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中國近代至今的第一城，關于上海的研究，天然具備了跟社會史和新文化史思潮對接的無限可能。一方面，作為鴉片戰爭以來，中國現代化程度最高的城市，眾多學者自然會將上海的城市研究，作為考察中國傳統與現代的分野、變遷的上佳樣本；另一方面，伴隨著《申報》、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等一系列報刊媒體和出版社的崛起，以及現代電影工業的發展，上海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就已成為中國無可爭議的文化中心，無論是閱讀、電影、音樂、戲曲等文化所涉的諸多領域，上海都有著極其豐富的第一手素材，供后世學者挖掘與研究。這或許正是最近三四年里，國內外從社會文化史視角研究上海城市史的優秀論著，比較集中地得以推出的原因。

上海社會文化史的主要學者分布在華東師范大學、上海師范大學和上海市社會科學院這樣幾處科研院所，其中尤以華東師大的上海社會文化史研究最為引人關注。2015年，社科文獻出版社先后推出華東師大姜進老師的《詩與政治》和張濟順老師的《遠去的都市》這兩本論著。前者全面闡述和分析上海越劇在二十世紀里的演化與變遷，后者以勞動人民、文化人和小市民這樣三個代表性群體作為分析對象，考察新中國的政權鼎革對于上海人日常生活的影響，兩者均在學界和讀書界引發較大反響。2017年，上海市社科院的江文君老師又在上海辭書出版社推出了《都市社會的興起》一書，梳理近現代上海歷史上，中產階層的崛起與以中產階層為主體的各種職業團體、社會組織和文化組織的興起過程。而到了今年，社科文獻出版社推出的兩本新書，堪稱是上海社會文化史出版小高潮的延續。連玲玲老師的《打造消費天堂》表面上關注的是上海的百貨公司，但其分析視角，還是考察百貨公司對于上海城市消費文化和中上階層生活方式的影響；而胡悅晗老師的《生活的邏輯》，則是將聚焦點放在民國黃金十年里，上海和北京的知識群體的日常生活狀態上。胡悅晗盡管供職于杭州師范大學，但作為華東師大許紀霖老師的弟子，他的這一研究，跟許老師幾十年如一日的中國近現代知識分子研究，可謂一脈相承。而跟許老師側重于從思想史視角考察知識分子不同，胡悅晗這本新書的研究視角與方法論，都是深植于社會史和新文化史的理論范式當中。這樣的研究呈現，也讓本書成為上海社會文化史的研究譜系當中，不可忽視的一部重要論著。

關于民國所謂“黃金十年”（1927-1937年）的研究，海內外學界已經可謂是成果累累，然而大多數研究主要集中在經濟史層面，探討“黃金十年”是否真的能在史實和學理上成立。而無論這種爭論的結果如何，不可否認的是，單就上海這座城市而言，盡管也有“一二八”事件這樣的戰爭陰云影響，但這十年仍然稱得上是上海近代以來，城市經濟和城市文化地位發展最為迅猛的一段時期。上海的出版和電影，都是在這一時期，奠定國內第一城市的地位的。從這個角度來說，“黃金十年”的上海社會文化史研究，跟目前學界已經取得的成果相比，還有相當大的后續研究空間。胡悅晗選擇這一時期的上海展開社會文化史研究，體現了其不俗的學術眼光。

在這本書里，胡悅晗將北京和上海這兩座城市放在一起展開比較分析。這樣的視角，的確能夠誕生很多新的思考內容。文化，從來無法獨立于政治而存在。北京在這一時期，之所以能夠成為上海的一個可供比較的他者，很大程度上是因為1928年北京被國民政府改名為“北平”，原有政治中心功能喪失，文化中心城市的地位凸顯，有著直接的關系。胡悅晗在書中，用“文明”和“文化”這樣的二元范式，來闡述這一時期北京與上海各自城市文化特點上的差異。作為元明清三朝古都的北京，擁有深厚的傳統文化底蘊，而首都地位的喪失讓北京的經濟發展相對停滯，大不如前，反而更加強化了其“慢城”和“故都”的文化意蘊。而作為中國近代以來發展最快的城市，無論是工商業，還是電影、出版、音樂等文化產業，上海的城市文化生態，都跟以現代性為特征的文明緊密相連。北京之于文化，上海之于文明，這樣的二元范式盡管有過于簡單劃一的嫌疑，但在整體面向上，是完全可以成立的。

