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Edgar Snow）于1936年訪問陜北，采訪毛澤東等中共重要領袖，深入觀察紅軍與蘇區社會，寫成的《西行漫記》（Red Star Over China）風行一時。1939年，斯諾為了推進工合運動，再次訪問陜北。斯諾在陜北獲得了一批珍貴的文獻，作為其寫作的素材。1957年，斯諾任美國哈佛大學教授，將六七十份資料贈予哈佛燕京圖書館。哈佛燕京圖書館善本圖書館員沈津先生在2001年寫過一篇《哈佛燕京藏斯諾捐贈的文獻圖書目錄》，收入其所著《書林物語》（上海辭書出版社，2011年）。但由于這批資料基本都是油印在馬蘭紙上的，尺寸大小不一，頗難修復掃描，一直沒有全文刊布。近期這份資料由哈佛燕京圖書館館員馬小鶴、王系著手爬梳，并寫成系列文章由“澎湃新聞”獨家刊發，以期為學界及大眾提供一種新的歷史資料與歷史觀察。

圖1 《國際現勢講授提綱》封面

哈佛燕京圖書館斯諾特藏中有一本12頁的油印小冊子，封面（圖1）最上方是斯諾手寫的英文：

The Present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國際現勢”）

The Crisis of Capitalism （ “資本主義的危機”）

標題為《國際現勢講授提綱》（簡稱《提綱》），下面括號里寫著：“供二科一隊用”，這是我們判斷這本小冊子是紅軍大學教材的確鑿證據。

獨一無二的紅軍大學

二科是紅軍大學的一個部分。

1936年6月1日，中國人民抗日紅軍大學在陜北安定縣（今子長縣）瓦窯堡舉行開學典禮。毛澤東兼任學校教育委員會主任和政委，黃埔軍校畢業的林彪、羅瑞卿則分別擔任校長和教育長，廣西陸軍軍官學校畢業的莫文驊任校黨總支部書記。紅軍大學（圖3）設三個科：第一科為高級科（科長陳光，政委羅榮桓），主要培訓師團級以上干部，40來人，包括林彪、羅榮桓、羅瑞卿、劉亞樓、陳光、楊成武、周建屏、彭加倫、王平、劉惠農、邊章武、許建國、蘇振華、張純清、張樹才、張經武、張達志、黃永勝、楊立三、鄧富連、劉鵬、羅保連、賈力夫、符竹庭、武亭、譚政、彭雪楓、張愛萍、耿飚、賀晉年、趙爾陸、陳士榘、譚冠三、莫文驊、郭述申、宋裕如、童小鵬、吳富善、蕭文玖、洪水等，全是紅一方面軍的戰將。第二科為上級科（科長周士第），主要訓練營團級干部，共225人。第三科為普通科（又稱附屬步兵學校，科長周昆，政委袁國平），主要訓練班、排干部和紅軍老戰士，約800人；這三個科共九個隊，學員上千人。高級科、上級科學制八個月，普通科學制六個月。

第一、二科的在職干部有14人，專職教員只有楊蘭史、羅世文、張如心等3人。學校的領導干部多由學員兼任，林彪、羅瑞卿、莫文驊、陳光、羅榮桓等既是領導干部，又是學員，邊學習邊工作。

圖3 抗日紅軍大學校址

關于二科一隊，開國中將曾思玉（圖4）曾回憶稱，1936年夏，他在紅一軍團司令部任偵察參謀，爭取到去紅軍大學學習的機會，被分配在二科一隊。在原紅一軍團第四師直屬隊總支書記劉西元調走后，他接任了一隊黨支部書記，而一隊隊長是張振山（原紅一軍團第二師第五團團長），指導員是方正平（原紅一軍團第四師特派員）。紅二十五軍軍部交通隊隊長張體學則在二科一隊二班任副班長，學習的時候沒有書，他就把老師的講稿借來，輪流看，或強記下來。擔任過蘇維埃國家銀行會計科長的高捷成、紅三軍團二縱司令部四科科長周文龍都曾在紅軍大學二科學習。

