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熟有道：普洱茶的山林、市井和江湖》，張靜紅著，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23年11月出版，296頁，75.00元

2021年4月底，我跟隨一位做茶的朋友到西雙版納勐海縣附近的古茶園考察，同行的還有一位河南來的茶友。當我們看完古茶園往回走之時，河南茶友提議去他認識的一位茶農家喝茶。茶農大哥熱情招呼，并把剛做的春茶拿給我們品飲。喝過三杯之后，我的朋友問茶的價格，對方說是今年的大樹春茶，要六百元一公斤。朋友沒有多說話，不一會兒就招呼大家回去了，臉上掠過一絲不悅。

這位朋友做茶十余年，一向待人耐心熱情，但這次一反常態，讓我不免好奇，于是問他緣由。他告訴我，那個茶絕對打了除草劑，而且不是大樹茶，這種茶我們不能要！看我滿臉疑惑，他接著解釋說，打過除草劑的茶，喝起來舌面麻麻的，而且入喉水路也不好，我們遇到多了，喝幾口就立馬喝出來。最后，他坦言，一個長年跑茶山的茶人，最起碼必須很快喝出是否大樹、是否春茶、是否打了化肥農藥，否則很容易被坑。

這件舊事是我閱讀張靜紅所著《生熟有道：普洱茶的山林、市井與江湖》一書最先映入腦海的畫面。她在書中亦介紹了一位茶客強調要相信自己的嘴巴這件事。很多人認為普洱茶是一個江湖，“水很深”，行走其間的俠客們，最倚重的就是自己那張嘴。當然，對個人技能的倚賴在張靜紅看來只是江湖的一個重要特征之一，在此之外，浪漫與險惡、身處其中的各色組織與團體又成為江湖的另外一個特性。長年以來，大多數茶書作者多以溢美之詞來贊頌普洱茶的價值，甚少有人會直面普洱茶產業的復雜面相。作者以“江湖”來形容普洱茶的產業體系，不免會涉及到普洱茶領域的各種亂象，但面對普洱茶江湖紛繁復雜的世相，作者并非單純選擇一種正面或者負面敘事來展現這種狀態，而是試圖從一個相對中立的視角展現思考普洱茶的多維路徑。

這本書的主體內容并非全為新作，因為該書英文版早在2014年就由華盛頓大學出版社出版。或許是英文的緣故，該書雖在人類學等領域學術圈有一定反響，但包括茶界在內的相關行業對英文版的認識十分有限。此次作者應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之邀推出中文版，對原書內容做了大幅修改，讓我們看到了另外一種更為灑脫的風格。

盡管本書是一本嚴肅的人類學學術作品，但作者似乎并無意錨定某個理論或者概念來開展對話，亦未將本書的寫作視為某種使命感的神圣召喚。相反，本書之所以能寫就，更是各種因緣際會促成的。對茶的熱愛及早年的拍攝經歷，是作者選擇普洱茶作為博士論文選題的重要原因之一。而本書的書名，則又道出了身為人類學家的作者選擇這個題目的初衷。

生與熟的區分是人類學的經典命題，在列維-斯特勞斯的筆下，人類運用烤、煮、熏等方式對食物烹飪的過程，是促使食物遠離自然而具有文化的過程。但在張靜紅眼里，列維-斯特勞斯的這一解釋路徑并不能完全適用于對普洱茶江湖的解釋。作者不僅將普洱茶的生與熟作為一種茶品類的分類與分析對象，同時也對“炒茶”所具有的雙重意涵進行剖析，更是將這組概念視為回望故鄉云南的一種心態轉換方式，在熟悉與陌生之間，一方面提供一種思考普洱茶的方式，另一方面也從物的角度思考中國社會轉型的思路。

當然，作者選擇以中國人最耳熟能詳的“江湖”概念來闡述普洱茶的社會生命及其實踐體系，既是一種創意，實際上也要面臨很大的風險。盡管“江湖”是國人非常熟悉的一個概念，但如何把紛繁復雜的普洱茶江湖說清道明，則非常人所能為之。

