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4年，大明王朝轟然倒塌，但它并非全部亡于邊防體系的崩潰。廣寧戰敗后，朝中閹黨和東林黨矛盾再度激化。接下來經略遼東的孫承宗，他所面對的防御局面，更加復雜……

明廷的混亂，無疑削弱了其客觀、理性地研判遼東形勢的能力。當然，百足之蟲死而不僵，此時明廷雖已自亂陣腳，但尚未到滅亡的時候。即便在黨爭如此激烈的時期，其遼東防線仍存在一定的戰斗韌性，得以應對棘手之問題。

孫承宗

廣寧之敗后，禮部右侍郎孫承宗承朝廷上下之所望，以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掌管軍務。熊廷弼之后，王在晉經略遼東，但與朝廷意見相左，于是孫承宗自告奮勇，親自前往遼東。天啟二年（天命七年，1622年）六月十五日，天啟皇帝允其議，加封孫承宗為太子太保，并賞賜蟒袍、玉帶、銀幣等，命其經略遼東。事實上，天啟皇帝一直非常喜歡孫承宗，其即位時，孫承宗以左庶子充當日講官。

孫承宗是又一位杰出的邊防指揮。他自幼生活在邊鎮，常與諸官員論御虜之策。萬歷三十二年（1604年），孫承宗中進士第二名，授翰林院編修。他同情東林黨人，也時刻關注遼東局勢。

據載，孫承宗相貌奇偉，“須髯戟張，與人言，聲殷墻壁”。他出任兵部尚書后，上疏奏曰：“邇年兵多不練，餉多不核。以將用兵，而以文官招練；以將臨陣，而以文官指發；以武略備邊，而日增置文官于幕；以邊任經、撫，而日問戰守于朝；此極弊也。今天下當重將權，擇一沉雄有氣略者，授之節鉞，得自辟置偏裨以下，勿使文吏用小見沾沾陵其上。邊疆小勝小敗，皆不足問，要使守關無闌入，而徐為恢復計。”隨后，他又上撫西部、恤遼民、簡京軍、增永平大帥、修薊鎮亭障、開京東屯田數策，天啟皇帝皆嘉納之。

這些建議看起來頗為允中。在面對熊、王問題上，孫承宗也力圖做到不偏袒任何一方，認為當將熊廷弼與王化貞并讞，又請詰責遼東巡按方震孺、登萊監軍梁之垣、薊州兵備邵可立等，以警尸位素餐之官員。孫承宗試圖超越黨爭，但反而招致怨恨，側目怨咨者亦眾矣。

只要黨爭仍在，明廷就無法統一遼東策略。王在晉繼熊廷弼后經略遼東，前后在職5個月。王在晉與薊遼總督王象乾深相倚結，而王象乾久在薊門，習知“西虜”種類情性，“西虜”對之亦頗為愛戴。不過，王象乾與“西虜”之間維系情誼的方式亦無非以財物相羈縻而已，實無他才，他本人也只希望能安穩致仕而已。王在晉希望王象乾能出面說動“西虜”襲取廣寧，但王象乾警告說：“得廣寧，不能守也，獲罪滋大。不如重關設險，衛山海以衛京師。”

王在晉被說服了。他請求于山海關外八里鋪筑重關，從芝麻灣或八里鋪起約長30余里，北繞山，南至海，用4萬人守之。王在晉稱：“關外繇八里鋪繞角山而東傍三道關起腳逶迤至海，計長三十七里，畫地筑墻，建臺結寨，造營房，設公廳，共估九十三萬。”天啟皇帝最終答應發帑金20萬以資。但其僚佐袁崇煥、沈棨、孫元化等力爭不能。這些人無不精通軍務知識，如孫元化，其本人不但熱心天主教，受洗入教，且精通槍炮火器知識。

