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過年了。

許多人張羅過年、拜年，比平日里還忙乎。近一兩年，一些年輕人“斷親”引起了輿論關注，這個人群這會兒大約不必操勞，清閑一些。

我們原本無需對“斷親”大驚小怪。人只身在外，若是多數親戚一年到頭才吃一次飯，關系冷淡下來，是自然而然。

只是，在互聯網上自稱“斷親”的人，憤懣不平的言論多。他們說，與親戚相聚總要被評頭論足，又卷入功名利祿的攀比；這些三姑六婆，“詢問背后不是真正的關心”。

但有年輕人不見親戚，稱不喜被人談論，又要把自己的故事都發(fā)網上去，讓人評評理、給些主意，拼作一副圖景來看，其實挺可怪的——在各種網站的夫妻、婆媳、妯娌吵架評理小組和板塊，熱評往往十分刻薄。沒幾個人到了互聯網上還講客套，而發(fā)問的人有時還注明：“求罵醒”——這種事，老家的姨媽也能完成。

家族與家庭內部的攀比，是學界多有討論的。我最近看到一種對于彩禮日益高企的解釋：學者閻云翔在1998年發(fā)表的論文里曾論證，彩禮也是多子家庭里兒子們之間爭取父輩財產的一種方式，是一種提前的“分家”。

該文還寫道，在他調研的北方農村，為了減少幾個兒子之間的爭端，有的老人干脆在他們結婚前就將財產分割清楚。這是一種老人的“斷親”，是面對攀比和競爭時，年輕人“斷親”的鏡像。

這種令人痛苦的攀比，很容易讓人聯想到做題家的成績排名，但另一方面，論年齡，“斷親”的人早已不是孩子，而是社會學意義上的勞動力；即便很多人還需要家里支援才能結婚，仍不可被認為是社會資源的接受一方，而是生產和傳遞的一方。

換句話說，這些年輕人抱怨長輩苛待他們的同時，若不尋求“斷親”，也有一雙社會的眼睛在審視他們是不是也苛待長輩，包括過年有沒有給錢。要是我們把敘事改為：大城市工作的年輕人不再與老家人來往，是不是立刻騰起一股上世紀八十年代文學的意思？

當年進城的門檻與實際含義與今日完全不同，當然，“揀高枝飛去”的故事哪里都有，也有可能是出于無奈。

荷蘭外交官羅爾·范德·維恩寫過一本《非洲怎么了》，里面講 “非洲式斷親”：在非洲一些國家，要是哪個人做生意發(fā)了財，他的親戚們就會涌出來，聲稱那生意也有自己的一份，打著他的名義再去做買賣，這導致非洲富人帶著資產移民成風。

但這不是多數人的故事。實不相瞞，作為一個生活態(tài)度與許多網友一樣擰巴的人，我自己實踐過“斷親”。若問我當時為何不與親戚往來，我也只好用一個孩子的口吻說，他們待我不好，但也許這并不是最重要的理由。

最近年關臨近，不由心里惴惴。我想的是：那種歡聚的場景里，別人議論我?guī)拙洌揖褪芰诵睦韨Γ钦l無心，誰有心？關于攀比失利、于家族無益，誰更感到“失了面兒”，看不開，不得解脫？

“洛陽親友如相問”，我能不能朗聲答一句，別的沒有，“一片冰心在玉壺”，我是否有這個膽略？

還鄉(xiāng)是富貴后才能搞的事。古往今來都是這樣。

“無顏見江東父老！”項羽說。

那么多討論現代性的書告訴我們，打量人、刺傷人的目光無孔不入、無處不在。這事除了不要在意，恐怕沒有第二味解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