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嘉佑七年（1062），64歲的包拯官至樞密副使，距離相位僅有一步之遙。然而，五月的一天，他在執行公務之時突然得了急病，回家后不久就病逝了。

消息傳開，宋仁宗輟朝一日，親自來到府上為其吊唁。整個京城似乎都陷入了悲傷之中，“忠黨之士，哭之盡哀；京師吏民，莫不感傷；嘆息之聲，聞于衢路”。

史書里，包拯人生的最后一筆重重落下，他的功績與理想就此定格。

但是，包拯的傳奇并沒有謝幕。在厚重的歷史之外，包拯頻繁地現身于筆記、話本、雜劇、小說之中，成為百姓生活中的“司法之神”。在民間，包青天的勢力幾乎和關二爺一樣，甚至比孔夫子還要深入人心。

明人張岫于是提出這么一個問題：“宋之名臣彬彬其盛，何獨公（包拯）之名愈久而愈彰？”

▲包拯像。圖源：網絡

包拯字希仁，廬州合肥人，生于真宗咸平二年（999）。他出身官僚世家，29歲考中進士，登上仕途。他這一生，可稱得上官運亨通，從縣官起家，當過京官，牧守過地方，當過御史和諫官，做過轉運使，最后官至樞密副使。

包拯長期在地方工作，最有名的就是他知開封府的一年半。《宋史》載一事，包拯上任伊始，便敞開衙門，使得百姓得以進入大堂，直接向自己告狀。

如果要給包拯畫一個歷史畫像，大體就是一個剛猛正直的士大夫。他性情耿直，不怕得罪人，所以權貴畏懼之。他恪守孝道，初做官時，因為父母年老，主動解官歸鄉，人生最要求上進的十年就這樣過去。他清廉守正，衣服、器用、飲食一如布衣百姓，并且定下家規：“后世子孫仕宦有犯贓者，不得放歸本家，死不得葬大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若孫也。”

不過，包拯并不只是一個道德楷模。仁宗一朝是群星閃耀的時代，皇帝開明，士大夫敢言成風，范仲淹、歐陽修、王安石、蘇軾等名臣輩出。包拯雖然沒有像范仲淹、王安石那樣提出宏大的改革方案，但他每到一處，必然興利除弊。

當時，北宋財政緊缺，已有積貧之勢；邊境也不安寧，西夏和契丹虎視眈眈；土地兼并嚴重，農民流亡。包拯頻繁上疏建言，涉及吏治、朋黨、冗費、財政、邊備諸多方面，后來有人將他的171篇奏議整理成了一個集子，名為《包孝肅公奏議》。包拯作為改革家的高瞻遠矚，盡在其中。

▲宋仁宗和包拯的君臣相合也是一段佳話。圖源：網絡

當然，人們最關心的還是包拯的斷案事跡。《宋史》里只記載了兩例，但翻閱包公的墓志、奏議以及時人的筆記，他留下來的斷案故事還真不少。

載入史冊的是割牛舌案。有村民來告官，說自家的牛被人割了舌頭，包拯對他說，回家把牛殺了，然后賣了。不久之后，包拯就接到報案，報案人說有村民私自殺耕牛。包拯心知報案人就是割牛舌的兇手，于是喝道：“何為割牛舌而又告之？”那人一聽，十分驚慌，露出了馬腳。

包拯在開封府時，有百姓賣柴火被搶，防衛之時被打傷。包拯下令對搶劫者施以笞刑，開封府推官呂公孺說：“盜而傷主，法不止笞。”堅決不同意包拯的判罰。包拯知錯能改，并稱贊公孺堅持原則。

包公的墓志里也記錄了不少案件，其中有一個從舅犯法案：“公性嚴毅，有從舅犯法，公撻之。”司馬光的《涑水記聞》則說包拯將從舅處死了。還有一個貴臣拖欠財貨案。有權貴拖欠他人貨物，包拯下令命其償還，權貴不聽，于是包拯將其傳喚至庭前，與原告對質。權貴十分窘迫，歸還了財物。