事實上，沒有卷入黨爭的官員們，有一些別出心裁的關注，如耶穌會、紅夷大炮及西方術數等。幾如紅夷大炮，在明軍的列裝中主要作為防御性武器，而孫承宗（并非孫元化之親屬）極力支持在明軍中裝備更多紅夷大炮，希望這種防御性武器能夠進一步阻止努爾哈赤的進攻。

但孫承宗的防御計劃并不在八里鋪實施，他認為八里鋪過于接近山海關，毫無設防作用，位置不如沿海之寧遠。盡管孫承宗的計劃最終得到支持，但王在晉仍有其他計劃。他希望能將虎墩兔憨拉入戰局。其奏曰：

虎墩兔憨牽制諸部，即建虜亦屬之。往年，憨祖父嘗欲我貢市、王爵如俺答故事而不得，抱恨終身，豈肯坐視？如踞遼陽，甘自斷其衣食之路乎？且以廣寧至山海論之，其市有高臺堡、興水堡、鎮遠關、大福堡、太康堡，其長六十，惟利是求。部落既眾，市有分地，我之布帛諸物，彼日用所需。而彼之馬牛，非我市不售。即一部思逞，各部亦不相從。我力不能守廣寧，敵未至先潰，彼完而歸我，則數十萬金亦何足惜？令長為我護邊，即加爵許貢，養我兵力，亦轉敗為功之策。何閉關絕約，他日遣肩背之剝膚哉！

天啟皇帝是其議。

天啟二年（天命七年，1622年）八月，孫承宗在講筵時面奏王在晉不能勝任經略一職，于是王在晉改任南京兵部尚書，孫承宗自請身任經略，并奏計策曰：“西虜決非守關之人，逃將決無守關之計。臣愿以本官赴山海督師，如遼人可用，決不敢以眾疑而概棄遼人。西虜可撫，決不以眾信而遂憑西虜。”朝廷嘉其議，命赴關督師。孫承宗開始著手自己的防御計劃，撤換了被劾的總兵官江應詔，以馬世龍佩平遼將軍印替之。馬世龍是寧夏人，頗受孫承宗賞識。

如前述，孫承宗督師遼東一事，起自其于經筵間向天啟皇帝的自薦，而天啟皇帝喜而從之，故在本月，有任命其為經略一事。天啟皇帝賜予孫承宗極高的出行規格。天啟皇帝詔給關防敕書，令孫承宗以原官督山海關及薊、遼、天津、登、萊諸處軍務，便宜行事，不從中制。啟行日，天啟皇帝又特御門臨遣，賜尚方劍、坐蟒，命閣臣送之崇文門外。此舉無疑意義重大，因彼時朝中派系斗爭膠著，而明廷又不得不在這種政治氛圍中設法扭轉此前三次敗局。孫承宗之行，對明朝軍民而言是一次巨大的士氣鼓舞，其樂觀的態度似乎在宣示，遼東尚有可為！

初至山海關時，孫承宗開始了人事部署。其令“總兵江應詔定軍制，僉事袁崇煥建營舍，廢將李秉誠練火器，贊畫鹿善繼、王則古治軍儲，沈棨、杜應芳繕甲仗，司務孫元化筑炮臺，中書舍人宋獻、羽林經歷程侖主市馬，廣寧道僉事萬有孚主采木，而令游擊祖大壽佐金冠于覺華，副將陳諫助趙率教于前屯，游擊魯之甲拯難民，副將李承先練騎卒，參將楊應乾募遼人為軍”。從這一系列人事任命看，孫承宗幾乎已經對遼東諸務都做了部署，我們有理由認為，在其治下遼東防線可以得到充分保障。起碼，在孫承宗時期，指揮權是統一的，而非如熊、王時期一樣各自為政。原山東按察司副使閻鳴泰充遼東巡撫，因難與孫承宗協調處理政務，乃罷，以張鳳翼替代。

