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時空文化：1880—1918》是一部具有特殊架構的思想史，聚焦1880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技術和文化的全面變革，講述了一場在溝通和運輸方面的革命，分析了工業革命的社會影響，認為這場革命改變了人們的觀點和看法，甚至人們的日常生活。作者透過時間和空間的維度，以跨學科的視野在音樂、藝術、文學以及哲學方面提供了很多具有深遠影響的例證，開啟了理解、體驗時間和空間的新模式。澎湃新聞經南京大學出版社授權，摘發其中關于時間的部分內容。

正如每個孩子都迅速得知的那樣，時間只有一個。它流動著，可以在時間線的任何地方被劃分成相等的部分。1687年牛頓是這樣定義時間的：“從本質上來說，絕對的、真實的、數學的時間的流動與外在的任何東西無關。”在《純粹理性批判》（The Critique of Pure Reason）（1781）中，伊曼努爾·康德（Immanuel Kant）拒絕了牛頓關于絕對、客觀時間的理論（因為這種經歷是不可獲得的），他認為時間是所有經驗的主觀形式或基礎。但即使它是主觀的，它也是普遍的——對每個人都是一樣的。毫無疑問，牛頓和康德經歷了不同的私人時間節奏，但在19世紀末期之前，沒有人[可能除了勞倫斯·斯特恩（Laurence Sterne），他曾在《項迪傳》（Tristram Shandy）中探索過私人時間]系統地質疑過時間的同質性。我們可以在每年制造的數以百萬計的鐘表上找到相關證據。自14世紀機械鐘發明以來，在統一的公共時間歷史方面最重大的發展是19世紀末標準時間的引入。促進統一時間的先鋒是加拿大工程師桑福德·弗萊明（Sanford Fleming），他在1886年列出了一些采用統一時間的原因。電報的使用“使全球的整個表面都受到文明社區的觀察，這導致了相隔很遠的地方的時間與其距離不成比例”。這個系統將日與夜混淆為“中午、午夜、日出，日落都是在同一時刻觀察的”，以及“周日實際是在周六中間開始，周一中間結束”。一個活動可能會在兩個不同的月份甚至兩個不同的年份舉行。確定當地時間、精確地知道法律什么時候生效、保險什么時候開始，這些都是很重要的事。他的結論是，只有采用協調的世界網絡才能阻止當前系統導致的無數政治、經濟、科學和法律問題。

《時空文化：1880—1918》

標準時間最著名的支持者是赫爾穆特·馮·莫爾特克伯爵（Count Helmuth von Moltke），他在1891年呼吁德國議會采用標準時間。他指出，德國有五個不同的時區，這將阻礙軍事計劃的協調；此外還有其他時區，他抗議說：“我們害怕在法國和俄羅斯的邊界會面。”當弗萊明向《帝國》編輯發送莫爾特克的演說去出版時，他做夢也想不到在1914年，世界將根據標準時間促成的動員時間表發生戰爭，他原認為這將促進合作與和平。

盡管從科學和軍事方面看，世界時間有很多好處，但最早使用世界時間的是鐵路公司而非政府。1870年前后，如果一位從華盛頓到舊金山的旅行者在經過路上的每一個小鎮時都設置一次時間的話，他得設置200多次。鐵路公司試圖通過對每個地區使用單獨的時間來解決這個問題。因此賓夕法尼亞鐵路沿線的城市被置于費城時間，比紐約時間晚五分鐘。然而在1870年，僅在美國仍然有大約80個不同的鐵路時間。1883年11月18日，鐵路實施統一時間的那一天被稱為“兩個中午的日子”，因為在中午的時候必須把時鐘撥回每個地區的東部時間。這最后一次必需的破壞是為了幫助鐵路公司結束那種讓它們的功能復雜化、利潤減少的混亂。1884年，25個國家的代表在華盛頓的本初子午線會議上提議將格林尼治設為零子午線，確定一天的確切長度，將地球劃分為相隔一小時的二十四個時區，并確定了世界日的精確起點。然而盡管此舉的可行性顯而易見，采用這個系統的進程還是非常緩慢。

