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對中國人而言，春節是一場盛大的回歸，朝著“家”的方向。從家人到家族，從家鄉到家味、家俗，這些傳統的風物、習俗，情感關系，形塑了我們。澎湃新聞推出“何以為家”春節策劃，追尋我們的精神譜系，發現何以為“家”，何為“鄉愁”，又何為“我們”。

2月4日，人們在印度尼西亞雅加達潘佐蘭廣場（又名“新中國城”）拍照、休閑。新華社記者 徐欽 攝

華人新年期間，印度尼西亞的首都雅加達處處都是大紅燈籠，商場里四處有春節促銷活動，街上的巨型廣告用羅馬字寫著“Gong Xi Fa Cai”，人來人往，都在以春節為名慶祝、團圓或者消費。在自1998年開啟的改革年代（Reformasi）里，經由哈比比、瓦希德、梅加瓦蒂等歷任印尼總統的努力，華人新年終于在2003年起成為印尼的全國假日。今年除夕，我又走在雅加達的街上。

上一次來這里出差，工作間隙，我坐在新唐人街里頗為有名的巴東菜餐廳“PagiSore”（早安午安）吃飯，環顧四周，看一桌桌有著華人面孔的印尼家庭圍坐在一起。老伯與老太們穿著Batik（馬來群島上的一種特色蠟染襯衫），聚在一起眉飛色舞地聊天。幾個小朋友在桌角玩iPad，或是走來走去，用印尼語、爪哇語或者英語嘰嘰喳喳地說些什么。一旁等待消費的店員笑盈盈，富麗堂皇的裝潢也的確給了食客們十足的消費體驗。

一瞬間，我非常恍惚，這些華人叔叔阿姨太像我的祖父母，太像我的親戚們、太像華僑農場里的伯伯阿姨們了。那些小朋友也仿佛曾經的我。在家族聚會上，我永遠是那個坐不住的小孩，長輩們會用粵語點評我是“百厭的細路仔”，或是用閩南話高聲喝止，“不要太孽，沒教養”。我的家族語言就這樣混雜了普通話、閩南話和粵語，語言的多元和流動是漂流的祖輩留下的遺產。

上世紀20年代，我祖籍福建漳州的祖父母在印尼蘇門答臘島的棉蘭出生，又在1960年移居到心心念念、素未謀面的故土中國，他們被安置在粵北的一座華僑農場生活。后來，改革開放年代，他們再度移居至淘金浪潮正盛的深圳，直到離世。生前他們掛在嘴邊的，永遠是在印尼度過的人生頭30年，以及在華僑農場艱苦但無悔的生活歲月。

阿公、阿嬤在幾年前相繼過世了。他們去世后，我家再也沒有家族聚會，我也很久沒有參加過印尼歸國華僑的有關活動。夜深人靜或逢年過節，我常想念祖父母，包括他們對我的愛、照顧與咒罵，更包括上述這些曾經被我認為是“絮絮叨叨”、“有些煩人”的祖輩回憶。

用餐的圍桌食客，許多人是典型的印尼華人長相（作者供圖）

香茅、斑斕與“娘惹”：在彌散的氣味中尋找

馬來海洋（Malay Archipelago）是一個很難用語言窮盡的多元世界。早在西方殖民者來到中南半島與馬來群島之前，來自中國東南沿海地區的先民就已開始了在海洋上的漂泊和遷徙。

文化元素的混雜與碰撞，帶來的也是味覺的拓寬和發明。回想祖父母還活著的時候，我曾在伯伯的帶領下去吃深圳2000年出頭新開的馬來西亞風味餐廳。當時，以娘惹文化為噱頭的東南亞菜在中國還不算普及。能在餐廳里吃到沙爹肉串和印尼米糕（lontong），讓他們肉眼可見地開心起來。

上世紀90年代，祖父母也曾回到印尼棉蘭探親，與留在棉蘭的大家族合影留念，買了很多讓我繼承至今的蠟染襯衫，也從此知道，要想做印尼風味的料理，最好從香港那邊買原材料。香港素有眾多印尼華人和印尼家政女工社群，這讓印尼商店和風味餐廳遍布全港，尤其集中在銅鑼灣一帶。