隨后，孫承宗按照計劃重點布防寧遠，并親自率軍守御。在孫承宗看來，守御寧遠的積極因素有二：其一，寧遠可以借海上交通，由朝鮮、遼東、山東等地運輸糧草物資；其二，寧遠曠土，可以安頓遼人定居，以為戰守之備。孫承宗與諸將仔細討論了實施細節，并參照戚繼光修薊門之法筑臺垣。孫承宗還注意到寧遠產煤，這就意味著當地可以鑄造金屬，也可以就地煮鹽。經過統計，寧遠等總計有5城30堡，兵民不下10余萬，而可田之地當有5000余頃。

天啟三年（天命八年，1623年）閏十月，孫承宗開始巡邊，并將所見所聞上奏朝廷。其略曰：

若失遼左，必不能守榆關，失覺華、寧遠，必不能守遼左。臣敢再閱三百里情形，以悉守之略。臣九月八日自關東發，過八里鋪，抵中前所，兵共千五百有奇。士殊銳，馬殊壯，居人可三千。又一日抵前屯，其協將趙率教，遠望其獲田表畷，若鵝鴨之群，百千欲來。登其陴，城且巋然，力能使其人勞而不怨，兵民可六萬。更勇于公戰，奪胡騎四十二，折其酋首者三，使建虜踆踆不敢逾，固將材也。又一日，抵中后所。又一日，抵中右所。中后城工不加前屯，而炮火器具精堅，且地饒多資，兵民不下萬余。中右地饒于中后，城內筑可三面。

又一日，抵寧遠。臣初以寧遠去關愈遠，去虜愈近，且城大而瑕，地廣而荒，姑以祖天壽（即祖大壽）司版筑，汪翥司窯造。后先接河東之人萬余，合兵民不下數萬。登城四望，生氣郁然，因思為國家遠計，則此城為必據必爭之地。又次日，向覺華島。島去岸十八里，而近地瀕海而肥，可屯登岸之兵。次日，遍歷洲嶼，則西南望榆關在襟佩間，獨金花之水兵與運艘在。土人附夾山之溝而居，蓋水陸要津也。其舊城遺址可屯兵二萬。臣先令龍武兩營分哨覺華，而特于山巔為臺，時眺于數百里外。次日，還寧遠。又次日，閱湯泉，亦可屯兵。然不若望海臺。北望首山旁之黃毛山，南望覺華之靺鞨口、劉家山，相對如門。其南麓入海，可為堡，屯萬余人。而北之孤起者曰望海圈，固臺也。南接覺島，各駐一軍，則水道可絕。又次日，出寧遠二十里至雙樹堡，又十里至連山堡，又十里至罩笠山。其巔可立為炮臺，望大紅螺可百里，杏山則三十里。其近則西去瓦窯沖九百步，東南去鎮倭堡三千六百二十七步，而海環其三面。

以上是其長篇奏議中之一段，在此之后，孫承宗還大量描述了寧遠的其他地形，測量防御設施之建置點、屯田點及武器工具之鑄造點。他回到前屯后，計劃以前屯和寧遠為掎角之勢。孫承宗最后向天啟皇帝承諾，所有防御布置將在來年開春完備。天啟皇帝對此龍顏大悅。的確，孫承宗所描繪的，是一個樂觀的前景，遼東局勢似乎由霾轉晴了。

天啟四年（天命九年，1624年）九月，天啟皇帝命內庫發各類武器赴邊，計有虎蹲、神炮各140門，佛郎機90門，內提炮80門，三眼槍及盔甲千余，弓萬張，火箭30萬支，腰刀1萬把，長槍4萬支，開山斧400把，斬馬刀120把，勾連槍30支，又賜孫承宗大紅坐蟒、膝襕各1件，銀200兩，又賞將士功銀10萬兩，蟒衣、膝襕150件。不過，事情很快出現令人始料未及的轉折。

