備受關注的上海市第十六屆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日前揭曉，每屆的“上海哲社獎學術貢獻獎”尤其引人矚目，該獎項用于表彰對學科建設、學術發展作出重大貢獻，在學界享有廣泛影響和崇高聲譽的上海學者。其代表性成果須在理論研究上有創新，在學術研究上有創見，在學科建設上有建樹，在現實生活中有意義。

第十六屆“上海哲社獎學術貢獻獎”授予四位學者：復旦大學教授孫關宏，復旦大學教授周振鶴，上海外國語大學教授朱威烈，上海師范大學教授朱瑞熙。

自2004年開設以來，學術貢獻獎每兩年評選一次，截至目前，僅有38位專家學者獲此殊榮。

澎湃新聞特別邀約拜訪學術貢獻獎獲得者、其弟子及獲獎者的學術朋友圈，望可概述各位老先生的學術生涯、治學經驗及學術思想。以饗讀者。 

周振鶴久已不接受媒體采訪。想來，自恢復研究生招考，因緣際會走上歷史地理研究之路，繼而成為中國首批兩名文科博士之一，乃至跟著導師譚其驤讀書的一系列經過，他本人早已著書記述，并在不同場合講過多次；這四十年間的各種論文著作、報章隨筆，更是現成的史料。

周振鶴關切文化與社會生活，爬梳不同時空的政區和制度，更著眼于文化接觸中的演變。如果說他的學術成果本身也是文化與社會生活的一部分，那么，這種傳播和反饋本身，才是最令人快意的。

復旦大學教授周振鶴

港口與島嶼

1941年，周振鶴出生于廈門鼓浪嶼。其父是無錫人，或因從事百貨批發，自然關心貿易可達之處，連帶著思考國家大事，會在地圖上指出，某某地為俄國、英國所占。

因為父親通達，從5歲入小學起，直到17歲高考之前，即便成績不甚理想，周振鶴也沒感受到任何壓力，下課便去公園踢小足球和閱讀大量課外書。得益于能夠暢游知識之海，發展出學習的能力，在廈門一中讀初高中期間，他的成績越發進步，最后已是前三。

那時是1958年。決定錄取結果的不止是分數。周振鶴高考第一志愿是同濟大學建筑系，卻錄取到一所考試前沒公布過名字的學校的采礦專業。向往的是地上的設計，卻轉而研究地下的構造，日后所從事的歷史地理恰在當中，實則皆與廣義的地學有關。

后來得知，該校名對應福建省內要興辦的工科院校，但并未實際辦起來。周振鶴與其他被錄取為礦冶系的學生，寄讀于廈門大學一年半后，又遷到剛成立的福州大學。

在廈門大學，周振鶴感到高等數學、普通物理與普通化學等課程老師皆很強。尤其是，在圖書館，他遇到物理老師來借書，卻是馬克·吐溫的原版小說，而非理工科專業書。周振鶴對此記取一生，多年后總結道：“一個人應該如何看待知識，正是受著這樣潛移默化的影響的。”

人類文明用以溝通的語言，即連接不同地域的媒介，也是周振鶴自小的興趣所在。17歲的周振鶴拜訪俄語老師時，問到何謂“犬儒主義”。老師從家中架上的大英百科全書中抽出一冊翻開，邊讀邊翻譯給他聽。無需先查漢英詞典，知道英文是“Cynicism”，才找得到這個條目。提問的少年受到極大觸動。“也許正是在這樣的環境下，形成了我從年輕時候起就將學識看得比其他任何東西都更重的思路。”廈門大學期間，周振鶴還旁聽了半學期日文短訓班，為以后學日語打下了基礎。到了福州大學，他又讀了許多外文新書，一套日文版的百科全書就讀了許久。

而福州大學的專業課也很有幫助。“老師上課盡心盡力，以教好學生為要事，心無旁騖”。這讓周振鶴獲得了思維的磨礪與知識的積累，無疑為日后的歷史地理研究埋下草蛇灰線。“理工科這種訓練，可以讓人的腦子有基本的邏輯思維，條理清楚。一寫文章就起碼不會說胡話，尤其適合做歷史地理的考證工作。”

