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我們正處在一個快速變遷的世界。在社會科學界，我們觀察到問題意識似乎悄然發生著轉變，過去流行的分析工具開始被更多地批評和反省。在具體的知識生產中，跨國的經驗和理論對話正在遭遇新的阻力，年輕學人的成長和實踐面臨著新一輪的迷惘和掙扎。幾個月前，隨著香港大學劉思達教授在北大社會學刊創刊號上發表《二十年目睹北美社會學之怪現狀》一文，這些議題在過去幾個月里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關注和爭辯。城識編輯部中國人民大學的助理教授趙益民、北京大學的助理教授程瑩、同濟大學的研究員唐敏、香港理工大學的助理教授戰洋，與清華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所博士后劉燁、美國東北大學博士候選人楊一萌圍繞這些議題展開討論。本文為城識編輯部與澎湃新聞合作刊發的文字稿。

1. 現代性還是不平等？反思社會科學的問題意識

一種批評聲音是，70年代后，西方（尤其是美國）社會學的核心關切逐漸從“現代性”滑向了“不平等”問題。（西方學界）在“政治正確”的籠罩下，更多人只討論具體的社會不平等現象，而放棄了社會學傳統中對現代性的理論追尋。

真的是這樣嗎？中國學術脈絡的變遷是怎樣的、有何不同？針對中國社會的問題意識應該是什么？中國的問題可以和更廣泛的西方學術脈絡產生對話嗎？

劉燁：在社會學界，“不平等”的問題其實是多年來美國社會學界早已形成的、高度規范化的核心議題。一個是不平等，一個是社會運動，以及相應產生的大量相關的量化研究。所以我覺得，這和他后面所謂的左傾之間是沒有必然聯系的。

從我自己的角度來說，比如說新學院（New School）的社會學在北美是非常非主流的。它延續了歐陸的傳統，基本上是在社會理論——而非社會學理論——的框架下討論，而不怎么觸碰經驗研究，更不必說量化研究了。

而且，一個學者研究不平等，并不表示他有多么強烈的支持所謂社會平等。像社會分層這樣的研究可能是一個描述性的研究，也可以是去政治化的。所以我覺得還是要具體來看，直接把不平等研究和所謂的左派聲音的擴大劃上等號毫無必要。

劉燁：進一步看，今天所謂西方的“政治正確”或所謂左派，其實是保守人群首先喊出來的。在真正的政治光譜上，這群人可能不一定是真正的左派，但是被右翼定義為左派，并和右翼形成了鏡像關系，右翼也是通過定義對方而被定義的。所以這些概念成為了一個空洞的能指，變成一個扁平的、同質化的東西。兩撥人越來越兩極化，越來越成為一種自我認同的建構。

唐敏：我比較好奇，在北美社科的圈子里，其他的中國學者對這篇文章是什么反應？

楊一萌：就我的觀察而言，確實大部分持反對態度。但我覺得關鍵點是從現代性向不平等的轉變，以及針對這個轉變，我們到底應該如何發問？可能不同立場有不同的觀點。

比如像劉思達老師提供的是一個保守的立場。我覺得特別要注意的是，他所說的左派是什么？實際上他討論的是60~70年代后進入學界、致力于推動社會改變的他所謂“革命小將”的這樣一批人。他把這批人叫做左派。

劉燁：從現代性到不平等的主題轉變，是不是確實發生了？我不認為是這樣。

美國社會學曾經對所謂現代性有過核心關切嗎？真的沒有。甚至可以說，美國社會學就是建立在對現代社會學的拆解上的。現代性從歐洲社會理論起源，之后流向美國，然后不斷適應美國，適應了一個工業民族的社會語境，在這個適應的過程中，大量的理論被扁平化處理了。北美社會學總體來說不是不夠理論，而是在根本上反理論。作為一個概念范疇的“現代性”是不入其法眼的，盡管它還是會討論現代社會的種種現象。

從19世紀中后期開始，美國成為了一個近乎是人類歷史上最純粹的工業化社會。它基本上沒有經歷過農業時代。它是一個如此單調，但又如此奇跡般地在現代工商業規則上展開的一種社會生活。美國人對他們社會生活的理解，和歐洲偏向人文化、理論化的路徑是有很大不同的。我們是在今天把美國歸結為是現代性工業社會，但在當時，這不是他們的自覺。