圖4 曾思玉

1936年6月21日，莫文驊回憶他“因為對這小鎮已很熟悉，故留在學校里預習‘資本主義’這一章的講義，還看了一些參考書和地質學方面的書”。然而國民黨第八十六師一部突然襲擊瓦窯堡，導致莫文驊隨紅軍大學一期撤出瓦窯堡。到了7月，紅軍大學一期的一科、二科隨中央機關遷往保安縣，而三科則遷駐甘肅環縣，改為“紅大步兵學校”。

紅軍大學一、二科從瓦窯堡搬往保安縣的路上休息時，教育長羅瑞卿提議拍張像作紀念，于是耿飚給大家拍了一張唱歌的照片（圖5）。畫面下方背著傘打拍子指揮者是彭加倫，唱歌人有劉亞樓、童小鵬、蕭文玖等。因為用了自拍，照片中也有拍照者耿飚。這張照片由斯諾提供，刊登在1937年1月25日的美國《生活》（Life）雜志上，后來收入《西行漫記》一書中。

圖5 紅軍大學學員們在唱歌

紅軍大學一、二科到了保安縣后，一科駐地設在離保安一公里處的半山坡上的石洞里，莫文驊在那里寫下了《紅軍大學生活日記》，在7月12日記中描述道：保安城受到很大的破壞，房子不過百間，人口不到四百人。不過城外山邊還遺留下來許多依著天然石壁鑿開的石洞，學員們就“以許多小洞做為臥室，兩個、三個或四個人一間，睡的都是石炕；一個較大的洞做講堂，以石壁做黑板，用石頭砌成桌子和凳子。……總之，極大部分的用具是石頭做的。就好像我們還過著石器時代的生活。……因為教員們都是中央領導或擔負各種工作的同志，他們工作很忙，除講課外，不可能經常來，而且我們都有自修能力，每天除講課兩、三小時外，都是自己學習。主要靠自己閱讀、討論、研究，聯系十多年來政治、軍事斗爭的經驗、教訓來學習，整理自己的切身經驗。……盡管講義是用過的廢紙背面印的，有的還是紅綠紙，又印得不清楚，但還是啃下去。每天晚上，坐在石凳上，俯首石桌，在蠟燭光下啃得津津有味。”（圖6）

圖6 紅軍大學一科的石洞教室

紅軍大學一期一科這些一起住在石頭窯洞里學習了近半年的同學，畢業后有的留在延安，他們于1937年4月28日與朱德等一起拍了一張照片，以資留念。（圖7）

圖7 前排左起：莫文驊、劉亞樓、羅瑞卿、朱德、張樹才、鄧飛、楊立三；后排左起：邊章武、張愛萍、譚冠三、林彪、周昆、杜理卿、羅榮桓、蘇振華、賀晉年、張達志、譚政、宋裕如

二科離一科有三四里路，一隊的學員住在一個村莊的一座石頭窯洞里，窯洞不遠處有一片柳樹林，作為教學課堂。一天上午，二科一隊的學員們在柳樹林里露天課堂上課，突然從保安方向飛來一架運輸機，全體學員都向窯洞里奔跑。但隊長張振山對運輸機投彈估計不足，仍然坐在柳樹林里，不幸被炸中身亡，而曾思玉也險些遇難。

斯諾在《西行漫記》中這樣描述紅軍大學：

紅軍大學有許多獨一無二的地方。

它的校長是一個28歲的指揮員，據說他從來沒有吃過一次敗仗。紅軍大學自稱有一個科的學員全是老戰士，平均年齡是27歲，平均每人有八年作戰經驗，受過三次傷。有什么別的學校由于“紙荒”而不得不把敵人的傳單翻過來當做課堂筆記本使用？或者每個學員的教育費用，包括伙食、衣著、一切在校開支，每月不到15元銀洋？或者把這些鼎鼎大名的學員的首級賞格加起來總共超過200萬元？

紅軍大學就是這樣。

紅軍大學教什么？

紅軍大學一、二科所開的課程有：毛澤東主講“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博古主講“聯共（布）黨史”、“辯證唯物主義”和“列寧主義問題”；張聞天主講“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和哲學；吳亮平和凱豐主講“政治經濟學”；楊尚昆講授“政治常識”，徐特立教授“新文字”，李維漢講授“黨的建設”，李德（Otto Braun）教授“兵團戰術”，林彪講授“戰役學”，軍事教員何堤舟教授“河川戰斗”“村落戰斗”“高山戰斗”“沙漠戰斗”等課程以及工兵、炮兵、裝甲兵和建議測繪等知識，周恩來做過多次政治形勢報告。

