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Edgar Snow）于1936年訪問陜北，采訪毛澤東等中共重要領袖，深入觀察紅軍與蘇區社會，寫成的《西行漫記》（Red Star Over China），風行一時。1939年，斯諾為了推進工合運動，再次訪問陜北。斯諾在陜北獲得了一批珍貴的紅色資料，作為其寫作的素材。1957年，斯諾任美國哈佛大學教授，將六七十份資料贈予哈佛燕京圖書館。塵封半個多世紀之后，這些從未被整理公開的資料近期由哈佛燕京圖書館館員馬小鶴、王系著手爬梳，并寫成系列文章由“澎湃新聞”獨家刊發，以期為學界及大眾提供一種新的歷史資料與歷史觀察。   

圖1 《時論》第一期封面

哈佛燕京圖書館斯諾特藏中，有的是一張布告，有的是幾頁的一份報紙，也有一些小冊子，或幾十頁的刊物。其中有一份相當罕見的刊物是1936年7月21日紅色中華社油印出版的45頁的《時論》第一期（圖1）。

封面上面斯諾手寫英文Reprints，大概是因為這期《時論》收錄的是電訊和其他報刊的文摘，斯諾稱其為reprints（轉載）。

封面左側豎寫“海德同志一份”。海德，當為喬治·哈特姆（George Hatem，1910-1988），后起了中文名字“馬海德”（圖2）。他是美國醫生，1933年抵達上海，留下工作，1936年，宋慶齡得悉中共中央擬“邀請一位公道的記者和一名醫生到陜北”，遂推薦斯諾與馬海德前往。馬海德后任中央軍委衛生部顧問，一直在中國工作。

圖2 馬海德與毛澤東

《時論》第一期目次（圖3）為：

西南抗日

蘇聯報紙對西南事變的評論

西南當局兩個通電

西南軍事行動的分析       宇清

誰是內戰的挑撥者？       章乃器

英國在遠東之政策   （蘇聯《太平洋季刊》）

蘇聯新憲法草案

法國人民陣線

法國人民陣線政綱

法新閣組成

法新閣大政方針

圖3 《時論》第一期目次

一、西南抗日

西南抗日，即西南事變，又稱兩廣事變。兩廣地方實力派與蔣介石為首的南京政府矛盾由來已久（圖4），1931年兩廣幾近獨立，九一八事變后，雙方妥協，成立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西南執行部、國民政府西南政務委員會，合稱西南兩機關，兩廣保持半獨立地位。1936年5月12日，蔣介石的老對手胡漢民因腦溢血逝世，兩廣實力派失去重心。蔣介石認為時機已到，欲取消西南半獨立狀態。6月，“南天王”陳濟棠和廣西李宗仁、白崇禧等通電全國督促中央抗日，與蔣介石抗衡。西南事變可謂西安事變的前奏。

圖4：1934年陳濟棠（左）、李宗仁（中）在廣州閱兵典禮檢閱臺上

1.《蘇聯報紙對西南事變的評論》（圖5）

此文譯自塔斯社莫斯科[六月]十一日電，報道伊士維齊亞報在《煙幕乎？激怒乎？》一文中的意見，認為日本正在挑起寧粵之間的內斗，希望寧粵內戰，能否成功，目下尚難斷言。

圖5 《蘇聯報紙對西南事變的評論》

2.《西南當局兩個通電》：“冬電”、“支電”

圖6 《時論》第一期載《西南當局兩個通電》“冬電”

斯諾特藏中另有一份“冬電”的油印本（圖7）。

圖7 斯諾特藏單張油印《西南政務委員會冬日通電》

《時論》所載“冬電”說明出自“（兩廣六月二日通電）”，《南寧民國日報》1936年6月4日第2版根據廣州3日電，刊登了全文。（圖8）“冬電”要求政府、黨部“領導全國，矢抵抗之決心，爭最后之一著”。

圖8 《南寧民國日報》1936年6月4日第2版“冬電”

圖9 《西南當局兩個通電》“支電”

《時論》所載“支電”（圖9）說明出自“（兩廣六月四日通電）”，《南寧民國日報》6月6日第2版根據廣州5日電刊登全文。（圖10）“支電”是陳濟棠、李宗仁、白崇禧領銜的兩廣將領要求中央響應西南兩機關冬電，“迅予改頒軍號，明令屬部北上抗日”。

圖10 《南寧民國日報》1936年6月6日第2版“支電”

