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06年，我讀高二，迎來了人生中的第一臺電腦。幾乎同時，QQ號變成每個學生成為時尚弄潮兒的標志。

QQ好友人數和QQ等級成為我日常炫耀的談資。

那天晚上，我按慣例在電腦上掛著QQ號，關閉了顯示器，趴在電腦桌前寫作業。忽然，電腦音箱傳來兩聲男人的咳嗽聲，我再也無法安心寫作業，心癢癢地放下筆，按開顯示器，查看是誰申請加我QQ好友。

點開QQ通知消息，一條好友備注信息彈了出來：hi，小冉，我是熊麗莉，加我。

看到“熊麗莉”三個字，我倒吸一口冷氣，感覺有人朝著我的頭頂灌了一桶冰水，從頭到腳凍得發麻。

我盯著那條信息，不敢輕舉妄動。關于熊麗莉的記憶，強行在我的腦海里鋪展開來。

作業本上，我再也寫不出任何一個字。

2000年，我上小學五年級，同學們的生活兩點一線，我的也是兩點一線，不是學校和家里，而是醫院和家里。

那時我生病了，辦理了休學手續。

那天，是復診的時間，我麻木地履行了全套的檢查，坐在門診室門口，等著醫生叫號。

當醫生喊出熊麗莉的名字時，我抬頭，一個寬闊的背影霸占了我整個視線。這個背影和我認識的熊麗莉判若云泥。

我所熟知的熊麗莉，是和我同校不同班的同學。我之所以知道她，是因為她的英語成績常年在年級排名第一。

熊麗莉的英語老師是她的班主任，也是我們班英語課的任課老師。她把熊麗莉視作心頭愛，逢人就念叨：“你們看看我們班的Lily，又考了年級第一。”

“我們班的Bear，直接超出第二名20多分。”

直到一個月后，我才恍然大悟，老師口中的“Bear”和“Lily”是同一個人。

只不過老師過于偏愛她，便賦予了她兩個無比前衛的英文名，讓熊麗莉在一眾“小紅”“小強”“小凱”里脫穎而出。

我覺得熊麗莉就是為了英語這門課程而生的，連名字都是英譯而來的，在起跑線上就將我們徹底碾壓。

那段時間，“步步高”無繩電話的廣告火遍大江南北，一個長相滑稽的男人舉著電話說了一句：“喂，小麗呀。”

廣告效應迅速輻射到學校，成績優異又堪稱顏值擔當的熊麗莉成為我們年級的網紅人物。男生們會故意敲開四班的門，站在走廊上齊聲大喊：“喂，小麗呀。”

好奇心曾驅使我也加入了課間欣賞熊麗莉的隊伍，熊麗莉的個子很小，坐在教室的第一排。

她將頭發一股腦扎在后腦勺上，黑黝黝的辮子比她握著鋼筆的手腕還粗，我著實擔心她那小身板無法承受那戳辮子的重量。

熊麗莉真的如傳言所說，像一個精致的芭比娃娃，五官靈動立體，非常漂亮。

由此我斷定，排號醫生口中叫的那個熊麗莉，只是恰巧撞名，絕對不是四班的Bear or Lily。

讓我大跌眼鏡的是，熊麗莉看完病后，走到我的面前，叫出了我的名字。

“你是二班的張小冉嗎？你怎么在這？”

熊麗莉手里捏著病例，一屁股坐到我的身邊。兩人座的椅子，瞬間變得格外擁擠，我們倆嚴絲合縫地并肩坐著，不留一絲喘氣的余地。

“是，我一直在姜醫生這看病，熊麗莉……你？”我的問句并不是一句完整的句子，因為我不知道我該問她為何也在姜醫生這里看病，還是直截了當地問她，為什么完全變了個模樣。

熊麗莉還沒來得及回答我的問題，就被她母親催促著下樓去拿藥。臨走前，她對我說：“我們下星期的十點，見面再聊吧。”

她沒有說下星期的十點，到底是星期幾的十點，我卻心領神會。

姜醫生在本院坐診的時間，只有星期五的上午半天。這屬于老病號之間的默契，讓我瞬間覺得熊麗莉并沒有像大家說的那樣，離人間煙火那么遙遠。

第二個星期五，我們二人如約而至。我們相約去做尿檢，在舉著尿杯搜集尿液的過程中，我們蹲在兩格相鄰的衛生間里，確定了一件事——我們兩個人的病情完全一致。

不一致的是，我們選擇的治療方案不同。

在我沒有說服自己接受激素治療的時候，熊麗莉率先吞下12顆強的松（藥名，又名潑尼松）。兩個月內，熊麗莉快速膨脹為曾經的兩個她，暴增75斤。

在醫院看病時，我時常看到門診室門口坐著一排樣貌不易分辨的“激素娃娃”，五官模糊，身體極度臃腫，乍一看，相似度極高。加之休學后，我的消息閉塞，沒有同學告知我，熊麗莉也接受了激素治療。

