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我們正處在一個快速變遷的世界。在社會科學界，我們觀察到問題意識似乎悄然發生著轉變，過去流行的分析工具開始被更多地批評和反省。在具體的知識生產中，跨國的經驗和理論對話正在遭遇新的阻力，年輕學人的成長和實踐面臨著新一輪的迷惘和掙扎。幾個月前，隨著香港大學劉思達教授在北大社會學刊創刊號上發表《二十年目睹北美社會學之怪現狀》一文，這些議題在過去幾個月里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關注和爭辯。城識編輯部中國人民大學的助理教授趙益民、北京大學的助理教授程瑩、同濟大學的研究員唐敏、香港理工大學的助理教授戰洋，與清華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所博士后劉燁、美國東北大學博士候選人楊一萌圍繞這些議題展開討論。本文為城識編輯部與澎湃新聞合作刊發的文字稿。

4. 通才還是專才？年輕學人的成長之路

博士生的成長之路是迥異的。有些博士生被要求博覽群書，而有些則是聚焦某個領域的專才。有些博士生位于學術生產的中心，有些則可能被邊緣化、或是正在艱難地尋求中心的承認。

博士應是通才還是專才？是思想者還是實踐者？各個國家、地區、學校對博士生的培養有怎樣的不同？學術存在中心對邊緣的“殖民”嗎？中國的年輕學人應該如何做出回應？

趙益民：我記得我在讀博的時候，給當時的文匯報供過一個稿，是講英美的博士培養體制的分別。我當時的說法是，英國更像是放養，美國更像流水線作業。在美國至少要完成兩年的課程，然后要比較全面地了解至少是一個細分領域幾乎所有的主干的理論資源和相關文獻。在英國沒有這樣的要求。

LSE可能是英國要求博士生上的課最多的學校，但也只是四門課而已，其中兩門還是方法論的課。我的理解是，這樣培養確實可能會有很水的博士，因為可能知識基礎確實不牢靠，但是如果真的有人非常用功，愿意投入很多努力，他也可能會突破現有的各種知識體系的桎梏，然后真的做出一個有突破性的東西。我可能更喜歡英國這種方式。

我其實不太能理解，為什么一定要讓博士生把特定學科的所有分支都學一遍。比如說在地理學，難道一個人文地理的博士要把自然地理也學一遍嗎？要了解太陽、了解大氣、了解極地、了解青藏高原？我覺得沒有必要。LSE的地理系連自然地理學這個方向都不存在了。如果再細化到人文地理這個大類，難道我不光要學會GIS和遙感，還要學經濟、文化、城市地理等等？這大概是本科生的任務，但不是博士階段的使命。

戰洋：我讀本科時是在一個文科實驗班，我們學了文學、社會科學、哲學、歷史。確實是一股腦灌了很多不同的知識。我覺得這是一種對所謂“大師”的想象，強調“貫通”。

程瑩：我在英國接受的博士教育是比較“松散”的。我們當時學校要求修的學分極少。研究方法類的課是必修課。至于本土語言課程，還有一些文學研究、文化研究和電影課程都是自主選修的，學校并不強制要求。我自己在過程中收獲最大的，其實是根據研究議題和興趣先后參與了幾個不同方向的“非正式”讀書會。

另外一點就是，當下的討論中存在一種傾向，不光是說要做通才，而且在廣泛的知識譜系里，我們被要求注重讀“古典”。這種傾向背后有時不自覺地透露一種知識的“鄙視鏈”和“等級化”。

趙益民：90年代的時候，北大在文史哲幾個系開辦有一個人文學科實驗班。那個時候他們是想把文史哲打通，培養文科的大師，但辦了幾屆后停辦了。后面就是元培實驗班和元培學院。可能元培文科生有一個共性特點，就是追求對經典和理論的掌握，有很多學生會去選哲學系的課，或者是社會學系的課。經典和理論確實是我們的關切。雖然明面上我們不說要培養大師了，但大家私底下可能還是有這樣的一個期待。

