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永樂五年（1407），明成祖永樂皇帝朱棣（1360-1424）邀請烏斯藏五世哈立麻尚師（bDe bshin gshegs pa ， 1384-1415）進京入朝，并于南京靈谷寺主持一場“普度大齋”，為他的父母超度薦福。對此次“普度大齋”，漢文文獻中是這樣記載的：

大明皇帝迎請如來大寶法王大善自在佛哈立麻巴領天下僧眾于靈谷寺修建普度大齋，薦揚皇考太祖高皇帝、皇妣孝高皇后，普度天下一切幽靈。

二月，命西僧尚師哈立麻于靈谷寺，啟建法壇，薦祀皇考、皇妣。尚師率天下僧伽舉場普度大齋，【并齋天下僧二萬余眾于靈谷寺中】，科十有四日。卿云、天花、甘雨、甘露、舍利、祥光，青鳥、白鶴，連日畢集。一夕，檜柏生金色花，遍于都城。金仙羅漢，變現云表。白象青獅，莊嚴妙相。天燈導引，旛蓋旋繞，種種不絕。又聞梵唄空樂自天而隆，群臣上表稱賀，學士胡廣等獻圣孝瑞應歌頌。自是之后，上潛心釋典，作為佛曲，使宮中歌舞之。三月，封西僧哈立麻為萬行具足十分最勝圓覺妙智慧普應佑國演教如來大寶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領天下釋教。賜金百兩，銀千兩，彩幣寶鈔，織金珠袈裟，金銀器皿，鞍馬，賜儀仗與郡王同。其徒孛羅等，皆封為大國師，并賜印誥金幣等物，宴之于華蓋殿。

顯然，這場“普度大齋”盛況空前，靈異神奇，對此當時不少文人墨客留下了很多記表、詩文，加以歌頌、渲染，故傳譽后世。當時人還留下了一幅長達五十米的繪畫長卷《明太祖薦福圖》，全程記錄這場法會之盛況，圖文并茂，秀麗壯觀，是漢藏佛教藝術史上的奇珍。其中的文字記錄的是法會十四天內每天出現的各種祥瑞、奇觀，分別用漢、藏、蒙、古回鶻文和古傣文【百夷文】五種文字寫成，這也是中國歷史上僅有的一件用這五種文字寫成的題記。后世研究這段歷史和這幅長卷的學者很多，都為之傾倒，甚至將它稱為“南京奇跡”（Nanjing Miracle），極盡宣揚之能事。無疑，這場“普度大齋”是明初政治和宗教史上的一件大事！

噶瑪巴為明太祖薦福圖

頗為令人不解的是，雖然后人都對這場“普度大齋”以及它帶來的種種稀有的祥瑞、奇觀津津樂道，可卻很少有人對它的歷史有過深入的研究。人們往往受“普度大齋”這個名稱的誤導，以為它就是漢傳佛教【甚至道教】傳統中非常普遍的超薦先人亡靈的水陸法會。“普度大齋”是所有漢傳佛教法會中規模最為宏大、儀式最為莊嚴、功德最為殊勝的大型法會，傳說早在梁武帝（464-549）時代就已經出現了。明初洪武時代（1368-1398），也曾在南京靈谷寺修設普度大齋，普度征南陣亡將士之亡靈，靈谷寺是明開國皇帝朱元璋欽定的“普度大齋道場”。所以，永樂皇帝為超薦其父母亡靈于靈谷寺舉行一場盛大的“普度大齋”這本身似乎是理所當然的一件事，對它并不需要做更多的研究和解釋。過去的歷史學家們習慣于把這場“普度大齋”看作是明成祖為了改變其僭越篡位者的身份，確立其政治地位的合法性而成功地導演的一場政治秀，其中五世哈立麻尚師和種種前所未有的奇跡的出現，都只是為了烘托這場政治秀的成功。而且，永樂皇帝導演的這場政治秀同時也成全了五世哈立麻尚師，后者因出色地表演了這場秀而獲封“大寶法王”的稱號，這使得本來于西藏中世紀政教社會中長期處于弱勢地位的哈立麻巴噶舉派，一躍而成為烏斯藏地區炙手可熱的政治和宗教權貴，直至今天，“大寶法王”依然是西藏政教二途最有影響力的人物之一。