印尼家政工人常在周日前往香港銅鑼灣聚會（作者供圖）

我們和定居香港的親戚一直密切走動，每當祖母要做印尼菜，一定要托親戚帶原材料回來。祖父母也曾帶我在香港地道的印尼餐廳大快朵頤，當時還很調皮的我吵吵鬧鬧，還遭到脾氣暴躁的本地食客的呵斥。

以西蘇門答臘省省會“巴東”命名的料理，是祖父母生前的最愛之一。去過印尼餐廳的中國食客往往知道那道名菜，“巴東牛肉”，這道菜的本名其實是“仁當牛肉”（Rendang Sapi）。“仁當”是一種類似咖喱的做法，可以追溯到15世紀左右來到蘇門答臘島的印度商人，這些商人前前后后為馬來群島帶來了印度教、佛教、伊斯蘭教，以及咖喱。

總在遷徙、擅于謀生的米南佳保人是巴東料理的創始者，他們擅用椰漿、辣椒和米飯，將印尼菜的基礎元素——香料的作用發揮至極致，選取牛、雞、羊、各類內臟、海鮮、菠蘿蜜和卷心菜等作為食材，做法雖然幾乎都是蒸煮，卻是真的好吃，手抓更下飯。走精致路線的巴東餐廳會把所有當日提供的菜肴一碟又一碟地擺放在客人的桌上，結賬時將未動過的餐碟收走，動一碟、吃一碟、算一碟的價錢。

精致巴東餐廳的擺盤方式（作者供圖）

吃巴東菜的重點本應是味蕾上的滿足，我卻在新唐人街的餐廳中感受到了另一種濃烈，以至于后來做了一個傷心的夢。夢里，我坐在印尼家庭出行常用的保姆車中，和祖父母、伯伯們在擁擠的雅加達道路上駛向這家餐廳。夢中的餐廳門口多了圍欄與一位華人面孔的看門大爺，他與抵達的我們用普通話和閩南語交談，十分親切。

我試圖在夢中和大爺盡可能地用南洋特色的棉蘭福建話（Medan Hokkien）溝通，這是一門以漳州口音閩南話為基礎、摻雜了大量泉州話、潮州話、廣州話和馬來語借詞的閩南語域外變體，也是我的家庭母語。可我越講越詞窮，試圖說印尼語，更是只能蹦出幾個單詞，最后只能同他講普通話。終于，我在困惑和疲倦中驚醒。

更多的時候，如祖父母這樣的歸僑講究“家己吃、家己煮”（閩南語，意為“自己吃自己家里煮的東西”）。不論是在華南的華僑農場，還是祖父母最終定居的深圳，氣候上都頗為適合種植香茅、斑斕葉、洛神花等熱帶作物。就這樣，歸國華僑帶回了香茅、咖啡、胡椒、劍麻……他們繼承了在爪哇島上常見的家庭種植習慣，親力親為地呵護著所有可以變成廚房寶貝的植物。在深圳，我們曾住在老式小區的頂樓，大片的天臺便種滿了香茅和斑斕。阿嬤在廚房炮制她的南洋魔法，用杵臼搗著香料，配合香港買來的印尼椰漿、咖喱料包、炸洋蔥與蝦片，就像米南佳保人制作巴東料理一樣。

阿嬤與她在棉蘭的家人一樣，做著娘惹風味的料理，也通過娘惹菜一次又一次回到她最牽掛的印尼。“娘惹”特指馬來西亞、新加坡等地的華人土著女性，她們的祖輩從中國遷徙至此，祖先的文化和當地文化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套獨特的飲食的風味空間。娘惹菜往往依靠家庭菜譜來傳承，重男輕女的傳統文化讓這些廚房秘籍在那個年代里“傳女不傳男”， 又因為祖母的所有孩子都是男丁，我家的娘惹風味就此失傳。

后來，我不斷在回憶里搜尋，在互聯網上查找，最終從零星的教程上撿起一些碎片。但也許所有家庭的娘惹吃食都無法量化也不可復制，我試圖去廚房重新拼湊這些混雜著阿嬤的愛、詛咒與執念的料理，卻似乎永遠也無法還原它的風韻。

