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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化災害加速,需全面檢視城市的適應能力|底線城市
·當下疊加氣候變化的影響,城市社區還需要更多適應性策略。至于未來更大的開發計劃,則必須考慮與氣候適應手段相應的措施和成本。
2021年7月27日,河南省周口市扶溝縣鄭灣村,災民正與外界聯系。 澎湃新聞記者 伍惠源 圖
如果三十年前對氣候變化采取了強有力的行動,我們就沒有必要在此讀下去。這種必要性更多不是來自政策與宣言,而是來自身邊的種種現象。
2024年春運期間,受低溫雨雪冰凍災害影響,在湖南、湖北、安徽等地,車輛在高速公路上無法前行,人們因車次晚點或取消而被困在火車站,許多建筑設施不堪承重而垮塌。臨到春運返程,雨雪冰凍又再度向安徽、浙江、湖北、湖南、江西、貴州、重慶等地席卷,江蘇宿遷一醫院棚頂坍塌,西安、蘇州等地高速路上多輛車連環相撞。惡劣氣候導致的次生災害反復提示我們亡羊補牢的必要性。
氣候變化風險已成共識。正如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的形容,全球變暖結束,沸騰時代到來。
換言之,氣候趨于混亂的加速度還在增加。在時間的長度上,愈發頻繁的氣候災害,不會呈一條逼近極限的曲線,而將是指數級上升。
反過來看,在適應氣候變化方面,當下做出哪怕一點有效的準備,都會極大減少未來的損失。《“十四五”國家綜合防災減災規劃》直言:“城市高風險、農村不設防”的狀況尚未根本改觀。對地方管理者而言,從防災減災的角度,去謀劃基礎設施,關注弱勢群體,并有效調動社會力量,其中有巨大的作為空間。
2021年7月27日,河南周口市扶溝縣彭莊村在水災中受災嚴重。8月底,河南宣布,該村啟動易地搬遷。 澎湃新聞記者 伍惠源 圖
針對氣候變化形成的災害鏈條,我們該如何看待,如何做出準備?中國東部沿海地區,人口更為密集,經濟相對發達,且頻繁遭遇臺風等災害侵襲,相應政府部門、商業機構、社會組織和公眾方面,有更多氣候適應行動的經驗,也面臨著嚴峻的挑戰。
這里,我們主要以2023年沿海地區的洪澇災害為例,兼顧2024年初的低溫雨雪冰凍災害,梳理當下遇到的氣候災害形式,并分別著眼于能源流、信息流、物質流,歸納救災和救援行動中的狀況,力圖為各方提供方向上的參照。
需要從救援入手,對氣候災害分型
2023年或許算是歷史上氣候災害類型最為豐富和全面的一年。卓明災害信息服務中心創始人郝南說,在機構過往八年的監測中,城市每小時降水超過100毫米的情況,一年不到1次,到了2023年,這類極端案例不下10次——甚至臺風尚未到來,浙江嘉興、上海青浦等地就已發生了這樣的降水過程。我們這里主要敘說沿海地帶,7月初川渝特大洪災暫且按下不表。7月下旬和9月初,臺風“杜蘇芮”和“海葵”先后登陸閩東南一帶。前者不光在福建、浙江等多地形成強風暴雨,其殘余環流北上,又先后在京津冀豫等地、吉林和黑龍江等地造成洪災。而后者一路席卷東南沿海,在福建、廣東、香港以及廣西,打破所到之處所有極端暴雨歷史記錄。如此,中國東部沿海地區幾乎都經受了一次極端洪澇災害的壓力。
