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衛星通訊技術的普及讓全世界得以同時觀看在越南發生的一切。美軍的炸彈在熱帶爆炸后的琥珀色煙霧、越南村民流下的鮮紅血液，讓戰爭第一次具體而又可感地展示在發達國家市民客廳中的彩色電視機上。觸目驚心的電視畫面成為了重要的導火索，促使世界各地幾十萬人走上了街頭。從美國的民權運動，到法國、德國、意大利的學生／工人運動，再到日本的學生和市民運動，盡管派系林立，反抗對象各有不同——資本主義、種族主義、官僚主義，“反戰”和反美國的帝國主義行徑，卻成為其中一個重要的連結。

在1968年，全球對切·格瓦拉的狂熱崇拜達到了頂峰——他在1967年10月于玻利維亞被殺，古巴四處可見切的余韻：“直到勝利，永遠”。1968年，越南戰爭和激進化的黑人解放運動驚醒了美國曾經封閉而自洽的自我認同，人們開始意識到，國內外的痛苦、災難，在帝國框架里是同構的。1968年，阿拉伯世界剛剛經歷了上一年“六日戰爭”的慘敗，數十萬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的進攻下流離失所。戰敗后，阿拉伯左翼以馬克思主義武裝了其反殖民運動，填補了阿拉伯世界在政治伊斯蘭興起前的政治真空。1968年，冷戰中的社會主義陣營也并不太平。從羅馬尼亞到波蘭，再到最終爆發于捷克斯洛伐克，東歐開啟了對蘇聯模式的幻滅，呼喚“民主社會主義”。1968年，日本的學生和市民在校園和街頭與防暴警察拉鋸，成為1950年代開始的新左運動的最高峰……

時隔50年，冷戰后的今天，提起1968，人們想起的，是法國的五月風暴、“激進哲學”、新浪潮電影、搖滾樂、嬉皮士。能夠象征反抗、激進、自由解放聯想的符號，如今統統可以購買。切·格瓦拉的頭像遍布另類潮流的文化衫，甚至女子偶像組合AKB48也在日本拍出東京大學“全共斗”畫風的MV。“六八”一代的反叛，似乎僅僅讓抗爭成為了景觀，而最終幫助了資本主義大獲全勝。

而1968年最沉重的部分，也通過記憶實現了遺忘。毋寧說，50年之后，人們樂于沉浸在同質化的對激情、反叛、解放的浪漫懷舊里，而不愿意沾染上那個時代的血腥氣，不愿碰觸屬于不同地區全然異質的掙扎。那些異質的掙扎所勾連出的世界圖景，正是全球的一九六八。《澎湃新聞·思想市場》欄目在1968五十周年之際，推出系列專題文章，嘗試從世界不同區域的不同問題意識出發，重組一張1968年的拼圖，以此重訪1968年的世界圖景。敬請關注。

今年是“五月風暴”50周年，媒體紛紛發聲，回訪這場意義深遠的文化運動。68規模之大、持續時間之長、影響之深遠，不能以“五月風暴”涵蓋。在那一年，美、法、意、德、加拿大、北愛、日本、捷克、波蘭、南斯拉夫、中國、巴西等國，先后爆發多起運動，口號、目標、方式，彼此遙相呼應。結局卻不像巴黎，一個月后復課、復工，總統重新掌控局面，事態平息。不少國家，學運演變成“世界革命”，城市游擊戰一直持續到90年代“冷戰”結束。特別像德國紅軍派、意大利紅色旅、日本赤軍、美國黑豹黨、愛爾蘭共和軍等極端組織，其恐怖活動竟成21世紀“反恐時代”的序幕。

今天談68文化，我們會提及流行音樂、電影新浪潮、反主流亞文化、嬉皮格調、西方知識界左轉、學院精英與大眾對立等，這是運動奠定的基調，也成為西方知識生產與媒體導向的模式。就是說，偏左自由精英的品味、自由媒體的制衡，主導著今天西方社會輿論。但是，歐洲民粹興起，特朗普上臺、英國脫歐、意大利五星運動、法國前進黨等運動，正挑戰這一傳統，清算這份遺產。所以，如今回顧68運動尤顯意味深長。

