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踐烏托邦：新城鎮運動思想史》， [美]羅斯瑪麗·魏克曼著，周平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23年10月出版，468頁，68.00元 

城市是人類文明中烏托邦理念與物質經驗的交匯之所。“烏有之地”在具體的文化、歷史和政治脈絡中反復顯現湮滅，催生出巨大張力，吸引不少學者關注。紐約福特漢姆大學（Fordham University）城市史方向的羅斯瑪麗·魏克曼（Rosemary Wakeman）教授就長期聚焦對城市烏托邦的反思。她的一系列學術作品集中探討了不同的政治文化體系中，支撐和生成現代城市烏托邦理念的價值和意識形態，以及烏托邦理念在實際流通和實現的過程中所產生的物質性影響。魏克曼于2014年發表《是否存在理想的社會主義城市？作為現代之夢的社會主義新城鎮》（Was There an Ideal Socialist City? Socialist New Towns as Modern Dreamscapes, in Transnationalism and the German City, Palgrave Macmillan, 2014），2021年發表《美國烏托邦與氣候變化》（American Utopia And Climate Change, Amerikastudien/American Studies, Volume 66, Issue 1 [2021]）；《實踐烏托邦：新城鎮運動思想史》（Practicing Utopia: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the New Town Movement）出版于2016年，屬于同一脈絡。

《實踐烏托邦》回溯了新城鎮運動烏托邦的話語和實踐，揭示其智力和意識形態的基礎。全書基于翔實的史料，將具體實踐與烏托邦理念之間的復雜關系通過不同個例呈現出來。作者在歷史敘事的娓娓道來中，將交通、建材和大眾媒介的變化描繪為連接實踐與烏托邦理念的關鍵，兩者之間糾纏轉換的動態景象串起了全書的敘事。全書城市思想史的寫法體現出雷吉斯·德布雷（Régis Debray）所說的媒介視角。正如德布雷在《普通媒介學教程》中所言，討論理念及其實現之間具體的轉換條件，恰恰是媒介學的基本工作。重視城市烏托邦從理念到實踐發生轉化的具體條件，能激發人們更積極地投入實踐，干預和創造“城市星球”的美好未來，并為傳播與城市史的跨學科對話提供可能。

快速交通網絡的轉型

快速交通網絡（鐵路、公路、飛機和電子通訊網絡等）的歷史變化是理解新城鎮運動最主要的線索之一。新城鎮運動常被追溯到艾比尼澤·霍華德（Ebenezer Howard）的“田園城市”概念。田園城市以公共建筑為中心形成聚落。聚落間用農業帶隔開，并以快速交通網絡連接。據稱田園城市勝在“結合了城市和鄉村的優越”，滿足對懷舊、秩序、分權或工業保護的不同需求，并催生出各種本地變體。

快速交通網絡是實現這種“結合”的關鍵。俄羅斯第一座田園城市即由莫斯科喀山鐵路公司在莫斯科以東四十公里的普羅佐羅夫斯卡亞車站建造而成。俄國交通部當時為鐵路員工建造了不少類似的居住點。同時，大量的田園城市實驗也在歐洲、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和日本涌現。魏克曼認為這些項目“很大部分由熱衷為中產通勤者提供郊區住宅的鐵路公司開發”。居住于“田園城市”的中產群體成了鐵路系統最主要的乘客。田園城市增長的空間地理也與鐵路網絡的擴張多少吻合。當時鐵路系統運營成本較高，并能夠在較大地理范圍里快速地運輸乘客。在這樣的條件下，各地的田園城市中出現了大量文化多元的中產階級社區（1920-1939年間，德國魯爾、漢堡、斯圖加特等定居點，巴黎城市規劃研究所的工作和《紐約及其周邊區域規劃》皆與此相關）。隨后，快速交通的作用在“線性城市”實踐中變得更為顯著。“線性城市”用綠化帶和交通干道來分離工業區和住宅區，將城鎮建設為沿鐵路線性排列的節點，替代了傳統田園城市的同心圓模式。城市擴張和道路網絡同步。線性城市的增長更直接地與快速交通網絡不斷的延展和現代工業的分布結合起來。福特式的工業文明理念與交通網絡擴張交互，共同催生具有一定暴力色彩的標準化定居點建設熱潮。標準化定居點沿交通路線的快速擴展，正好與德國當時在歐洲東部的加速擴張契合。這與戰后城市規劃對地方獨特性的重視形成鮮明比照：戰后瑞典模式中，瓦林比三個線性區域定居點選址與通往斯德哥爾摩的軌交站點重疊，規劃專注建成環境的本地特點；在外環道路連接的印度博卡羅鋼鐵城中，鄰里單位成了“未來解決方案和歷史問題間不確定的調停方式”，尼赫魯提出要“在不破壞舊基礎前提下，建立更高規格的社區生活”；阿拉伯人偏好按地形輪廓蔓延建成曼妙彎路，而非筆直的高速道路網絡，線性城市于是就不那么橫平豎直；非洲加納居民在鋁業公司倉庫對面的特馬新村從事傳統漁業，代表現代經濟的多級公路交匯網絡令租金遠超過當地工人收入，產生孤立擁擠的阿莎曼棚戶區。