孫承宗在寧遠城布防的同時，毛文龍也在鴨綠江入海口以南的皮島建立前哨。自山東登州、萊州而至此，海路綿延80里。若從旅順直穿渤海到山東，則還能節省一半路程。如前述，毛文龍曾經與王化貞站在同一戰線，但王化貞失勢并未波及毛文龍，反而在天啟二年（天命七年，1622年）六月，朝廷加封毛文龍為都督僉事、平遼總兵官，登萊監軍通判王一寧協助贊畫軍務。流民很快蜂擁至皮島，毛文龍悉數納為兵將，并從山東索要更多運糧船，同時加強了遼東沿岸之巡防。朝廷令毛文龍便宜行事，不受中外節制，事實上，朝廷已經無力控制毛文龍了。

毛文龍繼承了王化貞的政策，以進攻性策略為主。明軍與建州兵之間的沖突轉移到南部沿海一帶，毛文龍不時率軍襲擾努爾哈赤。天啟三年（天命八年，1623年）夏，因為擔心金州遭到襲擊，努爾哈赤令李永芳將金州軍民遷往復州。但復州總兵劉愛塔、副使金應奎等欲以復州為內應，重新降明。不過，由于機事不密，努爾哈赤率3萬大軍圍復州，執劉愛塔，隨后又縱兵屠城，驅永寧、蓋州等處人民北去，盡棄南衛膏腴地400里。毛文龍乘機遣將收復金州，但很快又被建州兵擊退。清朝史料中屢屢提及此事，但明朝史料中只字未提。顯然，毛文龍隱瞞了他的這次失敗。

要維持遼東防線殊為不易，很快，負面消息便傳到朝廷。孫承宗的威信和計劃受到遼東諸臣的質疑。有的將領甚至執著于其中的瑣碎細節，在判斷決策時摻入了情緒化的主觀意志。事情最開始起源于“西虜”虎墩兔憨的一次襲擊。虎墩兔憨部眾竊出盜掠，為副將趙率教捕斬四人。王象乾欲斬趙率教以向虎墩兔憨謝罪，但孫承宗堅稱不可。后來，戍守中右千戶所的明將王楹，在護其兵出塞采木時，為“西虜”朗素所殺。孫承宗大怒，遣馬世龍進兵剿之。王象乾卻恐此舉會大壞自王化貞以來已經安撫好的局面，令朗素縛逃人，假替為殺王楹者以獻，同時增加互市時的賞賜千金。孫承宗大怒，上疏抗爭，而王象乾則因丁憂去職。因為上述事件，孫承宗越發擔心主和派阻撓自己，于是上言督師、總督可勿兼設，請罷己職。天啟皇帝不批準，最終決定不再設立總督一職。孫承宗又請遼東巡撫張鳳翼駐扎廣寧，張鳳翼以為此舉是將自己置于死地，因而大恨孫承宗，于是與其鄉人潘云翼、萬有孚等極力詆毀馬世龍，以撼孫承宗。但隨后，萬有孚即為薊門巡撫岳和聲所彈劾。張鳳翼認為這是馬世龍和袁崇煥構陷所致，于是進一步散布流言，阻撓孫承宗的出關計策。

隨后，給事中解學龍極論馬世龍罪，孫承宗大怒，抗疏陳守御策，曰：

拒敵門庭之中，與拒諸門庭外，勢既辨。我促敵二百里外，敵促我二百里中，勢又辨。蓋廣寧，我遠而敵近；寧遠，我近而敵遠。我不進逼敵，敵將進而逼我。今日即不能恢遼左，而寧遠、覺華終不可棄。請敕廷臣雜議主、客之兵可否久戍，本折之餉可否久輸，關外之土地人民可否捐棄，屯筑戰守可否興舉，再察敵人情形果否坐待可以消滅。臣不敢為百年久計，只計及五年間究竟何如。倘臣言不當，立斥臣以定大計，無紆回不決，使全軀保妻子之臣附合眾喙，以殺臣一身而誤天下也。

孫承宗此言極重。此時，黨爭再次滲透到遼東邊防安全問題上。以孫承宗為首的東林黨，致力于以寧遠為根基，逐步向遼東腹地推進，步步為營。而反東林黨者則主張應與虎墩兔憨建立友好關系，明軍只需將軍駐防山海關即可，從而放棄了此前王化貞的激進策略。在孫承宗看來，反東林黨者不僅策略錯誤，且毫無道義可言。