對這場“普度大齋”的政治解讀，使人感覺這所謂的“南京奇跡”不過是一場轟動一時的鬧劇，永樂皇帝和五世哈立麻尚師是這場鬧劇中的兩位最出色的演員?？墒牵鞔鷿h文史書中明確記載：五世哈立麻“道懷沖漠，神用叵測，聲聞于中國”。成祖“在藩邸時，素聞其道行卓異”，故于永樂元年二月乙丑（1403.3.10）特遣中官侯顯、僧智光去哈立麻祖寺粗樸寺（Tshur phu dGon po）征召其入京，請他為已故的明太祖和馬皇后舉行超度薦福儀式。這說明永樂皇帝請五世哈立麻尚師來南京靈谷寺舉辦為其父母超薦亡靈的“普度大齋”是嚴肅認真的，“普度大齋”不應該是一場充滿政治動機的鬧劇。如果它只是一場普通的“普度大齋”，或即是漢式水陸大法會，那么，永樂皇帝何以要從遙遠的烏思藏專門請來一位藏傳佛教的尚師來主持這場“普度大齋”呢？漢式的“普度大齋”應該不需要由一位藏傳佛教高僧來主持，五世哈立麻尚師不遠萬里，來到南京，不可能是為了要在靈谷寺主持一場“普度大齋”。進而言之，如果他主持的這場“普度大齋”只是一場司空見慣的漢式水陸法會，如此神奇的“南京奇跡”又從何而來呢？

顯然，“南京奇跡”的歷史面目非常模糊，需要對它做細致和深入的研究。帶著上述這些疑問，筆者開始重新研讀有關這場“普度大齋”的漢、藏文文獻資料，尋找解決這些疑惑的突破口。首先令我對這場“普度大齋”的宗教性質產生有啟發的聯想的是一則常見于明代文人筆記中的軼事：

永樂初，嘗遣使迎天竺真僧來京，號大寶法王，居靈谷寺，頗著靈異，謂之神通。教人念唵嘛呢叭咪吽，于是信者晝夜念之。時翰林侍讀李繼鼎笑曰：“若彼既有神通，當通中國語，何以待譯者而后知？且其所謂唵嘛呢叭咪吽云者，乃云‘俺把你哄也’，人不悟耳?！弊R者服其議。

這個故事發生于當時滿朝文武百官列隊參加這場“普度大齋”的過程之中，見于多個明代文人的筆記之中。除了說明當時漢人士大夫中有人對藏傳佛教頗有微詞，對法王、尚師們的神通表示懷疑以外，它還告訴我們一個有意思的事實，即于“普度大齋”期間，尚師曾教信眾們晝夜念誦六字真言“唵嘛呢叭咪吽”，這表明這場“普度大齋”并非漢式尋常的水陸法會，它當與藏傳佛教中的觀音菩薩修法有關，因為六字真言是呼喚觀音菩薩的密咒，它應該不會出現于漢傳佛教的儀軌之中，而常見于藏傳佛教之各類觀音菩薩修法中。

此外，在《御制靈谷寺塔影記》中，我們見到一則永樂皇帝在大寶法王弟子陪同下，前往靈谷寺觀看塔影的記載，其中這樣說道：

十九日早，灌頂通悟弘濟大國師來報塔影，第一層見如來大寶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像三，見羅漢像六，環立左右；第二層見紅色觀音像一，左右見菩薩像四，侍立拱手，捧香花供養，有圓光五色覆于塔上寶蓋，垂蔭瓔珞葳。

這里永樂皇帝所見的“紅色觀音”指的是勝海觀音（rGyal ba rgya mtsho, Jinasagara），是哈立麻巴噶舉派習常崇拜和修習之觀音菩薩的一種，同樣不常見于漢傳佛教中。從以上這兩條記載中我們或可以猜測，由大寶法王主持的這場“普度大齋”當與藏傳佛教的勝海觀音菩薩修法相關。

接下來，我們開始在五世哈立麻尚師的藏文傳記中尋找與這場“普度大齋”相關的信息。他的傳記中明確記載，大明皇帝確實是為了報父母之恩，讓他們得生善趣（mtho ris thob pa），故邀請五世哈立麻入京朝覲，這與漢文史書中的記載完全一致。而五世哈立麻應皇帝之命，在靈谷寺建密咒大壇城儀軌（gsang sngags kyis dkyid ’khor chen po’i cho ga），并圍繞壇城作修供（bsgrub mchod mdzad pa）。這場儀軌進行期間，憑借信眾們的清凈信仰，顯現了種種神變（phun tshogs pa’i rdzu ’phrul），此前漢地從未出現過的各種瑞相，連續不斷地出現，令人驚奇。這清楚地告訴我們這場“普度大齋”不是漢傳佛教的水陸法會，而是藏傳密教的“大壇城儀軌”，這與漢文文獻中所說的“啟建法壇”也是一致的。

