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土耳其的崛起與衰落，映襯著它賴以生存的價值的輝煌與暗淡。東方對西方，亞洲對歐洲，帝國對民族國家，宗教對世俗，帝制對共和，傳統(tǒng)對現(xiàn)代，擴張對發(fā)展——改變還是堅守，這對于土耳其來說始終不是容易的抉擇。所以說那段帝國時代是土耳其、歐亞兩洲，也是整個世界近代不可磨滅、無法回避的歷史記憶。本文作者帕特里克·貝爾福，1925年畢業(yè)于牛津大學歷史系，隨后開始了記者和專欄作者生涯。1940年，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全面爆發(fā)，貝爾福作為貴族子弟，加入了英國皇家空軍，在情報部門工作。1944年到1947年，貝爾福赴英國駐開羅使館任職，總管宣傳部門，從此開啟了他與中東、土耳其的不解之緣。

多少個世紀以來，一撥又一撥的游牧民族從中國的邊境出發(fā)，沿著高聳的歐亞大草原，經(jīng)過土耳其斯坦，一路向西遷徙。這些以畜牧為生的族群過著簡單的生活。他們住帳篷，騎著馬和駱駝，畜養(yǎng)著成群的牲畜，同時也依靠這些牲畜來獲得食物和衣服。他們在季節(jié)性的草場之間來回遷徙，并且周期性地遷往更遠的地方，以尋找水草更豐美的牧場，或是躲避相繼而來的類似的游牧部落。有時候，他們會拿出自己的畜牧產(chǎn)品，與城鎮(zhèn)居民或農(nóng)民交換他們所能提供的物產(chǎn)。偶爾，他們也會在有水源的綠洲停下腳步，過起農(nóng)耕的生活。為了維持他們的畜牧業(yè)經(jīng)濟，草原上的游牧民族不得不與自然界中的種種力量進行曠日持久的斗爭。在這一過程中，這些隸屬于松散的部落聯(lián)盟的封閉的小族群，獲得了他們特有的活力、技藝、制度與習俗。

在這些游牧民族中，有一個分布廣泛而充滿活力的民族，被中國人和其他鄰近的民族稱為“突厥”或“Dürk?”。據(jù)說，這個好戰(zhàn)的民族得名于其發(fā)源地一座形似頭盔的山[1]。突厥人最初被視作匈人的一支，他們是蒙古人的近親，跟芬蘭人和匈牙利人的先祖也有親緣關系。

公元6世紀，突厥人征服了另一個與他們相似的民族，開始統(tǒng)治大約相當于今天蒙古的地區(qū)。接著，他們?nèi)娉鰮簦瑢⑵浒鎴D向北、南、西擴張，占據(jù)了草原上一大片廣闊的土地，創(chuàng)立了歷史上空前龐大的游牧民族帝國。伴隨著領土的擴張，突厥人不再受統(tǒng)一政權的管轄，但仍然保留了種族和語言上明顯的共同特征。在不同族群的突厥人之間，有著強烈的認同，在他們的薩滿教信仰中，土、空氣、火和水這些自然元素之神都是突厥化的。很快，突厥人脫離了簡單而未開化的生活狀態(tài)，在他們的父系氏族社會的內(nèi)部建立起屬于自己的文明。他們的領袖獲得了遠超部落長老的權力，同時還控制著附庸的其他部落。

一些被統(tǒng)稱為烏古斯人的突厥部落，在塞爾柱（Seljuk）家族歷代酋長的率領下向西遷徙。據(jù)說，他們的遷徙路線得到了一頭灰狼的指引。在8世紀早期，他們抵達了位于河中地區(qū)（Transoxiana）[2]的撒馬爾罕（Samarkand），確立了他們對中亞西部的統(tǒng)治。與此同時，另一個民族也完成了迅速的擴張。建立了伊斯蘭哈里發(fā)國的阿拉伯人從阿拉伯半島出發(fā)，向東、北兩個方向進軍，勢不可擋地征服了波斯帝國[3]。在強大的阿拉伯人面前，突厥人的政權土崩瓦解。不過，兩個民族之間的商業(yè)和文化聯(lián)系卻一直延續(xù)下來。他們通過駱駝商隊進行貿(mào)易，交換農(nóng)耕和畜牧業(yè)產(chǎn)品，互利互惠。不僅如此，突厥人還從公元9世紀開始拋棄了他們的異教信仰，皈依了伊斯蘭教。

