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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松芳：出版宴飲新時代——王伯祥與上海粵菜館

周松芳

2024-02-11 13:07

來源：澎湃新聞

我曾撰《美食與文藝皆不可辜負：傅彥長與上海粵菜館》（刊于《書城》2022年第5期，題為《傅彥長與上海粵菜館》）說，“食在廣州”的得名，與晚清民國作為文化和傳播中心的上海的文化人和媒體的喜歡與鼓吹大有關系，并漸漸得到學者和讀者以及飲食業界的認可，傅彥長先生可謂這一歷程的上佳見證者；他上粵菜館的歷史，既是一部上海粵菜館的微型發展史，也是一部上海文藝界的小型活動史。但是，此文所據的主要資料是傅彥長先生1927至1933年的日記，那相比而言，上海灘另一個重要文化出版人王伯祥1924至1949年（當然更長，我只考察至此）長達25年的粵菜館記錄，從中窺探上海粵菜發展，豈非更為可觀？誠可觀也。

中華書局2020年版《王伯祥日記》，起自1924年1月1日，粵菜館的記錄則起自1924年1月15日：“七時三十分出味雅。”數日之后有再去：“（1924年1月20日）既暝，遂乘電車就飲于味雅。”味雅雖系小型的廣東宵夜館，但早兩年就已經大有名了：“味雅開辦的時候，僅有一幢房屋，現在已擴充到四間門面了，據聞每年獲利甚豐，除去開支外，尚盈余三四千元，實為宵夜館從來所未有。”其之所以如此成功，乃在于“他的食品，誠屬首屈一指”，尤其是“炒牛肉一味，更屬膾炙人口。同是一樣牛肉，乃有十數種烹制，如結汁呀，蠔油呀，奶油呀，蝦醬呀，茄汁呀，一時也說不盡，且莫不鮮嫩味美，細細咀嚼，香生舌本，迥非他家所能望其肩背，可謂百食不厭。”并現身說法道：“有一回我和一位友人，單是牛肉一味，足足吃了九盆，越吃越愛，始終不嫌其乏味。”兩個人吃九盆，可以想象這牛肉有多好吃，現在市面上有哪一種菜，能讓兩個老饕一口氣吃九盆！（少洲《滬上廣東館之比較》，《紅雜志》1922年第41期）連嚴獨鶴先生都盛稱其名：“北四川路崇明路轉角處有一廣東館，館名味雅，規模不大，而屢聞友朋稱道，謂其酒菜至佳，實在各廣東館之上，余未嘗光顧，不敢以耳食之談據為定論，暇當前往一試也。”（《滬上酒食肆之比較》，《紅雜志》1922 年第34期）而一食多吃，花樣百出，也正是粵菜創新發展的一大招式：“粵人烹菜，同一物品而可烹作十數味者，如味雅之牛肉，最為膾炙人口。該肆所烹牛肉，有茄汁、咭汁、青豆、淮鹽、蠔油、菜花、架厘等，美味各不相同，觀此可知粵人研求食品之有素矣。”（劉自強《粵人之食品》，《申報》1925年12月27日第17版）