戰洋：這個觀察我是同意的。我和趙老師應該是同一代人。我們2000年初期在北京的時候，現代性問題對于中國知識界來講是個核心議題。我們當時讀理論，很多時候是從后現代理論進入，但在我們腦子里始終有一個現代性問題作為核心參照系。從這一點來看，反而歐洲跟中國有很多可以銜接的地方。我猜測當年可能一代年輕學生都是受相關議題影響。他們現在30到40來歲，但問題意識是在當時中國脈絡下形成的，而不是受美國訓練的結果。

趙益民：劉思達老師比戰老師和我要年長一些，但大體也是在相似的脈絡里面。當時一個大背景是，在80年代后，我們整個國家都處在所謂“再啟蒙”的語境里，我們試圖重啟對現代的追尋。所以現代性的問題意識，確實植根在之后跨越了數十年的中國知識分子的腦海里。對于很多人來說，現代化及其理論已經不再是冷戰下美國的意識形態工具，而是大家的切身體會和期望，并一直延續到現在。

所以，劉思達老師在文中強調需要回歸現代性的問題，大概也意味著，他的核心關切依然受制于上世紀80年代以降中國社會科學界的問題意識。

程瑩：我想先插入一點直觀感受。我個人感覺到文章里一些讓我覺得矛盾的地方。 這篇文章用中文寫作、言說的對象是中國學界，似乎是在試圖告訴中國讀者或青年學生不要“跟風”做某些研究。但問題是，比如種族、性別等議題，在中國當下的研究中實際上很少真正作為主流議題被關注（尤其是種族議題討論得更少）。

我還想請教一下大家，如果說在20多年前，（在中國）大家關心的是現代性的問題，那么現在大家有沒有關注一些核心議題？這些議題是什么？

趙益民：我覺得社會科學界可能有一個傾向是，越來越保守，開始回到傳統里面。

戰洋：現在確實是有這樣的一個變化。這個變化似乎也跟大的政治格局變化有關，比如在全球興起的反全球化運動，比如新自由主義的衰落，比如主張回歸“地方傳統”，再比如對宏大敘事的拒斥和對美式政治正確的厭倦。

所以現在一些在思想成熟期的學者，可能確實有這樣的愿望，就是從自身經驗出發，或是從所謂的“傳統”，或是某種新的立足點出發，來建立自己的一套理解世界的方式，甚至希望這種知識體系可以投射到其它地方。

趙益民：但在我看來，現在對本土化的討論和30年前對現代性的追尋其實是一體兩面。我們始終是在把中國拎出來單獨看，進行特異化處理。30年前，中國是要趕上所謂前沿的知識體系。而現在，有些人認為我們在某些方面開始取得優勢，所以需要把它理論化讓其他人來學習我們。但共同的問題是，我們在這么做的時候并沒有真的把自己視作學術共同體中的組成部分。

程瑩：本質化的“特異性”是不是一個偽命題？還有一個問題是，我們是否能找到、又或者如何面對一個中國“本土化”的知識體系？

劉燁：重視自己的經驗這個本身是沒有什么問題，甚至可以說是很有價值的。

但問題恰恰在于，所謂的自主知識和本土化，要怎樣才能真正反映自身經驗，而不是淪為一個立場先行、然后往里面選擇性填塞經驗材料的一樁事兒。如果我們從固定身份出發去對抗從海外學到的知識，那么我們的經驗很有可能成為既有理論的點綴。

如何真正地研究一個直接經驗到的現象、而不需要某種理論來中介？不僅在中國，對于全世界來說，這都是一個重要問題。所有人都需要這樣來思考自己和世界的關系。這個其實是很難做到的。我們現在看到的中西二分，反而很容易。

戰洋：在北美我們常常會體會到一種厭倦。研究議題在一個非常同質化的學術生產過程中被復制。當你看到論文的幾句話，你就已經知道它論述的走向了。所以，我會覺得，從經驗直接出發進行有解釋力的分析，確實是非常寶貴的。如果我們不需要通過挪用其他理論為中介，而是有直接的溝通效果，這樣其實是讓人羨慕的。