1884年10月13日，格林尼治天文臺舊址。地球有了計算地理和“時區”的起點，格林尼治國際標準時間誕生。

1888年，日本把鐵路和電報服務協調到了格林尼治時間9個小時之前。比利時和荷蘭于1892年緊隨其后；德國、奧匈帝國和意大利于1893年也行動了；但是在1899年的時候，約翰·米爾恩（John Milne）調查了世界各國如何確定他們的時間及其與格林尼治的關系，他發現其中仍然存在很多混亂之處。中國的電報公司使用的時間與上海大致相同；沿海港口的外國人使用當地的太陽時；其他所有中國人使用日晷。在俄羅斯有一些奇怪的當地時間，例如圣彼得堡比格林尼治早2小時1分鐘18.7秒。在印度，城市中的鑼、槍、鐘宣告著數百個當地時間。

在西歐國家中，法國的情況最為混亂，一些地區有四個不同的時間，沒有一個時間能簡單地轉換為格林尼治時間。每個城市的當地時間都取自太陽讀數（solar reading）。比每個當地時間晚大約四分鐘的是固定恒星的天文時間。鐵路使用巴黎時間，比格林尼治早9分21秒。1891年的法律使其成為法國的法定時間，但鐵路實際上落后了五分鐘，以便為乘客提供額外的上車時間。因此，火車站內的時鐘比軌道上的時鐘早五分鐘。1913年法國記者L.烏勒維格（L. Houllevigue）將這種“逆行行為”解釋為民族自豪感的一種體現，他使用了一部1911年的法案中的措辭，那部法案旨在倡導這個別的歐洲國家兩年前就實行的系統。這部法國法案宣稱“法國和阿爾及利亞的法定時間比平均巴黎時間慢9分21秒”。烏勒維格指出了這一措辭的意圖：“由于一種可饒恕的沉默，法律沒有說明定義的時間是格林尼治的時間，我們的自尊可以假裝我們采用的是阿根廷時間，這個時間碰巧幾乎完全與英國天文臺在同一個經線上。”盡管他們先前已被孤立，但法國最終在1884年的指導方針下率先開展了統一世界時間的運動。如果零經線是在英國的土地上，至少世界時間的建立是在法國。因此總統雷蒙德·龐加萊（Raymond Poincaré）決定在巴黎于1912年主辦國際時間會議，該會議提供了確定和維持準確時間信號和傳輸的統一方法。

無線電報使這一切成為可能。早在1905年，美國海軍就通過無線電從華盛頓發出時間信號。在法國正式宣布法國時間之前，埃菲爾鐵塔于1910年傳送了巴黎時間。到1912年，南錫、沙勒維爾以及朗格勒都安裝了該系統，以便整個國家可以同時接收相同的信號。烏勒維格吹噓巴黎“被格林尼治取代為經絡的起源，被宣布為最初的時間中心，是宇宙之表”。巴黎的天文臺將采用天文讀數并將它們發送到埃菲爾鐵塔，在這里它們將被轉發到地球上的八個站點。1913年7月1日上午10點，埃菲爾鐵塔第一次向世界各地傳送了時間信號。全球電子網絡的框架一旦建立起來，當地時間的獨立性就開始崩潰。無論當地時間曾經有過什么樣的魅力，以光速在全球各地引發蜂鳴和鈴聲的脈沖注定將世界喚醒。

在國際時間大會召開之際出現了各種日歷改革提案。這些提案沒有產生什么具體的后果，但它們展現了合理化公共時間的共同努力。1912年，一位美國改革者指出，雖然年、月和日都基于自然，周和小時卻完全是人為的。他認為，應該將日歷的“愚蠢”安排簡化為將每一年分為四個相等的季節，新年這一天排除后每個季節均為91天，此外每四年要排除一天。法國科學作家卡米爾·弗拉馬里翁（Camille Flammarion）在對1913年日歷改革的提案介紹中稱贊了國際時間會議所取得的成就，進行了日內瓦改革，并指出應該修改對年度的不等分劃分。他贊同德拉波特在年中增加一個閏月，將每月縮短為28天的建議，以便工人工資、每月租金、利息計算都可以每四周循環一次，每個月的長度也相等。每一年也總是在同一天開始，從而避免重印日歷。在1914年，一位英國人強調了在商業和政府安排方面遇到的困難，并推薦了一個日歷，其中每個季度由兩個三十天的月份和一個三十一天的月份組成，閏年完全不被計算在內。德國改革者提出“一百小時一天”，他所指的一小時大約相當于現在的四分之一小時。他爭辯說，正如在空間計量中引入小數使得德國經濟得以快速發展一樣，引入時間十進制可以為其他追求釋放資源。