作者所倚賴的一個分析架構，來自于阿帕杜萊提倡的“物的社會生命史”。一方面，她試圖從人的流動出發來追尋物的流動，從而對普洱茶的生產、消費過程進行追溯，在生動細致的敘述中展現特定語境下的人類學分析；另一方面，作者并未陷入平鋪直敘存在的分析無力窠臼，而是圍繞物的“突破性張力”及想象所帶來的主體能動性來追尋普洱茶的生命政治軌跡，由此呈現出普洱茶產業鏈條中的驅動性要素，并從中追尋不同參與主體的反應。因此，我們在全書都會看到，在通俗易懂的陳述背后，作者總不經意間將一些深刻的思考融入其中，而且不同內容所引用的關鍵概念，作者都能提出一些新的解釋。對于普通讀者而言，這雖提升了本書閱讀的一點難度，但又恰到好處地處理了民族志敘述與分析的銜接問題。

在普洱茶所具有的多種特性中，作者認為“越陳越香”“可以喝的古董”“易武正山”等概念既是消費市場形成的潛移默化的觀念，同時也是構成其“突破性張力”的關鍵要素之一。因此，作者在謀篇布局之時，并未按照傳統民族志的寫作思路來展開書寫，而是將中國人養生與為人處世哲學中的春生、夏長、秋收、冬藏作為一個基本的時間結構，為普洱茶的社會生命史搭建出春生、夏熱、秋愁和冬藏四個主題的敘述結構來。這四個不同的主題，既跟普洱茶產業發展規律有關，又凸顯了作者在考察與分析中所存在的紛繁復雜面相。

作者在導論部分介紹了本書的主旨及引入江湖概念的初衷。她首先解釋了引入江湖概念的基本思考，認為這個概念很好的包含了普洱茶世界建構與解構循環往復的紛繁復雜世界。當然，作者并未將普洱茶的“江湖”概念限定在原有的“忠誠、正義、兄弟義氣等；而是借用李東然的解釋，認為普洱茶的江湖“在混亂、風險、爭斗、分隔之外”，“更重要的意義在于指涉中國人對真相、自由和獨立的‘心靈追求’和實際踐行”。因此，作者試圖通過“追隨和描摹物的流動，以洞見生產、貿易和消費鏈條背后所交織的多重文化及政治張力，包括物品的本土化、全球化、流動性、現代性、政策、傳統的再造等等之間的動態關系”。由此，作者認為普洱茶江湖中的各類行為主體所展現出來的“個性化、經驗化和靈活性”，造就了普洱茶江湖中普遍存在“多變的、標準模糊的、靠人情吃飯的”狀態。

基于此，作者認為，“理解中國江湖文化的本質，更有助于解讀今日普洱茶魚龍混雜的局面，乃至普洱茶的行動者們在混亂中解決問題的方式策略”。當然，作為一名人類學家，作者并未滿足于江湖概念對普洱茶行業的詮釋，而是將眼光置于對中國社會的洞悉上，指出“江湖這一概念及其實踐不僅表現于當下的文化消費和商業行為之中，同時亦滲透于社會的規范化和模糊性之間的矛盾里、社會群體和個人之間締結和打破網絡關系的張力中，并體現了國人所特有的某種對人生理想境界的追求行為及心態”。可見，作者試圖在呈現普洱茶江湖的過程中，提供一種思考中國社會的方式。

在春生部分，作者從消費端講起，用香港的老茶故事帶出普洱茶的社會生命史敘事，指出港臺地區對老茶的品鑒與收藏激發了茶客們對“易武正山”的想象。為了讓讀者更加了解易武地區茶葉產業的歷史與現狀，作者首先梳理了六大茶山地區茶葉的發展歷史，指出其曾在歷史上輝煌過，但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而陷入困境。后來臺灣地區老茶人憑著老茶中的內飛，慕易武之大名而來，但到達易武后卻大失所望。但即便如此，他們一方面追尋僅有的一些歷史遺跡，創造出一種指向未來的記憶，同時也在對老茶的極致追求上，與當地人共謀出了進行制茶工藝的“傳統的發明”。在港臺茶人的正山想象、“文化朝圣”與本地茶農的生產變革過程中，原本由于戰爭和國有化而沒落的易武茶業，又迎來了新的轉機。其中，對普洱茶歷史與文化的想象成為一個關鍵點。而“越陳越香”的觀念，則又賦予茶客與茶農合作開展新產品的創造一種面向未來的新想象。在此過程中，消費端的茶客、中間商人和地方茶從業者等不同主體，共同參與到了重塑易武正山普洱茶意義與價值的實踐中，通過商業鏈條，將越陳越香、原生態、歷史文化底蘊等核心要素疊合到對普洱茶的想象與在加工之中。