在地形圖上看不到明晰的城鄉界定。郝南說到,極大比例的求助信息或救援需求,來自其中看似鄉村、但已城鎮化的地區。行政區劃明明是村莊,其沿河沿江處也有大量樓房或路橋。從特大城市到鄉鎮,對應著承災體密集程度、系統復雜程度的降低。另外,雖然歷史上建城通常選址在相對安全、洪水復現率低的地區,但當下氣候災害風險日益嚴峻,這些地方也并非絕對安全。某種程度上,不同于那種“城市對應內澇、鄉村才發洪水”的刻板印象,人類聚居之處面臨本質上相似的挑戰。
2020年7月14日,江西鄱陽湖一帶,淹在水中的校舍。澎湃新聞記者 伍惠源 圖
模糊的城鄉分界,對應更為多樣的承災體;頻繁且多變的致災因子,作用于這些承災體,產生更加紛繁復雜的災害類型。郝南認為,可以將人類聚居處視為類似人體的系統。一地遇到自然災害,好比一個人生了病。不同的病因在不同的人身上有不同的表現,其治療和恢復就需要采用不同的方法。
當下,疑難雜癥正在變多。2021年的鄭州“7·20”特大暴雨災害,刷新極端狀況。而在2023年上述兩次臺風中,福州羅源縣的鑒江鎮等地前后被淹兩次,沿海的經濟單位損失殆盡——從河流上游而來的洪峰,疊加海邊漲起的風暴潮,再加上當地持續的降水,三四個小時內,就淹過了人們建造的各類設施。
“這種災害類型理論上存在,但人們從沒遇見過,可以說發生的概率很低。而這一年里,這個地方竟然趕上兩次。”對著電腦屏幕上的地形圖,郝南說到。
福州羅源鑒江鎮,地處海灣之中。在臺風“杜蘇芮”和“海葵”中,當地兩次遭受上游洪峰、風暴潮與降雨疊加的災害影響。 王昀 截自百度地圖
福州羅源鑒江鎮地處一片海灣的內部,前方又有半島遮擋,地形復雜。臺風襲來時,上游的水不易排入海中。“鑒江只是一個鎮。沿海典型的城市地區,這類情況也很有可能發生。”在地形圖上,郝南又找到福州倉山和隔岸的大學城區域給我看。
福州倉山區,被閩江和烏龍江環繞;烏龍江對面,是旗山大學城區域。王昀 截自百度地圖
福州的倉山區,是與地面有一定高差的島,被閩江和烏龍江環繞。臺風“海葵”來時,倉山和大學城遭受的沖擊不小。大學城中,高校一樓的宿舍被淹;立交橋出口被水淹沒,立交橋上的車子也被泡在水中;而在倉山區,河道兩岸的小區被淹得厲害,街道設施被沖壞。
郝南說到,當時閩江下游水位線高漲,洪水泛濫。實際上,閩江寬度不小,還有兩條入海口,絕不至于造成海水倒灌。之所以如此,是因烏龍江大量泄水,包括上游水庫承接的山區洪水,對閩江形成頂托效應。而在另一邊的旗山,山區成了集雨區,像漏斗一樣,把水集到福州大學城區域。可以相信,在建設階段,福州旗山的大學城已充分考慮到防洪需要,但因本次降水量太大,也經歷了短時被淹的過程。
深圳福田區、羅湖區都在臺風“海葵”中遭受重創。隔著深圳河就是香港。從“山竹”到“海葵”,港深兩地近年都在 共同抗擊臺風挑戰,也共同治理深圳河。王昀 截自百度地圖
依著臺風“海葵”的走法,郝南又把地圖移到深圳。深圳的救援力量非常強大,在全國具有深厚口碑。但這次的暴雨,諸多指標均超過當地歷史紀錄。最重要的是,對于難得一見的山洪災害,以往應對暴雨洪災的救援方案,顯得捉襟見肘。羅湖的一些地方,由于店鋪淤積泥沙,貨物損毀,許多小商家只好宣告破產。尤其位于地下的商鋪,更是損失慘重。到了災后的恢復階段,要如何更好地清淤,深圳相關方面也不得不從頭探索。