一、

68是場世界運動，在不同空間發生，既有各地的獨特性，又彼此聲氣相通。僅從單一國別縱向觀察，如聚焦法國五月或美國反戰，則管中窺豹。但若橫向整體討論，各國情況又極其復雜繁蕪，很難形成前后相繼的一個線性敘述。如何將不同歷史空間里的事件縫合起來，形成一融貫的整體，揭示這場運動背后更大的圖景，使歷史深層顯影，是項有意義的工作。不如選取幾個片段，或一組快照，透視學生運動演變成激進暴力的轉折點，也許可為20世紀后半葉席卷世界的文化革命立鏡存照。

回望那段歷史，是美國學生在1967年率先奏響序曲。馬爾科姆·X在65年遇刺似乎是先兆，黑人平權運動漸漸激進化，至1967年底特律大騷亂，7千多人被捕，數十人被殺。而映襯國內動亂的是越戰步步升級。與朝鮮戰爭的時代不同了，西方電視開始普及，1950年代中美國家庭擁有電視率已達80%，到60年代中，彩色電視已成家庭必備。所以，越戰是第一場電視直播的戰爭，撩撥了西方年輕學子的敏感神經。彩色畫面中橘紅色的燃燒彈火焰、血肉模糊的肢體、落葉劑撒過的遍地哀鴻…視覺的沖擊，在校園形成道德義憤，從紐約、巴黎到東京，學生一致聲討帝國主義的侵略與腐朽性。68年，美、法、德、意、英、北愛、日本各國爆發反戰大游行。侵略行徑是西方知識分子的共同靶標。

1965年，2月27日，紐約，悲傷的群眾排隊參加馬爾科姆·X的葬禮。

在理論上，馬克思列寧主義對霸權的批判非常有力。于是，西馬、法蘭克福學派、毛主義、結構主義、心理分析、女性主義如火如荼，反潮流、反主流、青春文化如野火春風。隨后工人也起來了，工運與學運此消彼長。68年，黑人領袖馬丁·路德·金遇刺、南卡大學抗議中，三個學生被警察射殺，遍及美國15個城市的學運漸趨暴力。學生內部發生分裂，白人學生希望理論斗爭，營造反主流的自由文化氛圍。而黑人學生更傾向于行動與實踐，黑豹組織（Black Panther）與黑人權力組織（Black Power）聯合起來，效法東方社會主義陣營，搞暴力革命。聯邦調查局的圍剿彈壓，又激化了少數白人學生。69年，“美國大學生民主會”（SDS）形成，并組織更暴力的“地下氣象員組織”（Wheaterman），搶銀行，安炸彈，劫人質，這一年大小爆炸事件竟達9千多起。

二、

西德學生從電視新聞上關注美國學運，行動起來與之呼應。西德政府當時的總理是庫爾特·G·基辛格(Kurt G. Kiesinger)，納粹時期曾任格林元帥的助手，政治上保守強硬，雇用了大量前納粹黨人。1967年學運爆發，西德實施緊急狀態法。恰逢伊朗國王巴列維6月訪問西柏林，學生組織大規模抗議，反專制獨裁者，批評西德教育觀念的陳舊，聲援美國反戰游行。警方以緊急狀態法鎮壓學生，大學生奧內佐格（Benno Ohnesorg）被警察槍殺，公眾憤怒了。左翼學生領袖魯迪·多茨克（Rudi Dutschke）號召以非法手段暴力抗爭。當時已是哲學教授的哈貝馬斯，則主張溫和、理性的對話。他指責多茨克為“左翼法西斯”。雙方僵持不下之際，意外卻發生了。多茨克被便衣行刺（后說是東德特工），身負重傷，卻奇跡般地活下來。從此運動激化變質，學生暴力漸漸失去公眾支持，學運步入低潮。堅持下來的少數極端青年組織“紅軍派”（RAF）等地下組織。巴達爾(Andreas Baader)、邁因霍夫(Ulrike Meinhof)脫穎而出。