《提綱》就是其中的教材之一，一共分兩講，第一講講述“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恐慌”，以《世界知識讀本》（圖8）第四課為參考書。

圖8 《世界知識讀本》

《提綱》根據《世界知識讀本》第四課（圖9），摘要概述了資本主義周期性的經濟恐慌，包括資本主義周期律、周期性的經濟恐慌對于資本主義發生了什么作用、為什么資本主義有周期性的經濟恐慌；資本主義總危機，包括總危機的三個時期；第三時期的經濟狀況，包括第三時期經濟恐慌的開始和發展、第三時期經濟恐慌的特征以及特殊蕭條及其基礎。

圖9 《世界知識讀本》第四課

此外還有關于特殊復興的補充材料，認為日、英、德、美等幾個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生產超過或者接近了1929年的水平，但另外一些資本主義國家（包括法國）仍在恐慌中，特殊復興不會遍及所有資本主義國家。某些國家用了特別的方法（像日本的走私）來搶奪市場，導致貿易有所增加，但其他國家反而減少。軍火貿易大為增加。特殊復興不會轉為繁榮，也不會降到恐慌的最低點，而會導致戰爭。

附錄有一些新名詞的解釋，例如統制經濟、奧泰基政策（Autarchy，意為“自給自足”）、傾銷（或屯倂、探倂[dumping]）、關稅壁壘、布洛克（Bloc，意為“集團”）等。（圖10）

圖10 《提綱》關于特殊復興的補充材料和附錄新名詞的解釋

《提綱》第二講“戰爭與和平”（圖11），概述了帝國主義戰爭的相關內容，包括資本主義發展到帝國主義階段就不可避免地要發生戰爭，戰爭有進步、反動的分別，怎樣才能消滅戰爭，非馬克思主義各派對戰爭的認識，帝國主義準備戰爭的方法。這一講講述了和平陣線形成的原因與國際聯盟的變質。國際聯盟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后，由戰勝國組織成功的，是戰勝國用來反對戰敗國和蘇聯的一個外交工具。國際聯盟在以前一味幫助帝國主義壓迫弱小民族，所以要堅決反對它。自從德日退出，蘇聯加入之后，國際聯盟開始做了些維護弱小民族利益的事（對意制裁）。但由于它的會員國中有些資本主義國家的無所作為，不能收到效果。現在的任務是要擁護國際聯盟反對侵略者的政策，推動各國來堅決實行，這樣來利用國際聯盟。這一講也講述了國際聯盟解決糾紛的方法， 包括集體安全制度及其七種方式，并對 “不侵略公約”和“互助公約”兩種方式進行了比較詳細的解釋。

圖11 《提綱》第二講

第二講的主要參考書是《世界知識讀本》的第五課“戰爭和軍備”、第六課“國際聯盟”、第七課“集體安全制度”（圖12）。

圖12 《世界知識讀本》目錄

《提綱》第二講有一些內容出自“共產國際七次大會反戰決議”。1934年4月保加利亞共產黨領袖季米特洛夫（圖13）飛抵莫斯科，成為共產國際領導人。隨后，于1935年7月25日至8月20日在莫斯科召開了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決定聯合各國一切可能的力量建立最廣泛的反法西斯人民陣線。共產國際批評了社會民主黨的有些人提出重新分配殖民地的問題，認為其目的是將殖民地分給德國法西斯。在當時的形勢下，共產國際認為與一戰時期有所不同，原因是：（1）有了蘇聯做世界和平的支柱；（2）有了法西斯國家（德日意）提倡侵略；（3）有些資本主義國家（比利時、捷克斯洛伐克、奧地利等）有滅亡的危險；（4）有些大的資本主義國家（法國、美國等）覺得和平較為有利。在這樣的情況下，愿意和平的國家可以依靠蘇聯組成和平陣線。《提綱》吸收了共產國際的這些思想。

