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是兩只憨態可掬的黑熊，頭戴狍角帽的兩人正步半蹲、晃著身軀。伴隨音樂加快，他們突然相互撞擊著肩膀，揮開雙臂，熊撲、咆哮，帶著難以壓制的野性，擁擠的游客不由屏住了呼吸。

那是1月15日晚，哈爾濱中央大街，逼近零下二十度的體感溫度并未驅散游客的熱情，眾人看著鄂倫春族的傳統舞蹈“斗熊”，紛紛舉起手機拍攝。

阿雪倩開著直播，教姥姥內淑梅（小花鹿奶奶）向觀眾打招呼，“點贊、點個關注。”80歲的她有些耳背，靦腆地對手機笑著。鏡頭背后，那個由粉絲、點擊量、“南方小土豆”構建的流量世界，超出了她的認知范圍。

“給我點關注，（意思）就是看我唄”，說完，她害羞地瞟開眼神。

伴隨哈爾濱文旅的爆火，鄂倫春族正以一種前所未有的方式出圈。這個曾經深居大興安嶺森林深處、沒有文字的狩獵民族，組團到哈爾濱“打卡”宣傳民族文化。他們放聲唱著歌，試圖在洶涌的流量中抓住機遇，對抗遺忘。

1月15日，內淑梅（小花鹿奶奶）和她的外孫女阿雪倩在哈爾濱街頭直播。本文圖片均為 澎湃新聞記者 黃之涵 攝

穿著狍皮衣，直奔哈爾濱

不經意間，鄂倫春族人何甜甜的粉絲在一天里“暴漲”。

34歲的她在呼倫貝爾市鄂倫春自治旗一家事業單位上班，也做自媒體副業，平時，她會不定時會拍短視頻分享民族習俗，或是族人在雪地篝火、野炊的日常。之前斷更的三個月里，她的粉絲每天僅以個位數零星增長，直到1月3日，她驚覺粉絲漲了一千多人，飆到了七千。

她恍然想起，1月2日，那條占據各大熱搜榜的視頻：鄂倫春人手牽馴鹿在中央大街巡游——嚴格來說，當事人、中央大街形象大使甲繼海所牽馴鹿是鄂溫克族的標識；他穿的豹紋皮襖則帶著異域風情；唯有頭上的狍角帽為鄂倫春族專屬。

這頂由狍頭制成的帽子，成了最易辨識的標簽。曾拍攝過多期視頻介紹鄂倫春民族服飾、習俗的何甜甜，哪怕距離哈爾濱六百多公里，還是在算法的推送中被推到了流量的風口。

“這就是我人生的機遇，也是我們民族宣傳的機遇。”何甜甜說，要是錯過了，可能再也沒有機會了。跟領導請假后，她當即叫上弟弟準備行李。1月4日，兩人身著狍皮衣、狍腿靴、狍角帽，盛裝出發。這身壓箱底的行頭，都是家族長輩傳下來的，有二十多年歷史了。

“不管別人怎么看，我就是要穿著這身衣服走。”一路上，何甜甜帶著前所未有的勇氣，和弟弟輾轉火車、高鐵，直奔哈爾濱。沿途不少乘客圍觀著他們，兩人一遍遍介紹著自己的身份。

到站已是晚上9點，他們直接拉著行李箱到中央大街，當時人多得“寸步難行”，兩人更是成了焦點，游客擠著上前合影、拍視頻。她剛開播，直播間就有近六千人在線。隔天一早，他們到紅專早市直播，在線人數又漲了一大半。

1月15日，何甜甜在中央大街和游客合照。

那時，姐弟倆像打了雞血，直播、寫腳本、拍短視頻，一天也就睡幾個小時。1月7日，何甜甜連播兩場，分享了近六小時鄂倫春族的文化，“感覺不到累。飯都沒有時間吃，也沒胃口。”

每次開播，都有不少小朋友找她連麥，開口就唱《勇敢的鄂倫春》，這首膾炙人口的民歌，也收錄在人教版小學一年級音樂課本里；何甜甜說，還有個成都的女孩，好幾次給她留言，說如果她過來成都，一定要一起合影，“她一直惦記著我，這就是一份最珍貴的禮物。”

除了何甜甜姐弟倆，族人火速的“組團打卡”更是將鄂倫春族的熱度推向高潮。

1月5日，鄂倫春研究會常務會長關曉志，在大楊樹鎮組織了二十人，開了好幾輛車趕往哈爾濱。66歲的林華參與了這次活動，他介紹說，他們都是自發報名的退休職工，平時經常下鄉宣傳，這么匆忙還是頭一回。“坐車都很疲勞，但是很高興”，他沒想到，中央大街會有這么人，斗熊舞都有點跳不開了。