宵夜館自是價廉，而味又如此之美，所以王伯祥此后十幾年間，呼朋引伴，多往品味，而詩朋酒侶，也確富“品味”：

1927年8月12日：及暮，乃與緝熙、圣陶、頡剛同赴味雅小飲，兼資暢談。

1929年5月18日：散館后赴景深之約……登味雅之樓。至則景深與六逸已先在，圣陶、希圣、仲云、振鐸、東華陸續來，青崖與霞村最后至，酒已將半矣。

1929年7月18日：夜六時赴百英味雅宴，在坐者俱國文部同人，惟予及尚公學校教員束云逵為部外人耳。

1930年8月27日：午間與仲云、振鐸、予同、調孚飯味雅。

1930年9月28日：十時赴星星編輯社味雅之宴。

1931年5月22日：六時，與調孚、圣陶、均正同赴劍華、光照、熙春之宴于崇明路味雅酒樓。

1931年6月12日：散館后赴來青閣還書賬，旋乘車赴崇明路味雅劍華、光照、熙春之約。坐客有振鐸、均正、調孚、曉先、圣陶等。

1932年7月24日：傍晚與圣陶同出，小飲于四馬路味雅，八時散。

1933年6月12日：往味雅。晤鐵恨、心田、旦初及李方桂、關實之等（此外尚有三人，不憶姓字）。劍華卒不至。心田別已六載，此番以歷史語言研究所南遷，因亦南來。

1933年9月25日：建初來，散班后與息予、雪村同出，先在開明發行所小憩，然后偕子良、立齋、并謙同赴味雅小酌。

1933年9月27日：散班后與息予同出，赴夢巖交通路亞細亞書局之約。先過國貨公司各購得呢帽一頂，然后往，至則介紹局東唐堅吾晤談，并晤其編所中人胡云翼及江君，乃共往味雅小酌。

1934年9月20日：散館后與云彬共出，過堅吾同到味雅酒敘。晤嘯水及馬臚初、馬君松。

1936年9月18日：傍晚出，與圣陶俱，晤洗人、曉先，同過味雅小飲，長談至十一時乃歸。

1937年1月17日：六時到味雅，赴消寒會，到世璟、曉先、文叔、子敦、洗人、雪村、道始、晴帆及予與士文，共十人，三人不飲，乃共罄七瓶合十四斤，可云多矣。

1937年5月3日：午間，史叔同來訪，接洽出版等務多件，因與丏、珊共邀之，同飯于北四川路味雅，二時別。

1938年2月10日：午間偕雪村、雪山、索非、均正、調孚、士敭往味雅吃飯，適遇堅吾、季康，因與索非過飲。

1938年2月17日：午飯于味雅，仍與雪村、士敭、調孚、索非、均正俱。

1938年3月31日：飯于味雅，攤費二角八分。

在這一過程中，味雅也在不斷發展，由宵夜館發展成大酒樓，且聲譽日著：“粵菜之風味，舉國歡迎，于是經營斯業者，競以此為號召，惟僅有其名而無實際，故不旋踵而歸于淘汰，此雨后春筍之粵菜館，曾不幾時，即先后以倒閉聞。四馬路味雅酒樓為粵菜館之始創者，開設十有余年，經理何月池，廣東新會人，研究烹調術三十余年，兼聘請港粵名廚為助手，故烹調鮮美，味道可口，非雜牌粵菜館所及。至于招待周到，定價低廉，早為各界洞悉，斯真粵菜風味，堪稱滬上獨步，惟其貨真價實，是以盛名獨享，雖值不景氣時代，依然欣欣向榮，絕不蒙何影響，此味雅酒樓之信譽，所能達此目的也。”（《味雅酒樓之信譽》，《申報》1933年6月7日第12版）

味雅雖然在廣告詞中有以鄰為壑的味道，但同業還是認可它的：“總之，新的新都飯店，動員了十幾位的專家，經四個月的籌備，化了三百萬元的儲鈔，所給與我們的觀感，委實不凡。我們若說狀元樓、鴻運樓之類在酒菜館的發展史中是屬于第一期，由味雅至新雅、京華、紅棉等是屬于第二期的，那么新都應該屬于第三期的第一件作品。”（熟客《談新的新都飯店》，《申報》1942年7月29日第5版）

江山有代謝，菜館換新天。味雅也終有沒落的一天，但旋又“借殼”再“上市”：“粵菜之中，年來競爭得非常劇烈，資本大，場面闊，還不算數，必要人材集中，具有豐富的經驗，才可以推陳出新，變化無窮，獲得顧客的歡心。‘南國酒家’不特資力雄厚，場面闊綽，而且人才濟濟，集粵菜權威之大成。我現在介紹幾位給讀者來認識：董事長李玉書，是海上商界巨子；經理黃瑞麟，副理簡逸民，劉永熙，伍馥華，都是新亞酒店及京華酒家的老人馬；常務董事何月池，是粵菜鼻祖，積四十年之經驗，前味雅酒樓的老主人；對外交際的何學琛，前味雅小主人，亦有二十年奮斗的歷史；廚房領班馬寶，馮培領導廚師數十人，也都是粵菜專家。斯業中人，提起馬馮兩領班，真是誰個不知，那個不曉？以這樣整齊的堂堂無敵陣容，應付‘南國酒家’各方的顧客，自然綽綽有余，可操勝算的了。”（南國佳人《粵菜權威‘南國酒家’印象記》，《申報》1942年12月14日第7版）

