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游記》的主角，當然是去西天取經的唐僧師徒。但要說起取經路上的“龍套”角色，倒也少不得棲身江河湖海里的各路龍王。

“龍套”何其多

縱觀整部《西游記》里，“四海五湖、八河四瀆、三江九派”皆有龍王。這其中級別最高的當屬四位“海龍王”：東海敖廣、西海敖閏、北海敖順、南海敖欽。次一等的，是偏居大小江河里的龍王（譬如洪江口龍王）。最低一等的，是只能管轄一口井的“井龍王”：“比不得那江河淮濟的龍王，飛騰變化，便有寶貝。我久困于此，日月且不能長見，寶貝果何自而來也？”

西游記中的井龍王

話雖這么說，“蝸居”的井龍王和海龍王一樣，也都住在“水晶宮”里。不僅如此，各處的龍王，大都還沾親帶故。緊挨著唐朝京城長安（今陜西西安）的涇河龍王等級不算高，但它卻是西海龍王敖閏的妹夫。連它的幾個兒子也都是龍王：老大小黃龍，居住淮瀆（淮河）；老二小驪龍，居住濟瀆（古濟水）；老三青背龍，占了江瀆（長江）；老四赤髯龍，鎮守河瀆（黃河）。另外敖閏自己也有個三太子，因縱火燒了殿上明珠，犯下忤逆大罪，即將被玉皇大帝處決，幸虧被觀音菩薩解救而皈依佛門，獲得了再生的機會——化為白龍馬，馱唐僧去西天取經，經過了千辛萬苦，終于成了正果，“將馬推入池中，須臾間，渾身長起金鱗，腮頜下生出銀須，一身瑞氣，四爪祥云”，馬又化而為龍。

《西游記》里的龍王不僅數量眾多，在小說中的作用也是舉足輕重。白龍馬是唐僧的坐騎自不待言。西天取經前最為人津津樂道的情節，孫悟空大鬧天宮，追根溯源，也是因為孫悟空從東海龍王那里得到了定海神針（如意金箍棒），還強逼另外三位海龍王送他紫金冠、鎖子甲、戰靴，惹得龍王們上天庭告狀。另外，又要提到那位涇河龍王，為了保護自己的水族不被漁人打撈殆盡，才與方士袁守誠打賭。為了取勝，他不惜違抗玉帝的敕旨，改了降雨時辰和點數，因此犯了天條，“在那剮龍臺上，恐難免一刀”。為了活命，他又不得不向袁守誠下跪求救。雖然他依袁守誠之言去求唐太宗拖住將會監斬自己的魏征，誰料還是被魏征在夢中將其斬首。從《西游記》的情節演進看，若非“魏征夢斬涇河龍王”，唐太宗就不會因涇河龍王索命而到地府一游而遇到那么多冤魂，也就不會想到還陽后做水陸大會。有了這場水陸大會，才有觀音菩薩出場，引出了唐僧取經的故事。

東海龍王與金箍棒

至于取經路上，每次孫悟空遇到棘手的問題需要尋求神仙幫忙時，除了觀音菩薩，另一個經常依靠的對象就是四海龍王。譬如唐僧師徒路過黑水河時，盤踞河中的小鼉龍將唐僧捉住。孫悟空得知鼉龍乃西海龍王的外甥（父親是涇河龍王，母親是西海龍王的妹妹），便到西海龍宮興師問罪。西海龍王深明大義，并未袒護自己的外甥，派自己的兒子摩昂領兵去將小鼉龍捉來治罪。經過一番激戰，摩昂降伏了小鼉龍，才解救了唐僧。師徒四人途經車遲國時，也是靠了四海龍王的幫忙，“四條龍，在半空中度霧穿云，飛舞向金鑾殿上”，唐僧師徒們才斗敗了虎力大仙、羊力大仙和鹿力大仙。而在朱紫國，孫悟空為國王治病時，也是請來東海龍王打了幾個噴嚏，吐了一些涎津，降下“無根水”作藥引。凡此種種，恰如小說中所言，“四海龍王喜助功，齊天大圣請相從”。