劉燁：以前本科我在中山大學。當時甘陽在中山大學博雅學院有個很著名的口號，就是博雅學院不培養有錢人，而是要培養大思想家、大學問家。這個口號當時是放在官網首頁上的。大部分學生畢業之后的道路都是要繼續深造。但后來甘陽到了清華的新雅書院，他的做法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他認為畢業之后盡量不要繼續讀，盡量先找工作，先有社會經驗。這和對當時在中山大學的教育經驗的反思有關。我覺得現在這個提法挺好的，不是一定要把經典往死里頭讀，書肯定還是要越讀越活。

我也同意趙益民老師的意思，真的沒有必要把每個學科分支都學一遍。因為社會學的全貌不是靠幾個分支就能概括的，而且分支也在變化中。不是像一個蛋糕切成好幾塊，然后所有蛋糕放在一起就可以合并出原貌，不是那么回事。我覺得掌握幾個重要的分支，比如傳統的分支，再加上一些比較前沿的分支，形成一個視角的對照，對于這個學科的基本理解其實就已經足夠了。然后就投入到你自己的領域里，由小看大，這沒有任何問題。相反，把所有分支都學完才能開展研究是一個很學究氣的說法。

唐敏：如果說英國是放養，那法國更加放養。在法國整個培養模式中，至少在人文社科或者建筑規劃領域，可能連導師都不會給你特別明確的指示，而需要你主動去思考，約導師討論。據我了解，在英國導師和學生的關系還是很近的。用我導師的話來講就是，（這是攀登）“你自己的喜馬拉雅山”。

這確實給了博士生很大的自由度，但也導致很多人沒有想清楚他/她為什么要讀博。雖然規定可能是3~4年，但是大部分都會花6~8年，甚至有花上10年以及最后畢業不了的。當年也是因為太過孤單和放養，我就去了比利時的魯汶大學。魯汶的模式可能介于歐洲跟美國之間。它會讓你去上一定量的課，然后每年會有博士進展的評估，平時也會組織更多的同事間的交流。魯汶大學還有一點有意思的是，雖然我們是在工學院，但是它會要求你的博士委員會里面要有人類學，或是社會學、地理學的人，所以我們跟這幾個學科的關系是非常緊密的。

它不會要求你讀完所有的東西，但會有意識地讓你去進行一定的交叉，這對我本人來講是一個非常受益的事情。法國也可以有很多交叉，但它不會給你安排這個事情，你要完全自主地去尋找。我個人覺得太過放養或太過壓迫都不是一個好事，而是要看怎么樣找到中間的、適合個人的方式。

然后講到精英的問題，工科的背景下的精英通常是那些數理化非常強的尖子生。尤其是當就業情景沒有那么好的時候，它會有意識地去拔尖一些人。

戰洋：我當時在美國是整整學了三年課的。我們第一年，前半學期上經典理論，后半學期上前沿理論，第一年分這兩部分。我當時其實不太確定讀的這些東西對我有多大幫助。過了很久之后，我突然意識到，我讀的這些內容本身對我其實沒有那么大的作用，反而是后來回過頭來，慢慢理解了，為什么這些學者會在特定歷史語境下寫出這樣的文章。為什么他/她會促進這樣的一個范式、提出這樣一個理論？這一步不一定是在課堂上能夠完成的，是一個自我探索的過程。

也就是說，你不能把這些讀的東西太當回事兒，但你也不能完全不當回事兒。只有在一段歷程后，你才能不把它當回事。這就像是說，“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當到了最后那一步，你忽然發現有些東西是可以忘掉的。但在此之前，你可能要經歷一個過程，去尋求、或去借用、或去模仿一些表達。

在這個意義上，我倒覺得美國和英國都有可能提供這樣的空間，最后還是看個人如何在這其中行走的，有很多人會走彎路，也有很多人會比較幸運和直接一點。這些思考、辯論和探索不一定產生在學院內，所以我們也很難去以特定的路徑去培養什么。

楊一萌：我有一段比較特別的經歷是，我在臺大的城鄉研究所待了一段時間。這個研究所是夏鑄九老師大概在80年代的時候創建的。夏鑄九其實是非常受到美國60~70年代左翼思潮的影響，他是在伯克利念的博士，然后帶著這些左翼思潮回到臺大創立了這個研究所。他當時提出來的一個主張恰恰就是“通才的理想”，但背后其實是左翼的意識形態，而不是保守主義。