隨后，作者展現了2007年上半年普洱茶行業所經歷的價格上漲及政府對茶葉生產的嚴格監管。隨著茶葉價格的不斷提升，從事茶葉種植、加工和貿易的本地人越來越多，同時也逐漸得面臨經營觀念改革的問題。其中，國家提出的QS標準，成為大多數當地茶人需要面對的問題。作者呈現了易武當地茶從業者對國家標準的不同應對方式，借此指出人們對于規范化與模糊性的認知。

對于普洱茶價格的一路飆升和社會各界對普洱茶認知的加強，作者用“夏熱”來形容當時出現的新情況。基于本真性、原初性訴求的普洱茶原產地之爭浮出水面。原思茅地區經過多方籌措，終于在2007年正式更名為普洱市，值得一提的是，普洱一詞并非現代人原創，而是對清代“普洱府”的一種恢復，背后既蘊含著對普洱茶原產地的重視，同時也制造出一種歷史的景深。

與此同時，隨著普洱茶價格的快速上漲，很多資本陸續涌入，出現了大量的炒茶客。如何以合理的價格購得性價比高的茶葉，成為茶人面臨的問題。在此過程中，部分人選擇駐足觀望，部分人則到更加偏遠的地方收購茶葉。作者對“炒茶”現象進行了雙重解讀，一方面，“炒茶”是一種加工手段；另一方面，“炒茶”又成為作者關注的商業實踐下的一種不良行為。她巧妙延續了列維-斯特勞斯對于生、熟的區分，認為“炒”作為一種商業行為，衡量其生與熟的標準是商業價值。支持者認為普洱茶對大眾還太“生”，而反對炒作者認為，過度的炒作必然帶來行業的損害，不同聲音的存在很好的展現了普洱茶江湖紛繁復雜的特性。

在過度炒作之下，普洱茶價格在2007年下半年一落千丈，讓卷入其中的人們感受到了巨大的壓力。原本被不斷熱捧的普洱茶文化，在作者看來已經從一種文化理想變成一種文化糾結。在她看來，普洱茶存在的種種弊端，并非“只是一時的經濟資本運轉的問題，而是為中國社會和文化土壤的力量所深深形塑的結果”。當然，作者并未就此方面展開充分的論述。

面對普洱茶價格的“崩盤”，作者以“秋愁”為主題來展現不同茶人的應對方式。對于易武當地的茶人而言，不同的人因資源稟賦不同而對普洱茶價格的劇烈變動而采取不同的應對策略。其中有一部分選擇“兩條腿走路”，一方面開展機械化生產，另一方面還積極恢復原有的農業生產。另一部分人選擇回歸“土”味。他們相信易武茶的價格會回暖，因此堅持運用白版、“土茶”等方式來展現自己的產地優勢，盡量在客戶要求的范圍內進行茶園護理、茶葉采摘和加工。

在此篇內容中，作者巧妙借用了普洱茶“轉化”的概念。她圍繞“化”來展開敘述，指出遭受行業震蕩影響的人們如何以各種不同的方式轉化危機帶來的沖擊。她指出人們的反抗或者“轉化”類似于斯科特所討論的“弱者的武器”，是以對現有規則的不合作作為一種反抗態度和能力。人們通過各種不同的方式展現了化解普洱茶危機的能力。

如果說普洱茶價格的大起大落令各個環節的茶從業者遭受到很大的沖擊，那么作者在“冬藏”部分則又將討論的重點進行調整。她首先介紹了以“三醉齋”為核心的網絡平臺，指出線上熱鬧的評論跟帖與線下茶會的沉默寡言之間的鮮明對比。她亦同時指出，參與茶會的人們總是在進行表面上極為理智，但內心里有諸多不同想法的交流。人們的相互猜忌、相互比拼泡茶技術等，又構成了一套隱形的江湖邏輯。

此外，通過展現她與其他茶人之間品鑒不同茶品的過程，作者試圖指出在消費端“越陳越香”的概念需要得到修正，普洱茶轉化好壞與否，不僅與采摘時間、加工的方式和存儲方式有關，同時也和樹齡大小有密切關系。與此同時，人們在茶館、網絡等不同空間所構筑出來的普洱茶品鑒經驗與圈子，是會隨著主辦人及參與者的動態關系而不斷發生變化的。在此過程中，“氣場”是否合得來，成為一部分人在一起品飲普洱茶是否愉悅的重要因素。顯然，“氣場”的概念比布迪厄論述區隔時的“階層”概念更具有解釋力。

