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的作者吳敬梓（1701—1754）生活于清朝的康熙后期到乾隆前期，這時歷久的中國封建社會已是“晚霞明艷暮云重”，各種矛盾積重難返。面對數千年的文化積淀，有識之士不斷進行文化反思和探索，吳敬梓是以小說形象呈現這種反思和探索的佼佼者。我們需從整本書的形象體系，提煉其貫穿全書的深層意蘊。

《儒林外史》的歷史文化蘊含

孔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 （《論語·里仁》）。在傳統社會里，富與貴是利益的集中表現。每個歷史時期都有其“利益驅動”的體制機制，如何對待功利富貴，是人類恒久的課題。中國明清統治者運用長期封建社會積累的功利體制機制的經驗，把富貴與功名相綁。在明清科舉時代，功名常用以指稱科第及由科第取得官職。“功名富貴”作為集合概念，在明清科舉時代，它的核心是做官，有官就有權勢和錢財，就又貴又富。八股科舉制度是官員選拔制度，是獲取功名富貴的官定階梯，因而深刻影響了教育的內容和體制。對明清時代的士子來說，利益驅動主要是功名富貴驅動，因此人性的種種弱點也圍繞著如何對待功名富貴而充分曝光。

功利心必須由道義原則來引領和調適。《儒林外史》教人如何對待功名富貴，也就是教人如何做人。讀者需要運用自己所有的生命體驗來理解，才能讀出其意蘊、讀懂魯迅所激贊的它的“偉大”。

《儒林外史》著重描繪士林的精神狀態。作為文化的承荷者，士林的精神心理折射著它所承載的文化內涵。反思士林歷史命運的《儒林外史》積淀著豐厚的歷史文化蘊含，縮微般地呈現出傳統文化發展的若干面影，可視為認知中華傳統文化的形象教材。

李漢秋、葉楚炎注《儒林外史》，語文課推薦閱讀叢書

寫的只是瞬間，

卻是以人物的整個生命作底蘊

《儒林外史》的突出藝術成就在于，把惟功名富貴是求所造成的精神危機，表現得酣暢淋漓。《儒林外史》善于抓住人物最有文化意義和生命意義的特異言行加以凸顯，寫的雖然只是瞬間，卻是以人物的整個生命作底蘊，含有豐富的文化內涵。

科舉制度是多等級的階梯，在明清兩代，它最基本的有四個層次：童生、秀才、舉人、進士。它們在很大程度上也成為士人社會地位的等級。

秀才是指已被錄取進入縣、州、府學的生員，獲得秀才資格叫“進學”。秀才已被承認是知識分子，可以戴方巾，稱“相公”，在政治、經濟方面開始享有一點特權，就是去當塾師，館金（工資）也比童生高。更重要的是，秀才可以到省城的貢院參加鄉試考舉人。

童生是還沒有進學的考生，沒有資格進貢院考舉人。第二回寫周進考到六十多歲還是個童生，當不上秀才，沒資格到貢院考舉人，這造成他的心病——心理創傷。在薛家集當塾師的遭際就是老童生辛酸的縮影：先是孫子輩年齡的新秀才梅玖，挖空心思, 殘忍地當眾奚落、嘲笶、挖苦他還不是秀才，一句句話，就像利刃一刀刀刺著他的精神創傷，侮弄得他欲哭無淚；接著又被兒子輩年齡的新舉人王惠，從精神上百般踩壓, 壓得他喘不過氣、抬不起頭，精神創傷愈深愈痛。他都只有捺定性子，以無奈的卑順默默忍受——誰叫你爬不上科舉階梯呢！而忍受越久，心理所承擔的壓力就越大，精神消耗就越厲害。當他偶到貢院，挨近秀才考舉人時入座的號板，這與創傷相聯系的因子，一下子擊中他神經的最敏感的傷口，引起對創傷的再感受，痛苦至極，長久郁結在心的辛酸、苦楚、屈辱和絕望之情，頓時像沖決堤壩的洪水，傾瀉出來，于是不顧羞恥，“一頭撞在號板上，直僵僵不省人事”。被灌醒后還連續猛撞號板，嚎啕痛哭，“直哭到口里吐出鮮血來”。撞號板這一精神失常的情節出人意表，而實是生命在顫抖。通過這種爆發出來的激烈舉動，作家把犀利的筆鋒一直伸進人物最深的精神褶縫里去，以震撼人心的藝術力量，揭露了功名富貴體制如何使士人深陷其中而不能自拔！

秀才再爬上一個階梯，中了舉人，叫作“中舉”，可稱“老爺”，這是承認他已具有“官”的身份了，即使未做官，也像踩壓周進的王惠舉人那樣，已擠入特權階級的范圍。“范進中舉”前后判若云泥的巨變，既生動又深刻地顯示出其表層的可笑和深層的可嘆。請看胡屠戶對女婿范進的態度。中舉前他罵范進說：人家中過舉的張府、周府上老爺都是“方面大耳”，而你呢，“像你這尖嘴猴腮，也該撒拋尿自己照照！不三不四，就想天鵝屁吃！”——“撒拋尿照照”， 連在水面照都不夠格，輕蔑至極，刻薄至極！奚落人時一般說“癩蛤蟆想吃天鵝肉”，而胡屠戶說范進“想天鵝屁吃”，連癩蛤蟆的資格都沒有，這又是極盡鄙薄挖苦之能事，根本就不把范進當作有尊嚴的人。而知道范進中舉后就立即變臉：“我每常說，我的這個賢婿，才學又高，品貌又好，就是城里那張府、周府這些老爺，也沒有我女婿這樣一個體面的相貌！”同一個范進，中了舉人就嘴也不尖了，腮也不像猴了，比“方面大耳”的張老爺、周老爺更有福氣，“現世寶窮鬼”一下子變成“賢婿老爺”。由胡岳父這個至親來顯現壓迫范進的社會風氣，這就說明不是個別壞人的罪惡，而是當時社會的體制機制有問題。