但當時誰能想到，二十年后，在研究生復試考卷上，會出現“假整合”的名詞解釋題，周振鶴對這一地質學名詞成竹在胸，其他文科學生很可能不懂。又過了數年，周振鶴做博士論文時，工程設計方案比較法，成為他“遇到文獻不足征時，如何設想幾種歷史可能性，最終確定其中一種可能性最大時的啟迪”。

或許，這些經歷正可作為他日后所說的“歷史是無用之用”的注解。

1963年，周振鶴從福州大學畢業，被分配到湖南煤炭局，先后在馬田、岳陽的煤礦做了十五年助理工程師。

1977年底，傳來研究生招考制度恢復的消息，但直到1978年春天，放寬年齡限制，他才有資格報考，又直到報名截止前十天，才從煤礦申請到推薦信。初試考前，周振鶴到長沙湖南省圖書館借閱過內部發行的八開本《中國歷史地圖集》，當時更想不到其主編譚其驤會成為自己的導師。

譚其驤先生為周振鶴教授題字

古漢語是周振鶴的強項，中國地理也較熟。因此，在復試中，周振鶴即便不知《水經注》，也能依據其中文字，準確無誤地畫出河流之間的關系圖；而到了口試階段，為說明自己對專業的興趣，周振鶴對王伯祥《史記選》的注釋做出商榷：泰山和華山實際在中原地區的東西兩邊，“左河濟，右泰華”中的“泰華”，若解釋為“泰山和華山”，似乎句意不通；結合《山海經》中的句子，“泰華”是指“大華山”，因為邊上還有少華山。

譚其驤先生對這些回答相當滿意。周振鶴自此真正開啟了讀書做學問的道路，幾天前還在小山溝里挖煤，一下來到校園里，早上上課時熙熙攘攘、人頭攢動的“南京路”，與同樓的研究生同學相互串門切磋。而他這一路還要走得更遠，或考察或訪學，從1980年的內蒙古與山西，到1982年的天山南北與莫高窟等，再到1986年的全球旅行，眼界與見識自然隨之增長。多年后，周振鶴諸多足跡所至之處，更與藏書和資料收集有關。

譚其驤先生和周振鶴（右一）

要開放和交流，才有深入創造的可能性。研究生復試時，周振鶴與游汝杰恰好住在政肅路招待所同一房間，皆對方言有濃厚興趣，談得十分投機。游汝杰是溫州人，同年考入復旦大學中文系語言專業，從此又成為同樓鄰居。二人自1980年起，合作發表一系列語言與文化關系的論文。頭一篇是關于古越語地名的研究。1984年又合作發表《方言地理與歷史行政地理的關系》與《方言和文化史研究》。1986年，二人合撰的《方言與中國文化》出版，涉及包括中日歐語言接觸等多方面文化與語言關系問題，并首次提出文化語言學概念。

說來《方言與中國文化》的出版，還在周振鶴的博士論文《西漢政區地理》之前。或許，這正是港口出生長大的人，憑借天然的興趣而進行的探索。研究語言尤其是方言，乃至背后的文化交流，實則關注地方與人本身的境遇。

語言是研究者自身擅長的工具，也是有聲有色的證據。興趣一直牽引著研究。1998年，周振鶴隨筆與論文并收的《逸言殊語》出版。全書內容均與語言研究相關，尤與語言接觸關系最大。

以此觀之，因其時代風潮恰在這一關切之上，晚明大約是周振鶴較為偏愛的歷史時期。當時沿海一些地方獲得向海洋發展的空間，相應的文化交流增加；游歷山川一時成為風尚，文人的精神世界也更為豐富務實。這類例子太多。比如，在《以農為本與以海為田的矛盾》一文中，列舉民間與航海有關的事業時，周振鶴提到：“福建的漁民甚至移民至浙江沿海進行捕魚作業，以至于今天浙江東南沿海地區還有范圍不小的閩語區。至于福建民間南下的航海活動，在明朝后期就已經相當繁盛，甚至有長住南洋者。”而在《從明人文集看晚明旅游風氣及其與地理學的關系》一文中，周振鶴總結道：“正像地理大發現時代，使西方地理學躍遷到一個新境界一樣，明代的旅游風氣直接催生了地理學的獨立。”

