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運熙先生

南朝宋、齊之際的孔稚圭頗負文名，所撰《北山移文》尤為歷代傳誦。梁代昭明太子蕭統在編選《文選》時，就將其作為“移”類文體的代表（據南宋建陽陳八郎刊本五臣注《文選》，參見清人胡克家《文選考異》卷八引陳景云說），足見傳世未久便已有定評。后世諸如宋代樓昉《崇古文訣》，元代祝堯《古賦辨體》，明代吳訥《文章辨體》、何鏜《古今游名山記》、賀復徵《文章辨體匯選》，清代李兆洛《駢體文鈔》、許梿《六朝文絜》、吳楚材等《古文觀止》等各類文章選本，雖然宗旨各異，卻不約而同都對此文青睞有加，相繼予以選錄。唐人呂向在解說本篇的創作緣由時提到，名士周颙起初在北山避世隱居，孰料最終卻改弦更張，欣然應詔出仕，當他想要再赴山中優游時，“孔生乃假山靈之意移之，使不許得至”（五臣注《文選》）。由于作者生動描摹了山中景物無端受欺蒙羞的屈辱經歷，且篇末有“請回俗士駕，為君謝逋客”這樣語氣毅然決絕的句子，以致前人往往推斷文中寓有斥責貶抑的意味。清初最稱博學的顧炎武便直截了當地斷言，“孔稚圭《北山移文》明斥周颙”（《日知錄》卷十九《直言》）。稍后林云銘也持同樣的見解，認為“中間寫出周子趨名嗜利一段熱腸，可賤可恥，能令天下處士借終南為捷徑者無所施其面目”（《古文析義》卷十），闡說得更為具體明晰。盡管偶有學者也提出過一些不同意見，如明末張溥揣測文中所述或許只是“調笑之言”（《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孔詹事集題辭》），清人俞瑒稱許孔氏能夠“以韻語寫諧謔之詞意”（據趙俊玲輯著《文選匯評》，鳳凰出版社，2017年），但都因為語焉不詳而應者寥寥。

高等教育部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審定并頒布了《中國文學史教學大綱》，在評議這篇文章的內容主旨時，順理成章地承襲了前代的主流意見，強調“《北山移文》對于當代的假名士偽君子，作了尖銳的諷刺與抨擊，揭露了他們的丑惡面貌”（見該書第六章《南朝的作家與作品》第五節《駢文的發展與重要作家》，高等教育出版社，1957年）。組織編寫此書，“除供中國文學史教科書編寫的依據外，并在教科書出版前供各校講述中國文學史的參考”（見該書卷首《說明書》），毋庸贅言，在當時的研究及教學中，大家都必須嚴格參照遵循。參與起草這部大綱的復旦大學教授劉大杰，早在四十年代就撰有《中國文學發展史》，因視野開闊、見解新穎且文采斐然而名噪一時。在該書初版的南北朝部分（見該書上卷，中華書局，1941年），因為篇幅所限，并沒有專門議及《北山移文》。然而到五十年代中期著手修訂潤色時，為了說明六朝時期“退避山林的失意文人，喜愛自然”，劉大杰特意添上一筆，補充道“當代士大夫的這種動態，在孔稚圭那篇富于諷刺性的《北山移文》里，是反映了一點影子的”（見該書上卷第十一章《南北朝的文學趨勢》第三節《山水文學與色情文學》，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年），顯而易見受到過這部《教學大綱》影響。

高等教育部審定《中國文學史教學大綱》

與劉大杰同處一校的朱東潤，在六十年初受命主編高等學校文科教材《中國歷代文學作品選》，書中也選錄了這篇《北山移文》。由于在編注過程中“對近人研究整理注釋的成果頗多吸收采用”（見該書上編第一冊《編輯說明》，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1962年），因而在該篇的解題里毫無意外地仍然沿襲著同樣的意見，開篇就強調“本文諷刺隱士貪圖官祿的虛偽情態。全篇假設山靈口吻，斥責周颙，用擬人法寫山中景物的蒙恥發憤心情”（見該書上編第二冊“三國兩晉南北朝部分”）。但出人意料的是，就在這篇解題的最后竟然另有按語，指出唐代五臣注《文選》中呂向所述創作背景“不符史實”，并認為“本文是一篇游戲文章，其中所言周颙隱而復出之事，恐未必都有事實根據”。前后所言自相矛盾，似非出于一人之手筆，讓人讀罷頗覺突兀。