當時在這樣一個可能幾十人的小研究所，他們希望學生什么都做。你當然一方面要讀城市理論，主要是馬克思主義的城市理論，另一方面，那些在城市研究里面被認為比較保守的、偏技術實踐的知識，你也要讀，要去參加規劃實踐。甚至，你還要去參加社會運動，比如像反迫遷、社會住宅運動等等。

我覺得這個又是一個很不一樣的狀態，不是那種所謂大師培養模式下的通才，而是另一種以社會改革為目標的通才。這可能是一個對比。

劉燁：美國的這套博士體制，他們課程設置有進步的一面。比如，你進來之前其實不需要有特別好的積累，通過幾年的課程下來，即便一開始你的功底很差，后來也能夠獲得相當的堅實的訓練。但現在這套東西越來越變形，比如，最根本的一點就是博士學制拉得越來越長，動輒七年八年甚至更長，這個長度到底有沒有必要？

當然你可以說，一個讀了八年的人，和一個讀了四年畢業的人相比，前者學的東西肯定是要多一些，但那就是靠時間熬出來的，并不是說學制本身有多好。你完全可以就讀四年，然后你在工作中再繼續深入。

所以，不管是英國、美國還是歐洲，在學制上的對比，都要回到他們當時所創建的語境當中來講。美國的學制是為一個工業化的平民社會做準備的，這是他曾經比較好的一面。但他現在變成了這個樣子，這是一個問題。

另外一點就所謂通才和專才，通才不是靠學更多的分支學科堆出來的。

所謂通才，不管是讀古典理論，還是說現代的革命意義的反對“單向度的人”，兩者很多時候是相互呼應的。革命的東西并不是完全毀掉古典，而是一定程度上挪用了古典，揚棄了古典中的一些壞的、留下好的，這是很常見的。比如，我的研究中，五六十年代的建筑設計強調革命化，但我們看到師徒制特征在這里面的回歸。但這個回歸到底是復古，還是更先鋒的東西？實際上古和今是相互呼應的。

所以對于通才而言，它在什么意義上是一個古典精英主義的東西，還是說它可以成為一個現代的、革命的東西，這就要具體分析。

趙益民：歸納起來，這里出現了兩個取向之間的沖突，一個取向就是古典的精英主義，把一個學科視作是一個神圣祭壇，上面有各位先賢的牌位，然后每天去祭拜這些人。

另外一個取向是，帶著一個問題意識去廣泛地涉獵和這個問題有關的學科的理論或者知識資源，然后去不斷夯實這個問題，設法獲得解決它的方法。這是有張力的兩個方向，可能和英國美國的區分沒有那么大。

如果宣稱要回到不受政治侵蝕的學術，回到經典著作和理論傳統，回到研究者的信仰和生活史，回到中國的日常生活，這給我的感覺特別像海德格爾當年的那個宣稱，要回到黑森林里的小木屋，去擁抱一種保守的生活。

從這里可以引申出來的一個問題是，我們強調中國經驗，到底是為了自說自話，還是為了去反過來挑戰那些基于霸權地位的現有理論？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劉思達老師開的藥方是要落葉歸根，回到自己的小木屋，回到我們的日常生活和生活史就足夠了。他并沒有再更進一步，這就有可能會落入到一種本質化的陷阱里。

劉燁：我覺得學術問題意識的去殖民，這本身是一個值得討論的問題。很多時候問題意識不是來源于一個直接的經驗，而是別人已經有了，硬塞給你的，然后你要順著這個東西來梳理。

我在美國那么多年還是有一個比較真切的感受，不同背景的學生在來到美國后，不管是在研討會，還是做課堂發言，還是跟老師談話，會很習慣的先把自己活生生的經驗放到一邊去，因為他們覺得經驗不好處理，就先用在學界里頭流通的語言跟老師交流，然后再去回顧自己的經驗。甚至于，有時候根本不回顧經驗了，就擱置在那了。所以來到美國，也往往是一個跟過往經驗告別的過程。

但那些沒有被理論描述過、乍看之下不好被處理的經驗，反而才是真正值得去走的一條路，是真正可以帶來創造性成果的。而且朝這個方向走下去，邊緣跟中心的辯證關系就不再是一個空洞的不平等問題，而是已經在嘗試實現在邊緣地帶中尋找真正有價值的，可以和所謂的中心進行對話的某種東西。