但是問題就變成，我們處理的是誰的經驗？我們現在所謂的“地方經驗”并不涵蓋所有人的經驗，這就涉及到知識體系生產的權力結構。比如說對于我來講，女性經驗就十分缺少直接且準確的講述，而不是已經被研究得太多了。

程瑩：同意這一點。如果說階層、種族、性別這些議題在中國的討論過多了，我覺得是不能讓人信服的。這樣說也許會給正在選題的青年學者造成誤解。

唐敏：我很好奇的是，對于一些在海外做中國研究的學者，難道他們在美國社會里找不到一個可以更深層次比較和對話的對象？比如說社會分層、女性議題、或其他的不平等問題，本質都是根植在每一個社會里的，但在不同語境下的具體表現形式可能不同。那么，中國和北美就完全沒辦法對話嗎？或者說，在這些不同現象之下，是否存在本質的東西？

趙益民：美國學界可能有一種自我中心主義？導致他們不是那么關心別的地方。

唐敏：我覺得很多全球南方的經驗其實有助于反思歐洲的境況，雖然語境不一樣，很多看上去完全不同語境下的問題都是可以被聯系起來。

比如我之前城識分享的“占領巴黎”的難民營地，和很多亞非的邊緣社區有一定的共性，它其實代表的是一種流動的實踐和一種不平等的機制。它們可能都被掩蓋在“住房問題”的外衣下。再比如劉思達老師在文中提到“素質”這個概念的獨特性，以及與布迪厄理論的區別。它們當然有不同的語境，但不同概念的外表背后依然應該有很多本質上相通且可以對話的東西。

2. 為什么是中國？一個理論對話的難題

如何真正做到將中國的經驗帶入更廣泛的理論對話？實際存在的問題其實鑲嵌在具體的知識勞動，以及期刊、編輯、審稿人組成的學術體制中。

作為研究者，如何回答“為什么研究中國”？如何為自己的經驗議題做辯護？如何說服學術生產的守門人，撬動既有學術體制的偏見？更根本的認識論和方法論的困境是什么？

程瑩：我確實有被問過，（作為一個中國人）為什么要研究非洲？一開始去英國讀書的時候，被英國的同學和老師們問。可能在當時2012年，中非關系還沒有現在這么“熱”。但現在做中非關系研究的人越來越多了，甚至近年在國際學界成為一個備受關注的話題，這樣的問題就比較少了。

我還想補充的是，非洲學者的知識生產也存在類似的問題。很長一段時間的知識生產中，非洲經驗作為數據（“data”）而不是作為理論（“theory”）存在。這是非洲研究“去殖民”討論的一個核心議題。在這一問題上，非洲和亞洲有對話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唐敏：我也有相似的經驗。我最開始在歐洲選這個博士論文議題（孟買貧民窟）的時候，別人會問我你為什么要做這個？你作為中國人為什么要做這個？可是同樣的問題不會問歐洲的博士候選人。但現在，如果寫英語的文章，是不會有人來問這個問題的。深度的經驗研究就是對知識生產有價值。但現在我遇到的更多的挑戰反而是在中文的語境里，寫中文文章的時候會被問類似的問題——海外經驗到底跟中國有什么關系，對中國什么用。

劉燁：在北美社會科學里寫文章，你要解釋為什么研究中國。這其實是跟美國對自我經驗的無限放大是有關系的。它確實認為，美國和其他地方是一個范本和摹本的關系，它的問題意識不言而喻地應是所有人的問題意識。如果你要研究其他地方，你需要告訴評審人為什么，其本質是在問：你的研究如何強化美國人對他們自己的理解？

這個問題可能在所有英文期刊，甚至其他語種（比如法文）期刊中也會出現，但在美國更為顯著。這些美國期刊無法處理美國和其他地方經驗不同的問題，所以你必須要講清楚，你談的經驗如何能夠放到他們既有的框架里。我不太同意所謂“generalization”（一般化）的概念，我實際上對于整個北美主流社科范式都有很大的疑問。