這場法會于永樂五年二月五日開始，哈立麻尚師師資等啟設十二壇城內外線條，尚師建勝海觀音（rGyal ba rgya mtsho）、勃隆浦瓦桑兒加領真（’Brong bub a Sangs rgyas rin chen）建金剛橛壇城（rin po che phur pa）、高日瓦領禪伯（bKa’ bzhi pa Rin chen dpal）建密集壇城（gsang ’dus）、果欒瓦羅葛羅監藏巴里藏卜（mGon blon ba blo gros rgyal mtshan dpal bzang po）建密特剌壇城（Mitra），其余人建金剛界佛、法界語王（rdor dbyings chos dbyings gsung dbang）、喜金剛（dgyes rdo）、尊勝佛母（rje btsun ma）、普明（kun rig）、藥師（sman bla）、度母壇城（sgrol chog）、觀音陀羅尼修法（thugs rje chen po’i gzungs sgrub）。對這些壇城的修供儀式一直進行至二月十八日，前后共十四日，其間吁請高皇帝、高皇后之亡靈降臨，尚師給他們灌頂、除障，同時替其他亡靈做解脫儀軌。十九日晚，尚師焚化高皇帝、高皇后之靈牌，他人則將所修壇城之彩色細沙傾倒入大湖（玄武湖）之中，法會到此結束。

從以上這些不夠具體、精確的記載中，我們大致可以看出于南京靈谷寺舉辦的這場“普度大齋”是藏傳密教的一場“大壇城儀軌”，它的外在形式是于十四天內修建起十二座密教本尊的彩砂壇城，同時對它們作修供儀式，以此召請高皇帝、高皇后和天下亡靈降臨，由尚師替他們灌頂、超薦，令他們脫離輪回，趣歸善趣、樂土。雖然這里列舉了十二座密教本尊壇城，但其主尊壇城當就是哈立麻尚師建的勝海觀音壇城，整個“普度大齋”當是一場以修習勝海觀音菩薩為主的超度亡靈的儀軌。

制作彩砂壇城

五世哈立麻的傳記中多處提到永樂皇帝與觀音菩薩和哈立麻尚師于精神上的淵源關系。見于《賢者喜宴》中的五世哈立麻傳中有記載說：明高祖洪武皇帝駕崩，其子永樂皇帝為了滿足已故父母之心愿，特為高皇帝莊嚴了一尊文殊菩薩像，而高皇后則被視為度母化身。然而，因忙于庶務，永樂皇帝對正法之修習不夠精進，此時得一夢，見初去普陀山謁見觀音菩薩，攀躋山嶺，疲倦思返，頓見一碩大青蓮，花葩盛開，精爽復生，疲憊立解，復陟山巔，終見大悲觀音菩薩本尊，并受其加持。另外，于哈立麻尚師的長傳中還有他給皇帝、皇后以勝海觀音菩薩灌頂的記載，傳說“于同時給皇帝、皇后以勝海觀音和尊勝佛母灌頂之時，噶舉尚師曾親見勝海觀音和尊勝佛母本尊。于居住在靈谷寺之時，也曾親見勝海觀音壇城，并造勝海觀音修法儀軌”。

至此，我們大概可以相信制造“南京奇跡”的是勝海觀音修法，由此我們也可以理解為何永樂皇帝專門要請五世哈立麻尚師來主持這場“普度大齋”，因為不但哈立麻噶舉派有修持勝海觀音菩薩的傳統，而且哈立麻尚師本人就是觀音菩薩于人間的化身。眾所周知，哈立麻派是藏傳佛教中最早采用活佛轉世制度的一個教派，從三世哈立麻尚師覽榮朵兒只（Rang ’byung rdo rje, 1284-1339）開始，即被認為是觀音菩薩的化身【轉世】，從此歷代相襲。第二輩尚師噶嚕麻八哈式（Karma pakshi, 1204-1283）就曾為大蒙古國蒙哥汗（M?ngke qaγan, 1209-1259）的尚師，而三世、四世哈立麻尚師都曾于元朝末代皇帝順帝妥歡貼睦爾（Toγan temür, 1320-1370）時期入朝傳法，他們早已為以蒙古大汗為首的元朝之藏傳佛教信眾們所熟知。據【元代】盛熙明《補陀洛迦山傳》記載：