但這個是很難的，大部分我的亞非拉同學們都很難做到這一點。有的時候甚至要在你和老師產生矛盾的情況下繼續堅持，你才能夠真正做到這件事。我自己在討論中國問題的時候，跟老師們也產生了一些矛盾。所幸的是，他們后面還是比較理解我。但如果一開始我就順著他們的觀點走，那我最后得到的，其實就是一個非常符合既有的理論規范的東西，同時把自己的經驗給消解掉了。

程瑩：這和我的經驗就不太一樣。我在SOAS上課的時候（它可能在英國的學術體制里面也是一個比較特別的存在），至少有幾位老師，不管我們是在上電影理論課、或者是文學理論課，會非常鼓勵我們去調動我們自身的經驗。

包括我后來邀請在中國合作上課的一位老師，我發現她的特點也是會非常鼓勵中國同學講自己的經驗。尤其在疫情時期難免以網絡形式上課，當時課上同學一開始可能更習慣聆聽、還不太習慣敞開討論。那位老師就會讓他們先講述個體經驗，甚至是通過一兩個相關問題讓他們回憶自己的家庭經驗和成長經驗。我覺得這個方法還挺好的，這樣同學就會逐漸有對話的意識。

劉燁：SOAS相對來說是有這樣的一個傳統，但我覺得還是可以繼續追問。因為我們每個人講的經驗，不是一個純粹的，像流水一樣的經驗，而依然是經過了某種理論化、或是經過某種思維結構的處理后呈現出來的。

所以當我們在談經驗的時候，已經不知不覺將這些經驗放在了對方的框架下面來講，讓你講出來的是對方能聽懂的經驗。這樣的經驗講述不僅無法真正產生新的理論，反而變成了對方理論的一個注解或者擴展。

戰洋：對，我剛才說的理論校準就是這個意思，就是你在提供一些不同的經驗觀察，但還是在既有的范式邊緣。我自己去美國讀書前，我的一些社會實踐經歷帶給我非常強的刺激。這些經驗是我在中國農村獲得的，在中國高速城市化的過程中獲得的。但我到了美國學人類學后，這些經驗不太能被美國人類學的主流框架處理。

因為在美國，城市/鄉村就不是一個有意義的問題框架，所以你必須把它拆解成別人聽得懂的語言，比如你可以談道德經驗（moral experience），或者放到性別（gender）的框架之下。但在中國的社會科學領域，比如費孝通就是從鄉村出發的，他的問題意識的起點在很大程度上來自于鄉村巨變。在中國，城鄉關系實際上是一個元理論，但是它不能被學校里讀到的主流理論處理。所以我要做一個選擇，是去迎合主流的理論，還是尊重我自己的問題意識。

從自身的經驗和問題意識出發，是有風險的。我作為一個學者，到了我現在這個年齡，會意識到這種追求是很難完成的。在斷裂的理論和經驗下，我的學術生產和理論工作都面臨困境。這個困難比我之前想象要大。甚至說，我有時候會懷疑，我是不是可能已經不具備條件去投入足夠的精力和時間，來完成我想完成的理論工作。

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每個作為知識生產者的個人，其實是非常具體地鑲嵌在這些不平等中的。“后殖民”不是一個描述，而是我們的切身的體驗。

程瑩：所以我想追問，在學術寫作中，如何去挑戰我們現在意識到的這些問題？這其實是很難的，因為把關人都是有他們既定的標準的，對吧？

趙益民：歡迎給City期刊投稿！我們是非常有意識地在不斷吸收來自不同地方的編輯，發出更多差異化的聲音，而不只關注所謂“全球北方”。我覺得至少在批判城市研究領域，我們是有這個意識的。

程瑩：確實有一些刊物在做這樣的工作，非洲研究領域也有。有些刊物十分注重本土知識體系中的概念和思想，例如Karin Barber擔任主編時期的刊物 Africa: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African Institute 曾設立過相關專欄。也有刊物會開始接納一些不同“genre”的討論（有些文章可能不符合長篇大論式的學術論文范式更像是一種對特定議題的即時回應和辯論），我還看到一些刊物專門反思知識生產倫理和編輯的工作等等。