左翼學生領袖魯迪·多茨克（Rudi Dutschke）被“暗殺”的現場

記者出身的邁因霍夫鼓吹：燒掉一輛汽車是刑事犯罪，燒掉一千輛則是政治行動。暴力不僅是傷害，也是政治表達。紅軍派火燒百貨大樓、在美軍基地安放炸彈、搶銀行、殺警察、劫飛機，幾乎壟斷電視和報紙頭條。燃燒著的汽車、肢體殘缺分離的街頭、警察飆車尾隨、交火的鏡頭，在電視上展示視覺恐怖主義。紅軍派嫻熟運用視覺語法，將恐怖演繹成媒體奇觀。原來同情左翼激進的人，不久就懼怕了，西德人生活在恐懼中，譴責的聲音主導了輿論。紅軍派士氣低落，邁因霍夫以《毛主席語錄》武裝思想：“當敵人惡毒污蔑我們時，說明我們打痛了敵人，使其喪膽….”（不知道她的出處是哪里）。

西德政府與北約情報部門聯手，嚴拿紅軍派，巴達爾與邁因霍夫相繼被捕。而新生代前赴后繼，恐怖行動變本加厲。先有西德左翼恐怖組織“RZ”（Revolutionary Cells）與巴解的“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陣線”（PFLP，簡稱“人陣”）聯手劫機，將法航班機劫到烏干達（1976年），后有紅軍派與“人陣”再度劫持漢莎航班，到索馬里首都摩加迪沙（1977年）。兩次劫機分別被以色列軍方與西德反恐特警成功突襲，解救了人質。從此，國際反恐突襲部隊建立，反恐技術日臻成熟。

三、

意大利學運的起因與法國更接近些。1960年代，意大利大學生人數激增，學校設施、師資捉襟見肘。68年，大學生輟學率超過50%，意大利北部城市連續爆發學運，多所學校被學生占領。當局的鎮壓造成多起警、學傷亡事件。此時社會大環境惡化，經濟危機加劇，因自動化程度提高，無技能工人大批失業。結果，學生與社會呼應，輟學的大學生加入到失業工人大軍里，學運進入工廠。意大利工會、共產黨和勞工聯盟等，都是“溫和建制左派”，它們采取一致批評學生和工人的立場。加上右翼政府的彈壓，青工與學生被推向激進的無政府狀態。法國“五月風暴”退潮后，意大利工人和學生以法國為鑒，意識到組織的重要性。只有在學校、工廠成立革命小組、自治聯盟，才能擺脫溫和左派的“修正路線”，斗爭不妥協到底。于是，“工人力量”（Potere Operaio）、“工人先鋒”（Avanguardia Operaia）等組織出現，取代工會，號召工人罷工；鬧革命，不搞改良。1969年的“熱秋”（autunno caldo），意大利的狂飆革命進入高潮。

1970年，米蘭西門子廠區出現第一份“紅色旅”（Brigata Rossa）傳單，鼓動工人拿起武器，武裝暴動，奪取資產階級政權。紅色旅乃學生與工人在熱那亞成立的地下組織，招募少數激進青年，在意大利打城市游擊戰。總戰略是繼承毛主義和俄國革命遺產，第一階段先傳播革命思想；第二階段，武裝打擊資產階級國家的心臟；第三階段全面內戰以奪取政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其戰術借鑒拉美城市游擊隊和巴解恐怖主義，放火燒毀工廠管理層的車輛與財產，爆炸右翼黨派辦公設施，破壞工會以懲戒解雇工人的行為。后來，暴力升級到綁架政客、企業經理和地方法官，以索取贖金來維持地下組織運轉。

1978年的一起紅色旅綁架案，震驚整個世界。由于切齒痛恨基督教民主黨，紅色旅綁架了基民黨黨魁、意大利總理阿爾多·莫羅。意大利故事片《早安，晚安》（Buongiorno, notte，2003）演繹了紅色旅與囚禁秘密閣樓的莫羅，漫長而哲理的對話，馬克思左派與基民黨兩種意識形態針鋒相對，映射出貫穿20世紀進步與保守思想之間的沖突。因最終與政府談判未果，意總理被殘酷殺害。