6月6日，西南政務委員會將西南軍隊改稱“國民革命軍抗日救國軍”，陳濟棠任第一集團軍總司令，李宗仁、白崇禧任第四集團軍正副總司令（圖11），進軍湖南。蔣介石一面急調兩個軍控制衡陽，以阻粵桂軍北上，一面致電陳濟棠，聲稱盡量避免沖突。

圖11 發動兩廣事變的陳濟棠、李宗仁、白崇禧

斯諾特藏還有一張鉛印的“銑（xian）電”（圖12），6月16日西南兩機構致電中央，斥蔣“誣抗日者為對內，指救國者為異動”，“然屬部、屬會猶希冀中央有萬一對外之決心，故力求避免內戰，下令一、四集團軍所屬少數入湘之兵，撤回粵桂邊境，以待中央抗日之命令”。

圖12 斯諾特藏“銑電”

3．《西南軍事行動的分析》（宇清）（圖13）

圖13 《時論》所載《西南軍事行動的分析》（宇清）

西南事變在國內引起了極大注意。鄒韜奮的生活書店創辦的《永生》周刊呼吁建立民族統一戰線，共同抗日，與中共的主張遙相呼應，在1936年6月20日第1卷第16期“讀者之聲”專欄刊登了宇清的《西南軍事行動的分析》（圖14），認為這次西南運動，決不是什么單純的內戰，也決不是什么反對中央的私斗，它是抗日救國聯軍的一支突起的軍隊。《時論》收錄的即是此文。

圖14 燕京藏《永生》周刊所載《西南軍事行動的分析》（宇清）

4. 《誰是內戰的挑撥者？》（章乃器）（圖15）

圖15：《時論》所載《誰是內戰的挑撥者？》（章乃器）

《時論》所收入的章乃器之文也出自1936年6月20日的《永生》周刊。章乃器是救國會的領導人之一，后來曾與其它6位救國會名流一起被捕，被稱為“七君子”。（圖16）此文反駁了胡適在6月14《大公報》上發表的《親者所痛，仇者所快》。胡適擔心萬一西南事變“抗敵救國的美名真成了掀動內戰的煙幕彈”。章乃器則稱：“西南冬電的主張，每一個有良心的人，都會感動流淚”。認為“西南大多數的將士是純潔的，是決心抗日的，而且永遠不愿意被少數人出賣的”。《時論》顯然比較贊同章乃器、宇清的意見。

圖16 救國會七君子：王造時、史良、章乃器、沈鈞儒、沙千里、李公樸、鄒韜奮

在蔣介石的分化下，粵軍第一軍軍長余漢謀（圖17）脫離廣東，投誠南京，第一軍從粵邊向南推進；第二軍軍長張達先是從韶關、英德退卻，繼而也不愿內戰。西南兩機關的反蔣元老肖佛成等也紛紛離廣州，躲到香港。陳濟棠見大勢已去，7月18日宣布下野。桂系與蔣介石繼續抗衡，不過最后也政治解決，并未導致內戰。

圖17 粵軍第一軍軍長余漢謀

二、《英國在遠東之政策》（蘇聯《太平洋季刊》）（圖18）

圖18 《時論》第一期《英國在遠東之政策》

“蘇聯《太平洋季刊》發表：《英國在遠東之政策》（見五月廿日《大美晚報》）對十五年來英國在遠東政策的變化，作了有系統的敘述，對于我們極有價值。因為該文過長，特需摘錄如下。”其實此文在《大美晚報》5月20（圖19）、22、23、24日連載了4次。

圖19 《大美晚報》1936年5月20日第2版《英國在遠東之政策》

此文認為英國1935年對日轉為強硬，只能說是蘇聯的一廂情愿。英國基本上仍然采取“政治綏靖”日本政策。而蘇聯承認了滿洲國，并把中俄共管的中東鐵路出賣給滿洲國，以避免與日本摩擦。英國財政部派來協助中國幣制改革的經濟顧問李滋羅斯（Frederick Leith-Ross，圖20）個人對日確實比較強硬一些，但不僅《泰晤士報》報道英國外交部不贊成李滋羅斯與日本的沖突，而且后來公布的英國外交文件也證明外交部將其視為一頭破壞英日關系的“公牛”。

圖20 抵滬之李滋羅斯夫婦與歡迎代表

三、《蘇聯新憲法草案》（圖21）

圖21 《時論》第一期所載《蘇聯新憲法草案》

《蘇聯新憲法草案》當時有不止一種譯本，從第30條翻譯為：“蘇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為蘇聯最高議院（威爾科夫尼蘇維埃[Верховный Совет]）”，可以證明，《時論》第一期用的是《中蘇文化雜志》第1卷第2期（1936年6月）的譯本。