難以想象,如果這樣的雨洪,傾瀉在人口密度更大的地方,又將造成何種慘狀。但這只是概率問題。我們在深圳的地形圖上看去,與本次受災嚴重處相距不遠,那些曾經作為落腳城市的城中村,密密麻麻的建筑正排列在泄洪道兩邊。或許,當下居住其中的人能和短期洪澇共處,但疊加氣候變化的影響,還需要更多適應策略。至于未來更大的開發計劃,則必須考慮與氣候適應手段相應的措施和成本。
為考察在臺風“海葵”中受災的地區,郝南專門去過一次福州。他發現,這次倉山受災,在有山坡和樓梯的地方,都有與山洪相類的痕跡——他印象中,這類痕跡之前只在偏向農村的地方出現過,在大城市是第一次見到。郝南強調,大城市絕不可掉以輕心,各大城市都有不少這類地區。比如,在地形圖上看去,廣州南沙區所處的地理環境,就和福州倉山區有幾分相似。
廣州南沙區所處的地理環境,和福州倉山區有幾分相似。 王昀 截自百度地圖
這些問題既相似又不同。郝南認為,如果能結合救援的過程,對災害進行針對性分型,可以迅速讓各方理解關鍵問題。好比面對病患的醫生,能方便地將病癥歸類,進而準確診治。否則,相關方面就要一而再地憑借經驗,去反復溝通,不利于氣候適應。
而城市更需要掌握自身情況。據公開資料,武漢、北京等地做過城市內澇等風險地圖。同時,城市還需要更多數據開放的工作,讓更多市民知曉并及時更新,在需要時能夠充分運用。解決這一問題,不同部門之間就得形成更多連通。郝南提到,2023年最早出現一小時100毫米極端降水量的地方是浙江嘉興,卓明災害信息服務中心當時欲對當地做水位分析,就遇到一定困難——因為不知當地會如何調控,比如在不同情況下會開放哪道水閘等。極端天氣發生時,做好相關信息的公開,是適應氣候變化的關鍵要點。
增強適應性:做好社區預案,用好蓄滯洪區
還有一些扶正祛邪的大原則。秉持這些原則,面對暴雨洪澇,地方能夠更具韌性,甚至因地制宜化洪為利。
需要讓水快速經過。浸泡水位越高,時間越久,損失越大。這種損失將層層疊加。城鄉皆然。比如,水淹得越高,家中受損的物品便越多;如果水淹得久,地基受損,房子可能就沒法住了。2023年“杜蘇芮”的殘余勢力到東北地區時,正值水稻抽穗期。農戶面臨的情況是,如果水只淹一天,可能造成減產;如果水淹超過五天,水稻就會絕收;如果進一步誤了農時,趕不上下一茬耕種,一年半或兩年的收成都要受影響。
2020年7月16日,江西江洲,洪水來前,人們把生活用品摞到高處。 澎湃新聞記者 伍惠源 圖
對防災減災工作而言,此時正需進行思維轉變。想辦法去適應水,而不是一味封堵。氣候變化風險之下,災情將愈加頻繁和猛烈。洪水來時,城市被淹的情形將越發不可避免。倘若強行封堵防御,消耗反而更大,最后捉襟見肘,防了這頭,堵不住那一頭。這就要求,城市需要有不怕水的能力,即使大水淹過一下,也不會令生產生活受到太大影響。
這需要街鎮層級的社區應急預案。災害一旦到達相應級別,人們就能知曉,應該及時撤離還是采取其他措施。而這又必須結合相應地區水文調控的一般預案。比如,社區需要了解,如果上游河流泛濫,下游水系的分水能力如何,在不同級別預警之下,上游會開關哪道水閘。這些問題的答案,決定了社區屆時要做怎樣的準備。