1926年，王伯祥去的粵菜館就多了好多家，而且不再是小型的宵夜館，而是聲名赫赫的大酒樓。第一家就是上海灘四大百貨第一家先施公司附屬的東亞酒樓：“（1926年4月24日）散館后，與圣陶并出，赴應昶喜宴與東亞酒樓。坐客多同人，而其鄉人（粵人）至夥。”當然日后也有再去：

1932年6月10日：鄭允恭來書，謂明日午后六時在東亞酒樓羅浮廳聚餐。以兩次皆未往，明日必當赴之。俾與商務諸老友一把晤之也……東亞之會，到者只允恭、繼庼、心南、頌久、壽白、以祥、圣五及圣陶與予耳。知圣五與頌皋俱已就中央政治會議外交委員，南陔經濟委員，明日即首途赴寧云。

1941年5月6日：夜與洗、村過東亞酒樓赴耕莘約，道始、少眉、伯堂、啟堂、鑒堂、秋生父子、索非與俱。

四大百貨之中，附屬先施的東亞之外，附屬新新公司的新新、新都酒樓和附屬永安公司的大東酒樓，王伯祥都有履席：

1929年3月21日：赴大東丏尊之宴……到熟人甚多。

1930年9月9日：傍晚調孚、圣陶、云彬、文祺來，因挈濬、清、同三兒同赴鄭（振鐸）母壽筵于新新酒樓。

1944年2月15日：晚六時與堅吾、雪村、丏尊、調孚同赴彥賓新新酒樓之約，與季康、文光、冰嚴諸君晤。

1946年5月28日：午后雁冰來，三日前自香港到此，暫住施高塔路大陸新村，談至六時，因與予同、紹虞、圣陶、西諦先后至，紅蕉亦至。七時就坐，樸安、乃乾至，席將終，獨鶴乃到，而夷初且行矣。九時散，與紅蕉共乘以歸。

王伯祥1926年去的第二家粵菜館，初擬杏花樓，不成，再轉往嶺南樓：“（1926年9月25日）散館后偕予同、振鐸、圣陶往中國書店邀乃乾，蓋預約于今晚為之餞行也。先至杏花樓，坐已滿，悵然出。繼至嶺南樓，乃入席。”這杏花樓，乃上海最老牌之粵菜館。有多老呢？不妨簡單追溯一下。首先它1883年就正式得名了：“啟者：生昌號向在虹口開設番菜，歷經多年，遠近馳名。現遷四馬路，改名杏花樓，擇于九月初四日（10月4日）開張。精制西式各款大菜，送禮茶食，各色名點，荷蒙仕商惠顧，誠恐未及周知，用登申報。杏花樓啟。”（《杏花樓啟》，《申報》1883年9月28日第4版）而其正式開業，則更在十年之前了：“啟者：本號常有送禮蜜餞、干濕糖果、蘇制仁面、蘇制桃片、奇味甘草仁面、甘草香枕發客，諸尊賜顧，至四馬路文運里口生昌號便是。四月廿八日。生昌隆謹啟。”（《新開》，《申報》1873年5月29日第6版）那時，《申報》也才剛創刊一年。到1920年代，則早已聲名顯赫了，所以，王伯祥請吃或被請杏花樓的次數也就更多，且終民國之世未曾稍輟；大飲小酌，屢稱其美：

1926年10月2日：夜六時在福州路杏花樓聚餐。到十三人，張若谷、傅彥長、夏丏尊、周予同、葉圣陶、樊仲云、徐調孚、章雪村、鄭振鐸、陳乃乾、沈雁冰、予及沈友蕭君。十時始散歸。