所以，在此之前，很多次我和熊麗莉擦肩而過，我都沒有認出她。

同病相憐的情愫瞬間將我們倆緊密相連，我們開始抱團取暖。

每個星期五，我們約好下星期復診時見面的時間、地點，相約一起趕公交車去看病。一個半小時的路程，會因為彼此的陪伴變得沒有那么枯燥。

那條線路公交車的車廂內永遠擠滿了人，我們的體力實在欠佳，在車程的前三分之一就消耗殆盡。如果碰上一個空位，我們一人坐三站，再換對方坐。

如果運氣不好沒遇上空位，站久了，腿會浮腫得更厲害。我們經常模仿醫生的手法，卷起褲腳，用大拇指按彼此小腿骨處，比比看誰凹陷的壓痕回彈能力會略勝一籌。

這無聊的行為，我們卻玩得樂此不彼，經常在公交車上旁若無人地哈哈大笑。

到醫院后，等待尿檢報告的間隙，我們會變得格外安靜。誰都不再笑得出口，那張紙上的“尿蛋白”和“血”后面的加號，是對我們這星期治療情況的審判。

那段時間，我們的病情十分不穩定。滑稽的是，糟糕的情況成錯峰狀態呈現，這星期我需要安慰她，下星期換她安慰我。

幾句套路話術反反復復地從彼此嘴里擠出，我們用拙劣的演技表演著樂觀，強行為對方灌心靈雞湯。既是安慰對方，也是安慰自己。

姜醫生的病人越來越多，號越來越難掛，病例越寫越厚，我對熊麗莉，越來越了解。她最羨慕的，是我辦理了休學。

三

熊麗莉暴增75斤后，在學校引起了不小的騷動。

我想告訴她，大家圍觀熊麗莉，是因為她是英語老師口中不可多得的人才，她還被同學們私下評為“校花”。

但是，看著眼前被脂肪撐得走路都是負擔的熊麗莉，我張口結舌，什么都說不出口。

對于真相，我們心知肚明。

同學們對于迅速增肥的熊麗莉，并不友好。有同學直截了當地問熊麗莉：“吃了什么，被快速催肥成這樣？”還有更甚者，說熊麗莉的英文名不該叫Bear,應該叫Pig。

五年級時，步步高無繩電話廣告的熱度褪去，大家不會在熊麗莉的教室門口喊：“喂，小麗呀。”

取而代之的是，男生站成一排，集體叫熊麗莉的名字，再齊聲學豬叫。

那天，在門診室門口的椅子上，我被熊麗莉給我講述的那些畫面震驚了。我完全無法想象弱小的熊麗莉承受了多少惡意

我們第一次卸掉了樂觀的偽裝，兩人開始抱頭痛哭。

那時我哭，是因為我看熊麗莉哭，覺得心疼她，眼淚忍不住跟著掉。

直到三年多以后，我上初二，被迫選擇了和熊麗莉一樣的治療方案。當她經歷的一切，復制到我的身上時，我才有了切膚之痛。

可是，三年后我的樣子，熊麗莉再也沒機會見到了。

上初中后的第一個暑假，我參加了小學同學會，大家告訴我：熊麗莉死了。

同學們好像一夕之間成熟了許多，在場的同學各個唉聲嘆氣，惋惜的表情堆在不諳世事的臉上，產生一種違和感極強的化學反應，大家搖著頭直言：“可惜了，可惜了。”

有兩個知情的男同學，走到我面前拍拍我的肩膀，提醒我：“哎，你也要注意身體啊。”

我不相信這個消息，卻找不到任何可以質疑的地方。死亡，對那時的我來說完全超綱了。

同學會結束后的一個多星期，我過得渾渾噩噩，腦子里思考著亂七八糟的東西。后來，我發現有一個問題困惑了我很長一段時間：到底那些惋惜的同學里，當初有沒有人也叫熊麗莉為Pig。

收起回憶，確定熊麗莉已經去世了五年多，我盯著QQ備注的那條消息，判斷這是有人惡作劇，還是一個永遠不可能被我原諒的惡作劇。

我通過了好友請求，不管對方是誰，我準備臭罵他一頓，再拖入黑名單。

我帶著憤怒的情緒質問對方是誰，沒想到，對方一再強調，自己是熊麗莉。

我氣不打一處來，噼里啪啦地敲出一串臟話，最后我說：“拿一個去世的女生開玩笑，你真的是變態。”

“去世的女生？你說誰？我？”對方一連發出了三個問句，每個問句后都帶著一串問號。

我一時不知道如何回復，這時，對方發起了視頻請求。

我家的電腦沒有配備攝像頭，我條件反射地點擊關閉，沒想到對方不死心，又彈來視頻請求。

我心想反正看不到我，讓我看看惡作劇的人是誰也好，便接起視頻。

我一眼就認出了熊麗莉，她在網吧里，背后是三臺臺式大頭機，她穿著校服，戴著黑色耳機。

我驚訝地說不出任何話，她看不到我的表情，她的聲音從音響里傳出，回蕩在我的臥室里，格外響亮：“小冉，你說我去世了？你什么意思啊？”

