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闐史叢考》（增訂新版），張廣達、榮新江著，上海書店出版社，2021年10月版，478頁，138.00元

《唐宋于闐史探研》，榮新江著，甘肅教育出版社，2023年3月版，310頁，98.00元

一

1900年12月25日，受雇于英國政府的匈牙利探險家斯坦因（Aurel Stein，1862-1943）是在新疆和田丹丹烏里克遺址一組坍塌的建筑物里度過的。丹丹烏里克是維吾爾語音譯，意為“象牙屋”，或許是當地老鄉出于目擊所見地貌特色的臨時命名。這里如今隸屬于新疆和田地區策勒縣，南距策勒縣城約九十公里，位于塔克拉瑪干沙漠腹地。斯坦因抵達這里之前，已在沙漠中行進多日。

斯文 ·赫定手繪丹丹烏里克遺址

丹丹烏里克遺址歷史實景（來自網絡）

丹丹烏里克遺址地理位置示意圖，《丹丹烏里克遺址：中日共同考察研究報告》

丹丹烏里克D.IV-V遺址，（ Ancient Khotan, pl.XXVI）

出土于D.IV遺址的“鼠王像”，（ Ancient Khotan, Ant.LXIII）

盡管斯坦因到來之前，已陸續有本地“挖寶人”造訪這里，1896年初瑞典探險家斯文·赫定（Sven Hedin，1865-1952）也曾于此短暫逗留。但比起先行者，斯坦因的工作更為徹底。就在當天，斯坦因清理出一座回字形佛殿（D.IV）及與之相連的一處屋宇（D.V）。在佛殿之中，他掘獲了兩塊畫著神像的木版畫，其中一塊較大者，便是后來頗受關注的“鼠王”像，恰可呼應玄奘《大唐西域記》中于闐王國曾為老鼠大軍所營救的傳說。以玄奘為引導者和保護神，且早已將《大唐西域記》熟記于心的斯坦因，目睹此情景可想而知是何等激動。此外，他還在屋宇遺址中發現了胡語和漢語文書。斯坦因一眼認出那些“類似草書婆羅米（后來被認定為于闐文）文書”與此前英籍德裔梵文專家霍雷恩博士（A. F. Rudolf Hoernle，1841-1918）處理的關于英國所藏若干件中亞古文書是一樣的。

霍雷恩處理的文書，是1892年起英國駐喀什噶爾領事馬繼業（George H. Macartney，1867-1945）從和田的一名阿富汗商人巴德魯丁手中購得的。霍恩雷得到包括這件文書在內的十件漢文文書后，根據其中的地名信息，推測它們來自和田東北沙漠中的丹丹烏里克遺址，對于這批胡語文書的年代，霍雷恩認為是在公元八世紀。斯坦因這一天的掘獲，印證了這一結論——他在同一地點、相同條件下發現了和胡語文書混在一起的漢語文書，有明確紀年，處于公元781-787年之間。

斯坦因看來，自己當日掘獲的漢文文書和馬繼業購得的幾件文書，外觀和字體都非常相似，其內容無外乎官府與百姓之間各類事務的往來溝通，比如百姓為免除賦役提交的申請書，或上級機構向地方行政部門征收物資的函件，還有撥付某村維修房屋貸款的公文等，而斯坦因當日所得的其中一份漢文文書，有確切紀年——大歷十六年（781）二月六日，是一份涉及借貸糾紛的文書（原始編號D.v.6）。

原始編號D.v.6文書，（ Ancient Khotan, Mss. CXV）

這無疑是令人振奮的發現，斯坦因說，“這幾件有趣的發現物，伴隨著陽光燦爛的時刻，驅散了夜晚的酷寒，使我愉快地度過了圣誕節”。在丹丹烏里克逗留的十多天里，斯坦因調查和清理出十七座建筑遺址（編號為D.I-D.XVII），獲取大量古代文書及木版畫、雕像、壁畫等出土品，成為他第一次中亞考古探險最重要的收獲。甚至幾年后回到倫敦撰寫考察記時，當時的振奮之情再度降臨，他寫道，“我有時不敢相信，遠在南方和西方關懷著我的朋友們，如何能明白，當我回憶起在那荒涼寒冷的沙漠中度過圣誕節的情景時，心情是多么歡樂”。