圖13 1936年，斯大林于莫斯科接見到訪的季米特洛夫

《提綱》的主要參考書是1936年上海生活書店出版的《世界知識讀本》，該書作者張明養，筆名張弼（1906-1991，圖14），早年就讀于南京東南大學附中，1925年在南京參加社會主義青年團；后就讀于上海政法大學，1926年在上海參加中國共產黨，后雖失去聯系，但積極參加進步文化活動和民主運動。他于1929年畢業于復旦大學，獲得法學學士學位。歷任商務印書館編譯所《東方雜志》編輯、《世界知識》編委會委員、復旦大學政治系教授等職。《世界知識讀本》分十二課，前三課討論帝國主義，后面九課分別討論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恐慌、戰爭與軍備、國際聯盟、集體安全制度、議會政治、法西斯主義、民族問題、勞工運動以及蘇聯的建設。

圖14 張明養

關于學員們學習國際形勢的成效，可以從斯諾的親身經歷中栩栩如生地看到。斯諾到達陜北后不久，被邀請給學員講話，擬定的題目是《英美對華政策》。斯諾盛情難卻，只好勉強從命。

有一天早晨，斯諾同紅軍大學教員一起前往保安城外不遠的紅軍大學。他們是在文娛時間里抵達的。有的學員在兩個球場上打籃球；有的在保安城外一條黃河支流旁邊的草地上的一個網球場上打網球，斯諾給他們拍了一張照片，刊登在1937年1月25日的美國《生活》雜志上（圖15），后來收入《西行漫記》。

圖15 紅軍大學學員們在玩網球：趙爾陸、張愛萍、彭雪楓、莫文驊、蕭文玖

斯諾自述：

二百多名學員集合起來聽我講《英美對華政策》。我扼要地談了一下英美的態度，然后同意解答問題。我不久就發現，這是個錯誤，請我吃的面條根本抵償不了我遇到的難堪。向我提出的問題，即使由H. G. 威爾斯先生來回答，也要自嘆智窮才竭。比如，你不妨想一想如何回答向我提出的下列問題：

“英國政府對成立親日的冀察委員會的態度如何，對日軍進駐華北的態度如何？”

“全國復興署政策在美國的結果如何，對工人階級有什么好處？”

“如果沒有其他國家幫助，你估計日本對中國大規模作戰能維持多久？”

“國際聯盟為什么失敗？”

“在英國和美國，共產黨都是合法存在的，為什么這兩個國家都沒有工人政府？”

“在英國組織反法西斯陣線方面有了什么結果？在美國呢？”

“以巴黎為中心的國際學生運動的前途如何？”

“你認為李滋·羅斯（Sir Frederick William Leith-Ross）訪日會不會造成英日在對華政策上取得一致意見？”

“中國抗日后，美國和英國會幫中國還是幫日本？”

“請談一談，既然美國和英國是中國人民的朋友，為什么它們在中國駐有軍艦和軍隊？”

“美國和英國的工人對蘇聯的看法如何？”

要在兩個小時之內回答這些問題可不簡單！而且實際上不止兩個小時。從早上10點開始，一直到下午很晚的時候。

斯諾是美國著名記者，對國際形勢相當熟悉，對英美關系更是了如指掌，又在中國工作多年，然而要回答學員們關于英美對華政策的提問，居然感到費勁。可見這批學員對國際形勢有相當深入的了解，這顯然得力于認真學習《國際現勢講授提綱》這樣的教材，以及認真聽課、討論和思考的努力。紅軍這支小軍隊雖然裝備簡陋，但卻有著卓越的見識，真可謂：“不謀全局者，不足以謀一域，不謀萬世者，不足以謀一時。”

斯諾于1936年10月離開陜北后不久就發生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中共成功和平解決了西安事變，從反蔣抗日轉向聯蔣抗日，開創了新局面。1937年，紅軍大學第一期遷入延安，之后改稱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抗大，圖16）。紅軍大學第一期的學員紛紛回到工作崗位，參加抗戰，開辟根據地，堅持游擊戰，使日軍始終無法完全控制日占區，為抗日戰爭的最后勝利做出了重大貢獻。

圖16 中國抗日軍政大學校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