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頡剛信中的“稼軒先生”與“少川女士”

李磊鑫

2024-07-04 10:05

來源：澎湃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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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頡剛書信集·卷三》收有一封書信，錄自顧氏底稿，為《顧頡剛書信集》中唯一未能明確收信人的信件，整理者題為《致□稼軒》，時限斷為1941年，照錄如下。

稼軒先生賜鑒：

前奉一月二十日大函，欣悉先生隨館遷鄉，安心工作，至以為慰。何日赴大理？近日有何新著作？均以為念。本欲即答，以剛公務甚冗，且值內子重病，心緒不寧，是用遲遲，幸見諒也。承詢鄙況，因患失眠病，恒終宵不寐，遍求醫藥，迄難痊復，加以血壓較高，身體日形衰弱，思之愴然，公私紛擾，又不好休養，奈何奈何！有勞錦注，銘感肺腑。少川女士來去匆匆，近聞又到重慶。剛居窮鄉，交通不便，不常進城，因之極少晤面，尊致一函，早經轉寄。貴館圖書季刊，諒仍在滬港出版，久未讀到，想入口不易。整理抗戰史料現狀如何，恐材料亦受交通限制矣。剛等在蓉發起中國邊疆學會，網羅各方人才，意欲使各同志有集中工作之機會，為近代邊疆研究作一綜合之結論，且為將來之研究辟一大道。夙仰先生對于西域、滇南并所注意，擬懇參加，藉承指導。茲寄上章程一份，乞檢覽是荷。專此奉復，順祝

著綏。

“稼軒”何人

“稼軒”是誰呢？翻檢《顧頡剛書信集》，恰好有一位“稼軒”，即陳鐸（大中國圖書局董事），稍加比對可知陳氏并不是這位收信人。此信解讀切入點在于“貴館圖書季刊，諒仍在滬港出版”一句。《圖書季刊》為一刊名，1934年3月創刊，由世界文化合作中國協會與北平國立北平圖書館合作出版，圖書季刊社發行。七七事變后《圖書季刊》暫停出版，1939年3月于昆明復刊，后又曾在香港、重慶、上海等地出版。顧頡剛此句“貴館”即指“國立北平圖書館”，“圖書季刊”即《圖書季刊》。

檢《圖書季刊》，內多次出現編輯人員一名，名為“稼軒”。《圖書季刊》創辦之初，由曾覺之、顧子剛、向達、翟孟生（R．D．Jameson）、謝禮士（Ernst Schierlitz）等五人組成編輯部。在昆明復刊后，中、英文本編輯工作明確分工，張敬、顏澤霮、萬斯年具體負責中文本編輯，中文編輯萬斯年，即字“稼軒”。

萬斯年（1908-1987），字稼軒，筆名棄疾，江西九江人。萬氏一生主要從事圖書館工作及編輯工作，同時長于研究文史，尤重于邊疆史、民族史，亦擅譯介日文、英文學術文章。萬斯年早年生平經歷不清，尚小明查閱檔案資料曾發現萬斯年曾在北京大學教授日本史，但表示其出身不詳，馬學良則指出萬斯年1932年畢業于北平大學法學院經濟系。據1934年出版的《國立北平大學在校學生及畢業生姓名錄》，萬斯年實為1931年度國立北平大學法學院經濟學系畢業。萬斯年于1931年進入國立北平圖書館工作，據《國立北平圖書館職員錄（1932）》，萬斯年時年24歲，為館員。此后萬斯年長期在北平圖書館參考組工作，為組員。1936年7月，中華圖書館協會第三次年會在青島舉行，萬斯年提交了“規定各類圖書館應用表格標準樣式、以供各館參考案”和“每年編印全國圖書館各項統計案”。

七七事變后，萬斯年隨館遷至昆明，除參考、編輯工作外，還主要從事少數民族文獻、邊疆史地文獻的收集整理與研究及抗戰史料收集工作。萬斯年曾在1946年11月至1949年8月間任江西省立南昌高級商業職業學校校長。1947年，萬斯年負責國立北平圖書館日本室工作，并在北京大學兼職講授日本史。建國后，他曾任北京圖書館日本研究室主任，兼在北京大學歷史系講日本史，后歷任社會文化事業管理局圖書館處副處長、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副研究員等職，另曾有中央民族學院圖書館顧問等兼職。