二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西方探險家在和田地區的考察所得，多入藏于歐洲各大博物館、圖書館等機構，相當長的時間里，是歐美學者和少數日本學者的研究“專利”；中國學者正式“入局”并參與討論，要到上世紀八十年代初葉才開始。具體對于上述和田地區出土的漢文文書而言，1988年或許是一個值得注意的年份。

1987年春，受東京大學池田溫教授的邀請，北京大學張廣達教授前往日本訪問三個月，在此期間，他完成了直到今天仍然為學界廣為引用的名文《唐滅高昌國后的西州形勢》，刊于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主編的《東洋文化》第六十八號（1988年），這篇文章系統全面地考察了高昌國轉變為唐西州后方方面面的變化，文末簡要提及西州以西塔里木盆地周邊地區的情形，指出當地出現了“一種胡漢結合的軍政體制”。

這一提法，張廣達特有所指，答案即同年發表于《新疆社會科學》（1988年第1期）、與榮新江合撰的《〈唐大歷三年三月典成銑牒〉跋》一文。這份牒文即是霍雷恩從馬繼業處得來的其中一份漢文文書，是六城質邏的基層工作人員成銑起草，刺史簽署的一份公文：公元768年，即唐朝大歷三年，住在毗沙都督府轄下六城州的杰謝百姓，因無力繳納當年賦役，特別向當地的鎮守軍提交了一份于闐文寫成的申請書，之后不久，鎮守軍將這份申請譯成漢文報告給上級于闐鎮守使，鎮守使繼續向駐守在于闐地區的四鎮節度副使打報告；節度副使閱后批示，當年賦役可推后至秋收時再繳，并將意見下發六城質邏刺史，同時也抄送給了六城鎮守軍。該文對這份牒文的歷史學信息進行了全面分析，并明確將丹丹烏里克遺址定為唐代安西四鎮轄下的于闐杰謝鎮。

上元二年（674），已進入唐朝羈縻體制的于闐，行政區劃由五個州增至十州，六城是其中之一，各州之下又轄有數目不等的鄉，杰謝就是六城州的轄鄉之一。長壽二年（692），為強化對包括于闐在內的塔里木盆地的控制，武則天向當地派遣三萬大軍，分駐安西四鎮（即龜茲、于闐、疏勒、焉耆/碎葉），隸屬于駐扎龜茲的四鎮節度使，于闐由此迎來數千駐軍，杰謝鄉進而具備了軍鎮的屬性，亦稱“杰謝鎮”。因此，既有官府之外，鎮守軍就成為于闐老百姓不得不面對和打交道的新對象。和田地區出土的于闐文、漢文文書多集中于八世紀，應當置于上述特定的歷史背景加以理解。

同在1988年，張廣達和榮新江又合撰、刊發了《關于和田出土于闐文獻的年代及其相關問題》（《東洋學報》第六十九卷1.2號），其中有相當篇幅是對Hedin 24號文書的討論，特別是其系年，兩位作者修正前人看法，將之提前了近百年，將其從九世紀中葉至十世紀，放回至八世紀后半葉。

三

Hedin 24號文書

對于和田出土文書和于闐史的研究，張廣達、榮新江師徒毫無疑問是“晚到者”，但他們爭取做到了后來居上，在很短的時間里，對相關學術課題做出了精準、深入的推進，不得不說，這和既有的積累和持續的努力分不開。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兩人進入于闐史研究領域是以研讀敦煌文書為契機的偶然結果，這一領域對當時絕大多數人來說或許有點無從下手，但對張廣達而言，其實已有準備。從七十年代末張先生撰寫的《近十幾年國外研究新疆、中亞的若干情況》一文可以看出，他對當時歐美諸國和日本的相關學者、研究機構和學會乃至出版物的情況盡在掌握，英、法、俄、日等文字發表的文章，也都有所收集。因此，1982年，張廣達、榮新江合撰的《關于唐末宋初于闐國的國號年號及其王家世系問題》一經發表，即受到海內外中亞學、伊朗學研究者的重視，很快被譯成法文，發表在1984年巴黎出版的《敦煌研究論文集》（Contributions aux études de Touen-houang）第三集。1985年4月，榮新江在劍橋親自拜訪于闐語大家貝利（H. W. Bailey）爵士時，就是以這篇文章，換得對方連書帶抽印本在內的七十多種發表物。