朱東潤主編《中國歷代文學作品選》上編第二冊中的孔稚圭《北山移文》

仔細覆按相關資料，確實可以判定這段與主流觀點迥然有別，甚至和自家立論也未能完全彌合無間的議論，應當出自參與此書編注工作的年輕教師王運熙。因為就在此前不久，他專門撰寫過一篇《孔稚圭的〈北山移文〉》（載1961年7月29日《文匯報》），說起自己“發現過去人們對這篇文章的內容和作者創作意圖的解釋，有可以令人懷疑之處”，為此做了更為深入周詳的考索。他發現唐人呂向對周颙仕隱經歷的介紹并不符合《南齊書》本傳的記載，而《北山移文》在鋪陳周氏出仕場景時又多有稱頌表彰之言。更有甚者，孔稚圭本人一直在朝為官，還曾率領同僚上表力薦隱士杜京產，希望他能夠“釋巾幽谷，結組登朝”（《南齊書·高逸傳·杜京產》）。既然如此，他為什么要對情況相仿的周颙大加嘲諷譏刺？這樣做又讓他本人何以自處呢？種種細節都再三表明，亦步亦趨地根據通行的意見來解讀這篇作品，實在多有捍格難通、無法自圓其說的地方。于是他繼續鉤稽尋繹《南齊書》中的相關記載，發現孔稚圭與周颙兩人在生活經歷、交游對象和性格特征等方面多有相近之處，據此大膽推論道，“《北山移文》只是文人故弄筆墨、發揮風趣、對朋友開開玩笑、謔而不虐的文章”，“對它的思想性不宜作過高的、不切實際的評價”。稍事比勘，不難發現《中國歷代文學作品選》里那篇題解中最后的按語，其實就是撮述了《孔稚圭的〈北山移文〉》一文的部分結論，只是點到即止，未能充分展開論述罷了。

王運熙《孔稚圭的〈北山移文〉》

在《中國歷代文學作品選》的具體分工中，王運熙雖然主要負責秦漢辭賦部分的注釋，但同時還協助主編朱東潤“看過全稿”（見該書上編第一冊卷首說明）。包括《北山移文》在內的三國兩晉南北朝辭賦、散文的注釋則交由另外兩位年輕教師徐鵬和顧易生來完成，不過王運熙和他們兩位關系相當密切。就在幾乎同一段時間內，三人分別從各自姓名中拈出一字，用“王易鵬”的筆名合力編注過一套《古代詩歌選》（少年兒童出版社，1961至1962年），彼此早有足夠的默契和信任。所以在審讀《作品選》書稿時，王運熙完全可以依據自己的最新研究，對徐、顧兩位所撰題解提出不同的意見，而不必顧慮他們會對此心生不滿，視為越俎代庖之舉。而在修改這篇題解的過程中，三人想必也曾反復交流，或許與主編朱東潤也有過商議。考慮到此書系“供綜合性大學、師范大學、師范學院中文系作為‘中國古代文學作品選’和‘中國古典文學史’課程講讀及參考之用”（見該書上編第一冊《編輯說明》），毫無疑問絕不能公然反對在那部《中國文學史教學大綱》里早就已經定下的論調，在反復斟酌、依違難決的情況下，只能一方面依然征引成說，另一方面則小心翼翼提醒讀者不能盲目信從，終致上下文之間不無齟齬。而在《孔稚圭的〈北山移文〉》一文里，王運熙就可以擺脫束縛，暢所欲言，通過抽絲剝繭般的逐層分析，最終揭示這篇名作的真正主旨。他后來曾坦言，“我一直喜歡寫單篇論文，不大喜歡寫有系統的教材一類的著作，因為前者便于以較精煉的文字發表自己的見解，無須為了表述得全面系統，說許多人家以至自己已經說過的話”，甚至還認為“一篇富有創見的高質量的論文，其價值要超過一部平庸的著作”（《漢魏六朝唐代文學論叢·自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他針對孔稚圭《北山移文》所做的研究，應該可以算是這番由衷感慨的最佳注腳。

王運熙先生追悼儀式上印制的紀念卡片

本文作者與王運熙先生合影（2003年）

關于這個話題，還可以略作補充引申。孔稚圭筆下的“北山”即今江蘇省南京市的鐘山，因其位于南朝京都建康城以北而得名。由于地理位置特殊，加之山上遍布各種寺院、道觀和學館，所以時常有帝王貴族過訪。居住在北山自然近水樓臺先得月，可以借機從容游走于山林和廟堂之間。王運熙在論文中已經提到過，根據《南齊書》及《南史》本傳的記載，周颙在為官時，“于鐘山西立隱舍，休沐日則歸之”，常在休假期間來山中休憩。這其實并非孤立的個案，在周颙前后都不乏相似的例子：劉宋時的名士雷次宗，原本“隱退不交世務”，宋文帝時“為筑室于鐘山西巖下，謂之招隱館，使為皇太子、諸王講《喪服》經”；梁代何敬容“久處臺閣”，因故遭劾，其賓客門生中有一位謝郁勸說他姑且“筑茅茨于鐘阜，聊優游以卒歲”，這樣就可以“令明主聞知，尚有冀也”（《梁書·何敬容傳》），仍能東山再起；梁代文學批評家劉勰早年寄居于鐘山定林寺，“依沙門僧祐，與之居處積十余年”（《梁書·文學傳·劉勰》），自謂“君子藏器，待時而動”（《文心雕龍·程器》），最后確實得以出山入仕。《北山移文》對山間隱逸生活的描摹雖然多有虛構夸飾，但也如實反映了這種特定的生活方式。就像劉宋時的隱士周續之所自詡的那樣，“情致兩忘者，市朝亦巖穴”（《蓮社高賢傳·周續之》），在當時人的觀念中，山林和廟堂之間恐怕并沒有涇渭分明的嚴格界限。就此而言，王運熙所做的細致考辨不僅揭示了《北山移文》的創作主旨，也有助于了解這種隱逸風尚的特殊性質。

2024年2月8日，時值運熙先生逝世十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