阿拉伯人很快就注意到了突厥人的軍事素養(yǎng)。除了擁有堅忍、自律和深謀遠慮等品質(zhì)之外，突厥人還在游牧生活中磨煉出了尚武的精神、慣于遷徙的習俗、精湛的騎術和難得的騎射技藝。因此，阿拉伯帝國的阿拔斯王朝開始征募突厥人入伍。這些皈依了伊斯蘭教的士兵成為高等級的奴隸，并且可以通過晉升逐步提高社會地位。到了公元9世紀的末期，阿拉伯帝國中大部分的軍事指揮職位和大量的政府職位都被信仰伊斯蘭教的突厥人占據(jù)了。到了公元11世紀，隨著阿拉伯帝國的衰敗，土耳其人[4]的塞爾柱王朝填補了權力真空。塞爾柱帝國吸收了其他由土耳其人建立的伊斯蘭小國，并按照阿拔斯王朝的傳統(tǒng)建立起一個伊斯蘭教國家。塞爾柱帝國恰如其分地用弓和箭作為其權力的標志，并將其版圖擴展到了波斯、美索不達米亞和敘利亞。這樣一來，這個來自草原的游牧民族開始定居下來。

與匈人、蒙古人和曇花一現(xiàn)的阿瓦爾人等歷史上其他的游牧民族不同，塞爾柱土耳其人在崛起的過程中，用一種持之以恒且富有成效的方式去迎接定居生活帶來的挑戰(zhàn)。為了適應定居文明的需要，他們改變了自己的傳統(tǒng)和制度，以富于建設性的治國才能為帝國添磚加瓦。他們在歷史上做出了積極的貢獻，也使得古老的穆斯林世界在社會、經(jīng)濟、宗教和知識層面上都取得了進步，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時代。這些草原上的牧羊人和戰(zhàn)士變成了城鎮(zhèn)居民——行政人員、商人、生產(chǎn)者、手藝人、地主和農(nóng)夫，他們興建道路、為商隊服務的旅店、清真寺、學校和醫(yī)院。他們培養(yǎng)學者，鼓勵學術，沿著波斯人和阿拉伯人此前留下的足跡繼續(xù)探索哲學、科學、文學和藝術。

然而，在塞爾柱帝國之中，仍然有大量處于自治狀態(tài)的土耳其人，沒有接受定居的生活和中央集權的統(tǒng)治，依舊作為游牧民在高原上徜徉。他們與其他游牧部落結盟（其中的一些仍然保留著異教信仰），組成了一個個的軍事團體。這些軍事團體最初正是塞爾柱帝國軍隊的中流砥柱。而現(xiàn)在，他們不停地騷擾過上定居生活的省份，不服管教、掠奪成性，讓中央政府十分難堪。他們擁有獨特的文化，對事物持與眾不同的觀點，實際上成了塞爾柱帝國內(nèi)部一個獨立的群體。他們被統(tǒng)稱為土庫曼人（Turcoman），盡管嚴格而言，這一稱呼只適用于其中的穆斯林。

其中最強大的武裝，是此前風靡的“加齊”運動的產(chǎn)物。所謂“加齊”，即神圣的“信仰的戰(zhàn)士”。其成員是形形色色的志愿者，但其中以生計無著的流浪漢、逃亡者、心懷不滿者及失業(yè)者為主。他們得到的任務是打擊異教徒，而他們本身最重要的動機則是劫掠。通常，他們會作為邊疆戰(zhàn)士從伊斯蘭世界的邊境出發(fā)，對外發(fā)動突襲。公元11世紀，他們來到西方的小亞細亞半島，出沒于塞爾柱帝國和拜占庭帝國之間局勢動蕩的邊境地區(qū)。在這里，加齊們面對的對手是 “邊防軍”（Akritai）——來自希臘[5]的邊疆戰(zhàn)士和劫掠者。邊防軍的作戰(zhàn)方式與加齊們十分相似，同時也一樣不受任何中央機構的管轄，時常被視作加齊們的“難兄難弟”。此外，其他形形色色的土庫曼人也會為了尋找新的牧場而來到邊境地區(qū)，并與加齊們一道參與突襲和劫掠。此時，拜占庭帝國的防御能力正在日漸衰弱。

然而，塞爾柱帝國的蘇丹們的主要目標是向南征服當?shù)氐囊粋€穆斯林帝國。因此，為了確保敘利亞一線的側翼安全，他們不希望與基督徒的拜占庭帝國開戰(zhàn)。盡管如此，好戰(zhàn)的加齊和四處劫掠的土庫曼人還是讓塞爾柱帝國卷入其中。塞爾柱帝國政府不得不正視加齊和土庫曼人的力量，并且在可能的時候為己所用。塞爾柱蘇丹圖赫里勒（Tughrul）設法讓那些圣戰(zhàn)士們不再在帝國內(nèi)的穆斯林省份劫掠，而是引導他們投入針對基督徒的亞美尼亞——拜占庭帝國內(nèi)一個對中央政府心懷不滿的邊境省份——的連綿不絕的戰(zhàn)爭之中。在亞美尼亞取得戰(zhàn)役的勝利之后，圣戰(zhàn)士們更加恣意地大肆劫掠，一直從安納托利亞的東部深入到中部，甚至遠達愛琴海沿岸。