比較涉及實操層面的一點是，主編會把稿子發給誰去審，這也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有的編輯可能會把它發給更熟悉在地情況的非洲學者，但有的編輯可能就不傾向于這樣做。

劉燁：整個現代學術體制和整個知識基礎，其實就是由西方人打下來的，對所有人而言既是平臺又是限制。想要真正挑戰這些限制是一個極其艱難的事業，很容易就掉進西方中心論或與之針鋒相對的非此即彼中。

比如，有關中國在萬隆會議后生產的關于非洲的革命化知識，這些知識不僅是為了革命，它的生產本身也得是革命化的。這就非常困難。首先需要處理的這些二手文獻，基本上是源于英文、法文等等殖民者生產的知識。知識來源本身就已經很有問題了。但如果你不用這些資料，你在當時對非洲真的就是兩眼一抹黑。

所以，怎么一方面用這些知識，但另一方面，又限制這其中的所謂殖民性的東西，我覺得這是中國在當時一直就想要處理卻始終沒有成功的事情。到后來，我國學者對蘇聯的所謂“非洲學”都是持批判態度，認為那和帝國主義的“非洲研究”也沒有什么兩樣。某種意義上，二者間有多大實質的差別真不好說。

這種看法一直持續到80年代初，但之后就再也沒這樣說過，基本上也放棄了創造新的知識體系。你在跟整個現成體系去對抗，那么即便要生產新的知識，在前期你還是不得不沿用很多老的既有概念。就像馬克思寫《資本論》，他用了很多概念就是源于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所以他的副標題叫政治經濟學批判，但是他還是不得不用很多資本主義時代所創造出來的概念來進行討論。

所以，你如何想象一個新的世界，而不僅僅是對舊世界進行一種補充或者是某種扭曲，這個是一個非常困難，但極為根本的一個任務。

戰洋：我覺得首要要做的是，我們對自己看到的世界要“忠誠”。這意味著，我們在接受既有框架理論和概念詞匯的時候要慢一點，這樣才可能看到不一樣的東西，我們才可能說出不太一樣的故事。

換言之，我們需要一種自我的對抗。畢竟，當你勸自己再多想一想，要慢下來的時候，實際上會經歷一定的自我折磨。比如不斷思考，這個詞到底該不該用，用了以后意味著什么？如果反復想這件事，日子可能會過得不是很愉快。但正是這種帶有持續自我審視和反思的工作，才可能會更有意義。不然的話，我們的時間就可能花在重復性的言說上。當然重復也不是完全沒有價值。重復的聲音，可能是社會運動和社會思潮自我加強的一部分。但是，不讓自己的表達輕易地滑走，這種勇氣我會覺得是很寶貴的。

學術工作在一定意義上是自己主體性的體現，當你不再需要模仿他人、借用詞匯的時候，當你試圖創造出新的語言和講述故事的方式的時候，你已經在做一個非常重要的理論工作了。而且這個事情靠的不是某一個人想出一個多漂亮的東西，而是要所有人一起共同努力。

程瑩：另外一個重要的點是，應該意識到學術史當中的各種各樣的“轉向”，其背后更大的背景是什么。我們需要對這個（理論的生產和流動）有所自覺，才能在當下的學術討論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趙益民：這種把握也是一種具身的體驗，不是通過上各個分支學科的課就能夠得到的。

程瑩：確實，需要反復地琢磨自己的經驗，為什么會有這樣的經驗，當你發現有些經驗你放不到那個框架里的時候，你就更加需要在此處停下來，反復琢磨它。

戰洋：越是放不進去的往往越是有價值，而不能當成多余的東西排除掉。

劉燁：《后現代地理學》的作者Soja舉過一個例子，討論列斐伏爾當時為什么會寫出《空間的生產》。他一方面在巴黎教書，但另一方面他特別喜歡回他外省的老家。他的很多問題都是在巴黎跟外省之間的鐵路上面思考的。他對兩端都保持著距離。在往返中，他不斷地面對縫隙，但他不打算假裝彌合這些縫隙，而是袒露地面對。