圖22 1936年7月南京中蘇文華協會印行的張西曼譯《蘇聯新憲法草案》扉頁

四、法國人民陣線

法國人民陣線是1935-1938年法國共產黨、社會黨、激進社會黨等左翼黨派和政治團體為反法西斯、實行社會經濟改革而組成的統一戰線。1936年1月間，《人民陣線的綱領》發表，人民陣線在議會選舉中大勝（圖23），6月4日，組成了以社會黨人為總理的第一屆人民陣線政府，激進社會黨也入閣，共產黨仍在野，但表示支持。

圖23 1936年5月，法國人民陣線領導人歡呼在眾議院選舉中取得勝利

1.《法國人民陣線政綱》（圖24）

圖24 《時論》第一期載《法國人民陣線政綱》

《時論》第一期所載《法國人民陣線政綱》出自國民黨上海市執委會編的《上海黨聲》半月刊，1936年第2卷第11期（7月20日）。

這個政綱在政治方面，要求取締法西斯組織，取消限制新聞自由的法令，保護工會活動的自由，尊重教育與信仰自由；維護和平，在國聯機構之內，各國為集體安全而共同努力，制裁侵略者，普遍裁軍，戰爭工業統歸國有，廢止秘密外交。經濟方面，恢復因經濟恐慌所減低之購買力，設立全國失業基金，縮短工時而不減薪，進行大規模公用事業的建設以減輕失業問題，修正農產品價格，停止財產扣押，將私有之法蘭西銀行改為國有之法國銀行，改革賦稅制度，主要針對大資產。

2.《法新閣組成》（圖25）

圖25 《時論》第一期所載《法國新閣組成》

“哈瓦斯社（Agence Havas） [六月]四日巴黎電：新的內閣頃已組成，定于明日晚間舉行閣議，本星期六上午舉行國務會議，是日下午出席參眾兩院，宣讀大政方針。”此文報道以社會黨萊翁勃崙（Léon Blum，圖26）為總理的新內閣的組成相當詳細，當出自直接收聽到的哈瓦斯社6月4日的電訊。

圖26 1936年出任總理的社會黨領袖萊翁勃崙

3.《法新閣大政方針》（圖27）

根據哈瓦斯社[六月]六日巴黎電，介紹了法國新內閣的大政方針，基本上就是可以馬上實行的政綱。法國人從人民陣線政府取得的社會福利，比如帶薪休假、每周40小時工作制、集體合同等，一旦確立，即不可逆轉，并未隨著其下臺而取消。

圖27 《時論》第一期所載《法國新閣大政方針》

五、紅中社

紅色中華社，簡稱紅中社，1931年11月7日成立于瑞金。1933年5月，岳夏受命建立為紅中社專門抄收國內外通訊社新聞電訊的“新聞電臺”，抄收后，由譯電員李柱南譯成中文，隨后油印成《無線電日訊》，供中央領導機關和蘇維埃政府機關參閱。李柱南因為背得出電報本子，因此得了個“本子”的外號。1935年紅一方面軍到達陜北，11月25日紅中社在陜北安定縣（今子長縣）瓦窯堡恢復工作。1936年春，中央軍委后方政治部宣傳部部長向仲華調到紅中社工作。1936年7月初，紅中社隨中共中央遷至保安縣。

據岳夏回憶，1935年6月間，中央軍委派他帶領無線電一分隊到紅四方面軍建立新聞臺，這是他第二次做新聞臺的工作。岳夏抄收下來蘇聯塔斯社和東京、西貢、柏林電臺的英語、日語、法語和德語新聞，一律送保衛局，由當時關押在那里的三個人譯成中文。其中廖承志不僅會譯中文電碼，而且還能翻譯英語、日語和德語新聞，岳夏對他的外語熟練水平十分佩服。