沈括的《夢溪筆談》中記錄了一事。包公擔任開封府尹期間，有百姓犯法，應當受杖刑，為免皮肉之苦，便賄賂胥吏。胥吏為他出主意，讓他在包公下令行刑之時喊冤，自己則故意對其大聲呵斥，不許其申辯。包公認為胥吏仗勢欺人，于是杖責了胥吏，寬宥了罪犯。殊不知這樣卻正中他們的下懷。沈括最后總結說：“小人為奸，固難防也。”

從這些故事可以看到，包拯絕不是事事都能明察秋毫，他也會犯錯。這樣的表現，可以算作一個稱職有為的能吏，卻遠遠達不到斷案如神的地步。但是，包拯展現出了一些可貴的精神特質：不畏權貴，明察機智，大義滅親，愛民如子。此后，包拯的故事不斷文學化、戲劇化，但其精神卻是一脈相承的。

那么，一個意義相對有限的國家官吏，是怎樣變成人人愛戴的司法之神的呢？

包拯逝世之后，出現了兩個不同的包公形象。

一個出現在士大夫的書齋里。

司馬光《涑水記聞》記載了一則傳遍京師的民謠：“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沈括《夢溪筆談》里載：“包希仁笑比黃河清。”這兩個民謠都被選進了《宋史》之中。

南宋初年，文人朱弁所著的《曲洧舊聞》里記載了一個文學色彩極濃的故事。歷史上，張貴妃的伯父張堯佐被任命為淮康軍節度使、群牧制置使、宣徽南院使、景靈宮使，圣旨一下，舉朝驚駭。身為監察御史的包拯屢次上疏反對，言辭十分激烈，甚至他在直面仁宗的時候，依然喧嘩失禮。仁宗十分罕見地動怒了，但轉念一想，還是放過了包拯。

朱弁將這個故事魔改成了小說：

一日將御朝，溫成（張貴妃）送至殿門，撫背曰：“官家今日不要忘了宣徽使。”上曰：“得、得。”既降旨，包拯乞對。大陳其不可，反復數百言。音吐憤激，唾我帝面。帝卒為罷之。溫成遣小黃門次第探伺，知拯犯顏切直，迎拜謝過。帝舉袖拭面曰：“殿丞向前說話，直唾我面。汝只管要宣徽使、宣徽使，豈不知包拯為御史乎！”

文人筆下的包拯是一個正直不阿的大臣，有這樣的人在，朝政才能清明。在這些故事里，他們得以感受與皇帝共治天下的尊榮，享受堅守正道打倒奸佞的快感。

與此同時，另一個包公形象出現在喧鬧的茶樓酒肆、瓦舍勾欄，成為話本、雜劇里的主角。這里沒有高高在上的士大夫，只有一群無業游民、鄉野村夫、販夫走卒、秀才寒儒。他們不想關注金字塔尖的斗爭，眼里只有自己的生活。

宋代話本《合同文字記》就出現了包公判案的故事。

汴梁農民劉添瑞遭遇旱災，外出逃荒，臨行前與兄長劉添祥簽訂了一紙合同文字，做為日后回家的證據。多年之后，劉添瑞死在外面，其子劉安住帶著合同文字回鄉。不料劉添祥之妻王氏想要獨霸家產，不認合同，指使丈夫將劉安住打得頭破血流。包公將眾人帶到公堂，取兩方的合同一對照，果然一致。于是判決劉安住歸宗，還要打劉添祥的板子。此時，劉安住說：“寧可打安住，不可打伯父。”包公見安住孝義，于是舉薦他做了官。

還有一個話本名叫《三現身》。祥符縣押司孫文，曾救過一個凍倒在雪地中的人。此人也姓孫，人稱小孫。獲救后的小孫卻恩將仇報，與大孫孫文之妻私通，并設計將其害死，對外則謊稱孫文投河而死。后來，孫文的鬼魂連續三次出現，留下了一個字謎：“大女子，小女子，前人耕來后人餌。要知三更事，掇開火下水。來年二三月，句巳當解此。”包公通過懸賞，了解案情，猜到了字謎的答案。女子即為孫，小孫白白得來大孫的家業，即“前人耕來后人餌”。“句巳”兩字，合起來乃是“包”字。包拯將兇手正法，從此名聞天下，“人說包龍圖，日間斷人，夜間斷鬼”。