今上即位之初，圣師大寶葛嚕麻瓦，自西域來京師。解行淵深，?；劬咦?，明通三世，闡揚一乘。同自在之慈悲，宣六字之神力。上自宮庭王臣，下及士庶，均蒙法施，靈感寔多，不可備錄，將非大士之應化者乎？然江南未之聞也。故略紀其實。若六字呪，師所常誦唵麻尼巴二合吽功德，具在《莊嚴寶王經》。

這說明元人早已熟知圣師大寶葛嚕麻瓦（Bla ma rin po che Karma pa）作為觀音菩薩之化身的身份，三世哈立麻覽榮朵兒只和四世哈立麻若貝朵兒只（Rol pa’i rdo rje, 1340-1383）于元末在蒙古宮廷內外的活動已廣為人知。所以，明代漢文史書中多次記載：永樂皇帝“蓋上在【北方】藩邸時，素聞其道行卓異，至是遣人征之?！被蛟弧暗勐劄跛疾厣袔煿⒙橛械佬g，善幻化，欲致一見，因通迤西諸番”。這當非史家信口開河之虛詞。五世哈立麻尚師的藏文傳記中亦明確說永樂皇帝往日居北方時就素聞尚師令名，亟思一晤。待得大位，綏定宇內，遂思隨奉尚師，并念及高皇帝、高皇后薨逝已久，報恩無方，故急請尚師進京。在尚師抵達京城之前，有一天皇帝于凈相中見身前虛空之中，正等覺佛坐于大寶獅子蓮花座上，四周由大寶佛頂尊勝佛母和諸菩薩圍繞，而哈立麻尚師自西方而來，頭戴黑帽。待后來二人相遇時，皇帝見尚師之相好、威儀與其于凈相中所見完全一致。

以往論者都習慣于將元、明皇帝與藏傳佛教高僧之間的往來賦予政治化的解讀，而基本忽視這種關系中的宗教因素和意義。其實，像哈立麻派與元、明統治者之間的關系，很可能宗教方面的關聯要大于政治上的意義。二、三、四世哈立麻尚師都曾與蒙古和元朝君主有密切的宗教關聯，但他們似乎并沒有因此而獲得崇高的政治地位和世俗利益，哈立麻派在西藏地方始終不是政治上的豪強。明成祖之所以邀請五世哈立麻尚師入朝，主持這場特殊的“普度大齋”，當是因為他是觀音菩薩的化身，而不是因為哈立麻派是烏斯藏的豪強。永樂皇帝賜封的“大寶法王”稱號，無疑提高了五世哈立麻尚師的宗教威望和政治影響力，但這也并沒有使哈立麻派一躍成為烏斯藏地區最有政治權勢的教派。五世哈立麻尚師英年早逝，而他的轉世靈童的認定曾得到過永樂皇帝的直接關注，他曾派大智法王班丹扎釋（dPal ldan bkra shis，1377-1435？）親往粗樸寺查驗六世哈立麻活佛之真假，這開了中央王朝干預西藏活佛轉世制度的先例。在大智法王班丹扎釋的傳記《西天佛子源流錄》中，我們見到了以下記載：

四十七歲，太宗文皇帝仍命佛子徃烏斯國，窮究教法，審察葛哩麻巴上師是否再生。達恭卜國，參見葛哩麻巴上師。彼時上師甫及十歲。究知上師既生月余，一僧往邏，視僧便笑。甫及周歲，三生之徒、國師果鸞躬自往視，一見趣懷，話前生事。及佛子正受孤嚕約葛觀門時，佛子爾時自默念云：“此葛哩麻巴真耶？偽耶？”正猶豫間，葛哩麻巴爾時遂不說觀，取紙半輻，書寫中國“佛”、“法”、“僧”三字，擲與佛子。憶想葛哩麻巴先世曾寫是字，知真實是也。又于一日，謂佛子言：“昔日長足法師智光，其安樂否？”又示行像，佛子乃信，實是葛哩麻巴真后身也。

