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8日，一場無比活潑的對談在董宇輝“與輝同行”直播間拉開序幕。作家余華、蘇童，《收獲》主編程永新三位好友合體，帶來了一段段文學記憶。因為聊得過于熱烈和投入，原定一個小時的直播還“拖”到了兩個半小時。

截至活動結束（當晚十點半），《收獲》2024年全年訂閱賣出了6.3萬套，《收獲2024長篇小說》季刊賣出1.2萬套，成交金額超過1240萬元。

余華、蘇童、程永新在“與輝同行”直播間

《收獲》于1957年由巴金和靳以先生創辦。在余華看來，《收獲》就是中國文學的“道瓊斯指數”——《收獲》很好的時候，是中國文學很好的時候，《收獲》不太好的時候，也就是中國文學低谷的時候。

“無論何時，《收獲》一直是中國文學的巔峰。”

沒有《收獲》，就沒有現在的余華和蘇童

蘇童說：“我發《收獲》比余華早。”

余華回：“但是你發的不是成名作。”

在一陣玩笑中，余華與蘇童快樂地回憶起他們的青年時代，他們與《收獲》最初的故事。

程永新說，1980年代中后期，《收獲》首先注意到一大批探索文學新形式和新觀念的青年作家，于是在1987年第五、第六期和1988第六期專門開設了“先鋒專號”，將全國零散的青年作者的先鋒小說集中推出。

余華在《收獲》上發表的第一部作品《四月三日事件》也位列其中。收到1987年第五期《收獲》，余華打開后看見了自己，還有一些來歷不明的名字。而那些“來歷不明的名字”——包括蘇童、格非、王朔、馬原、北村、孫甘露等等，都已成為今天中國文學響當當的存在。

余華、蘇童也坦言，后來一旦有了稿子，他們會先想到給《收獲》。尤其，他們很想知道李小林、肖元敏、程永新等《收獲》編輯的意見。

“如果他們肯定的話，我們就可以耀武揚威一下。但如果他們說小說有問題，那就要考慮改了。”

余華

余華坦言，他現在非常感謝《收獲》的一點是，他第一部長篇小說《在細雨中呼喊》的后半部分是聽了編輯意見后刪掉重寫的。“在《收獲》的嚴格要求下，最后我干脆推倒重寫，一個字都沒留。但這挽救了我的第一部長篇。如果沒有《收獲》，《在細雨中呼喊》不是現在這個樣子。”

蘇童也認同，《收獲》雖然對他們很好，但要求也高。正是這種很高的要求，讓他們在寫作的時候能夠不斷往前走。

蘇童

“不管什么風來了，我們要堅持我們的審美標準。”程永新說，從傷痕文學到改革文學到尋根文學再到先鋒文學，《收獲》對于自己想表達的命題的探索從來沒有停過，而且這個路還會一直走下去。

維護一份來之不易的純粹與圣潔

中國剛進入商品經濟浪潮時，文學刊物也經歷過“寒潮”。

當時許多刊物都將生存的希望寄托于廣告。程永新也去問巴金，我們要不要做廣告？巴金只說，讀者看《收獲》是來讀文學的，不是來看廣告的。

這一句話，奠定了《收獲》至今不發廣告的原則。

在這個原則下，《收獲》是純粹的，也是圣潔的。而《收獲》的編者和作者，也都想努力維護這份來之不易的純粹與圣潔。

又一次，余華想到了他的好朋友，史鐵生。

史鐵生當年在寫《務虛筆記》，經常和余華提到“希望這輩子可以把這部長篇寫完”。余華說你肯定還能寫好幾部，但史鐵生說，你要知道殘疾人都不長壽，我就希望我在有生之年，把這部寫出來。

當時《大家》雜志推出第一期“大家·紅河文學獎”，獎金10萬。當年的10萬可是一筆巨款，而史鐵生是沒有工作的，完全靠自己寫作養活自己，還要看病。“所以鐵生那個時候很需要錢，《大家》就特別希望鐵生把新長篇給他們，他們也想把這個獎給他，但是鐵生堅決不愿意。”

“鐵生再窮，他也不會跟朋友借錢。他再窮，他也不會為了錢去換發表。他說我就要在《收獲》發，他說我一點都不后悔。”說到這里，余華依然十分感慨。

程永新

文學的未來在哪里，它會變得無足輕重嗎

在程永新看來，文學依然擁有未來，只是換了一種不同的方式，包括推廣方式。

“今天我們為什么來到這里？因為很多事改變了，以前我們會到郵局訂刊物，郵局年底還會來送一些單子，現在似乎少有了。還有報刊亭的消失，對我們刊物的沖擊也非常大。”

但他相信文學還是有力量——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

董宇輝

董宇輝提到，這場活動海報出來時，很多網友貼出了自家珍藏的《收獲》，有的已經發黃，卷邊，讓人看了非常感動。“當年所有的往事如幻燈片一樣閃過。今天兩位作家提到他們的青春歲月，其實鏡頭外的很多人是有共鳴的。”

他還直言，文學是有把人拉親的功能的。“互聯網世界，人容易遺忘。我們這兩年受到了這么多關注，其實是沾了文學的光。是文學讓我們變得親密。”

程永新表示：“一個愛文學的人，一定會有一顆慈悲和善良的心，一是會愛親人和他人，一是會愛自己的國家和民族文化。我們應該慶幸有那么多的優秀作家，用文字為我們打開心智的窗戶，讓我們遨游在陽光明媚的天地之間。優秀的作家，是國家乃至世界的財寶。祝大家在閱讀中獲得安寧、力量和勇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