四、

遠在東方的日本，也以獨特的方式回應“68”。表面上，學運的方式、口號和目標，均與歐美相差無幾。但深層的文化心理與特殊的境遇，又讓日本的“68”，別具風韻。運動起因就很具日本特色——反對日美安保協定。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與德、意同為軸心國，戰敗與美軍占領的創傷經歷，使三國民間反美情緒強烈。60年代起，日本學生轉向左傾，漸漸激進化，也要擺脫日本共產黨，搞“全日學生自治政府”（zen nihon gakusei jichikai sō rengō, the "All-Japan League of Student Governments”），組織大小抗議“安保”的游行。然而，右翼政府不為所動，學運無果而終。日本社會環境與歐洲不同，正處于經濟騰飛時期，國民產值飆升，大眾消費蒞臨，日本社會變化深刻。之前，蘇聯干涉匈牙利（1956年）的新聞，大大削弱了馬克思與社會主義思潮的社會影響力，這時抵制“安保”運動受挫，讓多數學生的社會參與的熱情消散。可是，一個偶然事件，讓事態突轉。

1967年10月，一小股學生抗議日本首相訪問美國侵略下的南越，在東京羽田機場與警察沖突，一名學生被槍殺。彩電剛剛在日本普及，銀屏上學生頭戴工地安全帽與警察對峙、流血的畫面，如一石激起千層浪，公眾憤怒了。學生參政的熱情再次回潮。1968年6月，日本精英大學有十分之一的學生加入“全共斗”（Zenkyōtō，“所有大學共同斗爭委員會”)，占領校園，路口設障、封鎖學校入口，營建所謂“學術與個人自由的解放區”。媒體大肆報道，推波助瀾。至1969年初，占領運動已波及幾百所大學和上千所中學。反越戰、反安保、反保守政府是運動的總目標。但最能引起社會共鳴的，卻是反戰和反“安保”。當時民調顯示，80%日本民眾反對政府親美，而左翼進步思想卻吸引力不大。當政府加大鎮壓力度，運動迅速轉向低迷。至69年底，絕大多數學校園清場，游行示威平息了。當年的日本大選，保守的自由民主黨大獲全勝，左翼黨派卻失去大部分席位， “安保協定”于1970年續約更新，不再遭遇抵制。

事后反思這場運動，日本當時的社會心理提供了重要的參照。五、六十年代，日本經濟高速增長，大規模城市化，城市人口激增。流動人口生活于都市陌生人社會，失卻鄉村的情感與人際紐帶。同時，國民收入與日俱增，消費成為流動人口的唯一精神寄托。奢侈與喧嘩，與日本傳統倫理觀——節儉與清靜——格格不入，身份意識危機。而擁擠、富裕的城市生活，又極大刺激了教育產業的迅速擴張。大學擴招、中小學入學率激增，精英教育被稀釋。學生須拼大血本“高考”，千軍萬馬創獨木橋式，大學畢業才發現文憑貶值，背叛感在年輕人中蔓延。當歐洲68的消息傳來，即刻燃爆了日本青年的沮喪情緒。社會主義陣營，又傳來中國“文革”的消息，似乎給社會問題提供出替代性方案。日本學生重讀馬克思，從馬克思和毛主義尋找消費文化的解藥。涌入城市的移民雖未參加學潮，卻在街頭駐足，為運動站腳助威。日本學運看似與西方相同，但深層心理大相徑庭。西方學生要破除權威、追求平權，而日本學生在反主流、反保守的大旗下，內心想保全精英地位。