大家都知道，馬克思一般是被視作社會學的鼻祖之一。但實際上馬克思主義本身是完全反對一般化的理解方式的。那樣非常典型的形式邏輯，在馬克思主義的辯證邏輯中，其意義是非常局限的。

比如你射一個靶，第一箭往左邊偏了5米，第二箭往右邊偏了5米，但是在“一般化”的過程中，這種現象會被理解為你其實射中了，因為左右正好中和了。這其實是基于一種均質化運算的理解——哪怕它不是量化研究，這是一種“形式邏輯”。

但在辯證的語境中，你談的其實是“普遍”和“特殊”的關系。“普遍”和“一般”不是一個東西。我們不能把所有的具體的經驗都摧毀了，然后創造一個所謂的“一般化”的東西。所謂的“普遍”其實必須從“特殊”中才能得出來。這是最根本的一個矛盾。

趙益民：這種對普世性的追求背后潛藏的認識論，是不是也呼應了邏輯實證主義？

劉燁：對，它和實證主義是一脈相承的。

戰洋：方法論上，這是一種統計再現（statistical representation），是要通過統計邏輯來驗證的。但這里存在一個問題，是經驗和理論的關系。理論范式的存在，意味著往往已經存在一個主流理論，然后其他研究是對這個理論的校準，從經驗出發的研究也是努力去實現這種校準功能。于是就會復制核心理論和地方經驗之間的秩序。這樣的工作，應該不算是直接從經驗出發的理論工作，因為它產生不了理論效果。

我覺得中國人類學學者似乎面臨一個困境，就是如何把經驗問題化和理論化。相比之下，在太平洋群島是產生了大量的經典人類學研究的，但在中國經驗比較少進入到人類學理論核心。所以一個核心的工作是，要思考我們的這些經驗到底對特定學科來講意味著什么？

唐敏：戰老師，你剛才所說的“核心”，指的是國際人類學界的核心嗎？

戰洋：我說到的理論“核心”，是問題意識的來源，尤其是問題意識的經驗來源。理論的核心，倒不一定指的是理論的具體形態，而是理論之所以能夠成為理論，讓理論產生意義，產生重量，產生相關性的那些東西。

趙益民：在城市研究領域，我很少遇到評審人會問為什么要研究中國。但我不知道，如果回到十多年之前，情況會是什么樣。比如，現在讀上世紀90年代和本世紀初的中國城市研究論文，文獻綜述一定會用相當多（幾乎一半甚至三分之二）的篇幅來說明討論的這個問題在英美的理論和經驗語境里有什么樣的相關性，然后再把來自中國的案例鑲嵌進去。

但從2000年代中期以后，有一批從事后殖民研究的學者改變了這種狀況，比如Jennifer Robinson，比如Ananya Roy。所以現在不會有人問你為什么要研究這個地方，不管你的案例地點具體是在哪里。

程瑩：我覺得這和學術生產主要的對話對象是有非常大的關系的。比如，如果我給非洲研究領域的期刊投稿，那自然就不會有人問“為什么研究非洲”。

但同樣不可避免的一個問題是，不管關注哪個特定地區，也總是會被要求要跟一些特定的相對“經典”的研究框架對話。我最近和朋友聊天的時候也發現，這的確是會給個體研究者帶來困惑的一個問題，因為有時候在個體研究者所關注的特定區域或者案例中，這個被要求拿來對話的“經典”概念并沒有什么特別大的相關性。

唐敏：說到對話對象，其實審稿人也是潛在的對話對象，也會有一定的先入為主的判斷。比如，我遇到過的一個問題是，如果投稿城市研究領域的英語期刊，如果我寫的是印度的案例，我的評審里面一定會有印度審稿人。他們可能會對某些問題的認識形成一定的范式，然后把這些范式帶到審稿意見中。或者說，他們能夠感受出來，這不是一個本土學者寫的關于他們自己的文章。同樣的，如果是中國的研究，其實中國的審稿人也很容易分辨出來這是一個中國學者還是外國學者寫的中國研究。