張鳳翼、王象乾等陸續去職。孫承宗惡兵部尚書趙彥多從中制約，亦請辭，舉趙彥自代以困之。盡管趙彥同情東林黨，但他和孫承宗之間存在分歧，而孫承宗很聰明，知道如何利用官場內部的鉤心斗角來達到自己的目的。很快，趙彥為反東林黨者所指斥，最終未能赴任。

隨后，寧遠城工竣，關外守具畢備，孫承宗奏曰：“前哨已置連山、大凌河，速畀臣餉二十四萬，則功可立奏。”天啟皇帝命所司給之，但兵、工二部相與謀曰：“餉足，渠即妄為，不如許而不與，文移往復稽緩之。”對孫承宗的彈劾越來越多，而魏忠賢竊取國柄，以孫承宗功高，欲親附之，令劉應坤等申其意。然而孫承宗始終不與其交一言，魏忠賢由是大恨。面對這種情況，天啟皇帝難有作為。一邊是其最信任的太監，一邊是其最尊敬的官員，但彼此處在不同派系，皇帝則過于弱勢，難以居中調和。魏忠賢開始對東林黨人下手，并以收受熊廷弼賄賂之名，將楊漣、趙南星、高攀龍等放逐。

天啟四年（天命九年，1624年）底，孫承宗開始西巡薊門、昌平，過程中念及其疏未必能得皇帝御覽，乃請以賀圣壽為名入朝面奏機宜，欲借此論魏忠賢罪。但僚屬們力諫不可。孫承宗沒有理會，但宮中已經傳聞此事。閹黨魏廣微聞之，奔告魏忠賢：“承宗擁兵數萬將清君側，兵部侍郎李邦華為內主，公立齏粉矣！”魏忠賢心里大慌，繞御床哭。天啟皇帝亦為心動，令內閣擬旨阻止孫承宗。次輔顧秉謙奮筆曰：“無旨離信地，非祖宗法，違者不宥。”京城九門亦鎖閉。孫承宗至通州，聞命如此，無奈折返。魏忠賢使人探察，發現除了鹿善繼外，孫承宗沒有任何隨從，方知其并無清君側之心，意稍解。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東林黨內部，也不可避免出現分裂。孫承宗的計略受到部分東林黨人的抨擊。天啟三年十一月（1624年1月），兵部尚書趙彥奏曰：

據山海關總兵馬如龍報，回鄉人云：“敵造西虜啰啰車三千余輛，傳眾牛鹿頭目，每家作西虜衣帽，欲借西路往喜峰。”臣等以敵既得志，何嘗一日忘西窺之心？今西虜罷守口夷人，稱兵挾賞，而東報適至，始知西虜之款不可恃也。今關門有南北官兵十三四萬，不為不多矣。宜及時選銳，某營某將為前鋒，某營某將為奇兵，某營某將為援兵，皆責之沖鋒破敵。又擇善守者，某營某將為正兵守輜重，某營某將守關門，某營某將守隘口，皆責之畫地固守。此分布兵馬之當豫者一也。

昔遼廣之失守，繇人心不固。今關門三大將，薊鎮二大將，皆一時人杰。宜以忠義感動大小將領，上下固結，俾人人知忠君報國之義。此固結人心之當豫者二也。

自有遼事以來，人謂敵強我弱，不知彼之必勝者，膽壯而力強；我之不及者，膽怯而力弱也。五大將宜宣諭各官軍，奮勇力戰，共建奇功，進而殺虜，升賞立至，齊心勠力，何敵之不可破！此鼓舞膽力之當豫者三也。