郝南提到,深圳各個層面的應急救援力量非常強大,而在2023年應對臺風“海葵”的過程中,香港比一江之隔的深圳做得更好。其中固然有香港島嶼排水通暢的因素,但不可忽視的是,香港制定了明確的社區應急預案,人們能夠知道,在不同級別的預警下,自己應該做什么。考慮到這樣的預案可以更好地關照到脆弱人群,那些老齡化程度嚴重的城市更應先行動起來。“倘若每小時降水量100毫米的情況,發生在上海市中心,而不是青浦,大家能否做好準備?”郝南問。
2020年7月14日,江西江洲。前來支援固堤的士兵在休息,此時水位已經比地面高。澎湃新聞記者 伍惠源 圖
不過,社區級別的響應,解決問題的能力也存在上限。比如,只能應對一定級別的災害風險,或盡量減少災害造成的損失。在更大的時空尺度上,對一些地方而言,可以考慮撤離和遷移。至少,應當避免在氣候風險越來越高的地方,盲目進行城鎮化建設。
比如,在2016年的“7·19”河北特大暴雨洪澇災害中,石家莊井陘是受災最嚴重的地區之一,當地其后多年做了很多治理工作,對冶河邊的災害隱患點進行疏散。“23.7”的水災,沒有對當地百姓造成更多影響。相比之下,近年水災損失嚴重的地方,許多是在扶貧攻堅時建造了相應設施,因村里沒有其他地可用,故而此類項目占用了大量河灘地。一旦遇到洪水災害,容易因災返貧。
更好地化洪為利,代表一種未來方向。在這次海河“23.7”流域性特大洪水中,河北在邢臺啟用了大陸澤-寧晉泊蓄滯洪區。一方面,這些疏導使得南邊一條主要支流,沒有發生任何問題。另一方面,此前華北平原形成了地下水超采的漏斗區,通過這片蓄滯洪區,把這些水盡可能留下,就可以通過地下暗河系統,補充地下水。這正是化洪為利的一例。
應對氣候災害的經驗,各地需要彼此借鑒
當然,不可盲目投入,需要對成本和收益進行系統和科學的評估,才能更好地進行氣候適應型城市建設。總之,需要考慮現代化的發展和當下風險不匹配的問題,以成本最小的方式,提前做好適應性的工作。
2024年初的雨雪冰凍災害,無論棚頂坍塌,還是路面無法行駛,都在提醒我們,面對新型風險的經驗不夠。應對這類氣象災害,或可從其他國家和地區的做法中吸取經驗教訓。無論救援還是救災,一方面需要本地經驗,另一方面也需要借鑒通用的技術。
郝南說到,汕頭的潮南區和潮陽區,對前來的外地救援隊十分尊敬。這是因為,最近10年里,當地發生了兩次50年一遇以上級別的洪水,因地勢與海平面相差無幾,是水災脆弱地區。一旦海潮襲來,練江倒灌,有大片地方受災。當地自發的民間力量,與來自廈門、深圳等地的救援隊相互協作,也獲得了一些經驗。這次臺風“海葵”的洪水過程中,本地力量可以獨立進行救援搶險,社區的適應性也在逐漸增強。
2021年7月22日,河南鄭州,水泵在進行抽排水的工作。其他城市發生洪澇災害時,地下空間也會遇到相似問題。 澎湃新聞記者 伍惠源 圖
而臺風“海葵”來時,深圳的交通受影響極大,尤其是樹木倒伏,令道路堵塞。2024年初的雨雪冰凍災害中,武漢、長沙等地也面臨相似問題。深圳商業體、地鐵站等處的地下室被淹,需要對地下空間清淤,這樣的需求也曾在河北涿州出現。如何應對這些難題,城市之間正可相互參照。
當下很多地方面臨的情況是,雖然已預料到發生氣候災害的可能性,但似乎要拿出相應的投入,提升基礎設施等級,還存在不少困難。但問題還要解決。這就需要更多依賴民間力量。畢竟,應對自然災害,中國自古以來就具有豐富的經驗,尤其是民間社會的智慧,更會在這種應急時刻涌現出來。