據廖承志自己回憶，岳夏“關于在長征途中1935年冬紅中社新聞臺抄收新聞電訊的情況，是確實的。我當時被張國燾關押，曾翻譯該臺抄收的外語新聞電訊。”1936年冬，廖承志到陜北保安后，由博古（秦邦憲）主持開會，決定紅中社的工作分為兩部分，即：外國電訊部分由廖承志負責，紅中社原來的工作，即報道蘇區消息，仍由向仲華負責。據廖承志回憶：“我當年在陜北搞新聞工作時，只有三個人，一個是李柱南，……他一個人擔任中文電訊翻譯，每天要翻譯九千字國民黨中央社的稿件。這個人的妙處是電報碼子全記在腦子里，不用翻本子，一看碼子，字就出來了，國民黨方面的消息他一個人包了。……我包外國通訊社電訊的翻譯，日本同盟社消息我包了，塔斯社英文電我包了，法國的哈瓦斯通訊社，法文我不懂，它的英文電訊我也包了。加起來大概一天也有六七千字。還有一個是向仲華，他包解放區的消息。解放區所有的來電，他把它綜合起來，寫消息，寫評論。寫評論我也參加寫一點。”西安事變后，廖承志（圖28）去籌備出版《解放周刊》，紅中社改名新華社，向仲華任社長。

我們可以推測，第一期《時論》是由李柱南從電訊譯出《西南當局兩個通電》，其他文章是向仲華從外電、報刊上選輯的。

圖28 抗日戰爭初期的廖承志

六、信仰與戰略

紅軍在長征途中，笨重的印刷機械自然只得丟棄，無法鉛印出版任何報刊。中共領導幾乎與外界隔絕，連與共產國際的電訊聯系也中斷了，甚至看不到報刊。1935年9月18日紅軍陜甘支隊到達甘肅宕昌縣哈達鋪，中央領導人才從國民黨報紙上得知有劉志丹領導的紅軍大部隊在陜北蘇區積極活動，從而決定落腳陜北。然而紅中社在不到一年的時間內，不僅恢復了《紅色中華》與“參考消息”（每日電訊）的油印出版，而且收集國內外電訊和報刊，編譯出版了第一期《時論》。

這本簡陋的油印刊物直觀地反映了當時紅中社條件之差，與工業化社會的蘇聯塔斯社、法國哈瓦斯社相去懸殊（圖29），同時這期刊物也反映了中共的信仰與戰略。斯諾根據他親身觀察，肯定紅軍指揮員和黨的領導人“都是忠誠的馬克思主義者，……按他們自己的方式，他們是社會主義的自覺戰士；他們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相信自己是一個世界性運動的一部分。”《蘇聯新憲法草案》當然就是他們想要的東西，他們以俄為師，相信蘇聯的今天就是中國的明天。同時，《時論》也刊登了法國人民陣線政綱，這顯然也是他們的一個參照系。中國在與蘇聯決裂與文革十年動亂之后，改弦易轍，走上改革之路，建設市場經濟的決策，是有深遠思想基礎的。

圖29 紅中社（左下）、塔斯社（左上）和哈瓦斯社（右）

1936年中共希望把中國建設成蘇聯或法國那樣的工業化社會，還是遙不可及的愿景，迫在眉睫的是抗日救亡。以當時紅軍的弱小力量不要說打敗強大的日本帝國主義，就是避免被國民黨軍隊剿滅，已屬不易。但日本策劃華北獨立把蔣介石逼到了死角，開始考慮聯俄抗日，他通過宋子文、宋慶齡，派董健吾（即陪斯諾赴陜北蘇區的“王牧師”）作為密使，于1936年2月27日抵達瓦窯堡。3月2日，博古致電張聞天、毛澤東、周恩來說：董[健吾]來說明南京統治上層的分化，英美派（[宋]子文、[孔]祥熙）、少壯軍人（陳誠、胡宗南、羅卓英等）取抗日聯共態度，宜建立友善關系。政學系、舊軍閥、法西[斯]右派主徹底投降。蔣本人尚周旋兩者之間之上。可見中共也在考慮聯合國民黨的英美派、少壯軍人抗日。6月初西南事變發生，16日，中共向共產國際上報：兩廣發動，華北宋哲元、四川劉湘等也在醞釀，紅軍正與東北軍秘密聯絡，計劃舉事，控制西北局面，成立西北國防政府，策應兩廣及華北的局面。18日，中央發出給二、四方面軍的指示認為：兩廣的發動是新階段開始的標幟，從共產黨到帝國主義，可以發展到最廣泛的抗日統一戰線。

中共與共產國際磨合，充分利用南京政府和地方實力派希望通過中共，聯俄抗日的有利形勢，“四兩撥千斤”，雖然未能成立西北國防政府，策應兩廣，但毛澤東、周恩來、博古（圖30）等領導中共通過和平解決西安事變，實現了第二次國共合作，建立了中共、南京當局和地方實力派的抗日統一戰線，可以說是后來中、英、美、蘇反法西斯同盟的濫觴。

圖30 西安事變結束后，周恩來、毛澤東、博古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