山海線路，固天設之險，而三協各邊，皆層巒疊嶂，亦天之所限華夷者。其水口空缺，某最沖，某次沖，令處處有備，至喜峰口為入貢大路，敵所垂涎，兵不滿千，何恃以御敵？宜通州、天津各調騎步兩營，各用南將領赴喜峰口防御，聽王威調遣。又須三協大將躬行調度，中協則總兵王威移喜峰口，西協則總兵孫祖壽移古北口，東協則副將移桃林界河口嘗川。至明年二月終而止，此固守險隘之當豫者四也。

我欲知彼情形，全在哨探。哨探尖夜，不可尋常泛差，須擇智勇之士，厚于身家十倍于營軍，仍給衣物財貨，令結敵之左右。敵之聚兵嘗在一月前，某目統領某枝入犯，先期探報，我得扼險堵截，哨探得實，準首功升賞，以勵其后。至薊鎮臺兵，始于戚繼光，皆義烏壯丁，敵所懾服而不敢動。今改募北人，成法盡廢。當仍募南兵哨守，庶有備而窺伺不生。此哨探守臺之當豫者五也。

敵兵正銳，難以力爭，我兵未練，當以計勝。五大將各派兵分地，堅壁固壘，勿遽與交鋒。設疑以擾之，多方以亂之，使進不得戰，退無所掠。頓困數日，銳氣漸衰，必潛師東渡，五大將各分兵進，擊其惰歸，勿輕視于一擲。關外之遼民，兵眾馬多矣。戰守不可知，倘有潰散情景，嚴關不免動搖。宜核寧前各屯堡，有城堡糧足及覺華島可以保守者，量收斂其中，固守勿戰，以待大兵堵截。或屯堡不能盡容者，可徐徐收入關內，毋得驚惶以誤人心。此堅壁清野之當豫者六也。

三表五餌，自古不絕，惟在我之兵力強盛，撫賞得法，舊賞不減，新賞不增，彼此相信，內外謐寧。此撫夷伐謀之當豫者七也。

毛文龍提孤軍于海島，牽制三年矣。出奇設伏，屢獲大捷。亦敵之所畏。朝鮮權國事李倧，以李琿通敵為名，攘奪其位。今請命天朝，力愿報效。宜降敕發登萊撫臣差捧至朝鮮，令發兵數萬，同毛文龍列營于附近海島間。不時出疑兵、奇兵以擾之，密加哨探，伺彼動靜。如有過河，即搗老巢，以攻其必救。此海外牽制之當豫者八也。

最終，天啟皇帝是其議。但談遷對此另有看法。他認為趙彥之論多華而不實，乃曰：“樞部豫計，非不犁然可行，竟實效安在哉！一條列，一題覆，謂其職已盡。此外任事者自為之，不必問亦不能問也。余人皆然。習紙上之績，仇局中之規。天下事不釀至極潰，曷所抵哉！”事實上，趙彥奉行的積極防御政策，與孫承宗所規劃的進攻相抵觸。

二月，孫承宗亦上奏曰：

今邊方大計，不過曰守，曰款，曰恢復。皇上敕臣曰：“寧遠、廣寧及河東土宇，漸圖恢復。”乃觀天下大議，似專守關以內，而近且曰：“國家失河套、大寧，不失為全盛，何必復遼東？”然而遼東不復，關不可守，欲復遼以守關，則關以外必不可不屯兵。屯必不可不修筑，而寧遠、覺華之議，必不可輕罷。請以守言之。凡客兵利速戰，主兵利久守。今關城聚秦、晉、川、湖、齊、梁、燕、趙之眾，盡號客兵，亡論糧料不繼，即其繼也，不逋不嘩而坐食，使自坐困。蓋以速戰之備，為久守之謀，欲進則不足，久守則必變，故議兵必在土著。然薊鮮土兵，而守遼以內，則遼兵亦客也。故隨遼人之便，安插于兩衛三所二十七堡間。以兵以屯，曰以遼人守遼土，養遼人。使關外之備稍足，則關內之防稍減。況守在關以內，則內備淺薄，守在寧遠，則山海已為重關，神京遂在千里之外。今天下亦嘗計及此乎？