二戰期間，飛機和田園城市作為劉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眼中二十世紀最偉大的兩大發明，發生了更密切的關聯。一方面，空襲的威脅迫使城市工業（尤其是能源和軍事工業）進一步疏散。鐵路網絡、工業（資源）重鎮和城市區域分布交叉，形成與軍工相結合的地區性功能集群。大量產業工人也迅速被安置到交通網絡的沿線。在世界戰爭的威脅下，軍工與城市的關系增強了政府“造夢”的權力。包括英國新城鎮委員會（1945）等政府機構，開始更深入地實際干預基礎設施建設、土地開發和城市規劃，開始擁有更多創造烏托邦的權力。無獨有偶，冷戰期間對核打擊的恐懼也迫使政府將工業更多分散到被農村包圍的低密度社區，很大程度上增強了政府的作用。另一方面，機場或飛機輪船的生產本身是軍事工業最重要的構成。戰時許多新的定居點就是為了飛機或輪船的生產而建成，其中包括華盛頓州溫哥華市郊的麥克勞林高地和波特蘭附近的凱瑟威爾。美國密歇根州“轟炸機城”的設計方案，社區建造商阿特金森（W. P. Atkinson）與陸軍航空兵司令部及聯邦住房管理局合作建設的“航空工業城”及道格拉斯飛機公司的轟炸機廠對洛杉磯地區的城市樣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二戰期間美軍共建造了一千多個基地，海軍建造了六十多個大型的機場。戰后，其中有五百多個多余的軍用機場被移交給城市當局，構成后續城市區域沿航空交通線發展的節點。實際上，蓋迪斯為俄亥俄州建造的“未來城市”模型便是以五個不同的機場作為基點。林立的摩天大樓間各類飛行器呼嘯而過的場景已經成為象征“未來城市”烏托邦意象的標志性元素，為后續對太空城市和未來之城的想象奠定了基礎。

到了二十世紀中期，通訊技術發展使未來城市成為被編織進全球通訊網絡（不僅鐵路網絡）的“世界性都市帶”。與沿鐵道而建的“線性城市”不同，新的定居點沿彼此互聯互通的交通和通訊系統網狀鋪開，并且隨著溝通系統的脈動，無休止地進行延展和創生。動態的道路、航線、電網、排水、廢物處理網絡，尤其是電子信號更為輕盈實時的全球傳輸與城市融合，創造出“非定居型”的城市意象。不僅如此，新的動態以數字網絡的全球參數為尺度。通訊網絡的全球擴張和航天航空技術的進步使新城鎮烏托邦獲得了全球意識。以宇宙為尺度的“高速交通（通訊）網絡”讓宇宙漫游的烏托邦想象與控制論矩陣選擇的新城鎮生活之間產生連接。通訊網絡甚至改變了原來交通系統對城市的意義。城市規劃中越來越多采用交通數據分析系統和計算模擬技術，甚至將數學模型的思維體現到城市道路的建設中。譬如，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末美國加州流線型道路系統是對數學模型直白的視覺表達。隨著道路系統的形態轉變，人們越來越多將城市想象為環流互聯狀的溝通系統。對區域交通網絡和出行負荷的計算建模成為設計規劃工作新的內容。大都市圈區域規劃和互聯互通的城市世界被生產出來，構成了看不見輪廓的國家城市體系。由計算機系統控制的城市交通、自動駕駛汽車、世紀巡洋艦和互相連接更為緊密的大型區域成了對城市主要的想象。