當學潮低迷、光景絕望，來自不同左翼組織的一小撮骨干著手組建“聯合赤軍”，搞暴力革命，步德、意學生的后塵。他們夜襲槍支店和警局，奪取第一批武器，然后上山遁入秘密營地訓練。聯合赤軍在營地的生活，與西方也很不同。雖然聲稱反文化，但不學歐美學生的嬉皮式反叛，不主張個人自由和道德相對主義。相反，日本版的激進反叛帶有很高的道德期許——修煉自我以實現崇高。赤軍紀律嚴明，禁欲主義，不許戀愛。除軍事訓練科目外，赤軍每天學馬列毛選，武裝思想，純潔隊伍，打造先鋒黨。赤軍不容男女曖昧，視貪圖安逸為資產階級情調，一旦發現墮落的苗頭，嚴懲不貸，不少年輕的生命喪于內部清洗。而此時，德國紅軍派在也門和黎巴嫩營地受訓，他們亂交、吸毒、躶體日光浴，罔顧當地穆斯林的風俗。

歸日后的中年重信房子。

與此同時，以重信房子為代表的另一支赤軍組織“日本赤軍”于1971年在巴勒斯坦宣告成立，他們將眼光轉向世界革命。他們劫持日航飛機到北朝鮮，叛逃社會主義陣營，沖出窒息的低迷環境。讓世界震驚的大行動多與巴解“人陣”合作，如突襲以色列盧德機場, 沖鋒槍掃射、投擲手榴彈造成24名旅客死、80名受傷的慘劇。赤軍還與德國紅軍派、巴解“黑九月”組織、愛爾蘭共和軍、土耳其“人民解放軍”合作，在海牙、巴黎、吉隆坡多次作案，表現尤其兇殘、勇猛。

五、

德國紅軍派、意大利紅色旅和日本赤軍的多起恐怖襲擊中，總會出現“人陣”（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陣線，PFLP）的名字，為什么西方左翼運動與巴解有瓜葛？巴解不是西方眼中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嗎？那么，極右宗教組織為何聯合左派？其實，六、七十年代的巴解與今天不同。1967年“六日戰爭”后，阿拉伯國家的慘敗，使之與以色列爭雄的局面逆轉，把以色列趕入大海的希望破滅。同時，巴勒斯坦人的身份意識也從周邊國家獨立出來，不再視自己為約旦人、敘利亞人或黎巴嫩人。指不上其他國家了，巴勒斯坦人要靠自己實現民族解放。在阿拉伯聯盟的支持下，法塔赫與“人陣”等武裝組織聯合起來，形成一個巴勒斯坦解放運動。阿拉法特領導的法塔赫，致力巴勒斯坦民族主義，斗爭集中在巴以境內。喬治·哈巴什（George Habash）領導的“人陣”，具有鮮明的馬克思主義色彩。哈巴什是基督徒，主張世界革命與無產階級解放。以馬列主義武裝思想，以城市游擊戰打擊世界各地的猶太復國主義。“人陣”的主戰場在西方。哈巴什在貝魯特美國大學醫學院的同學瓦迪·哈達德（Wadi Haddad），是他最得力的助手，他們一起策劃了多起世界級恐怖襲擊。從68年到84年，“人陣”劫持以航、法航、漢莎、美TWA、瑞航、英BOAC等多個航班，在紐約、巴黎、海牙、蘇黎世、烏干達恩德培機場多地作案，西方世界惶惶不可終日。

1967年6月，以色列坦克團集結準備戰斗。

“人陣”在西方運作，沒有德國紅軍派、日本赤軍、意大利紅色旅的配合，光靠阿拉伯人不可能成功。所以，哈巴什博士將巴解包裝成世界革命的分支，與西方左派共鳴。他把猶太復國主義轉譯成帝國主義，稱巴勒斯坦為“中東的河內”，這樣中東戰爭被敘述成美帝在越南之外稱霸的戰場。“人陣”與西方左翼結成神圣聯盟，共同打擊世界帝國主義。哈巴什因此與阿拉法特分道揚鑣，阿拉法特乃現實的民族主義者，他靠地緣政治找平衡，在大國博弈的間隙求生存，利用埃、敘、伊、約，甚至美、以之間的矛盾，給自己找立腳點。這種在夾縫中謀求巴勒斯坦建國的運動，終極目標不過與以色列分庭抗禮。