程瑩：就我的經驗而言，匿名評審一般不會先入為主地默認你是“外來者”。

相反我有遇到過一種情況是，當我在一篇非洲文化研究的論文里提到中國的時候，匿名評審特別希望我回答，作為一個中國研究者進入到非洲研究領域，或針對當代某一個文化現象進行觀察時，我的位置性（positionality）對我的問題意識、觀察和分析產生了什么樣的影響。也就是說評審要求我把這種自覺（self-awareness）寫出來，作為論點的一部分。

唐敏：這就跟美國有點像，比如說美國研究可能一定會提到種族問題。如果寫印度的研究，他們可能也會要我提到種姓問題，這就形成了一些固定的話題。我覺得本土學者他會非常強調這些，如果你沒有對這個話題涉入太深，他會要求你從這方面展開。

程瑩：但如果評審人提出某個在本土語境下或者本土知識傳統中非常重要的問題我沒有涉及，我可能的確應該關注且回應這個問題。尤其是一個我研究的區域的本土學者，指出我文章的一個缺失，我覺得這對我來說是一種幫助，因為這恰恰意味著我的確忽視了一些本土語境下的迫切問題或視角。但你所說的問題可能涉及另一層面，比如，你把一個寫印度的文章投到中國的期刊，中國編輯會要你回答這項關于印度的研究對中國有什么啟示。

唐敏：我覺得劉思達老師如果寫中國的經驗，但要發到美國的期刊里，可能也會被這樣問，但可能他不想討論這個問題。

趙益民：所以其實有兩個層面的問題。一個層面是，你所研究的地方的本土學者提出的批評性建議，我覺得這是有價值的。比如，如果一個美國學者討論中國的人口流動，卻堅決不提戶口，這肯定會是一個問題。但另一個層面的問題是，如果你做中國人口流動，結果一個美國的審稿人基于美國的經驗來審視，然后問你怎么不提種族、原住民或者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那這就是另一個問題了。從這個角度看，我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理解劉思達老師的憤怒。

楊一萌：這里其實還涉及到經驗的尺度的問題。我們現在大體上談的還是民族國家，美國、中國或者其他國家。但進入下一層，比如說具體到中國的城市，我們有時候還是不得不去回答，為什么我們要選擇這個城市或地方來研究，尤其是，為什么不選擇常見的廣州、上海或北京等等。

這時候回過頭，可能再度涉及到所謂一般化（generalization）的問題，比如你要說明為什么做某個城市的研究，可能必須要回答，這個城市如何有助于提供一種理論化中國的新的可能性。這樣馬上就又開始拔高了，開始涉及到在中國研究里的一些一般性的理論。這個和之前我們回答，如何把中國的經驗拿來和一些更大的理論對話，可能本質上是一樣的，只不過是在尺度上有差異。

趙益民：這和我們最近辦的“被忽略的城市系列研討會（overlooked cities seminar series）”是相關的。確實在城市研究領域里，我們對城市的關注是不均衡的。北上廣深吸睛度是最高的，所謂的三線、四線、五線的城市肯定沒有得到足夠的關注。而且確實很容易被質疑，就是你為什么要選這個城市？這很常見。

程瑩：但這也是一個必須要回答的問題。

趙益民：這關系到方法論，也關系到整個分析框架的搭建。選擇這個地方一定是有原因的，但這個原因在理論上能不能被讀者接受，可能需要你做一番努力來說明。

現在中國流行用幾線城市的概念。除了所謂的一線城市外，其他很多城市我覺得都是被標簽化了的。這些城市基本上不會出現在英文期刊里，他們被統一叫做三線或四線城市。這些其實就都成為了“被忽略的城市”。

程瑩：但這些看似被邊緣化的城市，代表的可能反而是多數人的經驗，是一種普遍性的境況。

趙益民：對，這其實就是“被忽略的城市”這個概念的價值所在，他打破了既有的層級（hierarchy），為所有的城市賦予了進入對話的可能性，雖然你還是需要大量的、艱苦卓絕的工作來說服人們為什么要研究這些城市。