公案作品的出現，把包拯放到尋常百姓的生活中。包拯現身的舞臺，不再是朝堂，而是處理奸情兇殺、家產糾紛等瑣碎事務的官衙。

雖然皇帝也提倡清官，但更喜歡忠臣，士大夫則喜歡用道德楷模來褒貶時事，以求儒道大興。但這些，離歷史很近，離百姓很遠。因此，書齋里的包拯慢慢消失了，市井生活里的包拯卻流傳了下來。

宋朝以來，由于商品經濟的繁榮，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變得復雜且多樣，新的糾紛不斷產生，中國社會進入“訴訟爆炸”的時代。可是現實之中貪官污吏太多，人們需要一個正義的化身，帶領他們走出災難。清官就是老百姓為自己創造的理想官吏，用自己的痛苦供奉的神靈。

事實證明，用痛苦澆灌的花朵，其生命力是無窮無盡的。

▲合肥包公園。圖源：攝圖網

宋代以后，包公成為了一個符號。

元代，蒙古人的統治技術十分粗暴，民族歧視和吏治廢弛造成了深沉的苦難，處于社會底層的百姓呼吁清官為他們做主。再加上，還有像關漢卿這樣的大師級人物，打磨劇本，勾起人們心中的痛苦。包公斷案的元雜劇如雨后春筍般生出，代表作品有《包待制三勘蝴蝶夢》《包待制智勘魯齋郎》《包待制陳州糶米》等。

《包待制智賺生金閣》有這么一句話：

只愿老爺懷中高揣軒轅鏡，照察我這悲悲痛痛、酸酸楚楚、說無休、訴不盡的含冤負屈情。

這些雜劇邊演邊改、邊改邊編，以至于越編越多、越傳越神。到了明代，公正無私的包公脫去了凡人的胎骨，化身成神。當時，以包公為主角的小說層出不窮，代表作品是《包龍圖判百家公案》和《龍圖公案》，都是二十幾萬字的大作。

包拯有兩種斷案方式：一種通過推理分析，搞清案件的來龍去脈；另一種則是借助鬼神的力量勘破案件。包公在查案之時，經常是冤魂訴冤，又或是神靈托夢，他甚至不用通過調查取證便能鎖定兇手。

《龍圖公案》第六十四回《聿姓走東邊》中，包公在審張漢奸殺兄嫂一案時，得到一個卦辭：“聿姓走東邊，糠口米休論。”謎底是“建康”二字，包公便認定在建康驛一帶必有蹊蹺。后來因為窗外突現黑猿，包公便推斷犯人姓袁；因蜘蛛從梁上墮下，食了案卷中的幾個字，便懷疑兇手姓朱，但是嫌疑人并無姓朱者，只有一人名叫蕭升，包公又想到蜘蛛又稱蛸蛛。就這樣，包公一路開掛，偵破了案件。

這時，包公形象已經“黑化”了，樣貌八分像鬼，二分像人：“降生之日，面生三拳，目有三角，甚是丑陋十萬，相貌異樣。”在古代，長的丑是一種天賦的神性特質，這說明包公已經是半人半神了。白天斷人間案，晚上判地府案。

在老百姓心中，神畢竟比皇帝大。這樣的包公形象雖然不真實，但給了百姓一個希望：不用依賴法律條文（因為這些東西在現實之中往往不起作用），就能得到公平；不用經歷煩瑣的審訊程序（因為這些東西往往害得百姓家破人亡），就能得到正義。換句話說，在一個世道沉淪的年代，人們需要神，而不是人。