而“人陣”幻想消滅以色列，從巴勒斯坦解放，走向解放世界上所有受壓迫人民。它手上也有籌碼，西方情報部在中東鞭長莫及，“人陣”便在黎巴嫩、也門、利比亞、約旦營建軍事訓練基地，為紅軍派、紅色旅和赤軍等組織提供避難所。通過培訓，各組織之間的協同行動能力大大提升，加上蘇東陣營的秘密資助和指導，“人陣”從走私武器、訓練人員、指揮行動，讓各國地下組織運轉更高效、更嚴密，全球恐怖網絡漸成。“人陣”的軍事指揮官哈達德，招募了委內瑞拉籍的伊里奇·桑切斯（Ilich Ramírez Sánchez），此公的父親是列寧的崇拜者，故起名伊里奇。伊里奇·桑切斯有獨行俠般的無畏與冷血，暴得大名“豺狼卡洛斯”。他利用拉美身份和歐洲面孔，在巴勒斯坦人與西方人之間穿針引線，共謀多起“國際大行動”，這是為什么西方國家視巴解為恐怖主義的原型。

六、

在實施行動時，“西方白左”的表現，往往與巴勒斯坦人風格不同。有的“白左”本性并不暴力，得靠觀念先行，讓思想說服自己施暴。在六、七十年代之交學運的低迷期，激進學生發現知識分子的軟弱、不徹底，轉而堅信革命沒有中間道路，要么勝利、要么赴死，只有以革命者的鮮血滌蕩資本主義的污泥濁水，新社會才能浴火重生。將革命思想付諸行動，一個意大利紅色旅隊員的回憶，提供了最好的例證。羅伯托·佩西（Roberto Peci）回憶在1977年，曾受命去米蘭菲亞特汽車廠，槍擊一名車間工頭，給資方壓榨工人一個警告。中午，那個工頭出現在停車場，準備開車回家吃飯。此人45歲上下，禿頂，很不起眼。佩西不知道他是否欺壓工人，動手前猶豫了。經過思想一番斗爭：工頭不是普通人，而是資本家的幫兇，代表著資產階級；工人在廠食堂吃著豬狗食，而他卻開著老板贈送的菲亞特回家吃飯！他又想到父親，每天一大早去建筑工地勞作，中午吃自帶的冷飯。對！懲罰他一個人，會教育千百人。佩西扣動扳機，整個彈夾里八顆子連續射向工頭的雙腿。他倒地呻吟著，佩西從眼角的余光里，瞄見工頭拖著鮮血淋漓的雙腿爬向汽車，他仍心硬如鐵。

巴解戰士心態就不同了，他們苦大仇深。戰亂中失去過親人，家人仍離落在難民營中，終日朝不保夕。切膚之痛才能冷酷而堅定，執行命令毫不遲疑。1976年“人陣”策劃的法航劫機案，248名旅客被劫往烏干達恩德培機場。配合這次行動的“德國革命組織”（Revolutionary Cells，比紅軍派影響小的左翼），看守劫持在機場的猶太人質。當以色列派特種兵突襲機場，兩位德國青年發惻隱之心，不忍再次屠猶，沒執行殺人質的命令，讓營救成功。從大學生到恐怖分子，心理如何轉變，值得深思。季羨林在《牛棚雜憶》里，回憶北大東語系師生，從文弱書生變成折磨人取樂的暴徒。本是同一單位的同事、學生，知根知底，每個都有自己人緣圈子。但運動起來后，一些人能把老師、同學打成反革命，踏上億萬之腳，怎么過的情感關呢？

據季老分析，要把熟人想象成“非人”，不是反動學術權威，也是歷史反革命，反正不再是朝夕相處的季教授。這是理論抽象能力，將活生生的人對象化，轉化為概念符號——季羨林等于反動階級，打倒他一個，即打倒一個階級，因此運動從“文斗”走向“武斗”。日本赤軍遁入山中訓練，先苦讀馬列毛選，武裝思想，然后擦亮眼睛，認清敵我，磨練意志，克服小資的軟弱與溫情。這也是修煉理論抽象能力，抵御常識與經驗的干擾。對敵人冷酷無情，對組織無限忠誠。什么是對人類最大的悲憫？犧牲自我，消滅壓迫階級，救大眾于水火。