由于不明了萬斯年即萬稼軒、稼軒、棄疾，相關文獻整理出現了一些偏差。檢《顧頡剛日記》，記萬斯年最早在1937年6月12日，此后多有來談、通信記載。在昆明期間，顧頡剛與萬斯年時有當面來往。而顧氏日記首次出現“萬稼軒”名號則在1939年8月19日。《顧頡剛日記》索引中“萬斯年”“萬稼軒”分屬兩個詞條，應合并。也因不明了萬斯年即萬稼軒、稼軒、棄疾，有研究者指出，“為《圖書季刊》書評欄撰稿的著者署名有：禾子（黃侃）、海遺（牟潤孫）、梁隱（錢穆）……萬斯年、稼軒、陳夢家、魏建功、王重民等64名”，顯然將“萬斯年”“稼軒”當作兩人統計。又有研究者統計“既在《圖書季刊》‘論著（專著）’欄目，又在‘書評’欄目發文的作家有12位”，“謝國楨（2篇）、唐蘭（2篇）……萬斯年（6篇）……王重民（15篇）”。實際上萬斯年尚有署名“棄疾”的論著（專著）2篇，署名“稼軒”的書評3篇，相加后，他的總發文量達到11篇，僅次于王重民、張申府。

萬斯年

萬斯年主要的工作與研究業績

七七事變前，萬斯年在北平圖書館主要從事參考咨詢工作。他還協助向達編撰《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其本人是該刊編輯委員會的成員，同時也是作者。七七事變后，收集抗戰史料，收集、整理、研究少數民族文獻、邊疆史地文獻成為萬斯年的主要工作。顧頡剛信中“整理抗戰史料現狀如何”之問，是針對北平圖書館當時參與的一項即時性工作。為征集、保存、整理中日戰事史料，西南聯大與北平圖書館商議成立中日戰事史料征輯會，北平圖書館負責采訪、征集和初步整理，西南聯大負責編纂工作。史料征輯會由袁同禮、馮友蘭任正副主席，委員還有姚從吾、劉崇鋐、錢端升、傅斯年、陳寅恪、顧頡剛等，“參加工作者有萬斯年、鄧衍林、王育伊、戚志芬諸先生”。萬斯年在征輯會初期負責中文、日文采訪。北平圖書館與云南省圖書館交換戰事史料，具體負責者也是萬斯年。抗戰勝利后，萬斯年還曾受袁同禮之托主持史料征輯會文獻遷運回北平事宜。

平館遷滇后的另一項主要工作，是利用地利征購西南文獻、傳拓西南石刻，萬斯年于此貢獻尤大。1938年3月11日，國立北平圖書館委員會談話會在香港蔡元培宅召開，決定將征購西南文獻、傳拓西南石刻編入昆明辦事處工作大綱（1938-1939年度），萬斯年主要負責此項工作。萬斯年有兩大代表性搜訪。一是赴迤西（今大理麗江一帶）調查采訪。1941年7月15日，萬斯年離昆明前往麗江地區開始調查，費時一年半，“進行了地方文獻的搜訪傳抄、金石之訪察傳拓、東巴經典的訪購和整理、木土司遺跡之踏訪，以及明人真跡之搜訪照錄、滇中刻藏佛經之訪察等工作”，采訪收獲極可觀，萬氏《迤西采訪工作報告》述之甚詳。顧頡剛信中詢問萬斯年“何日赴大理”，指的應就是萬斯年何時出發赴迤西采訪文獻。二是合作采集云南武定那氏家藏彝族文獻。1943年，史語所馬學良在武定發現一批珍貴彝族文獻，因土司有出售西人之意，急致函史語所所長傅斯年。傅斯年與袁同禮商定由平館收藏這批文獻，袁同禮遂指派萬斯年親赴武定。萬氏孤身匆忙出發，冒涉暑雨匪警，幾經艱險到達武定。又經艱難工作最終購得“夷文即羅羅文寫經五百零七冊，夷文寫經卷子一軸，夷文刻經十五冊，夷文刻版十五塊，漢文檔冊十二冊”。這批文獻對于研究西南民族之語言、文化、歷史制度有寶貴價值。