劉燁：大家遭遇到的這些困難，某種意義上也和評審制度有關系。因為目前的評審制度中，完全是一個幕后的人在問你這些問題。

對于被詢問者來講，你必須事先就找到一個方法能證明你的東西能“賣得出去”，別人愿意給你買單，這樣的話你的東西才能發出來。但這會造成的狀況是，能夠通過評審的文章可能不得不磨平自己的很多棱角。或者就像剛才說的，我們需要花大量的精力來辯護，為什么要做這個研究。

我們當然可以說這個辯護本身其實是迫使你把一些問題講清楚，但實際上，你也不得不浪費更多精力、時間和篇幅去討論。本來你可以用這個篇幅把某個問題講得更深入，但是最終效果卻打了折扣。所以這個困境關系到意識形態轉變的過程，但可能也和學術體制本身有關。

程瑩：對，所以很多時候我們都在按照一種特定的模式去寫論文，按照一些期刊或者學術出版的模式和規范，于是我們會感覺不少某一領域的學術論文大都“長得像”。這也造成了某些概念和范式不斷地被引用、復制和強化。

劉燁：如果要把一些問題講清楚的話，肯定會涉及到很多要求和規范，這個倒是沒什么問題。但過猶不及。這就像是以前的唱歌比賽，評委打完分之后，會首先去掉一個最高分和一個最低分。這看似是為了保證所謂的公平，但是很多時候排除了真正有創造性的觀點，這些觀點很可能就是在最高分或最低分里面。所以比較遺憾的是，這導致不僅論文長得一樣，而且觀點可能都在某個標準線附近徘徊。

程瑩：我們現在對話的對象還是一些處于特定位置的那么一小撥人，或者他們提出和創造的一些“概念”與“框架”。

戰洋：對，在學術界，掌握核心話語權的畢竟還是少數，所以在對話的時候，經常是以他們聽得懂為準，選擇他們認為重要的語言來說。

除了評審制度，還有一點是涉及我們的工作和整個學術環境。我覺得，最有價值的學術工作，往往是要重新組織問題化的方式，也就是說你要重新去看待經驗、事件，然后提出新的問題。但這種文章往往是不是所有人都有興趣去看，而且也不一定能夠立刻看懂。而那些長得很像的、能夠讓你一眼識別的，反而是很多的人能夠看懂的。

就好比我們看電視劇，那些比較能共情的、能看得開心的，都是有特定敘事模式的，你看起來不會太費力。這些特別容易流行，然后就會有更多的引用。但是如果你寫一個非常原創的東西，可能根本沒有人去關注和引用你，然后這個學者在現有的制度內，也就被淘汰了。

所以，學術界生產不少文章，不一定產生思想。思想性的來源跟現在這個學術制度甚至可能是有點沖突的。

唐敏：至少在中國的期刊里，凡是國外案例的文章好像就應該告訴讀者，這個經驗或理論如何可以直接用于中國的語境。但是作為作者，難道不應該是拋出這個議題和經驗，然后由讀者自己去解讀，去和自己的經歷關聯到一起嗎？

當然，這可能是特定學科期刊希望以解決問題作為導向。但是，我也遇到過社會學期刊認為其他社會的個體經驗的價值沒有那么大， 要求一定要點明如何關聯上更宏大的社會學理論，比如說像現代性這樣的問題。在這個維度，我覺得劉思達老師所說的美國的問題，在中國其實也沒有好到哪里去。

趙益民：每個國家的每個學科都有自己的一套學術規范或體制，然后這個體制也和意識形態和所謂主流的研究方法相互糾纏在一起。

3. 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是一個分析社會的好工具嗎？

面對復雜的社會，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是一個常用的、研究多變量（如性別、種族、階級等）疊加影響下社會不平等問題的分析架構，但也被批評讓更多研究陷入了身份政治的泥潭。

交叉性是個有問題的概念工具嗎？問題出在哪里？今天的我們應該使用怎樣的概念工具才能更好地理解周遭社會？

劉燁：我本人并沒有用過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而且我確實在這一點上跟朋友有過爭論。真正的問題在于，比如說階級，種族，性別，包括宗教等各種維度，他們之間的關系是否真的能用交叉性來理解，對此我是存疑的。