1983年和1986年，以學術考察為契機，張廣達、榮新江等人又曾兩次前往和田進行實地考察，和田達瑪溝（Domoko）、哈達里克（Khadalik）、巴拉瓦斯特（Balawaste）、鐵提克日木（即斯坦因的Farhād-beg-yailaki）等古代遺址等皆有所造訪。這些實地調查也使他們對敦煌藏經洞與和田地區出土于闐文書的時段區分更加明確化。

1984年，當時讀研二的榮新江前往荷蘭萊頓大學漢學院交換學習十個月，在此期間，他前往英、德、法、瑞典等地多家收藏機構，系統調查了各地所藏敦煌文書及上世紀初探險隊在新疆地區的各類收集品，并拜訪了貝利、恩默瑞克（R. E. Emmerick）、哈密屯（James Hamiltion）等胡語文書的語言學大家，獲贈大量當時國內難以收集到的研究論著。

與上世紀初歐洲探險家進入西域地區“尋寶”前充分準備一樣，榮新江八十年代前往歐洲“尋寶”，也抱著志在必得的決心。1985年5月末，他專程前往斯德哥爾摩瑞典人種學博物館打探赫定收集品的情況。在此之前，赫定收集品中于闐語及于闐語漢語雙語文書，已由于闐文專家貝利刊布于《于闐語文書集》第四卷，漢語文書則由其同事蒲立本（E. G. Pulleyblank）做了錄文和英譯。榮新江此行最大的目標，自然是親眼看到包括Hedin24號文書在內的所謂“斯文赫定收集品”的全貌。但不巧的是，當時博物館正在搬家，紙本文書都已打包封箱，無法檢閱。即便如此，此行收獲仍是巨大的：其一，搞清楚了所謂“斯文赫定收集品”其實并非赫定本人收集，據其原始入藏目錄，是1933年入藏的中瑞西北科學考察團在和田地區工作期間搜集到的；其二，雖然紙質文書看不到，但仍能看到同批入藏和田地區出土的木簡，其中就有一件“永泰三年簡”，永泰三年（767，永泰無三年，應是二年十一月改元后，時間遲滯，還未傳到于闐）是唐代宗的年號，這支簡應當是于闐一個館驛小吏（曹頭）收到拔伽村一個叫勿日桑宜的百姓繳納草料后的收據。由于只有漢文，貝利書中沒有收錄，但這對理解八世紀后半期于闐地區館驛系統的運作來說卻是至關重要的一條記載，而“勿日桑宜”這個名字的原文，也能在于闐語文書里找到。

前文所及1988年關于“Hedin 24”號文書的文章就用到了這支簡，此后隨著上世紀九十年代前期，“霍恩雷收集品”“斯坦因收集品”“赫定收集品”等幾組漢文文書的陸續公布，張廣達、榮新江兩人又先后借1996年在法國巴黎、1997年在美國紐黑文晤面共事的機會，合作完成《8世紀下半葉至9世紀初的于闐》一文，對八世紀后半葉唐朝治下的于闐史和相關出土文書進行了詳細編年，尤其還對斯坦因在1900年圣誕節當日所挖掘的D.V.號房屋遺址的主人思略（又寫作斯略、悉略，于闐文作Sīdaka）的事跡做了梳理。在當時所能搜集到的777至788年間的十二份文書中，思略經歷了從百姓到鄉頭（auva-hamdasta）再到薩波（Spāta）的身份抬升，這無疑成為今人了解八世紀后半葉于闐官職系統和政務運作最生動的案例。至2001年，圣彼得堡所藏出土于和田地區的漢文文書正式刊布，兩人又合撰《圣彼得堡藏和田出土漢文文書考釋》一文，指出這批文書可能是1882-1902年俄國人彼得羅夫斯基出任駐喀什噶爾領事期間陸續收集到的，基本可落實于770-790年間，雖然文書殘破信息零碎，但地名“杰謝”和人名“思略”的高頻出現，仍可將多數文書的具體出土地鎖定在丹丹烏里克遺址。