盡管拜占庭帝國在持續(xù)衰弱，但面對這樣的襲擊，皇帝羅曼努斯四世·狄奧吉尼斯（Romanus IV Diogenes）認為必須予以回擊。為了奪回亞美尼亞的控制權，他糾集了一支主要由外國雇傭軍組成的成分混雜的大軍，向土耳其人進軍。結果，在1071年，拜占庭帝國的皇帝在歷史性的曼齊刻爾特戰(zhàn)役（battle of Manzikert）中戰(zhàn)敗，皇帝本人也被塞爾柱蘇丹阿爾普·阿爾斯蘭（Alp Arslan，尊稱，意為“英勇之獅”）生擒。這場兩個帝國和兩種信仰之間的歷史性的戰(zhàn)役將被希臘人永遠銘記，并稱之為“可怕的一天”。在這場戰(zhàn)役之后，小亞細亞半島永遠地向土耳其人敞開了大門。

曼齊刻爾特戰(zhàn)役為未來一系列更遠的遠征鋪平了道路。然而，在當時，這場戰(zhàn)役的勝利并沒有給被征服地區(qū)帶來什么突然的改變。這是因為打贏這場戰(zhàn)役的并非塞爾柱帝國的正規(guī)軍，而是由好斗的穆斯林部落組成的非正規(guī)軍。因此，這場戰(zhàn)役帶來的直接后果是，由各色各樣的加齊團體占據(jù)的邊境地區(qū)的范圍從小亞細亞半島的東部擴展到了中部。土庫曼游牧部落也跟隨著加齊們的腳步暢通無阻地來到了新的土地。

土耳其人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有著雜糅的特點，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之間并沒有不可逾越的隔閡。被征服的安納托利亞人和亞美尼亞人并不會把土耳其人看作徹頭徹尾的外邦人。“消失的只是拜占庭人留下的表面上的油漆，”保羅·維特克（Paul Wittek）寫道，“取而代之的是伊斯蘭文化留下的油漆。當?shù)氐奈幕咨珓t保留了下來。”注意力仍舊集中在穆斯林世界的塞爾柱帝國也無意徹底改造被征服的地區(qū)。在釋放了被囚禁的拜占庭帝國皇帝之后，塞爾柱帝國心滿意足地正式吞并了被征服的地區(qū)，并由一位名叫蘇萊曼（Suleiman）的塞爾柱貴族掌管該地區(qū)。隨著公元11世紀臨近尾聲，第一次十字軍東征的兵鋒開始觸及小亞細亞半島，導致穆斯林和基督徒之間的領土邊界變得十分不穩(wěn)定。

一直到公元12世紀的中葉，塞爾柱人才將其注意力由舊的穆斯林世界轉向小亞細亞半島，決心以科尼亞（Konya）為都城，建造一個具有穆斯林特色且根基牢固的國家。這個國家將擁有自己的蘇丹和有效的政府組織，版圖覆蓋安納托利亞中部地區(qū)。它被其他穆斯林政權稱作魯姆蘇丹國（Sultanate of Rum）。這個名稱在阿拉伯語中意為“羅馬的愷撒轄地”，表示這個國家繼承了“羅馬”帝國的殘余領土。而在曼齊刻爾特戰(zhàn)役結束一個世紀之后，拜占庭帝國的基督徒們又在密列奧塞法隆戰(zhàn)役（battle of Myriokephalon）中受挫，只好與統(tǒng)治得到鞏固的塞爾柱政權和平相處。雙方確定了一塊“邊境地區(qū)”，在這一地區(qū)的后方，拜占庭帝國繼續(xù)統(tǒng)治著安納托利亞的西部。由于魯姆蘇丹國的塞爾柱人源自統(tǒng)治著波斯的大塞爾柱帝國，他們在伊斯蘭世界獲得了普遍的尊重。在這樣的環(huán)境下，魯姆蘇丹國逐漸成為一個強大而繁榮的國家，并在公元13世紀的前半葉達到了鼎盛。

