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關于后疫情時代全球化的討論再度興起，供應鏈領域的術語“‘連接器’國家”的熱度不斷攀升。“連接器”國家是指不同于金磚國家的另一組新興國家，包括越南、波蘭、墨西哥、摩洛哥和印尼。這一術語將上述國家定義為滿足制造業需求的服務者、技術產業重要零部件或芯片的供應者，以及高收入國家維持生產能力所需原材料的供應者。“連接器”國家的最大特征是得以跨越了新的地緣政治斷層線，為碎片化的世界提供制造業支持。

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航拍。視覺中國 資料圖

作為“連接器”國家的墨西哥

墨西哥一直以來都在全球化和全球價值鏈的演變中扮演重要角色。一方面，作為拉美大國和區域內最重要經濟體之一，墨西哥的制造業能力和地位在拉美位居前列，對地區整體制造業發展和工業化轉型發揮著龍頭作用和風向標意義。另一方面，墨西哥同時也是北美供應鏈區塊的重要組成部分。尤其是近年來美墨制造業產業鏈“近岸外包”趨勢愈發凸顯，美企搬遷至墨西哥進程顯著加快，美墨利益融合也更加緊密。

在歷經疫情和國際“黑天鵝”事件的多重影響下，墨西哥作為“連接器”國家的身份和地位也越發凸顯，隨之而來的是其制造業產業結構和布局的深刻變化：一是墨西哥中低端制造業得到快速發展。以此為代表的是勞動密集型的紡織業和玩具制造業等，以及資本密集型的白色家電、電子器械和汽車制造業。這其中的主要考量因素是綜合成本的降低，包括墨西哥人力、物力和地價的成本優勢。墨政府也正在就此準備一項激勵法令，為外資在電子、運輸、制藥和航空航天業務等行業的投入提供優惠條件。

二是墨西哥制造業開始有意識向高端化邁進。以此為代表的是諸如鋰電池和新能源汽車制造，以及半導體和芯片制造等高尖精行業。美國因素在其中發揮重要作用。考慮到美墨經濟和國家安全利益具有很大的相關性，同時又出于規避對華脫鉤斷鏈帶來的負面影響，美國正在布局和培養其供應鏈盟友，為美提供關鍵礦產和戰略物資等方面的便利，墨西哥是其不可或缺的合作伙伴。

由于墨西哥自身國情的特殊性，近年來未能很好承接和消化美國產業鏈轉移帶來的紅利，墨本土的中高端制造業也未發生突飛猛進的變化，國民經濟依舊以外貿為主，對傳統的進出口貿易存在很大路徑依賴，特別是對美國市場的依賴進一步加深。墨西哥財政部長羅赫略曾表示，“我們與美國的商業金融關系占主導地位，除美國以外的國家并非當務之急。”

墨西哥能好好地做一個“連接器”嗎？

墨西哥和美國之間的復雜關系具有長期性和曲折性。從歷史角度看，自19世紀美墨戰爭以來，美國瘋狂收割戰爭紅利，占據墨西哥大片領土。此后墨西哥一直處在美國“后院”和勢力范圍中，美墨關系始終籠罩在干涉與被干涉、控制和被控制的陰影下。全球化的發展是促進美墨關系和北美經濟一體化的重要動力。從《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到《美墨加協定》的轉變升級就是美墨經濟關系發展的鮮活見證，包括此前美國總統布什未能實現的美洲自由貿易區愿景，很大程度也是建立在美墨關系的基礎之上的。

從現實角度看，當前的美國因素對墨西哥的發展而言既是有利因素也是不利因素。有利的一面體現在美墨關系相互依賴、相互促進。當前墨西哥出口的80%面向美國市場，去年以來墨西哥上升為美國第一大貿易伙伴。墨上一年度的經濟數據和本年度的經濟預測都比較樂觀——繼2023年增長3.5%后，到2024年將增長2.3%。墨經濟已基本恢復到疫情之前的水平。

不利的影響主要有二：一是美墨關于邊境移民問題產生的摩擦。今年分別是兩國的大選年，無論是拜登還是洛佩斯總統都不希望移民議題成為其競選總統的掣肘，因此或將在這一方面有所讓步和妥協。