但周振鶴也感慨，以上或只說明局部民間活動所能達到的局限，或只是一時之風氣而未能延續。“晚明的部分知識分子由于受到西學的影響，明白了由中國與四夷所構成的天下觀的缺陷，接受了中國只是萬國之一的世界觀。但這種認識在清代同樣又中斷了。”周振鶴在《晚明中國地理學近代化的兩個表征》中說道。

與語言一樣，映照世界觀的地圖，也是相互觀照的證據。上文中，周振鶴指出，晚明知識分子世界意識的產生，并非來自自身的冥思苦想，而只緣于看到了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所繪制的世界地圖。“后來翻刻了利瑪竇世界地圖的馮應京發出這樣的感嘆：‘無遠弗屆，是耶非耶？’”“而梁啟超要遲到清末從北京會試回粵，途經上海，買到徐繼畬的《瀛寰志略》，才知道世界有五大洲。”

2002年，在羅馬某教會圖書館，周振鶴讀到四百年前某耶穌會士在呂宋所著卡斯蒂利亞語與閩南語對照字典稿本，尤感親切。卡斯蒂利亞語是西班牙的方言。當時漳泉“上通京國，下通百越”，閩商主導了華商與荷蘭人、西班牙人的貿易。而借書單顯示，百余年來，讀此書者僅六人。他為此嗟嘆許久，多年后又撰寫了《晚明時期中國漳泉地區對呂宋的移民》。

港口此消彼長。周振鶴對更多港口也投以相當多的關注，大上海自然格外重要。僅近年，周振鶴有關上海的論文就有《中國洋涇浜英語的形成》《城外城——晚清上海繁華地域的變遷》以及《上海外灘地區的歷史景觀變遷》等。有關其他港口的論文，還包括《早期西方地圖中澳門地名與標注方位的謎團》等。

這類文化接觸的研究，也意味著更多遺存發現。在《朱子學與陽明學在晚明中國和朝鮮的交錯交響》中，周振鶴說：“古人有云：禮失求諸野。核心地區的文化是不斷發生變化的，這種變化會對周邊地區發生影響，但這種影響是要有一定過程的，于是在共時的平面上，核心地區與周邊地區的文化景觀就呈現出新與舊的強烈對比。所以，在核心地區已經消失了的文化必須到周邊地區去尋找。”

2007年，周振鶴在日本佛教大學東洋史關系學科開設課程中，發現西川利文教授的兩門：“王國維論文選讀”，“周振鶴論文選讀”。而西川教授與自己素昧平生。

而這也可視為一份重要的互文。 

深耕或游牧

1987年，周振鶴的博士論文《西漢政區地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譚其驤先生在它的序言中寫道：“無論哪一位大師，至少對西漢郡國級政區變遷這一方面所取得的成就都趕不上這本書。”

這樣的成就是深耕的結果。這部《西漢政區地理》，連同其碩士論文《西漢諸侯王國封域變遷考》，最初都建基于周振鶴入學不到一年時所寫出的文章《西漢長沙國封域變遷考》。該文章在事實上將傳統的政區變遷研究，從以朝代為尺度提高到以年代為尺度的水平，也決定了他之后始終將政治地理作為最主要的學術方向。

問題的開啟看似尋常。長沙馬王堆漢墓發現以后，即使著名的歷史地理學家著文談長沙國封域時也只以《漢書·地理志》所載九縣為說，而周振鶴卻以為馬王堆漢墓墓主下葬時的長沙國封域比《地理志》所載范圍至少大了兩倍。

根據周振鶴的自述，譚其驤并不急于要求作題目，而是讓大家認真閱讀史學原著及前賢著述。周振鶴自覺從外行入門，便從閱讀《史記》與《漢書》開始，接著就直接去研讀錢大昕的《廿二史考異》。“未曾想就在人人習讀的《史》《漢》里，發現了可作歷史地理研究大題目的可能。上半年，根據錢大昕發現的推恩令的實質，推測了一個小侯國的地理位置，下半年，則進而寫了《西漢長沙國封域變遷考》，于9月份送給譚師審閱。”