漂流的華語

我在手機軟件上學了1000多天的印尼語，也在和閩南、臺灣朋友的交流中意識到，我自以為純正的閩南話里，其實有很多印尼語借詞的成分，這些異物恰恰是我的童年記憶與家庭記憶里不可分割的部分。來自南洋的鄉音始終難改，即便祖父母從未刻意傳授印尼語給我。

華僑農場里，各國家、各省份背景的歸僑們聚在一起，致使華南方言互相影響，于是我的祖父母除了閩南語、印尼語之外，也習得了英語、荷蘭語、日語里的只言片語，又學會了潮州話、粵語、客家話、海南話、湛江話等等。我一直覺得，祖父母比我們這一代人厲害太多了。從堪稱語言全能的祖父母，到逐漸遺忘印尼語的父輩，再到勉強還會閩南話的我，以及其他不會閩南話、但說粵語的堂兄弟姐妹，再到我只會普通話的親妹妹，語言的豐富性也在隨著代際更迭逐級遞減。

1959年，以超凡魅力在印尼各派勢力之間維持平衡的總統蘇加諾，頂不住右翼勢力與軍方的壓力，推出了針對性打壓華人中小型商業的法案“PP10”。這讓包括祖父母在內的廣大華人倍感危機。那時，祖父母還從未來過中國大陸，卻深深感動于新中國各項建設的成就，對北京有著強烈的崇拜與憧憬。帶著焦慮和期盼，他們決定登上祖國派來的船。

他們在以華僑農場為主的安置點參與新中國如火如荼的種種建設，也從零開始習慣尚有待發展的物質生活。

蘇哈托時期的到來某種程度上驗證了祖父母的焦慮，他們的兒子與孫輩們也如愿在中國接受了完整的中文教育，更不需要再承受身份認同焦慮。1998年蘇哈托下臺后，印尼的華人社團、華文教育、華文報紙（傳統的“華社三寶”）才得以復蘇，但斷層已經存在。

今年除夕，我在印尼朋友的帶領下來到雅加達知名的青年聚居區“BlocM”。一面用中華元素裝扮的鏡子吸引了不同族群的印尼年輕人，他們駐足拍照、打卡，但我仔細一看，這面鏡子上的裝飾品竟然是舊年歷、舊年畫乃至于陰司紙錢，非常“不吉利”。

雅加達青年在創意園區BlocM打卡（作者供圖）

另有一位雅加達華人青年朋友見到我手中的中文書，便好奇地拿起，卻因為分不清書的正反方向而略顯尷尬。他誠懇地問我漢字的結構、發音有什么規律。他家已是第五代華人，父母之間習慣說爪哇語，他和父母在成長時也都沒有學習華語的機會。每當有人——不管是來自中國、印尼還是馬來西亞——問起他為何不懂華語和其他方言，他總有失語之感，因為不知要花多大的力氣才能讓提問人明白這背后的歷史深幽和是非曲直。

其實，我也有某種能和這位朋友構成鏡像的語言困惑。即使是所有教育與生活都發生在中國本土的我自己，也很難改掉“爺子”（椰子）、“芭芭”（爸爸）、“次所”（廁所）等南洋華人的語言習慣。這讓我在同齡人中多少顯得有點古怪。甚至會有人問我，“你到底學過中文沒有？”。

環顧全球，只有在馬來西亞的檳城（祖母血統來源之一）能聽到最熟悉的閩南語口音和詞匯。然而，當我來到檳城，試圖和當地華人說我家的閩南語時，卻又看到本地人困惑的表情。當我盡力和檳城華人說我認為他們聽得懂的本地方言時，他們也在和我說他們認為我一定聽得懂的本地口音華語。畢竟，在多語言、多族群的馬來西亞乃至整個馬來群島，開口講任何一種語言都像是一場游戲，大家彼此都不知道這是不是對方擅長的語言。

在熱帶酣夢中重逢

阿嬤曾教過我簡單的印尼語，“Selamat Pagi”和“Selamat Malam”分別對應“早安”與“晚安”。“Pagi”與“Sore”也是我最早學會的印尼語單詞。后來的印尼語課程則告訴我，與同源的馬來語還不同，印尼語中的“下午好”被拆分成了“Siang”和“Sore”，前者是中午12點至下午3點，后者是下午3點至傍晚以前。《楚門的世界》里，主演金·凱瑞總是滑稽又真誠地向鄰居獻上友善問候——“假如之后再也見不到你，那么祝你早安、午安和晚安”。我不禁開始好奇，在印尼語宇宙里，人們是不是會處理成“祝你早安、中午安、下午安和晚安”。