1929年10月5日：散館后振鐸、予同來，同赴杏花樓柏丞約，蓋渠后天生日，今日即張宴謝客也。

1932年5月29日：近午，文權來迎，因挈全眷并邀圣陶夫婦及其子女同往福州路杏花樓午餐。舉行訂婚禮。（女兒）

1932年8月4日：六時，與玨人偕圣陶夫婦同赴（杏花樓）喜筵，遇互生、惠群、光標、載良、承法、薰羽、煦先等，即與同席。余則、雪村自南京趕來，延陵亦自杭州趕來，亦俱足記……賓客勸酒甚殷，佩弦竟大醉狂吐。

1933年9月22日：平伯電話來，約六時在杏花樓相會，并邀圣陶與俱。

1933年12月23日：夜與圣陶共赴堅吾所，晤嘯水、云翼、叔旸及堅吾之妻耐吾、叔旸之妹惠中，遂同到杏花樓。且飲且談，至十時半乃散，扶醉歸家已十一時矣。

1934年7月7日：十一時三刻回營業處，因與洗人、雪山、息予、子良同飯于杏花樓小食部。

1935年4月24日：飯時與洗人、雪村、圣陶、索非在杏花樓聚餐。

1935年9月4日：夜與丏尊、洗人、雪山飲杏花樓小食部，談近事甚詳。

1938年2月9日：午間與雪村、雪山、調孚、均正、索非、士敭飯于杏花樓小吃部，予吃牛腩飯，連茶二角六分。

1940年6月17日：與洗、村、索赴陸高誼杏花樓之約，賓客甚盛，凡兩席。

1943年3月21日：堅吾來邀雪村、均正及余飯杏花樓。

1946年1月7日：夜六時宴請冀野于杏花樓，邀西諦作陪，本約步青，以已返渝，請建功來，凡到洗人、雪村作東外，余為允臧、予同、丏尊、達君、調孚、紹虞及余共十二人。

1946年3月27日：午應《正言報》徐亞倩之約，與圣陶、予同、紹虞、均正、調孚、彬然、祖璋過飲杏花樓，晤乃乾及亞倩館友卞、錢兩君。

1946年5月14日：六時與洗人、達君、調孚、韻鏘、孑如、康寧赴晉益制本所王松云之約，過飲杏花樓，蓋晉益承辦開明裝訂工作，久欲請客，今日特為開明專設也。豐盛腴美，近奢侈矣。

1947年1月12日：十一時十五分，應以中之約，步往杏花樓，十二時十分始到，卓夫、剛主、良才、西諦已先在。有頃，綏和、起潛及以中之族疵來，知森玉有事不克到，并開飲，酣飲暢談至三時始散。

1947年2月12日：散館后在杏花樓宴柴國卿及允減、文彬。余與洗人、雪村、達君韻第、達先、芷芬赴之，八時席散，乘車送洗人、雪村等歸然后偕達君西邁，到家已將九時矣。

1949年3月16日：五時散，六時偕洗人、雪村、雪山、予同、達君、詩圣、錫光、韻鏘、世澤、隆章、寶懋赴杏花樓南廳，應國光印書局唐彥賓之約，晤堅吾、叔陽、文彬等，余與洗、村、同、詩、澤、隆、懋、山、堅同坐，是日盛設，至為豐腆。

當日先杏花樓未成而后再去的嶺南樓，是一家開業于1907年初的老牌廣幫西餐館：“啟者：四馬路萬年春番菜館，因各股友志圖別業，集議情愿將萬年春生財家私裝修全盤頂與志成堂承受，當眾交易清楚，所有萬年春往來帳項及揭借會項等俱歸萬年春舊人理楚，與新人志成堂無涉。今志成堂主人重新改良，裝修華麗，房間清潔，改號嶺南樓番菜館，準正月擇吉開市，此布。嶺南樓主人志成堂啟。”（《盤店聲明》，《申報》1907年3月2日第7版）如果再追溯其前身萬年春，則可及于1898年，在《申報》1898年2月21日第9版的《法界公堂紀事》已經提及，在《申報》1899年1月25日第10版的《廣幫樂善》中也見其大名。改為嶺南樓后，鄭孝胥算得上捷足先登的名流：“（1908年3月6日）赴蟄先之約于嶺南樓。”“（1909年12月1日）王堯臣約至嶺南樓。”（《鄭孝胥日記》，中華書局1993年版，第1132、1217頁）