1月15日，鄂倫春族人在哈爾濱中央大街表演斗熊舞。

而團隊的焦點，無疑是內淑梅。只要事關宣傳鄂倫春文化，不管多遠，她都要跟著去。在中央大街，她一首接一首地唱著鄂倫春民歌，圍觀的人群堵滿了整條道，“我也不害怕，我能自在地唱歌”。阿雪倩記得，姥姥當時凍得嘴都瓢了，但一點沒走音。

在哈爾濱宣傳時，內淑梅出門前總會認真打扮，一只手要綁四、五個手串，還有長短不一的項鏈、圍巾，一條條往身上戴。很多事她都“迷糊”了，但這些子孫給她買的禮物，每一件她都記得很清楚。阿雪倩讓她不要戴這么多，她不聽，“她可愛美了”。

阿雪倩記得，有次她們去吃飯，姥姥包上掛滿了鈴鐺，老板一下認出她就是內淑梅，送了一大盤溜肉段給她們。

也是借由“爾濱”的熱度，不到兩周，何甜甜在多個平臺的粉絲總量已超30萬，她坦言，“我們的火，不是個人的努力，是所有族人共同的努力。”

“山嶺上的人”下山了

鄂倫春族是東北地區人口最少的民族之一，據國家統計局發布的《中國統計年鑒2023》，鄂倫春族現有人口9168人，主要分布于內蒙古和黑龍江兩地。在他們的語言里，“鄂倫春”即為“山嶺上的人”。

內淑梅對山嶺的兒時記憶，多與貧苦交織。她家四個小孩，她排老二。小孩都沒鞋穿，也沒有褲子，她僅有一件衣服，上邊系著鈴鐺，走起路“格楞”響。家人經常食不果腹，夏天去挖野菜充饑，是她在山上少有的快樂。

“冬天更艱苦，怎么活過來都不知道。”她住在樺樹皮圍成的“斜仁柱”里，睡的是草垛和馬鞍墊，上邊沾著馬的毛發，并不衛生，但也只能將就了。為了抵御嚴寒，他們還會在斜仁柱外披層狍皮。

“狍子身上的東西沒有一件是浪費的”，內淑梅說，狍肉干是他們主要的越冬物資，袍皮可做衣服、袋子，狍子筋還能用來縫東西。除了自給自足，獵物也能換取鹽、小米、火柴等生活必需品。

但打獵的過程，充滿了未知，有時族人在深山密林呆了十天半月，卻是空手而歸，甚至搭上性命。她的大哥12歲時，騎著馬去打獵，一只藏在叢林中的黑熊，一下將他從馬背上拽了下來，咬死了他。

林華表示，對于鄂倫春男性，十二、三歲已經不小了，得跟著父輩一起打獵，但他從小身體薄弱，就沒有去。“（族人）打完后，獵物需要從山上扛到住處，相當吃苦。”他們之所以有喝酒的傳統，主要還是為了讓身子在雪地里熱乎點。

1951年，鄂倫春自治旗成立。1953年，鄂倫春族開始推行下山定居政策，那年內淑梅8歲，決定下山，“反正在山上痛苦的、幸福的都經歷過了。”

她記得，和其他小孩到下山集合點后，馬車將他們拉下山。當時她得了紅眼病，腳上裹著當鞋穿的破衣服。號召下山的干部對她說，下了山，她就能免費去看病、上學，還有新衣服穿。

但下山的“沖擊”，來得比她想象中快。首先是氣味，長年待在廣闊森林中的她，冷不丁碰到這么多人，他們身上的體味被瞬間放大；吃慣野味的她，剛開始吃牛肉、豬肉，忍不住要吐；更深的隔閡源自語言，她和漢族同學都聽不懂對方說的，“我都不愛說話。也不會說。”好在她最終還是適應了，一直讀到了初三。

內淑梅（小花鹿奶奶）展示她16歲時的照片。

1983年，鄂倫春族下山定居30周年。國家撥款將他們的土木房換為磚瓦房，并擴建、改善了電影院、醫院、高級中學基礎設施；1996年禁獵繳槍后，鄂倫春政府提供了醫療、上學免費和多種生活補貼。

林華回憶說，那時政府給每家分了田地、奶牛，族人的生活慢慢走向常軌。如今鎮上的年輕人，有的靠種植木耳、榛子、藍莓等農產品維持生計，有的在當地經營民宿、酒吧等旅游產業。當然更多的年輕人，還是在外打工。

內淑梅則早早習慣了田間地頭的忙碌，靠養殖補貼家用。因丈夫去世得早，她獨自拉扯大了11個孩子；追求獨立的她還做過村長，當過婦女代表；等孩子都長大了，已經老了的她重拾興趣：在學校教鄂倫春語、學做樺皮盒。