所以，柄谷行人用“視差”的概念來理解這個事，他的說法是，不移動就不能批判。你不能只站在一個點，你必須站在兩個點之間移動起來，中間拉開縫隙，而且這個縫隙是既有理論無法縫合的。一個東西既是對象，又是主體，它的張力才能立起來。

趙益民：城識公眾號的slogan叫做“打開城市的間距”，無意之中契合了柄谷行人的表達。

而且，如何處理個人經驗，其實有舒服和不舒服兩個選擇，有很多人選擇的是舒服的路，而另一條不舒服的路，其實是要努力去把個人經驗和學術共同體進行對話。這種對話中會有經驗和理論的不匹配、不契合，所以我們會感覺不舒服。但如果你拒絕對話，選擇回到小木屋里呆著，那你可能會非常舒服。

唐敏：是不是還有第三種，干脆挑起一場戰斗（Pick a fight），我想到的是像何志森的圖繪工作坊，他并不是想要生產理論或如何，而只是挑起一個爭論。他選擇了行動（action）的道路。

當你想要要打破一些東西，你也需要思考你在學術界的位置，是走行動的道路、左翼運動的道路，還是說其他的路。因為我之前跟一個德國學者聊天的時候，我問他，如何在中國的建筑規劃學界去推動更廣泛的全球南方的研究，他說你應該挑起一場戰斗，應該在學術界發起相關的討論。但要具體怎么做我還不太確定。

5. 理論還是實踐？問題在于改變世界

“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 對于大多學者而言，即使承擔繁重的學術工作，但也常常忘不了經世濟民的社會關懷。不過具體實踐仍是困難重重。

我們如何更好地將理論性工作和社會實踐更好地結合？有沒有成功的案例？在中國，社會實踐所面對的現實困境又是什么？

戰洋：我覺得我是有糾結的。

我大部分時間是放在學術工作這一塊，但是我一直幻想著有一些實踐上的機會，比如我在考慮，我的一些研究議題能不能視覺化，因為我在廣州確實看到了很多年輕人，他們在做一些類似的記錄工作。通過視覺影像，呈現出了學者、實踐者以及普通人之間產生的一種互動。我期待將來有機會能夠參與，但是目前還沒有具體計劃。

我一直希望做一些實踐性的工作，但這兩種工作是非常矛盾的，因為實踐的工作需要你有一些非常強的觀念，你不能總在縫隙里搞實踐，而是要占住一個位置才能做實踐，但反思性的工作經常是讓你游移搖擺的，我自己還不知道怎么調和這件事情。

楊一萌：我很贊同戰老師剛才提到的張力問題。我之前剛進入碩士學習時，一方面被要求參與社會實踐，另一方面又要讀很多馬克思理論。

這時候就會有一種分裂。當你在參與到一些實踐、比如社區營造之類的，你會感覺到困惑，這些東西在多大程度上能夠實現我們在理論里讀到的那些左派的社會變革，然后就會有很大的挫敗感，因為在實踐中不得不面對很多限制，可能是技術上的、或者現實的、政治條件上的，然后就慢慢發現，你做的那些東西好像也沒有給社會帶來多大改變。然后就慢慢就退守到理論的層次，然后有些人就開始申請博士，那一旦進入到博士這個階段，慢慢就被馴化了，必須要開始想怎樣被知識生產體制所承認。

程瑩：我其實一直在想，我們身邊有沒有將研究與實踐結合得很好的例子。我之前參加過一次趙志勇老師的“木蘭花開”的戲劇實踐和展覽活動。“木蘭花開”是關注來京務工女性的一個公益組織。趙志勇老師做民眾戲劇運動的研究，但他也參與木蘭花開的戲劇活動。我之前去看了他導演的一個叫《生育紀事》的戲，覺得特別受啟發。當時覺得這部戲是對當下中國性別議題討論里面的一種“裂隙”的回應。比如，這部戲邀請在京打工的姐妹講述他們經歷的生育和和母職議題等，幫我們看到精英知識女性在討論這些問題時的一些局限。我覺得這樣的實踐還很有意義，是在嘗試著連接知識生產和普通人的生活實踐。