到了清代，包公又變回了人。這個時期的代表作品是《鍘美案》《鍘包勉》《三俠五義》等。

在《三俠五義》中，包公變成了我們熟悉的黑臉，但他的能力大大弱化了。第二十回龐太師因為包公斬了他的兒子而懷恨在心，于是請了法師來暗害包公：“只見包公坐在椅上，身體亂晃，兩眼發直，也不言語，也不接茶。包興見此光景，連忙放下茶杯，悄悄問道：‘老爺怎么了？’包公忽然將身子一挺，說道：‘好血腥嚇！’往后便倒，昏迷不醒。……躺在床上，雙眉緊皺，二目難睜，四肢全然不動，一語也不發。……誰知一連就是五天，公孫策看包公脈息漸漸的微弱起來，大家不由的著急。”要不是展昭殺了妖道破了陣法，包公恐怕就要去地府判案了。

▲包拯與公孫策。圖源：影視劇照

此時的包拯依然是清正廉潔、鐵面無私的平民救星。然而，他會像一個俗世才子般談戀愛，會像一個老成官僚般計算前途，甚至不敢和皇帝硬剛，其膽氣比起宋人筆記中的包拯都弱了許多。

或許，至高無上的皇權通過權力的毛細血管，已經滲透進了民間世界，毒殺掉本就不合規矩的血性。

在帝國的秩序里，歷史屬于掌權者，批判屬于士大夫，“處江湖之遠”的百姓無法言說自己。包公的故事，就是他們微弱的吶喊。

何為清官？

人們首先會想到不事權貴、剛直不阿、兩袖清風這些字眼。然而，僅此而已嗎？

在元雜劇《竇娥冤》中，為了收取“訴訟費”的太守桃杌，下令處死竇娥。可是，桃杌作出錯誤判決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沒有證據，能力不足，急于判決，并不屬于有意制造冤案。而竇天章能夠平反冤案，主要依靠竇娥死去時的六月飛雪，以及他和竇娥的父女關系。雖然一些官員沒有大惡，但是他們的平庸也是一種惡。

▲竇娥冤。圖源：影視劇照

清官之清，有“清明”之意，也就是智識必須過人。可是古代社會能夠回應老百姓這種期待嗎？

就拿《灰闌記》來說，馬員外的大老婆與趙令史合謀毒死了馬員外，反誣陷是小老婆張海棠下的毒。因為害怕張海棠的孩子分遺產，所以大老婆謊稱這個孩子是自己生的。案件到了開封府，包公心想一個小老婆如何能強奪正宮之子？于是他用石灰撒了一個圈，讓孩子呆在里面，命令張海棠和大老婆各執孩子一臂用力拉，看誰能把孩子拉出來。張海棠心疼孩子不愿用力。包拯根據這一情況，判斷出誰是真兇。

智力是解決問題的第一要素，但是這種智力是非專業化的，不可復制的。假設再次發生類似的案件，小老婆愛子心切，心想自己死了，兒子也必然活不成，于是發力搶奪回孩子。那么這個案件要怎么判呢？

而且，在官場“兵行險著”是大忌，一旦落人口實就完蛋了。包公之所以敢這么做，只是因為他是包公，人們預設他必然能夠躲避流言的中傷。假設一個貪官擁有了包公這樣不怕流言蜚語的超級待遇，他完全可以用這種不專業的方法制造大量的冤假錯案。

一個案子的正確解決，需要超群的智力，同樣也需要這種超群的智力是由好人使用。

傳統帝國的邏輯是這樣的：用最少的人力，去維系廣大疆土的穩定。一個勤政的父母官，往往同樣也要擔任刑警、法醫、偵探和檢察官的角色。但是，人力終有窮時。官員只能依靠常識和非專業化的智力，努力調查分析案情，付出大量的時間來找尋真相。

然而，他面對的是一個“訟氓滿庭鬧如市，吏牘圍坐高于城”的世界，一天能夠處理的案件實在有限。如果他在一個案子上耗盡心力，那么其他案子很可能就只能敷衍了事。

最重要的是，他一旦有了錯誤，如果上面沒人保的話，很可能就被一撤了之了。沒有人在意他是故意犯錯，還是無心之失。帝國的邏輯再次發揮了作用，中央沒有精力來復核所有地方的案件，除非它事涉謀反，于是換個人上就是一種最經濟的選擇。