《無城無國之地》

1893年關于火星生命的科幻小說結合了之前十年標準時間的一些發展。在亨利·奧列里希（Henry Olerich）的《無城無國之地》（A Cityless and Countryless World）一書中，每個住宅和工作場所都配有天文控制、電子同步的時鐘。金錢的標準是時間：“在商業方面，當你說我的一件物品要賣這么多美元美分時，我們說我需要這么多天、小時、分鐘和秒鐘。”火星貨幣包括標有時間單位的紙幣。這種時間貨幣可能受到了工廠引入時間記錄機器的啟發。奧列里希的書出版的同年，《科學美國人》（Scientific American）中的一篇文章描述了一臺自1890年起投入使用的機器，在員工進入和離開的時候它會在員工的卡片上蓋章。雖然工資以美元支付，但其數量取決于卡片上蓋的章。奧萊里奇只需稍作改動就能創造一個時間就是金錢的烏托邦世界。

對守時和工作時間的記錄并非這一時期才開始，但時間的精度從未像電力時代一樣準確和普遍。批評是一開始就有的。喬治·比爾德（George Beard）在《美國神經質》（American Nervousness）中就列出了一些危言聳聽的病理影響。他將那種造成“幾分之慢導致滅頂之災”的神經質歸咎于時鐘的完美以及手表的發明。每一次看到手表上那些令人緊張的數字，神經都會更加緊張，心跳也會加速。還有不少別的危言聳聽的人反感標準時間的引入，但現代社會已經接受了標準時間和準時，因為它們滿足了更大的需求。在亞瑟·庫斯勒（Arthur Koestler）的《中午的黑暗》（Darkness at Noon）中，俄羅斯農民在黎明就得到達火車站，等待一輛可能直到下午晚些時候才到的火車，這種革命前的田園形象表明這樣的生活方式是田園牧歌式的，但更是令人沮喪和浪費的。

除了莫爾特克之外，只有很少的人支持世界時間，而且他們也只在改革派的狹小圈子中為人所知。然而，公共時間這一概念被廣泛接受，被認為是時間持續和連續的適當標記。關于它的好處并沒有什么詳細的辯論，因為看來并無必要。關于同質與異質時間的辯論熱情來自那些小說家、心理學家、物理學家和社會學家，他們研究了個體創造的不同時間，那與生活方式、參考系統和社會形式一樣多。

在這一時期富有想象力的文學作品對統一公共時間權威的攻擊中，最直接的是在約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的《秘密特工》（The Secret Agent, 1907）中指派給俄羅斯無政府主義者的那一種。他的任務是在英格蘭作為特工煽動者去炸毀格林尼治天文臺。這是康拉德能找到的最合適的無政府主義目標，是政治權威最生動的象征。

一些文學作品探討了私人時間的異質性及其與公共時間的沖突。1890年，奧斯卡·王爾德（Oscar Wilde）想象出在多里安·格雷（Dorian Gray）的身體時間和公共時間之間存在的一種災難性的不和諧，在他年輕時，他的肖像就已經老去。當多里安刺穿肖像時，魔法結束，兩種時間各歸其位：肖像變回天真的青年，肖像隱藏的腐敗則浮現在了多里安的臉上。

馬塞爾·普魯斯特的《追憶逝水年華》（Remembrance of Things Past）發生在一個可明確識別的公共時間內：從德雷福斯事件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其敘述者馬塞爾的私人時間卻以與其他人物不同的不規則速度移動，這是與任何標準系統都不符合的。馬塞爾說，他的身體在他睡覺的時候保持著自己的時間，“并不是在鐘的表面標記，而是通過我補充穩定增長重量的力量，像一個有力的發條裝置一樣，一點一點地從我的大腦滲透到身體各處”。在對過去時光的追尋中，機械的鐘表是全然無用的，它不可能像普魯斯特那樣學著傾聽很久之前就被灌輸在身體中的微弱記憶之弦，這些聲音注定要以不可預知和神秘的方式回旋。