《儒林外史》列入初中語文教材“名著導讀”單元

必讀書目

“笑”的三重奏：

滑稽的笑、含淚的笑、嚴冷的笑

笑是喜劇的武器，對胡屠戶的笑是滑稽的笑、明朗的笑，對范進的笑則具有一種悲涼的色調，是含淚的笑，其中隱藏著深沉的哀痛。這是《范進中舉》笑的三重奏中最深沉的一重奏。中舉對于封建士子來說是鯉魚跳龍門，是時來運轉大翻身的天大喜事。但吳敬梓首先不是寫范進如何榮寵，而是寫他如何發瘋；不是寫他如何脫下布衣換上官服，夸耀鄉邦，而是寫他洋相出盡貽笑鄰里。

“噫！好了！我中了！”這是從范進幾十年的甜酸苦辣中提煉出來的晶體，一句話就足以代表整個形象。幾十年來郁結心頭、熱切盼望卻又不敢置信的事驀然實現了，眼前突然冒出來的巨大驚喜同幾十年來的慣性運動相碰撞，產生了強烈的震動，范進脆弱的神經已經不起撞擊，不得不分裂了。這種發瘋，看似畸形的特例，實則具有無比真實的典型力量。作家是從幾十年的屈辱來寫這喜極的一刻，從這喜極一刻的發瘋寫出歷久以來的悲辛。這是高度濃縮、高度凝練的藝術，能夠把人物靈魂最深的隱秘挖掘出來，產生令人顫栗的藝術力量。

看到范進的狼狽神態和猥瑣心理，人們臉上會現出一縷笑痕，但這種笑卻與快樂無關。作家寫出的不是個別人物偶然的卑瑣可笑，而是精神受到嚴重戕害的受傷的生靈，他要揭發控訴不合理的功名富貴制度把讀書人折磨戕害成什么樣子！這種對于可悲的人間喜劇的嘲笑，在笑影后面閃動著滾燙的眼淚，是含淚的笑。這種笑涂染著對于儒林墮落所感到的痛苦和悲哀，是帶血絲的笑。在作家鑄造的這個范進中舉故事里，喜劇性與悲劇性有機地融合在一起，再也分拆不開了。吳敬梓用現實主義的精確圖畫，展現八股士子灰暗的社會環境和悲劇性的生活命運。舉業上的失敗者，連至親骨肉也要在他心尖上剜一刀，在他心靈的傷口上撒一把鹽。精神上的壓力使他變得怯懦自卑，物質上的困頓又把他逼到了絕路，舉業之神把他捺到深淵之后又突然拋到天上，他如何經受得起這樣的簸弄？中舉的范進是笑了，但笑得那樣磣人，笑聲傳到別人心中已經變成哭聲，仿佛是因八股科舉致殘的人用絕望的哀嚎控訴對他的戕害。這構成《范進中舉》的基調。魯迅稱道《儒林外史》的基調“慼而能諧，婉而多諷”，“慼”——悲劇性的底蘊，以“諧”——喜劇性的諧謔方式表現，《范進中舉》正是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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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滑稽的笑和含淚的笑，第三回末尾起出現了笑的第三重奏：嚴冷的笑。中舉后的范進在張靜齋的帶領下，進入“出”則為庸貪官吏、“處”則為劣紳假儒的功名富貴場，作者的笑聲里哀憐的音調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嚴冷滅裂的譏諷。諷刺的利刃繼續指向官紳各域：張靜齋教唆湯奉知縣以酷邀名，以小民的鮮血染紅烏紗。在薛家集欺凌周進的舉人王惠，抱著“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的宏偉目標當上南昌知府，讓自己衙門里回響“戥子聲、算盤聲、板子聲”，而“各上司訪聞，都道是江西第一個能員”。高高在上的高翰林，聲言傳統儒家大道理是“呆話”，只是說著好聽的“教養題目文章里的詞藻”，不能當真；他已經喪失信仰，尸位素餐，只能讓王惠、張靜齋們出頭當“能員”，與當朝權奸“太保”們上下一氣，布下貪官猾吏網。劣紳嚴貢生削尖腦袋往權力機構里鉆，充當官府的幕僚心腹，他憑著錢谷“師爺”的刁鉆，刑名訟棍的狡詐，為“父母官”的貪贓枉法出鬼點子；他運用鄉紳貢生的勢力，無賴無恥的手段，詭計多端、巧取豪奪、橫行鄉里，喪心病狂地詐取船工、農民的血汗錢。假道學王德和王仁，打著天理綱常這面大旗，像李贄所怒斥的那樣“陽為道學，陰為富貴”（《三教歸儒說》），吳敬梓有意張大他倆言與行之間的尖銳矛盾以諷刺其偽妄。

（選自李漢秋、葉楚炎注《儒林外史》“導讀”，語文課推薦閱讀叢書）

原標題：《魯迅激贊其“偉大”，《儒林外史》憑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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