那天，我在對話框里打著字，她坐在攝像頭面前。我把這些年聽到的消息詳細地轉達她。

我上初中時，幾個小學直升到初中的同學湊到一起，還會念叨：“熊麗莉要是不死，應該和我們同一所初中，說不定還一個班，又是英語老師的驕傲。”

高一時，我去同學家開的串串香吃串串。小學同學熱絡地坐在我身邊，聊起老同學們的去向，他問我：“四班熊麗莉的事，你知道吧，這轉眼，都走了好多年了。”

聽到我的轉述，熊麗莉難抑怒火。她一直在視頻面前說：“誰那么可惡啊，傳這些謠言，我怎么就死了呢？”

我無法回答她的提問，只能陪著她抽絲剝繭，推敲當時事情的真相。

我五年級時休學一學期，卻沒有降級，六年級我返校后，熊麗莉辦理了退學手續。

退學是四班班主任在班上宣布的，她只表達了學校痛失一個高材生的惋惜之情，并沒有說明熊麗莉的去向。

那時候，沒有手機和網絡，學生轉校，就意味著失聯。我甚至沒有來得及和熊麗莉告別。

接下來的事情，是熊麗莉舉著手機，講給我聽的。

熊麗莉家庭條件優越，我們讀小學一年級，英語課還沒有納入小學必學課目，父母就請了外教老師對熊麗莉進行一對一的英語教學。

生病后，熊麗莉嘗試了各種治療手段，也沒有把病治好。父母在熊麗莉六年級的時候，為她辦理了退學手續。母親陪著熊麗莉飛到北京，父親在醫院附近買了一間一室一廳的房子，因為他們聽說，北京有最好的醫院、最先進的醫療技術。

接下來，熊麗莉母女倆專心守著醫院治病，熊麗莉和以前的同學徹底失去聯系。

北京的醫院為熊麗莉做了腎穿刺手術，查明病因后，即刻對癥下藥。兩年后，熊麗莉的病情基本穩定，她提出重新回到課堂的想法。父母商量后，沒有將她帶回我們所在的城市，因為父親的生意所需，將她帶回了父親的老家，從初一開始就讀。

熊麗莉之所以愿意重新回學校上課，也是因為北京醫院讓熊麗莉停掉了激素，那些無端附著在她身上的脂肪，漸漸離她遠去。

新的環境，沒有人知道熊麗莉的過往，父母對她的學習成績變得很寬容。同學們只知道那個不上體育課的小姑娘，不愛講話，也沒有朋友。

熊麗莉說她在矛盾和自我折磨中，度過了初中三年的生活。她將自己封閉了很久，不和任何人講話，每天晚上都哭，長期失眠，成績一落千丈，頭發大把大把地掉。過幾天，她又會開心地安慰自己，畢竟封鎖了自己，就沒有任何人給她取綽號了。

她每三個月要去北京的醫院復查一次。那位醫生姓田，大家都叫他田老爺子。

田老爺子是80多歲的一位爺爺，一米8的大個子，頭發黝黑，精神頭十足。

為了緩解病房的壓抑氛圍，田老爺子時常幽默搞怪，化解了煩悶情緒，又一本正經地對熊麗莉說：“丫頭，別擔心，我一定給你治好。”

只是熊麗莉沒想到，一直拼命幫她好好活的人，突然就去世了。那刻起，她決定真的要好好活。

之后，熊麗莉考入一所普通高中，由于治療耽誤讀書，她比我小一屆。她從小學老師的口中打聽到我的QQ號，想問問我的近況。

這才知道，她在同學們的口中，已經“死”了五年多了。

我試著問她，接下來該怎么做，才能讓大家知道這是個烏龍事件。

熊麗莉平息了怒火，讓我把她拉入小學QQ群里。

她說，她準備好面對這些老同學了。

那天，沉寂了很久的QQ群變得熱鬧非凡，原本在線的頭像只有三個人，最后眼看上線的同學越來越多，每個人用不同顏色、不同字體的文字，表達著相同的驚訝。

熊麗莉不厭其煩地回復每一個人：是呀，我還活著，我活得好好的。

一年后，在醫生的建議下，我接受做腎穿刺手術。手術前，恐懼的感覺鋪天蓋地地向我襲來。

我舉著手機，一遍遍地追問熊麗莉手術的細節，聲音抖得有撕裂感。

熊麗莉對我說：“小冉，別怕，我被所有人說‘死’了一次，都重生了，一個手術沒有什么好怕的，以后什么都不需要害怕。”

我像是吃了一顆定心丸，感覺又回到了多年前，我們一起互相打氣的日子。

“只要活著，就沒什么可怕的。”

插圖來自：視覺中國

作者張小冉，一個話癆

首發于公眾號“全民故事計劃”（ID：quanmingushi)

如需轉載，請至微信后臺詢問

尋找每個有故事的人，發現打動人心的真實故事

投稿請寄 tougao@quanmingushi.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