胡悅晗這本書里的分析，并不是漫無邊際的，而是主要關注上海和北京的知識群體的日常生活。由于日常生活的平凡性和瑣碎性，使得這樣的研究，很難通過傳統宏大敘事的政治史史料和二手文獻中尋找素材。在資料搜集與整理上，胡悅晗著實下了一番功夫。按照他自己在書中的介紹，本書的研究史料主要有四個來源。首先是包括齊如山、顧頡剛、翁文灝、金克木、何兆武等知名民國知識分子的日記、回憶錄與文集。其次是諸如《上海指南》《上海市政府公報》《北平市政府公報》《北平周報》等一批由上海市政府、北京市政府和南京國民政府編撰的各種反映城市生活的調查報告與資料匯編。再次是包括《婦女雜志》《現代》《良友》《生活雜志》在內的民國知名報紙雜志。最后就是《新文學史料》、北京《傳記文學》、臺北《傳記文學叢刊》等以刊發文人與知識分子的回憶性隨筆散文為主的當代雜志。其中第一類和第四類文獻主要提供點上的典型材料，而第二類和第三類文獻則能夠呈現面上的普遍生態。這樣四類資料匯聚在一起，足以點面結合地還原當時知識群體的生活狀態。而作者這樣的史料選擇與搜集方法，也能夠給社會文化史的后學研究者，提供相應參考。

盡管作者在本書當中多次強調要避免社會文化史的過度社會科學化，但不可否認的是，對于西方社會科學理論與方法的密集運用，應該也是這本新書的一個突出特點。首先作者的整體分析框架，就是按照法國社會學家布爾迪厄的場域理論來展開的。無論是呈現知識群體的社會交往、閱讀生活還是娛樂生活，作者都極其重視知識群體內部的階層區分與階層差異。關于這種階層區分的具體體現，作者也深受布爾迪厄和另一位法國學者福柯的啟發，重視運用社會空間和文化符號的分析方法。而上海文人而言，茶社、酒樓與咖啡館這三類不同的社會公共空間，既承擔著不一樣的社會交往職能，也與不同經濟狀況與階層屬性的文人群體，有著比較明顯的對應關系。而當社會公共空間轉化為個體居住空間的時候，這種階層差異體現得就更加明顯。在北京的知識群體當中，四合院、西式洋房與會館公寓這三類居住空間對應的知識人的經濟與階層屬性，可謂是一目了然。

甚至在知識群體最為看重的閱讀上，空間與階層之間的互相對應，呈現得同樣明顯。以上海為例，新書、二手書與古籍書的售賣點，各自集中出現在城市的不同空間。分布在北四川路與福州路一帶的新書店，在密度與規模上都處于上海圖書市場的中心地位，其中福州路至今仍然是上海的圖書零售業中心。而城隍廟一帶則成為售賣線裝書、古籍為主的書鋪與書攤的集中地，其門面和店面設施都較為簡陋，無法跟上述新式書店相比。而在顧客群體上，出版業從業者、文學青年、大學老師等新型知識分子，往往會集中光顧福州路與北四川路一帶的新式書店，而城隍廟一帶的書鋪和書攤，則成為作家、報人等具有傳統文人特征的知識分子們的淘寶之地。這樣的梳理與觀察，是頗具啟發性的。

當然，本書并非沒有缺憾。個人就此提兩個小小的建議：首先，上海-文明與北京-文化這樣以傳統與現代的典型西方理論方式出發而進行的劃分，或多或少放大了京滬兩城的差異性，而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這兩座城市的共性。事實上，無論是面對外敵入侵的大時代背景，還是城市內部保留的相當程度上的傳統生活生態，在上海與北京這兩座城市的知識群體當中，都有明顯的共通之處。之于后者，美國華人學者盧漢超的《霓虹燈外》一書（本書今年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再版），就詳細論述了上海這座城市在民國時期，絕大多數城市平民（其中有相當一部分是中小知識分子）的生活，距離真正意義上的文明或者說現代化，仍然相差甚遠。而之于前者，救亡圖存的時代政治命題，不可能不對上海和北京知識群體的日常生活產生影響。這就引發了我對于本書的第二點建議，那就是社會史和新文化史的研究，不能割裂于政治史而存在。我們看到在本書當中，為了突出知識群體的文化生活屬性，所選擇的大部分史料，都是京滬兩地的知識人在讀書、喝茶、吃飯、送禮、聽音樂、旅游、跳舞、打牌、逛公園，仿佛華北日益嚴重的外敵入侵危機，和上海國共政治斗爭，以及時時涌現的戰爭陰云，都跟知識人們無甚關聯。這樣的呈現，很難排除選擇性運用史料的嫌疑。實際上，書中提到的魯迅、梁實秋、顧頡剛、何兆武等知名知識分子，對于當時的政治形勢，都有著密切關注和持續發聲。而這些內容，都在作者社會文化史的特定視角和強調階層-空間-資本的這一既定理論框架的構建之下，被淡化和忽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