二是中美墨三方關系的演變存在不確定性。隨著中美博弈進入深度調整期，美國方面在脅迫包括墨西哥在內的拉美國家在中美之間選邊站隊的做法并未改觀，反而更具有迷惑性、隱蔽性和欺騙性。由于美墨之間特殊的地緣關系，墨西哥自然被推到了拉美地區風口浪尖的位置。墨西哥既不能承擔失去美國這個重要貿易伙伴的風險，也不能隨意舍棄中國這個超大規模市場的“香餑餑”。目前來看，墨總統洛佩斯在中美之間還是選擇了戰略平衡的策略，左右逢源以為墨爭取最大利益。但不可否認華盛頓的單邊偏執行為很大程度影響了美墨關系的健康發展。

1月3日，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司機駕駛輕軌列車。中國中車為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研制的輕軌列車3日投入商業運營，這是中國制造的輕軌列車首次服務墨西哥城公共交通系統。新華社 資料圖

想要“出海”墨西哥的中企要注意什么？

墨西哥將在今年6月的選舉中選出下一任總統。可以確定的是，當前墨主要總統候選人對華態度都比較友好，涉華言論也都較為積極，所以預計新政府上臺后中墨關系不會出現大的調整，大概率將會沿著此前務實合作的道路進一步深化合作基礎、擴大合作范圍。但中墨在經貿上的競合關系也是客觀存在的，并不會因為政府換屆或者政策中斷而有所改變，對此我們應當保持平和的心態。

首先，中拉經貿合作整體穩步向好才是大方向和主流，中墨合作的好壞也只占其中一小部分，不具有全局性和決定性的影響。

其次，中墨經貿關系的體量雖難及美墨貿易的規模，但整體而言也是處在漸進發展的狀態中。尤其是疫情這幾年，中墨經貿合作一直保持逆勢增長的趨勢，我們需要對中墨關系的未來保持樂觀。

再次，面對中墨關系中的不穩定和不確定因素，我們的企業也未無所作為，而是做出積極調整，適應變化。近年來中企紛紛“出海”墨西哥，將墨作為開拓美國市場的“跳板”。墨經濟部公布數據顯示，2023年1月至11月中資企業在墨投資126億美元，是墨意向投資第二大來源國，預計在未來兩三年內將再投資126.16億美元。華為、比亞迪、海信等國內領軍企業等都在墨建立了相關產業鏈乃至產業園區，并在當地收獲了良好的口碑。西班牙對外銀行墨西哥分行問卷調查顯示，到2025年，進駐墨西哥的企業中，中國企業或將占到近20%。

未來中國發展同墨西哥的關系，仍需要注意中墨關系一些潛在的風險點。一是中國國內產業鏈持續向墨西哥轉移帶來的中短期風險。由于產業轉移的虹吸效應，我們可能會面臨產業鏈關鍵環節缺失甚至是產業空心化風險。

二是墨西哥經濟民族主義抬頭造成的長期風險。預計今年大選后的新政府仍會延續洛佩斯政府主導的“第四次變革”的方向，加大墨國內關鍵能源礦產部門的國有化，可能會對中企在墨鋰礦領域的投資造成損害。

三是警惕美國因素從中作梗。自去年年底開始，美財政部長耶倫大力推動成立美墨外國投資安全審查雙邊工作組，其主要目的是強迫墨方與美國針對中國的立場保持一致。此舉表明美國對于中國即將在墨掀起的投資浪潮表示擔憂，未來不排除美國會有更多小動作。

鑒于此，我們要充分評估相關的風險，在此基礎上繼續鞏固中墨務實合作，拓展中墨經貿利好的外溢效應，加大和墨智庫、企業界等精英階層接觸，力爭在共建“一帶一路”和“三大全球倡議”方面達成合作共識，同時在墨高度關注的“新基建”行業和“兩洋鐵路”等傳統基礎設施建設等方面盡可能予以指導和幫助。

（章婕妤，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研究所助理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