再以款言之。臣之初抵關，毳幕旃車，雜聚岡阜。一登陴而腥膻之氣撲人，日報劫殺，議遠撫場而通官難之，得廣寧道議合。初移之中后為百里，又再移之寧遠為二百里，以兩協提路將分之信地。即撫即防，劫掠希少。今議撤關外之防，為守關內，則虜仍入關為撫，而八部三十六家仍環聽于關門。且寧遠有道，寧前有道，鎮曰遼鎮，撫曰遼撫，而安插遼人于寧前，則曰胎禍。亡論十余萬生靈何地安插。而既無寧、廣之土地人民，何獨存寧、廣之虜賞？今天下亦嘗計及此乎？

再以戰言之。賊薄寧遠，則以置亡置死之兵合與亡與死之眾。心堅敢死，氣勵亡生，而外無可掠，中無可希。炮矢既倍，兵民既濟，兼以海出其后，山峙其前。奇伏間出，賊必殲焉。即或越一城而前，寧城已綴其后。即或合一城而守之，各城已扼其吭。即或直抵關門不顧，而前有堅城，后有勍兵，自可立見掃蕩。又或妄意及海，則覺華島之駐師，與望海臺之泊船相控，而長鯨必授首于波臣。又或下關臣之精甲，進圖恢復，則水師合東，陸師合北。水陸之間，奇奇正正，出沒無端。故拒賊門庭之中，與拒賊門廳之外，其勢既辨，而促賊于二百里之外，與賊促我于二百里之中，其勢又辨。今天下亦嘗計及此乎？

有心在天下，而邊塞之情形未悉，間憑道路之口以為憂疑。亦有心不再天下而邊塞之安危不顧，只念身家之計以為僥幸。伏望皇上立斷，無搖眾議。庶臣之肝膽有藉，而土宇可復。

朝廷對孫承宗的建議含糊其詞，因為朝議紛紛，未能拿定主意。孫承宗抱怨道：“臣議合款防為一督，以兩撫臣分任薊遼。緣皇上不聽臣去，特借此以各分其任。待臣去之日，仍推總督，蓋真見邊事不宜紛紜，非謂總督妨臣，抑亦臣妨總督。私念臣與總督不必兩設，非謂臣可久留而額員可裁也。自今糧料不繼，而料且絕矣。去年，采青幾二百萬，遂可省金十二萬有奇，而今且絕。部價不發，皇上所發帑金為軍需者，戶部借三十余萬而關城如洗。”是棄是戰，孫承宗請求廷議，天啟皇帝卻道：“兵餉戰守，卿前后條奏，聽便宜行。不必廷議。巡撫官意見不同，恐不便行事，該部議奏。”

如前述，在天啟四年（天命九年，1624年）九月，朝廷撥發大批軍器前往寧遠。到了年底，孫承宗試圖推翻大權在握的魏忠賢，因未能成功而請求去職。但天啟皇帝拒絕其辭，下詔讓孫承宗繼續督師遼東，同時，魏忠賢仍舊執掌大權。皇帝的優柔寡斷，最終將會產生何種后果？

努爾哈赤開始進軍南翼。天啟五年（天命十年，1625年），建州兵攻陷旅順。旅順位于遼東半島最南端，其城防尚未完備，努爾哈赤即領6000兵攻陷其城并屠城。八月，馬世龍等遣副總兵魯之甲等襲擊耀州，但魯之甲因輕信內應，最終渡河敗沒，損失兵員2000余人。

這種結局，恐怕正是閹黨所喜聞樂見的。馬世龍攻耀州失敗，受到嚴厲譴責，孫承宗亦為所累。馬世龍罷職，孫承宗亦罷，由兵部尚書高第經略遼東。

（本文選摘自《長城之外：北境于大明邊防：1368-1644》，[美]竇德士著，陳佳臻譯，天地出版社2024年3月出版，經授權，澎湃新聞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