而這一類不同意見能夠被提出，才最為重要。“譚師對我們最重要的教育并不是照本宣科地上課，而是以閑談的方式進行學術漫游式的引導。這種無為的教育方式使我終身受益，形成了自由獨立的學術思想，不唯書，不唯權威，只唯事實的慣習。”周振鶴在回憶中提及。

撰寫碩士論文期間，周振鶴對漢高帝十二年的十個諸侯王國封域在西漢一代的變遷過程進行逐一考訂。該論文解決了自清代乾嘉學者以來未曾解決的西漢二百年間最復雜的地理沿革問題。而博士論文《西漢政區地理》，除完成西漢一代政區地理研究外，另作附篇以申楚漢之際的地理形勢，此后“政區地理”成為正式的學術概念。

周振鶴博士學位證書。

周振鶴博士論文答辯是1983年8月13日。他自此成為全國最早的兩名文科博士之一，繼而留校任教。1986年，周振鶴發表《秦漢宗教地理淺說》，是國內最早的歷史宗教地理論文。1988年，《從北到南與自東徂西——中國文化地域差異的考察》發表，闡述歷史時期中國文化地域差異的基本轉折。

1989年末，周振鶴隨譚其驤到昆山參加由民政部組織召開的行政區劃研討會，這是40年來由中央政府主導的首次與行政區劃相關的學術會議，時任民政部副部長張德江到會發言，并在會間征詢對政區改革的意見。1990年，周振鶴在《中國民政》刊登《關于行政區劃改革的幾點思考》，自此之后，六七年陸續發表意見相近而逐漸深入的文章，對地改市、市管縣與整縣改市表示不同意見。

也是在1990年，《體國經野之道》一書出版。該書日后多次再版。此前國內并沒有人寫過行政區劃變遷史中的特點或規律。周振鶴為此花了一年多讀書思考，中國文獻從先秦典籍到各正史有關歷史地理的內容都盡量涉獵，同時閱讀了許多西文與日文的政治地理著作，從而悟出：應從政區層級、幅員與邊界三方面作為基本脈絡。而書中所總結的規律，如“山川形便”與“犬牙交錯”的兩大劃界原則，后來成為歷史地理學界的共識。其中，運用的一系列政治地理術語，也成為學界通用的基本概念。

周振鶴認為：“不妨從具體而微的事做起，利用中國古代文獻這一豐富資源，從中發現歷史時期政治過程與地理環境的關系，提煉出自己的政治地理觀點來，以體現政治地理學這門學科的中國面貌。”這是他寫作《體國經野之道》的初衷。

歷史地理的爬梳研究過程務求嚴謹。多年后，周振鶴的演講訪談錄以“行不由徑”為題，正是申明一向做學問的態度。他也對當代人的基礎工作提出要求。在《存史應是評判方志質量的主要標準——評<黃浦區志>》一文中，周振鶴說道：“資治就是以史為鑒，如果方志里所保存的不是真實的史料，或者沒有什么史料而只是一大堆空話，那又如何起到以古鑒今的作用呢？編排有序，篇目完善，體例嚴謹，對方志而言都是必不可少的要求，因為只有達到這些要求才能使方志有可讀性，使讀者容易發現自己所需要的資料。但這些要求都要建立在材料豐富的基礎上才有意義。”

這類基礎性工作，周振鶴本人也一直在推進。1990年，周振鶴在《文匯報》發表《明年是上海建城七百周年》一文，提出上海建城標志年為1291 年 ，經過討論與爭議，基本為學界所認同。到了1999年，周振鶴主編的《上海歷史地圖集》出版。這是上海第一部歷史地圖集，也是城市研究者必備的參考書。

近年來，周振鶴又帶領青年教師和學生，對這部地圖集進行新編。他從道契地塊的景觀復原中得到靈感，試圖結合道契、年鑒、行名錄等，運用GIS等新的媒介技術，重繪上海的街巷里弄。“一方面展示歷史地理學方法論的具體運用，更重要的是通過這一復原工作來深入了解上海城市發展的內在理路。”這無疑是要為城市找出更為精細的歷史斷面。

正是橫看成嶺側成峰。周振鶴用這句話來形容自己召集和主編的《中國行政區劃通史》。“每一本就是一個斷代政區地理，但是連起來就是一部《中國行政區劃通史》。”但也許對一代又一代的學人也是如此。