圖源網絡

祖父母去世后，我已經沒有機會對他們說任何一種語言的早安、午安和晚安。后來，印尼駐華大使周浩黎拜訪華僑農場，和歸僑們一起吃娘惹糕、唱印尼語歌和《月亮代表我的心》、一起跳舞。我在心中感念，如果祖父母能看到這些畫面就好了。

在雅加達，我打電話給身在深圳的母親拜年。比起男人們跌宕起伏的遷徙故事，母親這邊的故事顯得有些“乏味”：媽媽來自本地客家農村，曾是深圳的工廠女工，歷盡艱辛才和丈夫一起立足腳跟。媽媽在電話中語帶哽咽地告訴我，不管我在哪里，只要我用功、平安、努力就好。我感慨萬千。

雅加達街頭的瞌睡（作者供圖）

但愿好好地在雅加達行走和記錄，也是一種聽媽媽的話。酷熱的天氣讓人昏睡，外賣小哥、街邊小販乃至于出租車司機在雅加達都難掩困意。印尼普通人往往身兼數職，精于計算才能避免入不敷出，這是一種屬于勞動者的系統性疲倦。困意也是熱帶總給人一種造夢之感的原因所在吧，它也意味著，人一旦離開這里，將永遠無法忘懷那些由炎熱和綠色構成的生活，它們都將成為濃郁的夢的來源。

我總能回想起在深圳睡午覺的感覺：節儉的家庭不會開空調，風扇入睡的場景非常節能，也總讓醒來的人恍惚。我想，生活在綠意盎然的深圳，祖父母生前也會恍惚，回到棉蘭、雅加達、曼谷、檳城。如果運氣夠好，人往往會被曬進來的陽光和熱度叫醒，醒來時烈日當空，窗外的地面還綠意盎然。我也渴望一場酣夢。阿嬤來叫醒我了，阿公還在讀著《參考消息》，或追著廈門衛視譯制的閩南語肥皂劇。

深圳的綠（作者供圖）

也許，我想要的只是一次鄭重的告別，也希望祖父母生前能有機會與所有關心但很難再見到的人好好告別。

有一次，我在香港坐地鐵，從九龍塘去旺角。車廂里，一伙一眼就看得出來是印尼歸僑的叔叔阿姨在我身旁聊天，我卻沒有勇氣開口搭訕。很多時候，見到南洋華人、歸僑和僑眷，我總是會很激動。這些叔叔阿姨身上的特征太明顯了。帶頭的伯伯穿著蠟染襯衫，就跟當時的我一樣。他們用華僑特色的華語聊天，聊到一些涉及上班、債務的事情，就切到純正香港口音的粵語，在不同的語言應用場景間自如跳躍。

我還是不太好意思打招呼，但眼看他們就要下車了，我定住，決定開口。

“阿姨，你們是歸僑嗎？”

“是啊。”一位阿姨愣住，淡淡地回應。

我跟她說，我們家也是歸僑。

“那是從哪里回來？”她問我。

我頓了一下，突然有點搞不懂她是在問我從哪里來香港，還是別的什么意思。仔細一想，是問從印尼的哪里回來吧。地鐵門馬上就要關上了。

“Medan（棉蘭）。”

阿姨聽到了，淡淡地說：“那里啊。”

在車廂外，幾位歸僑老人駐足回望落單的朋友，看著我，看著還在跟我匆匆告別的阿姨。阿姨告訴他們，這個男生也是歸僑家庭。歸僑們站成一列，我聽到他們用粵語說：“我本來就看他好像是和我們一樣啊。”

我們互相揮手告別，十分鄭重，但似乎也沒有特別的意涵。

假如再見到他們，假如再見到任何人，假如能在夢里見到祖父母，我要說，如果以后再也見不到你，那么祝你早安、中午安、下午安、晚安（Pagi，Siang，Sore，Mal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