對于弗蘭茲·卡夫卡（Franz Kafka）的困境中的英雄們來說，膚淺地為普魯斯特記錄時間的表盤都是他們的虛擬敵人。當格雷戈爾·薩姆薩（Gregor Samsa）在《變形記》（The Metamorphosis）中醒來并發現自己是一只大蟲子時，將要錯過火車這事加劇了他的痛苦。與公共時間的第一次分裂是他與世界的關系徹底崩潰的象征。在《審判》（The Trial, 1914—1915）中約瑟夫·K.告訴雇主關于他第一次被傳喚去聽證會的事：“他們電話通知我去某個地方，但忘了告訴我該什么時候去。”他認為應該九點到卻睡過了頭，遲到了一個多小時。幾分鐘后，檢察官責備他：“你本應在1小時5分鐘前就到這里。”第二周，他準時去了，但那里沒有人。這種混亂反映了他與世界之間更大的問題。正如他無法決定誰應該對失約負責一樣，他最終喪失了區分內疚的內外部來源的能力。卡夫卡在1922年的一篇日記中對公共時間與私人時間之間令人發狂的不一致做出了評論，“沒法入睡，也無法醒來，無法承受生活，準確地說無法承受連續的生活。時鐘不讓你做到這些。內心的時間像撒旦和惡魔一樣，以不人道的方式往前沖，而外部時間卻蹣跚地以它慣常的速度前進”。對于卡夫卡筆下的人物來說，早到讓他們感覺荒謬，遲到卻又會引發內疚。

讓普魯斯特感覺膚淺、讓卡夫卡產生恐懼的公共時間對于喬伊斯來說太過隨意，也不適用于管理多樣的塵世生活。在《尤利西斯》（Ulysses）中，他將奧德修斯二十年的旅行壓縮到利奧波德·布魯姆在都柏林市中心商店酒吧閑逛的十六個小時的生活中，改變了對時間的傳統處理。我們事無巨細地得知了布魯姆在那一天的所想、所為、所感，而喬伊斯在故事的有限時間內通過內心獨白和對布魯姆獨特時間的體驗及其與宇宙時間無限擴張之間的關系做出評論來擴大時間的范圍。

時間的異質性是通過每章散文的特定節奏正式呈現的。在“風神”一章，節奏的變化就像將奧德修斯吹離航線的不可預知的風一樣；而在《尤利西斯》中，這一節奏如饒舌的記者，他的觀點散落在各篇文章之中。在“食人族”一章中，布魯姆去吃午餐，節奏是消化的蠕動。布魯姆看著河流回想著一切事物流動的方式：通過消化道的食物，通過產道的胎兒，都柏林的交通，他的腸子、思想、語言、歷史以及時間本身。“太陽神的牛”一章中的長篇大論就如婦女生孩子的節奏一樣冗長。在“伊薩卡島”這一章中，喬伊斯將斯蒂芬和布魯姆回家的旅程描述為一個教理問答，他們的思想及其腳步一樣在一系列問答中交替前行。在最后一章中，莫莉的意識流則構成了節奏。

在講述布魯姆如何翻過后面的柵欄進入他家的過程中，喬伊斯突然列出了一系列描述布魯姆測量的方式。這是“公元1904年這個閏年的5月12日（猶太歷法的5664年、伊斯蘭歷法的1322年），金色數字5，閏余13，太陽周期9，基督字母CB，羅馬指示2，朱利安時期6617，MXMIV”。我們被告知1904年6月16日布魯姆正好在都柏林，只是喬伊斯讓我們好奇具體是什么時間。

喬伊斯提醒說，時間與它的測量系統是相關的，這一說法也指向了愛因斯坦的理論，即所有時間坐標都與特定參考系統有關。在1883年的一本教科書中，恩斯特·馬赫（Ernst Mach）提出了一些關于經典物理學的問題，這些問題預示了一個有史以來最偉大的科學革命。馬赫反對牛頓關于絕對空間和絕對運動的觀點，認為絕對時間是“無用的形而上學概念”。這種對經典力學的抨擊引發了一系列的修改，最終導致了愛因斯坦對它的大膽推翻。對絕對時間的下一次打擊來自一個實驗，這一實驗旨在驗證能傳播光的發光醚的存在。根據經典力學，地球運轉會產生以太流，而與之垂直的光速本應比與之平行的光速快一些，但邁克爾遜和莫利在1888年做的那個有名的實驗表明這兩個速度之間并無可見的差異。這個討厭的結果導致了幾個假設，那就是時間在通過以太之后速度會變慢。

