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建于1915年的上海商業儲備銀行（行內后多簡稱其為“上海銀行”）初建時很不起眼，曾被人譏為“小小銀行”、“小上海銀行”和“平民銀行”。說其小，是因為其規模太小，只有十萬元資本金；并且人數也少，從總經理到普通行員僅七人。然而僅僅十年，這家“小小銀行”就與浙江興業銀行、浙江實業銀行并駕齊驅，躋身江浙財團“南三行”。至全面抗戰前夕，該行的存款額一度位居全國私營銀行之首，還在上海寧波路50號建起了一幢七層大廈，在全國各地設立了88處分支機構。

一家“小小銀行”迅速發展成為“南三行”的龍頭，這當中離不開創建人之一——陳光甫的功勞。陳光甫，江蘇鎮江人，1881年出生，早年入讀私塾，后去一家報關行當學徒。其間刻苦學習英文，后入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商學院。回國后投身銀行業，先后任江蘇銀行總經理、江蘇銀行監督。1915年，三十四歲的陳光甫與莊得之（常州人，信義洋行買辦，清末洋務派大臣盛宣懷的妻弟）等人，共同創建上海商業儲蓄銀行，任總經理。

就任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總經理的陳光甫

服務社會、服務平民：在夾縫中求生

從成立之初，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就在夾縫中求生存。

清末民初，金融業被兩大勢力把持——本土的錢莊和西方的銀行。錢莊歷史悠久，與商業和商人之間關系密切。國內的絲、茶等傳統行業從采購、加工到銷售等各個環節，都有錢莊資金為之融通。可以說，錢莊與傳統商業相輔相成，但自身存在明顯弱點，主要是在體制上缺乏積累資金和資本的需求，其授信業務只有信用放款而沒有抵押貸款，自身資金不足卻竭力擴張信用，導致資金來源與運用存在結構上的矛盾，缺乏風險保障。相比本土錢莊，銀行是舶來品。1845年，英國占領香港僅三年后，英商麗如銀行就在港設立分行，在廣州設立分理處。這是中國境內出現的第一家現代意義上的銀行。外資銀行主要承擔兩方面角色，一方面開展貿易需要的國際匯兌結算業務，其服務對象主要是各類洋行；另一方面經手清政府的巨額政治性借款和鐵路借款。

無論是本土錢莊還是西方銀行，它們的共同點是，其客戶以政府、富商巨賈和洋人為主，未能滿足社會中間階層與百姓的金融需求。陳光甫敏銳地嗅覺出其中的商機，他確立了“服務社會、服務大眾”的宗旨，將服務對象聚焦在手中有閑置資金的一般中產和老百姓。盡管他們手中沒有巨額資金，不能指望通過一筆巨款就能充實資本，但這些小額儲蓄可以積少成多，且相對穩定，更有利于資金運作，有助于彌補上海商業儲蓄銀行資本金不足的缺陷。在具體經營上，他提出了“從小處做起，為人所不屑”、“人爭近利，我圖遠勞”的原則，并將這一經營原則貫穿到各個業務環節。所謂“從小處做起，為人所不屑”，陳光甫率先面向大眾，開辦一元錢存折（即一元錢即可開立賬戶），此舉降低了銀行開戶的門檻，以集腋成裘的方式匯聚中小企業和社會上的閑散小額資金。

所謂“人爭近利，我圖遠勞”，陳光甫不僅將目光投向當下，更投向未來。1916年，成立僅一年的上海商業儲蓄銀行成立了學生服務處，一方面吸收學生儲蓄，另一方面替學校收取學生學費和食宿費。同樣，為了拉近與客戶的距離，上海商業儲蓄銀行還不惜工本，印制年歷、制作皮夾來回饋客戶，以便聯絡感情，從而增進客戶與銀行之間的親近感。“服務社會、服務民眾”所取得的時效是顯著的，它使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在較短時間內獲得了市民的信任，銀行儲蓄存款大幅提升，自身實力有了顯著提高。該行的存款額從1915年末的57萬元增至1926年的3244萬元，到1936年底，該行已擁有儲戶15.7萬戶，其中有不少是十年以上的老儲戶，儲蓄存款達3800萬元。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發行的禮券

輔助工商，信用為本：在發展中壯大

在爭取小額存款，服務社會的同時，陳光甫還提出了“輔助工商”的口號。

上世紀初至20年代，中國民族資產階級迎來了一度迅猛發展的黃金機會，西方列強忙于一戰，放松了對中國市場的控制，中國的原材料、工業品生產迎來了相當的增幅，民族資產階級獲利頗豐，虧損極少。上海銀行業也間接迎來了發展良機，對公貸款壞賬率極低。在這樣的背景下，陳光甫將貸款集中在長三角地區發展最為迅速的行業，主要向上海、無錫、南通、蕪湖、蚌埠等地的紗廠和面粉廠貸款。著名實業家榮宗敬、榮德生兄弟、張謇等，都是該行的放款大戶。隨著個人儲蓄的增多，該行實力不斷增強，對外放款的力度也日漸增多。在全面抗戰時期，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的存款已超過億元，放款的戶頭中對公客戶超過2000戶，其中較大的工廠單位超過200戶，放款金額超過4000萬元。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的廣告

