質是把知識轉化為價值。不管科研成果是技術專利還是新產品，創新最后的目的是把研究成果轉化成在市場上可以實現的價值。實現該目的，只有依靠企業。而從價值實現的角度來講，國有企業、民營企業、外資企業，沒有差別，都要實現價值。

但是，細看又有差別。不同性質的企業，對不同類型的創新活動，能力和偏好是不一樣的。舉個例子，很多創新活動需要承擔風險；越是顛覆性的重大創新，越是要冒風險。對國有企業而言，我們目前的管理體制使它很難去承擔重大風險，難以做重大創新。同時，老百姓可能也會覺得，不能拿著大家的共有資產去“賭博”。所以，國企天生、內在的稟賦使它很難在顛覆性創新領域有所作為。除非在一些關鍵領域，國家給國企安排科研任務，它必須去攻關克難。對外資企業而言，它則可能會受總部國家對科技外溢控制的影響，所以它的企業行為也不一定總是符合市場邏輯。

因此，我認為各種類型的企業里面，民營企業是最有創新潛力和動力的。

突破“卡脖子”需加強基礎研究

澎湃新聞：在您看來，中國企業創新和其他發達國家的企業相比有何不同之處？

薛瀾：從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的角度來看，在整體的創新系統里，一個基本的分工是研究院所和高校在基礎研究層面應該發揮更大的作用，企業更多在技術實現和產品端發揮作用。但當發展到一定規模、階段之后，很多企業在基礎研究方面投入也非常大。

有研究表明，美國企業去做基礎研究有兩方面原因。一方面，在一個行業做到頂端，需要實現突破，來創造更多的高端產品和商業成功。另一方面，大企業不能只看眼前，還需要看到未來三五年。基礎研究可以為企業觀察未來開一扇窗戶，明確未來發展的方向。大企業掉頭和轉型是非常難的，所以一定要看得更遠，未雨綢繆。

基礎研究有兩類。一類是好奇心驅動的基礎研究，比如愛因斯坦、牛頓的研究。另一類是“巴斯德象限”研究，或者叫應用所激發的基礎研究。這類研究是在應用過程中，因為不了解背后的原理，遇到了實際問題難以解決，而不得不“回過頭來”再去做基礎研究。比如電應用很久了，電磁原理才被提出。

對“巴斯德象限”基礎研究的投入，是中國企業和外國企業的一個重大差別。2022年，中國基礎研究經費占研究與試驗發展經費比重為6.57%，但這里面企業的貢獻非常低，可能在1%左右。相比之下，2019年韓國基礎研究占研究與試驗發展經費為14.67％，其中韓國企業貢獻達到?58.25%。

這個差距解釋了我們被“卡脖子”的一個重要根源——中國科技企業看得太近，太實用主義了，不愿意也不肯做基礎研究，希望等國外有人做了，再想辦法拿來直接用。這樣的創新追求的是短平快。另外，中國企業對基礎原理的掌握和基礎研究的能力確實比較薄弱。所以，外國一旦“卡脖子”，中國的整個創新體系就受到很大影響。

很多人覺得，一方面說科技應用技術“卡脖子”的地方很多，另一方面又不斷地說要加強基礎研究，這是不是矛盾？我說一點都不矛盾。現在“卡脖子”的地方是什么？恰恰是背后有很多原理性的、基礎性的研究要去突破，而我們的企業在這方面做得太少。

澎湃新聞：民營企業對基礎研究的投入偏低，是不是可以和“企業的自主創新能力”這個概念結合起來理解？

薛瀾：是的。企業的自主創新能力到底在哪里？其實就是摸透原理和解決問題的能力。企業發展到一定階段，一定要有自己的研發團隊和研發能力。1998年之后，中國第二次科技體制改革鼓勵企業建研發中心。實際上，到現在我們企業研發的能力還是比較弱，投入也不足。說到底，還是對基礎研究的投入有限，所以自主創新的能力也有限。

寬松且穩定的制度環境，是創新的有利條件

澎湃新聞：為什么韓國的企業有較多資源投入到基礎研究中，這背后有什么結構性因素？

薛瀾：首先是產業結構的差別。韓國是財閥壟斷經濟，大企業對市場的占有率非常高。這種經濟結構使大企業有財力去做研究，它做出成果后，也更容易在廣泛的平臺上應用。另外，韓國大方向上的經商環境政策，總體而言是對大的財閥比較支持的，這是一個穩定的趨勢。

中國有幾個方面的因素可能會影響企業潛心做研發，尤其是基礎科研。第一，中國發展特別快，出現新的機會也快、變現也快。比如，拿一百萬投入房地產，可能明年后年就是30%的增長，但是企業拿去做科研，要十年、二十年之后才能有結果。所以，這個高速變化的市場對企業投資研發的吸引力是不大的。

第二，和中國的政策變化相關。中國的政策可能今天還非常鼓勵民營企業，但明天也許又出現一些限制。但研發是一個長期主義的事，沒有三年、五年、十年是出不來有價值的成果的。從企業的角度看，如果不清楚三年以后的情況，那必然不會去投入。所以我認為，大的政策環境一定要保持相對穩定，企業才能有信心對未來進行投入。