構筑城市的“建材”變化

城市構建材料的變化是勾連新城鎮烏托邦與實踐的第二條關鍵線索。

混凝土板材和新型涂料的廣泛應用支持了現代城鎮烏托邦中進步、理性和正義理念的產生。用混凝土建筑的城市呈現出更加清晰理性的幾何秩序和更為一體化的特征。新城鎮社區中，混凝土建筑群以簡單的幾何形式排列，整齊的大街小巷貫穿其中。長廊、人行道、倒影池等設施襯托出主建筑的造型。街道被涂上鮮明的對比色，增強了社區的一體感。芒福德和本頓·麥凱（Benton MacKaye）等人提出“有機人類社會的基本地理單位是具有明確物理界限和完整性的單一市鎮”。混凝土建材構造的定居點恰好與之呼應，被認為具備產生有機人類社會交往的基本條件。人們相信有機一體的城市建筑秩序能提升公共生活質量，培養鄰里意識和責任感，也為圍繞民族共同體概念實現地區烏托邦的理想創造可能。此外，混凝土建材還具有公正開放的倫理價值。新的建材拉低了建筑成本。廉價的住房讓更多年輕家庭、大量產業工人、新的移民、戰后難民等群體都有可能在資源相對匱乏的情況下，享受工業文明帶來的現代生活。廉價的建筑使戰后大量新獨立的第三世界國家也有望能實現安居樂業的向往。新建材讓烏托邦變得更為可信。烏托邦的輸出正是由此展開。事實上，第三世界國家的建筑規劃常受制于材料短缺和對降低建造成本的要求。建筑材料和成本雙重壓力下，建筑形式和材料上的本土變通成了最為實際的選擇。建材和建造技術的變化創造出 “田園城市”不少本土化的變體和地方性身份認同。 

在混凝土結構的基礎上，數字技術很快使得信息和“大都市”區域的模擬預測模型成為城市最新的“構筑材料”。可計算的系統、界面、模型、集成和虛擬現實疊加成為城市最新的構成元素。與混凝土支持的模塊化不同，數字模型和感應網絡等材料將城市社區越來越多地轉變為可供復制的通用模塊。它們像編程插件一樣被嵌入到不同的城市系統，發生融合重塑，創造出新的形態。建模系統對城市的設計，優化和利益的最大化成了其中的關鍵。自動嵌入大都市景觀的標準化智慧城市，如今也成了城市烏托邦包羅萬象的愿景。與此呼應，巨大的預制板材、建造生產組裝過程的一體化、可移動模塊化墻板等技術讓整個城市逐漸轉化為規模巨大的預制模型。城市原本層級制的社會形態隨之變為由居住單位（點）和交通通信流（線）匯聚勾連的開放平臺。譬如，新陳代謝派在東京設計的插入式巨型建筑和預制模塊單元建筑，就可以隨時通過加入新的組件來實現城市的生長升級，適應新的功能需求。城市成為可以根據插入系統進行實時擴展和再編程的有機體。從無到有地創造新模型和新插件的可能，被作為新一代城市規劃者的電子工程師和科學家賦予了道德上的義務和意識形態的含義。 

規劃視角和景象改變

新城鎮運動中，航空攝影和大眾媒介以不同方式設定了規劃視角和景象。視角變化同樣切實地改變了新城鎮實踐與烏托邦之間的關聯方式。

軍事技術“無心插柳”，使航空攝影成為城市規劃的默認媒介。自上而下的觀看支持了新城鎮建設中的“家長主義”和科學奇觀。通過飛行器的視角，規劃師得以在更大的空間范圍內實現整體的規劃。垂直距離的拉大使城市地理和基礎設施在規劃視角中被非人化。攝影技術將三維現實“壓平”表現為二維的平面對象，大大增強了城市的“可分析性”。城市被視為俯瞰對象加以客觀的分析。整體客觀的觀測讓規劃師得以設定更宏大的“世界范圍的規劃”。規劃師對改善城市整體狀況的掌控感，加之戰爭中民族國家展現出的驚人力量，讓帕特里克·艾伯克隆比（Patrick Abercrombie）等規劃師提出“規劃的道德使命……需要自上而下的安排”。由此，國家、規劃機構和企業在新城鎮的規劃建設上多少帶有自上而下“溫和的家長作風”，與市民形成了基于進步承諾的社會契約。同時，鳥瞰作為可視化城市規劃的視覺框架，產生出包括《大倫敦規劃》等大量未來城市的視覺奇觀。航空攝影測量圖成了評估土地征稅、劃分分區和規劃區域環境的工具。在牽涉城市的社會形態時，鳥瞰視角讓城市類型學、規模分類和人口數量統計學在規劃設計中被構建起來。社區成為社會工程科學的衍生。城市的每一平米都被賦予功能，每個單位都處于社區等級中。令人著迷的未來城市景象由此成為承諾現代化和民族獨立的烏托邦范本。

但居高臨下的規劃視角也隱含了反烏托邦的陰影。數學家和城市理論家克里斯托弗·亞歷山大（Christopher Alexander）對此批判說“讓鄰里單位成為城市形式的觀點一敗涂地，與社會現實不符。設計師根本看不到人們會對他們設計的綠色田園做些什么”。航拍的規劃視角看不到烏托邦輸出到發展中國家后，成千上萬的人們在被美化為烏托邦試驗地的移民營中艱苦度日。隨后，控制論的精確和純形式邏輯與俯瞰的權力控制形成了新的耦合。魏克曼指出“系統革命的影響是深遠的，當它從空中視角跨地區向人們展示時尤為如此”。1960-70年代大量被設計史學者雷納·班漢姆（Reyner Banham）叫作“現代運動的恐龍”的巨型建筑出現，也與規劃者高高在上的俯瞰角度有關。現代主義者提出的“去規劃實驗”恰是對此進行的反抗。