除了通過存貸款息差獲利外，陳光甫“輔助工商”的另一目的是擴充銀行股本。陳光甫深知，要擴充銀行資本，除了吸引中小儲戶的資金外，還要積極吸引工商業主入股。上海商業儲蓄銀行開業十年來，股本擴充很快，從1915年開業之初的10萬元猛增到1919年的100萬元，在這100萬股本中，工商業主占股49.7%，遠超其他行業（金融家占10.2%，政客占8.1%，買辦占7.5%）所占股本。

首先，他將儲備充足的資金作為立行之本。資金是任何銀行賴以生存發展的“命根子”，一旦發生擠兌，就有破產倒閉的滅頂之災。為此，上海商業儲蓄銀行除了必要的證券、股票等儲備外，還保持了充分的現金，其中現金與存款的比例一般為40%以上，以便儲戶隨時提取現款。

其次，陳光甫主動選擇不發行自己的貨幣。在民國初年，貨幣發行權是一家銀行盈利的重要方式。各行為了謀取暴利，競相發行貨幣，有的竟向“商辦各印刷局承印貨幣”，“甚至行用石印銅版紙幣，流弊所及，遂至偽發濫造，漫無稽考”。如此一來，各中小銀行發行的鈔票信用一落千丈，不僅嚴重損害了鈔票持有人的利益，也使銀行聲譽受損，信用掃地。為此，陳光甫決定不再自行申請發行鈔票，而是向當時信用最佳、資本最雄厚的中國銀行領用銀行兌換券，從而維護了本行的信用。

最后，陳光甫還不惜犧牲眼前利益以確保銀行信用。1927年4月，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迅速建立南京國民政府，國內政局出現短暫的寧漢對立局面，武漢國民政府為了集中現金，擺脫經濟困境，頒布停兌令，這一舉措使得武漢當局發行的漢鈔急劇貶值，市價僅有原先的一折有余。值此危難時期，為使本行信用不受損失，陳光甫下令上海商業儲蓄銀行不執行停兌令，繼續支付現金，規定凡停兌前存入的存款一律如數支付現金，停兌后存入的鈔票按存款之日的鈔票市價支付。盡管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為此多支付了200萬元現金，損失巨大，但卻維護了自身信用。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大樓

不變隨緣，隨緣不變：陳光甫的處世哲學

一家“小小銀行”竟然躍升為全國數一數二的大型商業銀行，總經理陳光甫功不可沒，其經營理念頗有可取之處。

其一，陳光甫高度重視服務，將其貫穿于整個銀行業務的全流程。陳光甫提出“服務社會、服務平民”的口號并不是一句空話，而是融入到經營管理各環節。作為總經理，陳光甫在各種講話中將客戶比作“衣食父母”，要求全體職員在工作中務必做到以下幾點。一是儀容整潔、熱情待客。他說，“對于本行顧客，無論何界中人或是鄉愚婦女，應謙恭和悅竭誠招待”，“無論貧賤，視同一律”，他嚴禁行員得罪客戶，規定：如有與顧客吵架者，不問是非曲直，一律開除。二是處理業務要認真禮貌。他說：“如抄結單給客戶，必須行列整齊，內容清晰，使客戶樂于核聞”，否則“滿紙涂鴉，顧客隨之棄置一隅，不愿詳閱，且對本行發生不好印象”。三是業務嫻熟，力求手續簡便、收付敏捷。對于主要存戶的存款余額要心里有數，對于支票上的簽字，要做到一看就知真偽，不必驗對所留模式，以免客戶久等。四是嚴禁上班時間抽煙、看報，應以“全副精神接待顧客，得社會之好感”。這些要求有的未免太過苛刻，卻是服務行業應該恪守的準則。

其二，陳光甫開創了銀行業混業經營的模式。創立之初，陳光甫一心想參照英國商業銀行的模式，專門經營商業金融。但隨著銀行的發展，這種專營銀行的模式逐漸成為進一步發展的桎梏。他深感這種專營模式經營路徑狹窄，業務范圍小，難以求得進一步發展。于是，他開始脫離正統的英國專業銀行模式，改為美國銀行開創的所謂“百貨商店式”的經營方法，開創了一系列關聯企業，諸如中國旅行社、寶豐保險公司、大業貿易公司及倉庫、招待所、打包廠等。這些關聯企業一方面拓展了銀行的業務范圍，使銀行在吸引存款后不至于“趴賬”，而能迅速流向經營實體，并且在流通中獲得豐厚利潤，從而反哺銀行。另一方面這些實體也擴大了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的社會接觸面，提升了整體影響力。恰如陳光甫所言，“旅行社是先鋒隊，銀行是主力軍，倉庫是輜重隊”。他認為，在這些行業當中，旅行社的影響力尤其重要，“此種服務（旅行社）的宣傳很大，人知旅行社，即知上海銀行”。這種混業經營的模式貼合了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經濟發展的現狀，從而獲得了快速發展。