如今重訪68，思考學運如何從“反文化”激進成恐怖主義，這關乎如何理解20世紀的主旋律——革命。如只談革命濟苦憐貧，鏟除不平的一個面向，那么它與宗教的慈悲貧殘、普度眾生何異？“革故鼎新”才是革命的第一要義。革命是觀念與經驗的對決，以意識形態之強力，破除習以為常、渾然墨守的習俗。先將舊生活格式化歸零，時間才從此開始，革命開啟了歷史新篇章。它宣稱舊時代將一去不返，并承諾新社會伸張正義、實現公平。但是問題是，新觀念一旦強行推入舊經驗時，實踐思想的路徑將千奇百怪。雖然主張同一個“主義”，踐行主義的行動卻因人而異。所以阿倫特說：“思想不會是新的，只有實踐，將思想付諸應用時才會出新意。” 思想的實踐往往出現暴戾、乖張，要經歷長期痛苦的磨合，歷史才會前行。但隨著時間的推移，新觀念又蛻變成舊經驗，新社會又淪為舊時代，新革命則又在悄然醞釀之中，這現代歷史的邏輯。

七、

1978年，埃及總統薩達特與美、以握手言和，簽署戴維營協定。中東最強的國家埃及易幟，從地圖上抹去以色列的愿望渺茫了，巴解“人陣”的活力不再，漸漸分崩離析。阿拉法特不管左右意識形態，緊隨埃及轉向，承認以色列，提議巴、以“兩國分治”。他常年在美、蘇、埃、敘、伊、以大國間周旋，堅持現實主義的政治，最終讓他領導下的巴解成為唯一合法代表，阿拉法特自命巴勒斯坦總統。而巴解左翼成員被邊緣化，在絕望中轉向宗教原教旨主義，哈馬斯、真主黨相繼出現，巴解的左翼色彩蕩然無存。“人陣”創始人哈巴什哀嘆道：“也許現在是他們（宗教激進主義）的時代，讓他們試試吧。”

西方極端左翼一直撐到90年代，“冷戰”結束后才煙消云散。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兩大陣營原是其現實依托，也是革命的目標。當世界告別革命，激進左翼便淪為無根的浮萍，被時代的暗流吞噬。豺狼卡洛斯的命運，遂成這場傳奇的生動寫照。在70年代，他自如穿行于鐵幕兩側的兩個世界，風生水起，八面來風。到80年代，他潛遁東歐避風，在社會主義陣營的庇護下，小打小鬧。至90年代，蘇東、阿拉伯、拉美均宣布他為不受歡迎的人，先后將四處漂泊的卡洛斯驅逐出境。一時間，偌大的世界竟無他容身之所，最后亡命蘇丹這個被世界遺忘的角落。法國政府沒有忘記他，買通蘇丹軍政權，將其拿獲，判終身監禁。從此，巴德爾、邁因霍夫、卡洛斯、喬治·哈巴什、瓦迪·哈達德、岡本公三、重信房子等一代左翼恐怖明星，退入世界舞臺聚光燈下的陰影里，悄然謝幕。20世紀終結，革命一去不返。當21世紀的大幕剛剛拉開，本·拉登、巴格達迪等宗教恐怖梟雄，已迫不及待，粉墨登場。

后革命時代，人們爭論革命的合法性，左與右孰優孰劣。一個世紀的革命如此的恢弘、龐雜，復雜性和多義性尚不及梳理，一場新的革命已不期而至，并顛覆了20世紀觀念主導實踐的革命范式。尚在“冷戰”如火如荼之際，美國電腦專家為預防蘇聯先發制人、摧毀通訊中心的戰略，設計了極其復雜的中繼交換系統，不期為因特互聯網提供了技術原型。互聯網是場新革命，它不因襲上個世紀靈魂統攝肉體的高蹈模式，而是讓零價值的技術先改變生活的方方面面。我們依賴網絡金融、社交媒體、網絡交易、大數據信息，日常經驗日新月異，卻不能理解這些變化的歷史涵義。這是場經驗倒逼觀念的革命，20世紀的知識型過時了，我們因此茫然失措。或許它把我們帶得更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