“那伽”到“龍王”

《西游記》講的既是唐三藏西天取佛經的故事，小說中眾多的“龍王”倒也的確有著佛教的淵源。中國的龍文化固然源遠流長，卻只有各種各樣的龍的記載，“龍王”一詞最早見諸文字，當為西晉竺法護于太康六年（285）譯出的《海龍王經》四卷。在這部佛經里，記載了佛陀在王舍城靈鷲山，為海龍王說六度十德等菩薩之法。

佛教起源于印度。不過印度早期文化中并無龍的形象，而只有名為“那伽（Nāga）”的地神。印度古代婆羅門教最著名的法典《摩奴法典》里寫道，那伽是“人面、蛇尾、蛇長頸的半神，以跋修基（Vāsouki）為王，住地獄中”。它們并不住在海里，甚至都不能飛躍大海，與中國龍的形象大相徑庭。而且，盡管形象與蛇相似，但《摩奴法典》里明白寫著，“他們創造了夜叉，羅剎，吸血鬼，天界樂師，天界舞女，阿修羅，‘那伽’，蛇神（Sarpas），神鳥以及祖靈的各氏族”。可見“那伽”也未必能算作蛇。

印度文化中的那伽

“那伽”形象的轉變，與佛教的興起有關以及中印間的文化接觸有關。活動在公元2或3世紀的印度僧人龍樹在《大智度論》里指出，“那伽，秦言龍。”這也是印度歷史上首次將“那伽”與中國的“龍”聯系起來。佛教里的“那伽”（龍），實際上是將古代印度婆羅門教里的傳統神靈“收編”為佛教的護法。比如佛教里有“天龍八部”的說法。指佛教護法神隊伍中的八種神道怪物，包含天眾、龍（那伽）眾、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迦。因為其中的“天眾”及“龍眾”最為重要，故稱“天龍八部”。

佛教給龍封“王”，確是對龍文化的一大創造。在中國影響巨大的大乘佛教經典《妙法蓮華經》里，龍王共有八位。他們是：難陀龍王、跋難陀龍王、娑伽羅龍王、和修吉龍王、五德義迦龍王、阿那婆達多龍王、摩那斯龍王、優缽羅龍王。但話又說回來，在印度的佛教文化里，“龍”的地位其實不高，甚至是金翅鳥的捕食對象。封為“龍王”不是抬高龍的地位；其目的不過是反襯自己（佛）的崇高而已。譬如《海龍王經》里就有龍王請佛入龍宮說法的故事：“請佛降海底龍宮……佛許之。時龍王化作大殿……又自海邊涌金銀琉璃三道寶階，使至于龍宮，以請世尊及大眾。”《佛說眾許摩訶帝經》也記載了龍王守護佛祖的故事。一天佛祖前往母唧鱗那龍王宮，“是時彼處七日七夜降霔大雨”，于是母唧鱗那龍王，“恐其風雨之氣互侵佛身，又恐蚊蚋虻蠅唼擾圣體，遂以自身纏繞七匝卯首上覆，如傘蓋相，經七晝夜不動不搖”，為佛祖充當了7天7夜的保護傘。

佛教傳入中土后，這些關于龍王的記述，對中國龍王信仰的形成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太平廣記》里有個關于唐代名醫孫思邈的故事，說的是“時大旱，西域僧請于昆明池結壇祈雨……凡七日，縮水數尺”，結果有自稱“弟子昆明池龍也”的老人向孫思邈求救，因為胡僧以法術祈雨，欲以龍腦為藥，自己命在旦夕。孫思邈答應救他，但開出了條件：“我知昆明龍宮有仙方三十首，若能示予，予將救汝。”老人應允。于是“池水忽漲，數日溢岸，胡僧羞恚而死”。這個故事里的老人自稱“昆明池龍”，又住在“昆明龍宮”里，自是“龍王”無疑了。