完成春生、夏熱、秋愁、冬藏四個主題的撰寫之后，作者對全書的核心思想進行了總結。她認為“種種的建構、爭斗與猜疑、消費陷阱、貿易風險與不確定性，體現了普洱茶的江湖特性。我認為解構的力量尤其值得關注，它們的出現雖然一方面使得普洱茶江湖的風險性和混亂感愈發增高，但另一方面又是一種對既有規則的重要糾正和補充，并且更充分地體現了個體理想和能動性”。

要而言之，這本書通過追尋普洱茶生產、銷售、消費涉及的不同地方與人群，呈現從“物的社會生命史”視角來陳述在不同的行為主體所構建起來的關于普洱茶知識與江湖。這些知識的相互碰撞、相互糾結，讓我們充分感受到普洱茶江湖的紛繁復雜。從物的民族志這個角度而言，本書的構思與創作無疑是抓住了普洱茶“社會生命”的關鍵，為推進從人類學視角開展普洱茶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思考進路。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運用江湖、本真性焦慮、生與熟、區隔等關鍵概念時，并未按部就班地將普洱茶的諸多面向納入其中進行框定，而是對原有概念和定義都進行不同程度的拓展，這展現了作者結合概念和經驗事實方面的深入思考。

從寫作風格上，作者將概念與分析性話語巧妙的穿插在具體的經驗事實論述中。這種“夾敘夾議”的做法，無疑為我們帶來更好的閱讀體驗。無論是對普洱茶作為物的社會生命的認識，還是對本真性等概念的探索，她都試圖在生動的敘述背后加入相應的分析概念，無形中拓展了原有概念的邊界。另一方面，作者作為一名易武普洱茶愛好者，始終堅持在一個相對客觀獨立的角度來展現普洱茶江湖不同側面的問題，并未在各種主體穿梭過程中產生過多的偏見。

從整本書的謀篇布局看，作者成功捕捉到了普洱茶最具吸引力的關鍵要素，將“越陳越香”“可以喝的古董”“易武正山”等要素視為普洱茶社會生命史的重要突破點，但是由于作者所界定的敘事風格，很多需要深入分析和探討的領域就相對弱化了。例如，作者圍繞本真性、自然化、氣場等方面的討論，原本或許可以成為我們思考中國社會的重要切入點，但書中論述并不充分。吳飛曾對文質論作為一種社會理論的價值進行了深入分析，指出尊重物性自然是中國文明區別于西方文明的重要特質。本書所討論普洱茶江湖，展現了現時代人們對原生態、“手作的自然”等的追求。這種追求既跟我們的時代有關，但若深究其認識論來源，想必也與中國古代先賢關于文化與自然之間關系的基本認知有密切關聯。可惜作者并未在此領域進行進一步探索，這使得本書在將普洱茶江湖特性外化為對中國社會的整體思考之時論證不夠有說服力。

另一方面，2007年到2008年期間產生的普洱茶行業“大崩盤”不僅是當時千千萬萬卷入其中的茶人的苦痛記憶，同時也在當下成為普洱茶從業者的“集體痛點”。很多后來從事普洱茶經營或者一直延續做普洱茶經營的人在面對行業下行之時，擔憂舊事重演，故而危機感四伏。面對這樣的行業大震蕩，本書只是列舉了一些個別單品的價格波動和若干研究對象的應對方式，對于整個行業的影響及后續市場復蘇的主要原因，作者并未著墨太多。這或許會削弱我們對普洱茶“江湖”更為整體的認知。

所幸，隨著移動互聯網時代的到來，普洱茶的江湖依舊熱鬧不已。在過去的12月份，普洱茶市場接連發生了諸多令人眼花繚亂的事件。先是廣州芳村茶葉市場某金融茶暴雷，引起各界關注。隨后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工商管理部門對部分網絡知名的普洱茶直播賬號予以重罰，原因是此類在線直播存在售賣假茶等擾亂市場秩序的行為。12月22日，來自云南的普洱茶企業瀾滄古茶有限責任公司在港股掛牌上市，成為中國內地茶企第一股，也是普洱茶企中第一家上市公司。而與此同時，本書提及的高老師，還在奮筆疾書對抗著國內某茶學權威。在這些紛繁復雜的事項中，我們看到了轉型期中國社會面對不確定性未來所開展的諸多探索與實踐。而書中提及的“江湖在人心”道出了百態世相，展現出了人類學在面對轉型期的“時代之問”之時，需要更多的卷入與抽離，才能給出我們的解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