一個官員無論再聰明、再勤奮，都無法突破制度的窠臼。

所以，包公才會化身成神。

▲明鏡高懸之下的包公。圖源：影視劇照

面對慘淡的歷史現實，平民的出路只有三條：一是忍耐，二是造反，三是盼望清官。

包公的故事，像是一出廉價的喜劇，幻化出仁愛的社會、廉潔的衙門，滿足人們的幻想。又像是一個恐怖故事，臉朝黃土背朝天的黔首們，孤單地面對整個官僚體系的壓力，一個接著一個被吃掉。

包公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好官，但是包公的信仰在那個時代只會培養奴隸的人格。因為一個清官再怎么愛民，他和百姓都不是一類人。

假如官府不能帶來光明，那么處于草莽的俠客呢？他們逍遙于法律之外，很難被官府管束，快意恩仇，以武犯禁。一部 《水滸傳》講的就是一個從江湖英雄到朝廷鷹犬的故事，見人殺人、見鬼殺鬼的好漢們只反貪官，卻不反皇帝，實在可笑。而且，俠客也是珍稀人物，梁山好漢里開黑店、劫客商、吃人肉的行為不勝枚舉，他們殺的人里面又有多少無辜之人呢？

在《三俠五義》中，清官和俠客實現了合作，一個代表官府的正直，懲治邪惡；一個代表江湖的道義，替天行道。

▲“南俠”展昭。圖源：影視劇照

若是清官和俠客還不能解決，那就祈求神明吧。

包公故事里無處不體現報應二字。雜劇《認金梳》里面說：“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辰未到……感圣君與咱雪恨，這的是有青天報應昭彰。”

在《陳州糶米》中，陳州連年發生災荒，導致百姓流離失所。本該賑濟的權貴趁機中飽私囊，還打死了無辜災民。然而，法律對權貴卻無可奈何。正如戲文中所說：“我是那權豪勢要之家，累代簪纓之子，打死人不要償命，如同房檐上揭一個瓦。”

于是，包公出現了，說“總見的個天理明白”，還讓死者之子“手報親仇”。罪犯遭到了報應，天理得以伸張。其實，包公手持著皇帝御賜的尚方寶劍，這才是真正的“天道”秩序。

《龍圖公案》中還有這么一個故事，有一個小地主姚某，平日里積善布施，修橋補路，可是養出了一個不肖子孫，傾家蕩產。與之相反，有一個皇家宗室趙某，侵占他人田地，強奪別人妻女，卻養出了一個好后代，家族蒸蒸日上。姚某死后不服，狀告包公。包公說你行善是為了沽名釣譽，而趙某為惡實際是家奴干的，于是判那個家奴下油鍋。

如此報應，真是耐人尋味。

以上種種，并不是說包公故事毫無意義。現實中沒有其他更好的替代時，或許唯一的出路就是幻想出一種正義。盡管這種說法聽起來很“不道德”，但這就是生活的真理。

直到有人一語驚醒夢中人：這世上沒有救世主。那時，傳統帝國已經落幕，新的世界到來了。

楊國宜：《包拯集校注》，黃山書社，1999

無名氏：《龍圖公案》，岳麓書社，2004

楊緒容：《包拯斷案本事考》，《復旦學報（杜會科學版）》，2001年第2期

陸林：《包公藝術形象的早期塑造——宋金筆記、話本、雜劇摭談》，《中國典籍與文化》，1997年第3期

姜暢：《從“神”到“人”——淺析＜龍圖公案＞和＜三俠五義＞中包公形象的演變》，《河南教育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2期

徐忠明：《傳統中國民眾的伸冤意識：人物與途徑》，《學術研究》，2004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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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丨秦時避世人

編輯丨艾公子

原標題：《他被封神的殘酷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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