唐敏：建筑規劃景觀設計學科其實非常強調實踐，但是實際上，大家的研究可能和實踐是完全分開的，并不是所有人都會對自己的實踐進行反思，然后帶入到研究里面。

有關社區營造這個事，我最近跟一個日本老師聊天時發現，我們很多社區營造的概念也是從日本學來的。然后日本老師問了我一個問題：那些來到中國的日本社區營造的專家們，他們在日本是非常左派的，但為什么這些這么左且具有批判精神的人在中國會如此受到追捧？

因為整體上，社區營造在中國是由政府主導的，但是他們請的那些國際專家又是被日本學界認為非常左派的。實際上，中國對這些學者感興趣，并不是因為他們的立場或是他們的思想，而是只是感興趣他們做事的方式，可以照著這個步驟做，比如學習居民參與應該怎么開展。所以，他只想學習經驗，但不會去考慮這個經驗或者說做法產生的背景。

這也是為什么我認為很多實踐和研究是非常脫節的。

唐敏：而且，你作為研究者，和你作為一個實踐者，進入田野時的立場是完全不一樣的，你能看到的東西也是完全不一樣的。

當你是帶著一種研究者的立場去做實踐的話，你會發現這個實踐有很多問題，它不可能完美符合所有學者的想象。它一定是有沖突、有缺陷的。這是一個不可調和的矛盾。

劉燁：我同意這個說法。比如說，在中國傳統的禪宗里頭，你不用讀經書，你就是種田，然后澆水，然后你在勞動中會突然領悟一個道理。但如果你要把這個道理說出來，那它一定是殘缺的。某種意義上來講，只要形成語言就會有殘缺。

這時候就不得不提到馬克思的那句名言：過往的哲學家都是在解釋社會，但問題在于改變社會。這對馬克思來說尤為重要，因為他所借鑒的整個歐洲哲學傳統，就是一個非常強調抽象語言和理論表達的一個傳統，所以馬克思對于傳統來說是一個非常決絕的反叛者，尤其針對以黑格爾為主的所謂唯心主義。

我們一般會認為中國社會是非常重視實用主義的。它不怎么談理論問題，對于原理好像也不拿出來說，實際上它本身的生活形態是很具體的，具體到千家萬戶。在具體的生活中，講的就是大白話、而很少使用抽象的東西。從這個意義上講，毛澤東那一代人很快接受馬克思主義，是對中國社會的實用性的局限性和可能性的自覺。

所以理論和實踐之間就是一組不可調和的關系，因為這個世界本身一開始是不存在語言和實際的二分的，是在一個后語言的世界里才面對的這個問題。

我們當然可以說，要注重理論和實踐的平衡。一條可行的路是，你可以作為一個理論家，但你也要對實踐保持開放態度。如果你是一個實踐家，那么你要保持對理論的敏銳度。但是如果真要把這兩者完全融合在一起，我覺得這個有點過于形式化了。比如在馬克思和毛澤東那里，實踐就是第一位的。

真正的實踐家是很了不起的，我是做不到的，我只能做一個有著實踐感的研究者。

戰洋：我們系恰恰是有很多做實踐的老師，我們有一個研究中心China network，很多參與的老師是在研究的同時，也在中國做各種項目。在中國的村莊里，我也認識到一些非常厲害的做具體項目的人，扎根在一個村十幾年。

我有時候會想，理論工作是不是也是一種實踐。比如，我們剛剛討論到知識生產所面臨的這些困境，和全球政治之間的關聯，以及如何克服困境。我會覺得，我們所進行的理論工作在一定意義上也是一個行動，而且這個行動也一樣非常艱難。在這個意義上，理論工作和實踐工作沒那么大差別。

但是技能點是個問題，也就是你走向哪條路，是跟機會、跟個人性情有關系的，也不一定大家都要既做理論也做實踐。

劉燁：這說出了剛才我沒有說到的東西，理論跟實踐其實是一組從原初狀態分化出來兩個維度，在真實狀況當中，理論就可以成為實踐，實踐就可以成為理論，而不是去把兩個被你外在化的東西做一個形式上的結合。不管是實踐主體、還是理論主體，當你在跟一個特定的客體互動的時候，實際上就決定了你此時生產出來東西到底是理論還是實踐，比如言說在某種場合下就已是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