郝南認為,對于城市的氣候適應性,或許需要在更大的時間尺度上向前看。比如,就上海而言,目前城市河岸設防等級高,不易發洪水,只是如果遇到臺風暴雨,可能導致內澇;但上海地處長江三角洲沖積平原,這片地方本就是由水沖積而來。歷史上發生過的所有極端自然災害,可能會在未來幾十年內發生,其形式會有不同的變化。
對于洪水的復現期,要用地質學的方法看。由洪水的沉積層所處的位置,可估算大致相隔多少年、發生了幾次洪災。但郝南對我說道,他猜測,在沉積下來的一層中,也許不是一次洪水,而是幾十年里密集的多次洪水。而這可能就類似當下我們所要面對的情況。
具體應對:三條脈絡的推演
城市可視為信息流、能源流和物質流的集合。在此分這三條脈絡展開,即在應急救援和救災過程中,會遇到怎樣的問題,如何取得進展,其中可能有哪些要點。相當于,講述當下的疑難病癥、對癥下藥的宏觀原則之后,再來推敲血管、骨骼和呼吸系統如何具體而微地運轉,以便有的放矢地修復具體環節。
信息
這兩三年中,氣象預報的大模型取得了長足進步,讓救援力量能夠更有效率地做好應急準備。郝南舉例說到,2021年,在鄭州“7·20”的降雨和救災期間,預報的降水落區始終比真實的落區偏南一些,大約是幾十公里到一百公里,平均有五十公里。而海河“23·7”流域性特大洪水,預報落區和真實落區基本吻合,非常準。而2024年初的雨雪冰凍,其準度介于前兩者之間,但也比較準。
也就是說,對及時采取應急行動而言,目前天氣預報的速度,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在此基礎上,關鍵是對相關信息進行準確解讀,進而制定科學和彈性的行動計劃。
需要依靠準確解讀和判斷,才能讓輿論、民間和官方的力量協調起來。郝南舉例說,2024年2月初,許多媒體來電采訪,根據天氣預報來問,河南要怎么辦,但河南的暴雪稱不上極端;湖北湖南的雨雪冰凍,才是需要關注的極端天氣。或許,暴雪的標志是淺黑和深黑,冰凍的標志是淺藍和深藍。視覺上看,似乎是河南更嚴重。
在救援現場,因為有無線通訊、衛星通訊,通訊系統的代償性相對較好。用無人機做空中基站,也能夠支持現場不斷聯。郝南介紹到,這次雨雪冰凍中,湖南局部地區停電,有一定比例的通訊基站受損。現場有一些應急通訊車,讓人們可以取得聯系,但通訊信號相對較弱。
至于哪些基站設備可以保全,要碰運氣。一方面,降雪量并不均勻,降雪少的地方,情況相對好些;另一方面,如果上方剛好有遮擋,設施不被冰雨覆蓋,也可以避免損壞。
求助信號反饋、救援組織配合,乃至各部門之間協作,也都需要信息流的支持。在線求助平臺上,老百姓的求助信息會匯聚起來。平臺需要把它轉變成可執行的救援任務,分發給一線救援人員。平臺上,救援力量最優先響應的是生命威脅的案例,比如突發急病或孕婦生產。相對而言,對于慢性病藥物或透析的需求,一般可以有兩三天緩沖余地。
另外,人們需要有足夠的心理預期,氣候災害會頻繁發生。哪怕政府部門全部出動,都無法讓所有人都不受損失。需要讓相關部門都能盡力而為,而不是戰戰兢兢,唯恐多做多錯。
2021年7月23日,河南鞏義米河鎮。在安置點,人們忙著給自己的手機充電。澎湃新聞記者 伍惠源 圖
能源
2024年初,湖南湖北的雨雪冰凍災害中,人們多半關注到湖北高速滯留的問題,但很少有人關注到湖南的停電。湖南的凍雨比湖北更嚴重。但兩個省的天氣系統的表達方式不同,無法用同一個指標直接對比。