澎湃新聞：提到制度環境，您的論文提到“中國較為寬松的制度體系對市場、數據和正當性等人工智能創新系統要素的形成創造了有利的條件”。如何理解您所說的寬松的制度結構？

薛瀾：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總體上對新技術的創新持鼓勵態度。從技術的引進、開發到創新，我們并非看到有創新就上前“管”住，更多是抱著有創新是好事的態度鼓勵創新。當這個技術在應用、擴散過程中遇到什么問題，再去解決。從這個角度說，過去幾年我們對創新的政策環境、社會環境，都是比較支持的。

以人工智能的發展為例，在2017年國家制定《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規劃》時，我們已經意識到這個技術可能會對社會產生潛在的風險，需要高度關注。但我們也沒有為了潛在的風險，就不去發展，更多是在發展過程中，再去解決出現的這些問題。

把人工智能放到整個數字經濟、平臺經濟的發展過程中來看，我們總體的導向是“包容審慎”。有創新就鼓勵，出問題再監管。中國無論是經濟性監管還是社會性監管，都還在形成的過程中，不能一下子就達到完備的狀態，所以具體的政策肯定是有變動的空間。

但是，關鍵政策的導向應該是穩定的。政策導向而言，大的方向肯定是希望科技發展，同時保障公共安全。過去幾年曾經出現一些爭論，可能政策導向發生了較大程度的變化。導致有人擔心國家對民營經濟的態度，等等。出現這樣的變化，就影響了創新環境的穩定。

澎湃新聞：也就是說，政策穩定性不僅是指某個政策的執行周期很長，還指不同政策的出臺應該共同堅持一個相對明確、穩定的導向。

薛瀾：是的。我們把政策穩定性拆解開，最關鍵的是整體方向。如果整體方向發生大轉彎，那這個影響是不得了的。政策會有波動，比如稅率，可能今年5%，明年優惠成2%。這種波動是正常的，調整也是正常的。最怕是方向性的變化。

在堅持大方向不變的情況下，國家和企業的治理關系可以是動態的。我們做過相關研究，發現在數字經濟興起的過程中，國家監管部門也在快速學習，同時積極和企業溝通。這個就是我們所倡導的“敏捷治理”，把政府和企業的關系，從貓和老鼠的關系轉變成為合作伙伴的關系。給企業做有意義的長期投資吃“定心丸”。

企業互補生態，是中國的創新潛力

澎湃新聞：您怎么看待“平臺企業引領創新”這句話？

薛瀾：經典經濟學里有個概念是“自然壟斷”，指某些產品和服務由單個企業大規模生產經營比多個企業同時生產經營更有效率。平臺經濟中的大型平臺企業，可能某種程度存在自然壟斷的傾向，這對產業未來的發展影響是很大的。

競爭激烈下企業更新快，是數字經濟領域明顯的特點。每隔幾年，平臺企業都會面臨和很多新企業的競爭。哪怕是大企業，要能長久發展，也要堅持創新。而平臺企業發展得好，就有更多的資源和創新能力可以推動引領行業科技發展。

但另一方面，如果它把資源用作抑制競爭者的創新行為，可能這個行業的科技就會變得固步自封。從這個角度講，政府的監管是必須的。比如美國歐洲，對微軟蘋果這種大型公司，反壟斷監管是很嚴厲的，罰款也非常大，因為大型企業對待創新的態度是一把雙刃劍，他們可能最有能力和動力去創新，但也可能壟斷創新、扼殺創新。

澎湃新聞：我們觀察到，一些大型平臺企業正在和一些中小企業合作推進創新產品，形成了一種大、中、小企業的創新生態。

薛瀾：是的，這就是企業文化的不一樣。有的大企業買了很多小企業，把他們的創新放到一邊，目的就是扼殺競爭。還有一種是和小企業形成伙伴關系，去追求共贏。

總的來說，只要是采取合理的競爭方式，都無可厚非。因為哪怕是形成共贏關系，大企業也很難事先判斷，是不是合作過程中小企業發展起來就把它吃掉了。

本質上我們要判斷，一些大型企業的競爭行為是不是惡性競爭。如果是惡性競爭，那么對創新有很大的影響，要去監管杜絕。

澎湃新聞：您認為中小企業對創新事業的貢獻在哪里？

薛瀾：歷史來看，最具顛覆性的創新一般不是當時的大企業做出來的。實際上，大企業根據自己的商業策略可能會壓制顛覆性創新，所以大企業并不一定是最有創新潛力的。中小企業在創新鏈上也是有位置、有作用的。中國的企業生態有大中小企業參與，應該是比韓國豐富得多，這其實也是一種創新潛力。

說到共生創新生態，硅谷的一個新模式就是聚集很多小企業搞創新。有新的產品，新的商業模式出現，中小、初創企業最先嘗試。它們知道可能做到大企業要二十多年，或者把產品推廣到全世界是比較難的，所以它們就希望做得差不多時被大企業收購。而大企業看到這些小企業的產品和它們的產品互補，也有現成的生產能力可以去擴大市場，就會愿意為小企業的創新活動買單。在這種生態之下，中小企業是創新的源泉，而大企業做了更大程度上的商業推廣。

（實習生黃冰玉對本文亦有貢獻）

--------------

澎湃城市報告，一份有用的政商決策參考。

由澎湃研究所團隊主理，真問題，深研究。用“腳力”做調研，用“腦力”想問題，用“筆力”寫報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