以往論者習慣于將明成祖邀請眾多西番尚師入朝，并封給他們法王、教王等顯赫的封號視為一種多封眾建、分而治之的政治策略，完全不考慮明成祖個人宗教信仰的作用。僅就哈立麻尚師與元、明二代君主的交往而言，我們不應忽視他們之間的宗教連接或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由于哈立麻尚師是藏傳佛教歷史上最早被認定為觀音菩薩化身的轉世活佛，他們或因此而最受信仰佛教的元、明二代君主之青睞。觀音菩薩崇拜本來就是漢、藏二種大乘佛教傳統中最普遍的信仰，而我們有足夠的證據表明藏傳密教的觀音菩薩崇拜和修行經西夏、元朝兩代的傳播，于明朝初年早已于中原漢地廣泛流傳、深入人心，所以，永樂皇帝邀請作為觀音菩薩化身的哈立麻尚師進京，主持“勝海觀音菩薩大壇城儀軌”，替洪武高皇帝、高皇后超度薦福，同時救度天下亡靈脫離苦海，趣入西方樂土，這不是一件完全不可理解的事情。

許多年前，我們在北京國家圖書館中發現了兩部于明代初年編集的漢譯藏傳佛教觀音菩薩修法集成，分別是《觀世音菩薩修習》和《觀音密集玄文》。其中，《觀世音菩薩修習》是明代編集的一部《修習法門》中的第五卷，共收錄了十八種觀音菩薩修法；而《觀音密集玄文》則收錄了另外九種觀音修法。這兩部文集雖然是明代初年集成，但其中收錄的二十七種觀音修法卻是于西夏、元、明三個不同時代翻譯的，具體體現了西夏、元、明時代于漢地流傳的藏傳密教觀音修法的全貌。這些修法門類眾多，有觀音本尊瑜伽（lha’i rnal ’byor）修法、壇城現證儀（mngon par rtogs pa）、自入壇城灌頂儀（dkyil ’khor du bdag nyid ’jug cing dbang blang ba’i cho ga）以及其他各種事業法儀軌。涉及的修習本尊囊括了觀音菩薩的各種化現形式，如一面二臂白觀音、一面四臂白觀音、一面四臂紅觀音（即大悲勝海觀音）、密修雙身觀音、如意輪觀音、青頸觀音、獅子吼觀音等多種。其所傳觀音修法涵蓋哈立麻噶舉派（Karma bKa’ brgyud pa）、枯嚕布噶舉（Khro phu bKa’ brgyud pa）和薩思迦（Sa skya pa）等多個教派的傳軌，這充分說明藏傳密教的觀音修法于明初中國早已是一種流傳很廣的修法了。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于這總共二十七部觀音修法中，至少有三部修法有明確的題記表明它們是哈立麻尚師所傳，它們是：一，《大悲勝海求修方便》，大寶葛哩麻巴上師覽榮朵兒只集；落行菩提依利帝漢譯；二，《觀音禪定》，葛哩馬上師傳，涅啰咓納啰譯；三，《圣大悲觀音求修要門》，大寶白頭葛立麻上師傳，大護國仁王寺勒布上師具恩師?取受語敕。于其他大部分沒有明確題記的修法中是否還有哈立麻尚師所傳者則亦未可知。而《大悲勝海求修方便》則確認是三世哈立麻尚師覽榮朵兒只所傳，后者的文集（gsung ’bum）中見有多部與勝海觀音修法相關的文本，如《勝?，F證儀》（rGyal ba rgya mtsho’i mngon rtogs）、《勝海灌頂及會供求修儀》（rGyal ba rgya mtsho’i dbang bskur dang tshogs mchod kyi lag len）、《勝海灌頂儀》（rGyal ba rgya mtsho’i dbang chog）等，還有一部《勝海觀音密修》（sPyan ras gzigs rgyal ba rgya mtsho’i gsang sgrub）僅存目錄。雖然《大悲勝海求修方便》沒法與其中的任何一個文本完全對應，但其內容則均分別見于這些文本之中。三世哈立麻尚師于元朝所傳的大悲勝海觀音修法當有很廣的流傳，它的古回鶻文譯本也見于吐魯番出土的元代古回鶻文佛教文獻之中。