從一個描述性概念來說，我對交叉性沒有任何的意見。但是把它作為理論，我是覺得有問題的。比如說在法蘭克福學派中，2000年以后出現了一個很大的爭論，就是“再分配”和“承認”之間到底是一元還是二元的關系，主要是南茜·弗雷澤和霍奈特之間在爭辯。這個爭辯其實跟交叉性有一些相關的地方。

我們都知道，對于馬克思主義來說，階級是一個最根本的視角，是一元化的建構，其他的一切都是這個視角內部的不同維度。階級視角不會和任何其他視角形成并置關系，或者說是交叉關系。那么世界的理解到底是一元的，還是二、三元，乃至多元的？這是在理解交叉性上一個非常根本的分歧。

我自己是從馬克思的研究出發，這也是為什么我沒有采用交叉性，因為我處理的還是一個“一元”的問題，就是說我們生活的世界其實是一個整體。它是一個持續自我分裂的、競爭的、矛盾的整體性關系。

就像一個建筑物，它肯定是由多面墻共同合圍而成，但它們共同構成了一個整體的建筑物。如果我們把東墻、西墻、北墻、南墻全部單獨拆開來放在桌上，那他們就變成一個扁平的并置的關系，這座建筑就不存在了。

Crenshaw在一篇訪談里面提到，她在1989年把交叉性概念化的時候，針對的是一個非常具體的法庭記錄。1976年，有黑人女工起訴通用汽車，指控他們的用工歧視是種族主義和性別主義的。但法院駁回了起訴，稱指控依據只能從二者中選一個，不能同時用。但之后這個概念很沉默，也很小眾，直到2015年前后突然火起來了。所以她本人也表示，這個議題已經不在她原先所預設的范圍內了。

現在，所謂贊成或反對交叉性也落入了意識形態的拉鋸。一方不斷把它妖魔化，另一方不斷保衛它。最后它越來越變成一個符號，一個政治立場的判別準則。所以即使到現在，交叉性都是一個沒有辦法真正具體討論事情的概念。這樣的概念不僅沒有為我們打開新的討論空間，反而是把空間壓縮得更小了。

程瑩：交叉性可能對于學生來說是一個比較好用的概念，尤其是在寫論文的時候，比較好套用到不同文本中。但這不是一種對待理論的理想態度，我們不能把它當作一種好用的“工具”去使用。這個概念的一個比較大的啟發，或許是可以幫助我們在最初進入一個研究時看到問題的復雜性，揭開那些看似平滑的研究結構和研究結論中的“褶皺”。

比如我想到這個概念與女性主義的關聯。在女性主義的脈絡上，這個概念被認為有助于注意到黑人女性或第三世界女性的經驗，彌補了之前性別討論中缺失的部分。

尤其是隨著大家對于種族、性別、階層、宗教這些議題的交叉性的關注，更多人注意到比如在非洲語境下，本土的性別理論和性別政治脈絡究竟是什么樣的？它真的符合西方進步主義女性主義的理論框架嗎？這一概念可以驅使我們去梳理和討論本土語境下的性別政治的知識譜系。

劉燁：程老師剛才提到，學生可能會覺得這個概念很好用。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意味著概念其實是被簡單化了。一方面，大家可以比較輕易的用這個概念工具來對日常生活經驗進行描述。另一方面，正是因為太好用了，這些東西就很容易大批量復制。但這個概念本身它能夠帶來啟發，這一點我并不否認。但這個概念的使用限度也是個很具體的問題，是在具體語境當中發生的，而不是一個本質化的東西。

程瑩：我覺得不光是交叉性，可能很多概念都有這樣的問題。我們很多時候只是把它當做一個好用的工具，因而會有過度使用而喪失批判力的問題。

趙益民：在城市研究領域，Christian Schmid和合作者曾經寫了一篇30頁的論文，里面就重點批判了三個概念，郊區化（suburbanization）、非正規（informality） 和士紳化（ gentrification）。他們的核心觀點其實也是延續了普世性和特殊性之爭，認為如果一個理論過于好用，那么也就意味著它的分析力度的消失。交叉性可能也面臨這樣的挑戰。