但好景不長，一次全新的、更具破壞性的游牧民族入侵落到了魯姆蘇丹國頭上。這次入侵的主角正是與他們有親緣關系的蒙古人。像曾經(jīng)的突厥人一樣，蒙古人橫掃歐亞大草原，向北入侵俄羅斯，向東進入中國，向西則穿越整個亞洲席卷了穆斯林世界。成吉思汗在公元13世紀初開啟了蒙古人的遠征，而他的繼承者們也在繼續(xù)推動著他的事業(yè)。土耳其游牧民在蒙古人的壓力下被迫遷徙。最終，新來的土庫曼人和小軍事團體遍布小亞細亞，使得以科尼亞為中心的塞爾柱國家內(nèi)部的形勢越發(fā)緊張。緊接著，蒙古軍隊對這里發(fā)動了猛烈攻擊。1243年，在錫瓦斯（Sivas）和埃爾津詹（Erzinjan）之間的克塞山（ K?se Da?），此前未嘗一敗、并且得到拜占庭附庸軍和雇傭兵增援的塞爾柱軍隊被蒙古軍隊徹底擊潰。于是，蒙古人隨心所欲地占領了他們想要得到的土地和城市，整個小亞細亞半島的歷史進程在一天之內(nèi)天翻地覆。如同統(tǒng)治波斯的大塞爾柱帝國一樣，塞爾柱人的魯姆蘇丹國也風光不再，科尼亞的蘇丹們成了蒙古人的附庸，向旭烈兀治下的蒙古保護國稱臣。然而，就像其他征服了定居民族的游牧民族一樣，蒙古人的霸權也轉瞬即逝。他們在小亞細亞半島上的統(tǒng)治僅僅維持了一代人。但是，取代蒙古人統(tǒng)治小亞細亞的將不再是塞爾柱人。

此時，小亞細亞大部分地區(qū)又恢復了以往那種沒有任何中央機構管轄的邊境地區(qū)的文明生態(tài)。邊疆戰(zhàn)士再一次開始了掠奪。他們在拜占庭帝國的邊境地區(qū)暢行無阻，肆意劫掠，甚至攻城略地。很快，就有各種不同的人群加入其中。像以前一樣，土庫曼部落加入了進來。此外，成群的來自覆亡的塞爾柱人國家的逃亡者也加入其中。更重要的是，一些“神圣的人”，即來自非正統(tǒng)的穆斯林教派的謝赫[6]和托缽僧也逃離土耳其斯坦和波斯，來到了小亞細亞半島，并且?guī)椭炼淙酥匦氯计鹩懛ギ惤掏降臒崆椤?/p>

此時，權力落到了加齊們的手中。在宗教熱情和對土地與戰(zhàn)利品的渴求的鼓舞下，他們幾乎兵不血刃地涌進了小亞細亞半島的西部。他們能夠做到這點，很大程度上要歸因于拜占庭帝國防御能力的衰落。本來與加齊們具有相似特質(zhì)的拜占庭帝國邊防軍，也由于受到內(nèi)訌的希臘人政府的忽視，而幾乎未能對加齊們的攻勢做出任何阻撓。到了公元1300年，拜占庭帝國實際上已經(jīng)失去了其在小亞細亞半島西部的大部分省份。一些部落領袖成了定居國家的統(tǒng)治者，有大約十個這樣的加齊小國在這一地區(qū)興起。其中的一個，其統(tǒng)治者名叫奧斯曼（Osman）。這個國家終將成長為一個強大的世界霸權——奧斯曼帝國，填補拜占庭帝國衰亡之后留下的權力真空，并且屹立超過六百年。

注釋：

[1]指阿爾泰山。——譯者注（本書的腳注均為譯者注，此后將不再特別說明。）

[2] 指中亞錫爾河和阿姆河流域以及澤拉夫尚河流域，包括今烏茲別克斯坦全境和哈薩克斯坦西南部。

[3] 即薩珊王朝，波斯伊斯蘭化之前的最后一個帝國。

[4]前文中的突厥人和后文中的土耳其人，在原文里都是Turks。為了適應中國讀者的閱讀習慣，在本書中，我以塞爾柱王朝的崛起作為時間節(jié)點區(qū)隔這兩個含義相近、但又不全然相同的稱呼。相較而言，突厥人的范圍更為廣義，而土耳其人通常指與后來的奧斯曼土耳其的發(fā)源關聯(lián)更緊密的部分突厥族群。

[5]盡管拜占庭帝國以東羅馬帝國的名字為人們所知，但是在公元7世紀上半葉，拜占庭帝國逐漸完成了希臘化，希臘語在帝國內(nèi)占據(jù)了絕對的主導地位，其居民信仰的希臘東正教也與西歐地區(qū)信仰的天主教產(chǎn)生了顯著的差異。因此，文中常用“希臘”來代指拜占庭帝國，用“希臘人”來代指其人民。

[6]“謝赫”通常為部落長老或伊斯蘭教教長的稱號。

 本文摘選自《奧斯曼帝國六百年》， 中信出版集團·新思文化2018年10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