阿雪倩說，樺樹皮硬而韌，穿個針都費手，姥姥得拿夾子把針頭拽出來。她總覺得自己做的工藝品不夠好看，但現在族里還會這項手藝的人屈指可數。

因拍攝非遺文化紀錄片，導演李京陽與鄂倫春族結緣。拍攝完分別時，族里的老人執意要送他樺皮盒，“對一些老人來說。這可能是他們半個月的收入”，有時為了給盒底塑形，已經沒幾顆牙的他們還要一點點用牙去咬。

如今，李京陽已堅持記錄鄂倫春族文化9年，回想自己剛接觸鄂倫春老人時，覺得他們看著不怒自威。但熟起來后，他們每說一句話，都會拉著他的手。那雙手的力量，讓他明顯感受到了一種歲月洗滌留下的痕跡。

內淑梅（小花鹿奶奶）（右）和鄂溫克族最后一位女酋長瑪麗亞·索的合照。

故去的人與即將消失的歌

李京陽已經拍了50個鄂倫春老人的故事，但他清楚，留給他記錄的時間不多了。

在他拍攝的鏡頭前，一個八十多歲的老奶奶專注吟唱著記載民族過往的“贊達仁”，嗓音嘹亮，眼神肅穆，像是身處巍峨的群山中。但這種誕生于原始山林生活的即興歌唱文化，正伴隨老人相繼離世面臨失傳。

他記得，那個奶奶曾對他說，能多拍就多拍點，“再不拍，（人）進到土里，就沒了。”幾年后他聽聞奶奶因病去世，才知道她說那句話時已是癌癥晚期。“好多問題，再也得不到答案了。”他表示，如今能夠即興演唱贊達仁的鄂倫春族老人，不超過十個。

危機背后，是被“加速”遺忘的鄂倫春語。早在2008年，黑龍江大學滿族語言文化研究中心就曾發表論文《關于鄂倫春語瀕危現象的探討》。據當時調查，鄂倫春族內部通用的交流語言已是漢語；鄂倫春語更像部分50歲上下人群的“專利語言”，僅在彼此相聚時才會用到；30歲以下的人完全失去了母語能力。

論文稱，這意味著“隨著老人的相繼故去，鄂倫春語也將隨之消失”。

“鄂倫春語我能聽懂，但說不出來”，阿雪倩說，她從小由姥姥帶大，耳濡目染學會了各種鄂倫春民謠，但充其量只會一些簡單的詞，對語法則全然不知。學校其實一直都有鄂倫春語課，“死記硬背記住了，運用不上，時間久了就忘了。”

多數鄂倫春年輕人與父母間的交流，通常不是鄂倫春語。阿雪倩的父親是蒙古族、何甜甜的母親是漢族——伴隨鄂倫春族下山，這樣的“團結戶”（夫妻一方并非鄂倫春族）越來越普遍，家庭通用語言基本是漢語。“沒有語言環境，想學（鄂倫春語）也很難”，何甜甜說。

但鄂倫春族對山林的親近，或許是超越語言之外的天性。何甜甜說，她從小就喜歡跟著父親上山溜達。逢節假日，她常和家人上山摘野菜、采蘑菇，一采一大桶；野炊時，他們在河邊烤肉，沒有筷子就撿根樹杈替代。

“與自然融為一體，是人生最幸福的事情。”何甜甜說，不管她走多遠、身處多么繁華的城市，她還是更喜歡回到山林。有時工作壓力太大，她會上山放空一會，感受“白那查”（鄂倫春族信奉的山神）給自己帶來的好運和快樂。

對何甜甜來說，她對山林的敬仰，如同她與父親的情感羈絆，父親一向不善言談，卻時時刻刻關心著自己。幾年前父親生病住院，她突然有種強烈的文化危機感，“如果我失去了我的父親，那么我跟我們的民族文化就斷聯了。”

回想自己一路堅持拍攝鄂倫春族的視頻，乃至臨時決定叫上弟弟一起到哈爾濱直播，何甜甜覺得，這是她一生中最正確的選擇，“我為我的民族做了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她希望能讓更多人知道她的民族，等時機成熟，她還想助力家鄉的農產品打開更多的銷路。

1月15日晚，她和內淑梅等長輩再次來到中央大街直播，讓何甜甜欣慰的是，游客基本知道他們是鄂倫春族的，還送了小花、棒棒糖、核桃等各種禮物。

那晚近11點，大半游客早已在瑟縮寒風中離開。內淑梅走出中央大街，但準備回酒店休息的她意猶未盡，又在路邊唱了好幾首歌。車流呼嘯而過，她的歌聲卻像來自更遠的地方，幾個行人駐足聽著，臉上不禁跟著微笑起來。

最后一首，她唱了《勇敢的鄂倫春人》，“高高的興安嶺，一片大森林，森林里住著，勇敢的鄂倫春……”唱完，她像個難掩興奮的小孩，用力地蹦了一下。

（為保護受訪者隱私，文中何甜甜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