求雨拜龍王

另一方面，在佛教文化里，龍王有興云布雨的法力。《大方廣佛華嚴經·世主妙嚴品》里就說，“復有無量諸大龍王……其數無量。莫不勤力，興云布雨，令諸眾生，熱惱消滅。”而在中國古人的觀念中，龍也一種能影響云雨流布的神獸。《淮南子·地形訓》就說，“土龍致雨。”高誘注曰，“湯遭旱，作土龍以像龍，云從龍，故致雨也”。揚子鱷（鼉）往往被看作龍的原型之一。揚子鱷在夏季，尤其是降雨前，大氣中的氣壓變化會使其容易鳴叫。久而久之，古人就把揚子鱷的叫聲當作了下雨前的“天氣預報”。明代李時珍在《本草綱目》中里就說，“鼉聲如鼓，夜鳴應更，為之鼉鼓，亦曰鼉更。俚人聽之以占雨”。這就是“龍能降雨”說法的一個可能來源。

揚子鱷是龍的可能原型之一

雖然如此，古時候的雨神或水神，卻不一定是龍。《左傳·昭公十九年》中記載，鄭國鬧水災，有人見到龍，請求祭龍免災，執政的子產不許，說人與龍不相干，“吾無求于龍”。宋代的趙彥衛在《云麓漫鈔》中指出：“古祭水神曰河伯，自釋氏（指佛教）書入，中土有龍王之說，而河伯無聞矣。”戰國時期，西門豹一生最著名的功績就是鄴令任內，就是破除“河伯娶婦”的陋習。《太平廣記》在《晉孝武帝》條里則提到，“自稱華林園水池中神，名曰‘淋涔君’”。這位水神也與龍無涉。直到唐代前期，祈雨時也是“先祈岳鎮海瀆及諸山川能興云致雨者，皆于北郊遙祭而告之”。

隨著佛教的傳播與興盛，過往的海神、水神、河神便逐漸讓位給“龍王”了。開元十六年（728），唐廷詔令“詔置壇及祠堂”，正式修建龍壇和龍堂以供祭祀。唐玄宗還曾加封過四海龍王。到了宋代，宋徽宗于大觀二年（1108）十月，“詔天下五龍神皆封為王爵，青龍神封廣仁王，赤龍神封嘉澤王，黃龍神封孚應王，白龍神封義濟王，黑龍神封靈澤王”，大大提高了龍王的地位。宋代以后，龍王已成為家喻戶曉的神祗，天下遍布龍王廟。至明清時期，遇到大旱或大澇的年景，百姓就認為是龍王發威懲罰眾生，祈雨祭祀龍王已然司空見慣。清代的《嘉興府志》記載，崇禎七年（1634）夏，浙江嘉興大旱，秀水縣（今屬嘉興市）縣令遂領著眾鄉紳到龍王廟祈雨，并許愿要將廟宇修葺一番，不過三日，果然天降大雨。而在北京密云則有條“黑龍潭”。清朝的康熙帝就數次駕臨這里的龍神廟“禱雨”，并“鼎新廟宇，御制碑文以紀之”。雍正帝也曾“親詣致禱澍雨立應”。乾隆帝更是嘉許“黑龍潭龍神福國佑民，靈顯素著……為萬姓之所仰賴”，加封黑龍潭龍神為“昭靈沛澤龍王之神”。

密云黑龍潭

對于這種對龍王大加封誥的做法，也不是沒有人提出異議。明代藏書家郎瑛在《七修類稿》里就認為，“嘗見龍王祠而有敕封者，龍雖靈物，亦獸也”，“今龍襲之以衣冠，加之以王號” ，“賤名器，無義禮甚矣”。“無義禮”會怎么樣呢？就是人不能為人，國不能為國。這番話說得很重，卻也無濟于事。在民間信仰中，大江南北，河海湖泊，溪泉潭井，處處皆有理水司雨的龍王駐守。而這也是《西游記》中出現了大量龍王形象的原因所在。

參考文獻：

張玉霞：佛教文化與中國龍王信仰的形成，中南民族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2年

魏明 韓曉：論《西游記》中的龍王形象及其文化內涵，海軍工程大學學報（綜合版），2009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