在盡心搜訪材料之外，利用材料開展歷史考證研究和編纂目錄、整理文獻是萬斯年作為學者的志業。1940年，北平圖書館年度出版計劃提出出版“西南文獻叢刊”，包括方樹梅《滇南碑傳集》等九書。萬斯年為該書撰寫摘要，并在序言中分析碑傳的史料價值大體可分為五端，“一，移民的史跡；二，社會制度的記述；三，姓氏的變更；四，文獻的著錄；五，習俗的記載”。他強調收集、利用氏族傳志資料與精做考證的重要性，“倘將碑傳、年譜、專傳、族譜……關于吾國氏族傳志研究之一系列文獻，有系統的，大規模的搜集，作精密的研究，則所獲之多，當不僅在氏族史方面。倘讀者以為根據碑傳，且可研究墓志傳記之體例，而仿清代梁玉繩、吳鎬等所為，則碑傳之研究價值，且超越于史學范圍之外了”。

平館1940年度第二條出版計劃是印刷館藏目錄，包括續編西南方志目錄、叢書目錄等。萬斯年在編制出版專題書目方面的代表作品有1941年編成的《國立北平圖書館西南各省方志目錄》，該目收西南五省方志640余種，8100余冊，革新編目方式，按省分卷，分通志、合志、縣志、別志四編，附注簡要說明各地的隸屬關系及沿革情況，依次著錄名稱、編纂者、版本、冊數等。1945年6月，萬斯年編撰的《國立北平圖書館近年入藏方志簡目》在《圖書季刊》刊載，該目增入了他在1941年后所采集的部分云南方志，共收錄25個省的方志，530余種，5000余冊。

在昆明時，萬斯年兼具圖書館員、編輯、學者身份，善于搜集材料、有能力訪求材料、有條件接觸材料，也是五華文史研究會等學術組織的會員，遂與在滇文史學人頗有交道。白壽彝在《咸同滇變見聞錄》序目中提及，“既至昆明，留心訪問與文秀有關之遺文軼事……萬稼軒先生、沙元先生又各以所有惠贈借抄……予因從而校寫成書”，“校寫，始于二十八年冬。時袁守和先生、萬稼軒先生給予之鼓勵至多”。顧頡剛在信中邀請萬斯年參加成都中國邊疆學會，并有“夙仰先生對于西域、滇南并所注意”之語，這指出了萬斯年在邊疆史、民族史上的研究側重，也體現了顧氏對萬斯年學術水平的肯定。

萬斯年對于滇南的關注前文已頗多論及，而在顧頡剛寫信時，萬斯年對西域的注意除了反映于《西域聞見錄之版本與著者》等論文外，更較多反映在譯介上。萬斯年一生翻譯作品較多，其至少精擅日語、英語，翻譯題材多為海外漢學著作。1935年，向達在其翻譯的斯坦因《西域考古記》書后曾寫道，“譯成后，承友人萬稼軒（斯年）先生取原書仔細加以校勘，又改正不少的錯誤和遺漏”。萬斯年的譯介對于傳遞學術動態起到了重要作用。他翻譯的內藤虎次郎《三井寺藏唐過所考》，為研究漢唐過所的重要參考資料。翻譯的玉井是博《敦煌戶籍殘簡考》是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古代戶籍的開端之作，對敦煌學研究有極大價值。黑田源次的《中央亞細亞出土醫書四種》1935年由萬斯年譯介，王重民后又在神田喜一郎處看到了武內義雄關于唐鈔本韻書及印本切韻斷片的論文，他在《跋中亞出土〈劉涓子鬼方〉》中希望“萬先生更轉武內論文為漢語，以先饗讀者”。萬斯年也照單領受，翻譯的《唐鈔本韻書及印本切韻之斷片》刊于《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第十卷第五號。萬斯年翻譯的日本學者介紹、考證唐代文獻的文章七篇后輯為《唐代文獻叢考》。

萬斯年在建國后曾與陳夢家一道補訂萬國鼎的《中國歷史紀年表》。陳夢家曾提到：“國鼎先生……分不出時間來修訂年表……我乃約請了萬斯年先生共同參加修訂工作……這一小冊的重版，除了萬國鼎先生的原編以外，很多得力于萬斯年先生的細心補充和改作。”至于具體負責部分，“‘歷史年代總表’，據原編加以改訂，漢以前的由我（按：陳夢家）改動，漢以后的是斯年先生所改”，“在下編中……‘秦以后主要朝代年表’是斯年先生編作的。其他各表也經斯年先生據原編加以改訂補充。為了查考原書他費了很大的工夫。最后的索引，由戚志芬先生（按：萬斯年夫人）加以修正和補充，增加了不少”。