戰洋：對我來講，交叉性太像一個PowerPoint了。當它把很多概念扁平化、并排放在一起的時候，社會中非常多的沖突和交織的關系就沒有辦法被分析了。

剛才劉老師和程老師其實討論了這個概念在不同語境下的流通。在美國語境下，這個概念在政治討論中被強化，但是恰恰在全球南方（global south）的語境中，有些學者會將其視作聲明自身立場的工具。所以它其實不是一個一以貫之的理論，需要考慮到它的流動、以及在不同語境下的作用。

唐敏：很多概念都有這樣的特點，比如說現在國內很火的“生活圈”。這個概念是在日本的三四十年代被提出，然后發展了近100年，但現在日本已經不太會去強調這個詞。相反，在中國做實踐的人一下子覺得這個概念很好用，然后還會在前面套上一個“15分鐘”，比如巴黎15分鐘城市，這些新發明的概念一下子就風靡了。所以這些概念在傳播的時候，會有一個在地化的過程。在地化的推手可能并不一定是學者，有時候也是政策制定者。

剛才趙老師提到的Schmid對非正規（informality）等概念的反對，但我覺得，他自己的星球城市化（Planetary urbanization）的概念其實也是在試圖普世化城市和鄉村關系。但你在分析具體經驗的時候，你還得深挖下去。所以像非正規這樣的概念的最大價值是帶入了一種動態的沖突。

當我們談非正規的時候，我們肯定也會講到正規。所以本質上，這兩者之間的張力使得這個敘事不會那么扁平和線性化，而是突出了不同的行動者和豐富的實踐的相互關系與作用力量。例如，有一些實踐（比如規劃或者自建）看似分別屬于正規或者非正規框架，但因為相互沖突和非線性的過程，使得敘事具有力量，可以打破各自所屬的概念或類別的禁錮，從而發展出新的理論意義。從這個角度看，我覺得星球城市化這個概念很扁平。

趙益民：關于星球城市化，我覺得在Neil Brenner和Christian Schmid的之間是有一個分野的。Neil Brenner更追求這種宏大的、普世化的理論框架，因為他的思維方式就是很結構的。但Christian Schmid追求的并不是一個統一的框架，他更多開始用后殖民的和比較的視角去重新思考星球城市化的理論潛力。

我們回到劉思達老師文章里提到的交叉性，他認為的交叉性就是一個“立方體”，沒有產生新的理論意涵，只是職業化的一環。劉思達老師對交叉性的這種批評，大家覺得有什么問題嗎？

楊一萌：劉思達老師在文章中也提到交叉性和方法論之間的一個關系，尤其是多變量的回歸。在量化實證領域，一個大的數據包里面可以劃分出很多變量，包括種族也好，性別也好，還可以進一步劃分出幾十個這樣的變量，然后特定的量化技術工具可以實現多變量的疊加和交叉，然后生產出看似新的論點。一篇文章問什么樣的問題，很大程度上取決于這個數據包。

所以說，所謂交叉性的浮現，本質上是不是要鏈接到這些量化實證工具、以及相關方法論的崛起？也就是說，最后可能是研究工具在反過來建構我們的問題意識，而不是針對經驗世界來發問。這可能是其失去理論生產力的原因之一。

劉燁：我覺得最根本的還是一元論的問題，也就是說這個事物本身的發展和變化的動力、以及它自己的矛盾是它唯一的根據。就像剛才唐敏說到非正規和正規之間張力。如果你要研究非正規，那你肯定要談它跟正規之間的緊張關系。

你不可能把這兩者甚至再加上第三個、第四個概念并列在一起。因為真正讓非正規這個詞有意義的，就是它跟正規之間的關系。在這組關系中，整個世界就是分成非正規和正規兩端。除此之外，其他的維度則沒有必要再往里邊塞。其他維度應該在其他的話題當中來討論。

所以，如果說要替換交叉性這個概念，我覺得還是尋找社會結構中的矛盾，把一組根本的矛盾作為理解社會演變的動力。其他的替代方式也沒有什么意義。現在這個概念已經成了一個保守與自由雙方拉鋸、或者說互相討厭的一個出口，很多時候就得越來越不講道理。這個概念就成了一種宣判，而不是批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