當時,湖南一些地方,2月6日下午開始停電。一些供電和通訊設施毀壞,哪怕化凍之后,大概率也是無法使用,必須進行更換。而更換設備又需要時間。彼時社會公眾的注意力被湖北占據,對這類情況的知曉度較低。問題相對較遲才得到解決。
實際上,可以借助自然界的能源。2月7日天氣未好轉,湖北等地就在高速路上奮力破冰,讓所有車子脫困。不如等到次日,太陽一出來,冰雪化掉,高速路上的車可自行駛離。
能源系統一般會留足冗余。電力系統的搭建方式,就是讓一個區域內有不同支線,形成代償,分攤風險。但2023年12月,山西垣曲縣經歷了徹底停電。因為其電力系統是早年建好的,無法輕易改變。這個縣的四條主要輸電線路,一路經過十幾個電塔,其中四個電塔在冰雪后倒塌,導致整個縣停電,且短期無法恢復。為確保該縣最關鍵的一些部門能夠運作,華北電網區的緊急供電車都來到這里,一共花了五天時間,最后修通了一條電線。
于是,2024年2月初的雨雪冰凍災害中,郝南一直擔心,如果幾個縣同時出現上述問題,要如何分配緊急供電車?幸好這種情況最終并未發生。只是幾個鄉鎮一度停電,包括湖南寧鄉的大屯營鎮,還有婁底、岳陽、益陽等地的鄉鎮。針對這類停電,電力系統有幾套預案,能在最快時間內搶修恢復。而后,我們也在2月下旬的這輪雨雪冰凍中看到,浙江等地對輸電線路采取了無人機及時除冰的做法,盡早預防斷電情況發生。
應將城市大規模斷電的可能性降至最低。當城市中出現災情時,首先要保證的是電力的供給,進而才能保證應急指揮正常進行,較大程度減輕災害影響。否則可能導致各種次生災害,進而影響救援。
2021年7月27日,河南周口市扶溝縣鄭灣村,水中的電塔。澎湃新聞記者 伍惠源 圖
運輸
如果交通中斷,會影響抗災物資的運輸,應急隊伍無法及時救援,無法及時阻斷次生災害的發生,還會加重暴雨洪澇的后果。如果應急指揮不力,不僅會無法進行緊急救援,還會浪費城市的應急資源。
不過,當下在應急救援和救災過程中,各方架橋修路的能力已非常強大。相比2008年汶川地震時,這方面明顯有了長足提升。比如,修通一條路,原先預計要三個月,如今五天就能完成。不到一個月,已能完全通車。由此,無論通訊還是能源,都可以用應急車的形式進行支持。
另外,洪水等災害來臨時,在路上走的幾乎只有道路巡查人員。他們的人身安全也需要得到關注。
交通工具方面,在應急救援和救災的需求之下,交通運輸的能源需要確保多元化,要有一定的直接能源。倘若只有依靠電力的交通工具,則會存在無法充電、受惡劣天氣影響等問題。
交通基礎設施也會老化,甚至包括高樓中的電梯,也會存在一定風險。城市需要在極端天氣的背景下,來考慮這些設施的運行狀態。
還有一個常被忽視但需要結合運輸系統考慮的問題。災害救援過后,需要清運或處理巨量淤塞的垃圾——比如,臺風與雨雪冰凍災害之下倒伏的樹枝,以及淤泥、死亡牲畜及各種雜物。在受災現場,這些垃圾往往堆積如山,需要找到有效率且妥善的處置辦法。
2021年7月23日,河南省鞏義市米河鎮在洪水中受災嚴重。水災之后,有諸多垃圾需要運輸處置。澎湃新聞記者 伍惠源 圖
制圖 白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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