如前所述，于明代集成的這二十七種觀音修法中，我們見到了各種形式的觀音修法，其中最基本的是屬于本尊禪定或者增長定（生起次第）范疇的觀音修法，即行者通過觀想本尊，身語意與觀音菩薩相應，誓言尊與智慧尊相融，為一不二，證成圣果。此外，亦有更多屬于究竟定（圓滿次第）的觀音修法，即通過氣脈明點的修習，獲得成就。例如有一部傳譯自西夏時代的《觀音菩薩六字大明王秘密神呪禪定（亦名舍壽定）》，它是一部行者于臨終時修習的觀音修法，實際上是在觀修觀音時，修拙火（gtum mo）和遷識（’pho ba破瓦）法，令“識性從凈梵眼出，決生凈土”。它也是臨終識認光明，證得法身成就的臨終光明（’chi kha’i ’od gsal, ’da’ ka ma’i ’od gsal）修法。還有，于這二十七種修法中，我們也見到了許多屬于事業法（’phrin las, ’phrin las kyi rnal ’byor, las sna tshogs）類型的觀音修法，其中有治病、除魔、延壽、祛災等各種法門，自利利他。例如，米嘚蘭左吉（Mitrayogin）、孤哩不口洛拶斡（Khro phu lotsaba Byams pa dpal, 1173-1225）所傳的《大悲觀自在密修求主戒儀》，即是一部于觀音密修壇城內作八種事業的修習儀軌，行者凡所想一切，隨意成就。

2023年9月，作者沈衛榮在四川省阿壩州金川縣觀音橋的觀音廟中觀賞勝海觀音壁畫

像“普度大齋”，或曰“超薦法會”這樣為亡靈超度、薦福的儀軌，在藏傳佛教中顯然屬于這類事業法的范疇。藏傳密教增究二次第修習之正行為主修，此類事業法屬于助修支，超薦儀軌是增長次第之十三助修支中的一種。遺憾的是，我們在上述二十七種觀音修法中并沒有見到有直接與超度、薦福儀軌相關的文本。但是，在三世哈立麻尚師覽榮朵兒只的文集中，我們見到了一部《以觀音法門凈治魔障儀軌》，它是哈立麻噶舉派所傳的專為超薦亡靈設計的一部勝海觀音修法儀軌。我們或可以設想五世哈立麻尚師于南京靈谷寺主持的這場“普度大齋”或就是以這部《以勝海觀音法門凈治魔障儀軌》為底本的。于此，我們或將這部《以觀音法門凈治魔障儀軌》的科判羅列于下，借此我們或可以想象當年靈谷寺所做的這場“普度大齋”的具體進程。

1 前行

1-1 七支供養

1-2 自己生起本尊相

1-3 生起水瓶

2 【利益亡者】本行

2-1 加行

2-2 利益亡者本行

2-2-1 召喚亡者之魂

2-2-2 祛魔

2-2-3 凈化亡者之罪過

2-2-4 沐浴〔以六煩惱之對治的六波羅蜜洗凈煩惱〕

2-2-5 浄化三毒〔以三寶消滅三毒〕?〔五大〕?吉祥偈

2-2-6 進入觀音曼荼羅、以觀音灌頂凈治罪過

2-2-6-1 懺悔?隨喜?轉法輪?祈愿上師長壽?回向?歸依（七支供養）

2-2-6-2 發心

2-2-6-3 五智灌頂?祈愿授予本尊灌頂?授予五佛灌頂

3 后行

3-1 焚燒王者名札

3-2 示現進入凈土之道路

3-3 回向

以上對“南京奇跡”的重新研究和解讀或可說明，永樂五年于南京靈谷寺舉辦的這場“普度大齋”絕不僅僅是一場政治秀，即使永樂皇帝于這個時間和地點主辦這樣一場專為超薦其父母亡靈的“普度大齋”或確有其明顯的政治動機，但他選擇迎請五世哈立麻尚師，在南京靈谷寺舉辦一場以“勝海觀音除障儀軌”為主題的藏傳密咒壇城大法會，來為其父母和天下亡靈超度、薦福，這透露出永樂皇帝本人已具有很深厚的藏傳佛教信仰背景，而這場“普度大齋”本身更是一場意義深遠的宗教秀，它的成功舉辦不但表明藏傳佛教于明初中國也已經有了不淺的基礎，而且更為藏傳佛教今后于明代中國的廣泛傳播打開了方便之門。以往論者喜歡將元朝不足百年而亡的原因之一歸結為蒙古君主們對藏傳密教的過分信仰，認為繼元而起的明朝君主一定將此作為前車之鑒，故拒絕接受藏傳佛教，不允許它于明朝宮廷內外傳播，這樣的說法顯然與明初的歷史不相符合，事實上，永樂皇帝對藏傳佛教的信仰遠甚于蒙古君主們，藏傳佛教于明代中國傳播的規模和深入程度也遠勝于其前朝。

本文是作者于2024年2月22日在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校區欽則佛教研究中心所作年度報告的中文稿，澎湃新聞經授權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