此外，大眾媒介的運作讓市民與規劃師都獲得了更戲劇化的空間感知。譬如，1939年紐約世博會制作的紀錄片《城市》直觀地展示了新英格蘭村莊的靜謐和諧和匹茲堡城市機械、擁擠和令人窒息的日常壓力。進行類似對比的還有英國中央新聞署制作的卡通電影《查理在新城》。關于大型城市疾病、污染、擁擠、人口過剩等令人厭惡的景象，被影視反復地呈現給普通市民，與田園城市的樣板形成對比。城市景象的呈現體現了影視系統的運作邏輯和攝像鏡頭的語言語法。二戰后，工業重組過程中格拉斯哥和科爾比鋼鐵小鎮貧民窟衰敗的狀況也通過影視傳播——大量新移民涌入，遍地破瓶、垃圾，滿街是酗酒的工人。如此畫面激發起更多對美好城市的期待和烏托邦實踐。人們對傳統城市的驚懼也受到當時各類通俗讀物影響。如《人口爆炸！》手冊自二十世紀六十年代起共發行了十三個版本，登上了《時代》的封面。與此類似，蘇聯社會主義樣板城鎮的政治象征也在新聞報道、電影、小說、詩歌和流行音樂中傳達出宏大的憧憬。比如諾瓦胡塔在大量文學、電影和音樂中被建構成表演各種奇跡的劇場。《我在建設這座城市》《一座城市的誕生》等紀錄片用鏡頭捕捉到波蘭新城鎮中新人（青年勞動模范）高昂的精神面貌。在《明亮的夜》等社會現實主義小說中，女主人公夢見自己“俯瞰”即將成為田園城市的斯大林施塔特。巧合的是，英國規劃師借助廣播電影媒介，也利用俯瞰的視覺奇觀向民眾展示他們的城市夢。在各種建筑展中，游客充滿震驚地直面倫敦大都會地區巨幅的航拍照片。烏托邦輸出到發展中國家后，媒介同樣為市民描繪了想象中的應許之地。1961年以色列宣傳片《阿什杜德》將沙海中的新城鎮描繪為“有未來的城市”。處境悲苦的印度難民在新城鎮的媒介影像中，被描繪為自信英勇的公民，積極投入國家的獨立發展。到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新城的誕生》等紀錄片向大眾表現規劃師、建筑師和社會學家如何弓身坐在辦公桌前，勾畫城市藍圖。市民則被媒體表現為個性自由、家境優渥的摩登青年。事實上，媒體夸張和奇觀式的表達也構成了城市烏托邦最直接的表達。阿特爾斯坦·斯皮爾豪斯（Athelstan Spilhaus）的漫畫《我們的新時代》（Our New Age）在全球一百一十家報紙上連載——漫畫中充滿了關于太空旅行、激光和實驗城市的圖像。烏托邦的影像激發了明尼蘇達實驗城項目的靈感和實踐。

由此看來，《實踐烏托邦》從實踐入手，細致闡明了烏托邦與本地經驗在歷史連接中呈現出的復雜面向。交通、建材和規劃視角是歷史敘事背后的草蛇灰線，構成三條隱含的關鍵線索。其中，交通通訊直接指向了連接烏托邦和實踐經驗過程中運動和傳輸的潛能；建筑材料更多關涉將烏托邦理念外化與留存的可能；而規劃視角和景象則設定了實踐者從哪個站位出發來連接理念和經驗世界。三條線索相互糾纏，共同創造出新城鎮運動中烏托邦和實踐之間彼此轉化的物質條件。新城鎮是潛力與抱負的物質結構，是現在與未來兩個世界的中介。交通、建材和規劃視角設定了中介的樣貌和邊界上各種張力的產生。與其將烏托邦視為被實踐的對象，從實踐和烏托邦間發生連接的可能條件入手，或能切實窺見城市和現代生活更多另類的可能。魏克曼教授圍繞城市烏托邦的考察立足具體實踐，為我們更好的理解數字時代激進的城市烏托邦，更充分地實現烏托邦和經驗之間存在的諸般潛能指明了方向。人們多大程度上能從實踐入手，在具體條件中不斷調整、不斷嘗試、不斷創造和更新“烏有之地”關切到都市星球居民的集體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