四

經過數十年的沉寂和重啟后短暫的波折，針對丹丹烏里克遺址的科學發掘，也在2002年秋得以正式啟動。據2007-2011年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統計的最新統計，以丹丹烏里克遺址為代表的唐代遺存，現存城址、居址、佛寺等遺址七十余處，主要分布在南北長四千四百米、東西寬三千三百米的范圍內，包括城垣、官府衙署、寺院佛堂、民居、冶煉遺址、窯等，其中佛寺遺址占建筑遺址總數的三分之一以上。民居遺址則一般由大廳、臥室、儲藏室、廚房、畜欄、果園組成，建筑結構采取當地廣為流行的木骨泥墻式。出土文物包括于闐文、漢文或雙語寫成的佛典、契約、賬目、詔令和書信等文書殘片，和石膏佛像、精美壁畫、木板畫以及陶器、銅器、鐵器、木器、石器等生活用具，共同揭示了公元八世紀杰謝鎮社會的方方面面，成為中古絲路南道曾經日常生活的見證。

丹丹烏里克之外，和田地區達瑪溝、哈達里克、巴拉瓦斯特及麻札塔格（Mazar tagh）等古代遺址中也都陸續有新發現，2005年以來，中國國家圖書館善本部陸續獲得一些來自和田地區的漢文、于闐文、梵文、藏文文書的捐贈，2010年，中國人民大學博物館獲得一批捐贈，同樣來自和田的漢文、于闐文、梵文、粟特文等語言所寫的文書，從漢文文書內容來看，兩處收藏的文書有一定的關聯；此外，新疆博物館、吐魯番博物館、和田博物館、策勒文管所及北大賽克勒博物館、中央民族大學博物館也陸續有零散文書入藏。這些文書中的相當一部分，和此前霍恩雷收集品、斯坦因收集品、赫定收集品、彼得羅夫斯基收集品中的和田出土文書彼此相關，引起學界的關注和研究。2011年，為慶祝張廣達先生八十嵩壽，榮新江專門撰寫《唐代于闐史新探——和田新發現的漢文文書研究概說》，基于兩人三十年間就于闐文書和歷史的合力研究繼續推進，八世紀于闐地區的賦稅體制、文書運行、地方行政制度、日常生活面貌等各方面歷史信息，得到了更為充分的解讀與揭示。

五

貞觀十八年（644），西行求法十多年的玄奘東歸行抵于闐，得知自己西行求法曾經最有力的支持者高昌王麴文泰（？-640）已故去，高昌國也為唐所滅，他只好投書唐太宗，坦白自己早年“私往天竺”之舉，如今歸國一切聽候發落。數月的等待給了他深入觀察于闐社會的機會，而在這一崇佛之地，玄奘也受到了相當隆重的接待。因此在貞觀二十年（646）秋完成的《大唐西域記》里，玄奘給了于闐國（書中名曰“瞿薩旦那國”）相當大的篇幅，對當地地理、物候、風土、律令、語言、傳說、信仰與習俗等各方面做了極為詳實的記錄。這給一千多年后熟讀此書的斯坦因留下了無比深刻的印象。因此，1900年初次踏足中國新疆時，他就以尋找于闐古國為目標。

1900年冬，發現丹丹烏里克帶給斯坦因無限的滿足，離開時他說，“對這個迷人的遺址的回憶，將永遠使我想到那寒冷的天氣、毫無聲息的平靜和冬季沙漠里的純凈”。就在當年于西方圣誕日發現《杰謝百姓思略牒》（原始編號D.V.6）的同一屋宇遺址，斯坦因還收獲了一份于闐語文書（編號D.V.4），是Spāta Tturg??i（薩波突騎施）致Spāta Sidaki（薩波思略）的一份文書，而這位名叫突騎施的薩波如今又出現在了國家圖書館善本部入藏的漢文文書（BH1-2）中。這無疑是斯坦因始料未及的。不消說，如今關于“思略”的各類文書，更是層出不窮，他已然成為新近“于闐史”研究舞臺上“出鏡率”最高的明星人物。八世紀晚期杰謝鎮賦稅征收、貸款發放、桑樹租借、抄經贊助等各類事務中，都活躍著他的身影；當然，逐漸為學者所熟知的，還不止思略一人，這些因片紙只字而逐漸拼綴豐滿起來的“思略”們，以一樁一件的具體事跡，使淹沒在黃沙之下千余年的唐代文明，日益重現于今日世界。

按照榮新江的提倡，整體復原“杰謝鎮”對于理解八世紀唐朝統治下的塔里木盆地周邊區域的歷史與文化具有非常重要的個案價值和方法論意義，而如果我們梳理這一理念的學術史，上世紀八十年代“篳路藍縷、以啟山林”的歷史時刻無論如何值得回首與銘記，其本身同樣具有重要的方法論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