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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節將近，有網民反映“過年給孩子拿紅包攀比嚴重，漲到最低200元，給農村老年人增加很大的經濟壓力和煩惱”。壓歲錢可能還沒發揮給孩子“壓歲”的作用，就先要“壓垮”老年人了。對此，安徽阜陽官方回應稱，將引導農村群眾樹立關于壓歲錢的正確觀念，引導基層將壓歲錢的合理發放納入村規民約。

我妻子的老家在皖西北，原屬阜陽，當地與阜陽的民風同出一脈。多年來，妻子老家和南京的親友交流密切，因而我對于當地網民的困惑，頗有感知。有些老人平日獨居或在敬老院過活，過年最盼親人邀請同聚，但也頗憂“紅包負擔”。對小輩眾多的老人來說，一圈紅包發下來，真吃不消。

不能怪這些老人小氣，問題癥結在于，壓歲錢支出和老人收入不均衡甚至完全失衡。正如阜陽一位市民對媒體所言，她父親七十多歲，過年時來上一二十個小孩拜年，就得一兩千塊錢，如果沒有工資的話，壓力很大。而在當地，無固定收入的老人并不鮮見。

讓老年人生活富足，當然是一個有價值的命題，但紅包困局中，重點并不在于老年人出手是否可以變得闊綽，而在于陋習是否能先根治。如果攀比壓歲錢的風氣愈演愈烈，那么老人有再多的錢財也經不起揮霍。

不獨阜陽，筆者位于江蘇的鄉下老家，老人慣常給予小孩的過年紅包也就是200元左右，且多年不變，倒也形成一種慣例。但這種慣例時常遭遇“城市標準”的沖擊。有一次，一位城里孩子拆開紅包后，立馬抱怨：“才二百！”按照某種不成文的規矩，他們這些城里孩子，多數情況下得到的紅包在500元之上，甚至更高。

過年紅包攀比風氣的實質，是兩種金錢觀念的沖突。一方認為另一方給得太少，瞧不起人，另一方覺得已經是盡力而為，圖個意思就行。在爭議的背后，是兩種消費層級或能力、兩種消費習慣的客觀存在，這種事實在現實場景集中呈現時，很容易令兩者間的隔閡加深。

顯然，面對這樣的大背景，要紓解紅包爭議，遏制攀比風氣，既要通過合理機制對這股非理性的風氣說“不”，也要從文化心理上實現社會群體之間的互諒——當然，這一命題已經由過年紅包延展為人情往來所涉禮儀。

當下一些地方針對相關問題，主要聚力于說“不”。寫入村規民約，就是其中具有典型意義的做法。這種做法顯示著倡導和規勸的意味，可以逐步引導群眾聽取。但需要看到的是，由于此類做法不具有強制性，因而很難在短時間內收到成效。而值得提醒的是，發紅包畢竟是私人事務，一味強制并不可取。

打破困局的希望，在于讓兩種消費群體在情感上居于同一層面，進而實現共融。例如，城里的孩子下鄉時，監護人應該事先說清鄉俗特點和老人的“壓歲觀”，并引導孩子體驗村落語境中的民生憂歡，從而避免帶有偏見地評價一個紅包的厚薄。

再將心比心，作為收壓歲錢一方的小輩及其父母，必須考慮紅包是否“收之有愧”？平時是否對老人有足夠的物質和精神關愛？再功利一點說，如果老人平時沒什么固定收入，生活本就不寬裕，年輕一輩在拜年時可否多送一點禮品，或主動給老人發拜年紅包？

此外，從自身出發，以“吃虧意識”喚起他人的理解，有著特別意義。我的親人曾回皖西北為老人慶生，只熱情招待親友，禮金分文不收，在村內展現一股新風，引來村民稱贊。也有網友向媒體表示，村里有人宣布不收紅包或象征性地收取紅包后，有更多村民響應。

這讓人想到廣東等地多年時興的“十元利是”。“小紅包大吉利”的文化能夠形成，原因有很多種，但想必不會少了“第一個吃螃蟹者”的最初示范。文化心理有著趨同性，當身邊人都傾向于某一種人情往來方式時，這種文化在世俗空間的生根也就水到渠成了。

萬事開頭難，在人情往來上努力彌合認知差異，形成共識，更是如此。但可以肯定的是，即便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也值得我們努力從細節上不斷推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