“少川”女士為何人

繼續解讀原信，顧頡剛提到“少川女士來去匆匆，近聞又到重慶”。此處明言“少川”是一名女性。查《顧頡剛日記》，僅有“林少川”一人名，但并未標明其為女性。好在1949年5月4日，顧頡剛有記“翻林少川《新疆行》”，5月31日又記“為林少川修改其新作《新疆行》一卷半”。有《新疆行》書名，則“林少川”的身份已然清晰，她就是林鵬俠女士。

林鵬俠（1907-1979），原名林淑珠，出生于福建莆田。其父林心香于20世紀二十年代辭職下南洋，后成為新加坡橡膠大王。1925年，林淑珠前往美國留學，1928年在芝加哥大學取得經濟學學士學位。1929年她又前往英國學習航空技術，立志成為一名飛行員，于1930年畢業。林淑珠將自己的名字改為林鵬俠，字霄沖，取“鯤鵬展翅沖云霄，行俠仗義平天下”之意。學成歸國之后，她被稱為當時中國“惟一女飛行員”，名動一時。淞滬抗戰爆發，正在新加坡的林鵬俠奉母命歸國“服務戰地”，但抵達時戰事已止。1932年11月，為對成為戰略后方的西北多做了解，同時一女子“如作西北壯行，尤能打破國人畏難之心理，則所助于國家開發西北者，其效匪淺”，林鵬俠開始了對陜、甘、青、寧等省的半年考察。東歸后，林鵬俠將考察日記整理成《西北行》，書中留下了記述當時西北地區情形的寶貴歷史材料，也留下了她提倡開發西北、強調西北對于抗日救亡重要性等見解。

林鵬俠愛作男裝打扮，行動上自我要求與男性一較高低，“倜儻豪爽，允文允武，宛如當年秋俠”，具有三個醒目的身份標簽——女飛行家、只身探險西北的“奇女子”、社會活動家。1934年，林鵬俠作為冒險精神的代表，與宋美齡、何香凝、丁玲、胡蝶和倪桂珍被新聞界評為標準女性。同年，上海婦女協進會成立，林鵬俠為發起組織者之一。西北行后，林鵬俠繼續四處宣傳抗戰救國、開發西北，并加入民盟當選為民盟中央委員。1936年，林鵬俠與妹妹林蔭民創辦《莆田新報》（《福建新報》）。她還曾在家鄉創辦了莆青中學，任校長。1938年，沈鈞儒等發起成立戰時兒童保育會，林鵬俠亦名列簽名發起人之中。林鵬俠一直欲赴新疆考察，但多次嘗試都未能成行。1948年夏，林鵬俠赴新疆考察，遍游天山南北，“歷時凡一載”。但1949年4月27日林鵬俠就已在上海拜訪顧頡剛，5月4日顧頡剛見過林鵬俠后就在翻閱《新疆行》，林鵬俠這次考察結束至少也應在5月前。

1933年《良友》評選出的“標準女性”

顧頡剛與林鵬俠（少川）相識很早，1933年5月27日燕京大學同人迎接林鵬俠，顧、林曾同席，顧氏當日日記說“林鵬俠女士只身調查西北……中原女子至青海者第一人也……賀啟蘭女士小楷精絕，兼能繪事……一日而得見兩才女，何其幸也”。《新疆行》整理者據《新疆行》顧頡剛序，言“現代著名歷史學家顧頡剛先生在1948年夏與林鵬俠結識于蘭州”，顯然有誤。顧氏對林鵬俠的評價很高，1934年，他已評林鵬俠、劉曼卿、譚慕愚為女界三杰。林鵬俠也是顧頡剛屬意的邊疆工作可用人才。顧氏曾親自為林鵬俠修改《西北行》，連劉起釪為《西北行》寫的序也認真修改。林鵬俠完成對新疆地區的考察后，將考察新疆時所記之日記編輯整理，定以《新疆行》書名，書稿后送顧頡剛審閱，顧氏記錄為林少川修改《新疆行》多次，直至1949年8月9日改完全書。從現有材料來看，似乎后來人都不知林鵬俠有“林少川”一名，顧頡剛“少川女士”這一稱呼很獨特，或是研究林鵬俠的一個搜索方向，《顧頡剛日記》索引中的“林鵬俠”“林少川”兩個詞條也應合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