1895年，亨德里克·洛倫茲（Hendrick Lorentz）推測，可能通過以太的運動會延長時間就足以解釋兩種光速相等的現象。這是對經典物理學和相對論的折中。它認為運動會修正時間的測量，即存在多個“本地時間”，每個時間取決于時鐘與觀察者的相對運動，這預示了相對論的出現。但它也贊同絕對時間的傳統概念，堅持認為物體通過以太后所產生的變化類似于其他彈性物體在通過氣體或流體時產生的收縮。洛倫茲認為時間的膨脹是真實的，因此他保留了絕對時間的概念。愛因斯坦卻認為，時間的膨脹只是一種透視效果，是由觀察者和所觀察事物之間的相對運動產生的。它不是一個物體固有的具體變化而僅僅是測量行為的結果。這種解釋否定了絕對時間，因為時間只在進行測量時才存在，并且這些測量是基于兩個物體的相對運動的。

利用1905年的狹義相對論，愛因斯坦計算了在一個參照系統中，勻速運動的時間從另一個相對靜止的系統來看時是如何減速的。在1916年的廣義相對論中，他將理論擴展至加速體的時間變化。因為世界上的所有物質都會產生引力，而引力又相當于加速度，因此他得出了一個結論，“每個參考物體都有自己特定的時間”。在這個理論的后續推廣中，他對比了只使用一個時鐘的更老的力學和他需要我們想象出“盡可能多的時鐘”的理論。廣義相對論具有象征性的效果，即在宇宙中的每個重力場中放置一個時鐘，每個時鐘運動的速度都由該點的引力場強度和被觀察物體的相對運動決定。愛因斯坦位于伯爾尼的專利辦公室墻上一個時鐘都沒有，但他讓給出不同時間的鐘表充滿了整個世界。

雖然在19世紀后期人們對時間的社會起源進行了幾次調查，但是首先構成重要意義的卻是埃米爾·涂爾干（Emile Durkheim）的奇妙作品。那個時代的社會學和人類學充滿了關于原始社會的信息：關于他們對于生命周期過程和天體的運動的慶祝；他們對季節變化的依賴以及植物和動物的節奏活動；對祖先經歷充滿異國情調的慶祝活動；以及他們對歷史的循環和宿命的看法。難怪涂爾干相信時間的社會相對性。在《原始分類》（Primitive Classification, 1903）一書中，涂爾干曾提及時間是與社會組織密切相關的，而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The Elementary Forms of the Religious Life, 1912）中，他詳細探討了這一主題。在此書中他區分了私人時間和“一般時間”，后者的社會根源為：“時間范疇的基礎是社會生活的節奏。”更具體地說，“天、周、月、年等的劃分是與儀式、宴會和公共儀式的周期相對應的”。社會按時間來組織生活、建立節奏，然后將其統一地作為所有時間活動的框架。因此，“一個日歷表達了集體活動的節奏，同時它的功能是確保活動的規律性”。

精神病學家和哲學家也對相對時間進行了爭論。卡爾·雅斯貝爾斯（Karl Jaspers）在現象學精神病學方面的著作概述了在精神疾病中可能發生的對于時間和空間的不同感知方式。在關于記憶和時間觀念的歷史中，皮埃爾·雅內（Pierre Janet）講述了“整整一代”研究主觀時間的實驗心理學家和臨床醫生的貢獻，他們在19世紀晚期調查了主觀時間。他引用了自己在《神經癥與固有想法》（Névroses et idées fixes, 1898）中關于精神病患者對時間扭曲感的描述，還認為讓·居約（Jean Guyau）在1890年的文章開啟了“時間心理學的新時代”。雅內還討論了查爾斯·布隆代爾（Charles Blondefs）1914年的作品《病態意識》（La Conscience morbide），此作研究了精神病患者不同時間的世界。一位病人“像動物一樣日復一日地生活在一種對過去和未來的撤退中”，時間似乎是無休止的。過去的幾天就如幾年，所有時間中的事件都處于夢魘般的混淆之中。對于另一名患者“加布里埃爾”來說，時間是萎縮的，未來的可怕事件被顛倒至過去，就像它們已經發生并會一直持續一樣，如此就會產生焦慮。就如同她的思想不斷檢視整個時間范圍，將所有病態的思想收集并濃縮成一種當前的和不可避免的焦慮體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