其三，陳光甫管理藝術中充滿了東西方人情與法理的結合。銀行的發展，除了拓展外部業務外，其核心是內部管理。陳光甫說：“銀行真正的力量在于人事之健全制度”。在他的主持下，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建立了一套恩威并施、寬柔相濟的人事制度。一方面，他建立了一套嚴格的科層體系，《上海銀行行員待遇規則》共有8章71條，將行員分為職員、辦事員、助員、試用助員四級，除試用助員外，其他各級又分為三等三級，超等職員月薪高達380元，超過了當時的一般教授，初級試用員最低僅30元，每年年終對行員進行考核，作為提級加薪或是處罰的依據，對于“凡庸不堪造就者，嚴格辭退”。另一方面，他又建立了柔性的制度，提出“銀行是我，我是銀行”的口號，將職員與銀行密切相連，“使大我小我化為一體”，形成“行興我興，行敗我敗”的局面，以此調動職工的熱情和積極性。為此，他采取了吸收職工入股的方法，變職工為銀行股東。面對上世紀20年代洶涌澎湃的工人運動，陳光甫戲稱這是“人民資本主義”，“全體都是資本家”。所以，每當銀行擴股時，陳光甫就積極動員員工入股，并訂立《行員認股辦法》，規定職工按工作年限和薪水高低決定認股份額。對于家庭負擔較重的員工，銀行還為他們提供低息貸款，分五年還清。1930年，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增資50萬元，其中一半就來自職工募股。

其四，陳光甫在經營管理中貫徹了現代商業社會中信息服務至上的原則。他要求“放款人員必須明了國內外經濟動態，對于工商行業之信用程度及其經營方法，有深切之了解。”為此，他在行內專門設立了調查部，從事顧客信用調查和經濟調查，確保放款資金的最佳流向和安全。他在信用調查時主要注重三個C字：Capital（資本）、Capability（能力）和Character（人格）。他要求放款人員要及時了解貸款客戶的營業狀況及資產信用。經濟調查則側重于調查國內外財政、金融、貨幣、生產、消費、物價、商情等方面的情況，銀行決策者即按照調查部提供的信息資料，確定“貨物押款之伸縮，一業一戶放款數量之進退”，“使一舉一動皆與商情合拍”，從而建立了一套有效的決策機制。在決策過程中，決策者的素質至關重要。因而，陳光甫十分重視決策人員素質的提高。他認為，銀行經營管理者必須上通天文、下知地理，掌握經濟學、歷史學、世界政治及各種實業常識，他本人博覽群書，以求“輸入新知，增加學識”。對各地分支經理，除了要求他們不斷學習外，還提供旅費，讓他們每年外出游覽一月，“藉以放寬眼光，增加知識”。

晚年陳光甫

盡管在商場縱橫捭闔并終生游走于政治邊緣，但陳光甫的一生終難以擺脫現實政治的影響。在經歷了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相對平穩的發展期后，國內外形勢發生了巨大變化。七七事變爆發后，相對和平發展的環境就此終結，中國陷入了全面戰爭與變亂的時期，上海商業儲蓄銀行這家小小銀行賴以生存的和平環境消失后，陳光甫以商人身份參與外交，洽談“桐油借款”和“華錫借款”，為中國抗戰做出了自己的貢獻。抗戰勝利后，陳光甫始終在國共兩黨之間搖擺不定。解放前夕，他既不愿去臺，也無意北上。1950年，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實現公私合營，仍推陳為董事長，陳光甫派內侄、原香港分行經理到北京參加會議；同時，他把香港分行更名為“上海商業銀行”，向港英當局注冊，從此與大陸的上海商業儲蓄銀行漸行漸遠。1954年，他在臺北復辦“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總行，繼續自己的金融事業，復業后的上海銀行營業至今。1965年，陳光甫到臺灣定居。1976年，他以96歲的高齡與世長辭。

“不變隨緣，隨緣不變”——這是章士釗送給陳光甫的一副對聯，這概括了這位民國金融家身處亂世的經營之道，也體現了其一生的處世哲學。在波譎云詭的民國時代，陳光甫堅守銀行家的職分，一生致力于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的經營發展，可謂“不變隨緣”。但同時，他與政治保持一定距離，無論何種派系拉攏，他始終保持若即若離的姿態，可謂“隨緣不變”。作為銀行家，他的“服務社會、服務平民”“信用為本”“輔助工商”的經營哲學，幫助這家“小小銀行”在亂世中屹立不倒，為孱弱的民國工商業輸入了金融活血，這堪稱其最大的歷史貢獻，也是值得被后世銘記的閃光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