也正如周振鶴對《中國行政區劃通史》編撰過程的闡述：“每一步的考證，每一句話的寫作，每一章節的分布安排都是‘行不由徑’。”

周振鶴主編的《中國行政區劃通史（修訂本）（13卷18冊）》2017年由復旦大學出版社出版。

這部十三卷的《中國行政區劃通史》，自2007年第一本出版，2016年全書出齊，2017年推出修訂版。依照人民網的評價：“不僅是中國第一部大型行政區劃變遷通史，也是繼譚其驤主編的《中國歷史地圖集》之后在政區地理研究方面最為重要的學術成果，將我國歷史地理學研究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度。”

2016年6月18日，周振鶴在“中國近代甬商在滬經濟活動研討會”上發言。    

學術研究首先是求真

買書是周振鶴的一大樂趣。在《藏書不樂》中，周振鶴自稱不是藏書家，因為自己買書是為閱讀和利用，而不是為了收藏。倘若非得這樣說不可，那無疑，他的藏書是自成一家。珍稀版本固然是好，但關鍵還是內容。他推重鄭振鐸的做法，留下罕見的、有利于保持文化的書。

無論走到全球哪個城市，周振鶴總要去舊書攤逛逛，以搜羅其中有用者為樂事。如今品相好、人人喜歡的那一類書，日益成為投資性質的文玩。而周振鶴所買下的書，許多都是“圖書館不收、藏書家不重、目錄學不講”的資料。如果認為有用，則更是“不論版本、不問品相、不求全帙”。 

周振鶴在家中。

或許可以說，周振鶴所認為的有用，其深意在于留存文化傳播流變的印記。其中，免不了新聞書報，乃至更多種類的媒介。比如，2001年，周振鶴發表《圣諭、圣諭廣訓及其相關文化現象》，其材料正源于他于海內外搜到的相關詮釋書籍，而后又因資料大量增多而加以增補。又比如，2005年，周振鶴所編的《晚清營業書目》出版，從中可見西學在晚清的流行程度，了解社會思潮全貌，而該書材料皆匯集自平常所收集之單張招貼廣告，頗為難得。林林總總，還有許多。

如果說新聞是歷史的草稿，那么過往在報章發的文章，也可作為未來的研究材料。周振鶴也不吝進行公共討論。自1980年代末起，便應報紙雜志之約撰寫學術隨筆。1990年代在《讀書》上發表隨筆多篇，后結集編成《隨無涯之旅》一書，1996年出版。2004年，應邀為《東方早報》開一談雜書之小專欄《故紙堆》。2005年為《新京報》寫時評專欄，取名《天行有常》。這些文章后來也都收入不同的集子出版。

前面似乎說的是“有用”。但這里所指的用處，是需有力支撐求真的過程，至于求真本身，更像是原初的基石，不帶有一定的目的。在《<幾何原本>的文化史意義》中，周振鶴便指出，徐光啟更強調的是這本書“不用為用，眾用所基，正可謂萬象之形囿，百家之學海”的功能，而不在于實用目的。

在《歷史學：在人文與科學之間？》一文中，周振鶴先生講的就更清楚了：“學術研究應該首先作求真的工作，而不先問其有用與否。雖然研究應該有為現實服務的必要，但如果只單純強調致用的目的，而忽視為學術而學術的追求，其結果必然使學術的正常發展受到阻礙，而流為對癥下藥的技術性小道。15世紀以來中國科學的發展落后于歐洲，未始不是過分追求實用目的的結果。”

“有些學術的發展看來似乎倒退，其實卻是迂回前進。哲學從本體論到認識論又到語言哲學的發展過程，正是這一情形的反映。中國經學的發展有兩千年的歷史，但到清代卻出現了注重小學的回歸， 一切從識字始，如果字識錯了，過去對經典的闡釋就不但等于白做，甚或比不做還壞。”周振鶴在前文中還說道：“其實任何歷史研究的前提都是恢復歷史原貌，問題在于你所復原的是否為真實的面貌。”

（本文參考文獻：《隨無涯之旅》、《體國經野之道》、《周振鶴自選集》、《長水聲聞》、《看山是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