我們知道，粵菜向外拓展，為了眾口能調，以時尚的西餐先行，1903年在北京建立了中國人開的第一家西餐館兼粵菜館醉瓊樓，上海早期的粵菜館——宵夜館也多兼營西餐，但如果不向大眾酒樓轉型，僅營西餐，則前景有限。所以，嚴獨鶴說：“華人所設之番菜館，則以四馬路之倚虹樓、大觀樓為較勝，余如一枝香、嶺南樓等，則皆賣老牌子而已。”（嚴獨鶴《滬上酒食肆之比較》，《紅雜志》1922年第35期）所以或屬實，畢竟此后嶺南樓不再得見王伯祥的蹤跡。

至于1926年9月26日“晨與圣陶至安樂園嘗廣東茶點”的安樂園，乃是新興的一家以茶點為特色的酒樓，一開始就辟出與傳統相別的現點現做的新型茶室：“虹口東武昌路新建三層樓洋房之安樂園菜館，系香港素業此者所辦，鋪面宏偉，專售廣東出產食品。二樓為茶室，每逢星期日更換特式點心。三樓為廳房，陳設雅潔，各種家私及裝修等完全廣東式樣，由先施公司工廠接造。至廚司侍者亦由廣東聘來，茲開幕之期約在七月底云。”（《粵菜館又將增一處》，《申報》1924年7月28日第19版）并且聲稱他是上海真正廣東茶室的開創者：“旅滬粵人鑒于申地無真正之廣東茶室酒樓，由陳秋君親自返粵聘請名手多人來滬創設安樂園酒家……”（《安樂園酒家開幕在邇》，《申報》1924年10月25日第15版）他們強調的“每逢星期日更換特式點心”即后來飲譽食界的“星期美點”；從1926年8月至1932年1月幾乎每日必在《申報》第19版固定投放的“星期美點”廣告，統計下來無慮數百種，真是極粵點之大觀。而其價格也能五六年維持不變，更是令人嘆為觀止。

“（1926年12月19日）早起看報訖，與圣陶往赴粵南樓聚餐之約。是午到雁冰、振鐸、六逸、彥長、若谷、調孚、予同、愈之、仲云及予與圣陶共十一人。”這家粵南酒樓，也是與安樂園同期同版投放“星期美點”的著名酒樓，開業時間比安樂園還遲：“點心以粵省為最考究，虹口鴻慶坊（即舊宜樂里）粵南酒樓主人去年回粵，特雇名廚來滬，精制點心，無美不臻。開幕以來，其門如市，生意之隆，可預卜也。”（《粵南酒樓名點》，《申報》1925年3月20日第17版）

1926年王伯祥還去過一家當時新開還處于茶室階段的新雅粵菜館：“（1926年10月9日）飯后圣陶來，因同出，步于黃浦灘，觀江海關新大鐘。未之見，即至北四川路虬江路口之新雅茶樓啜茗進點。”這新雅，后來成為上海灘最負盛名的粵菜館之一：“上海的外僑最曉得‘新雅’，他們認為‘新雅’的粵菜是國菜，而不知道本幫菜才是地道的上海館。”（舒湮《吃的廢話》，《論語》半月刊1947年第132期）新雅堪稱上海文藝界的沙龍；“文化界熟的朋友，在那兒孵大的頗有其人。傅彥長君，他幾乎風雨無阻，以新雅為家。”（曹聚仁《新雅·大三元》，載《上海春秋》，三聯書店2016年版，第309頁）當然這也成了王伯祥去得最多的粵菜館之一：

1928年4月18日：散館后，與圣陶、調孚往新雅啜茗進點。

1928年6月9日：振鐸于午后三時來館，散館后與予同、對圣陶、調孚偕之同出，茶于新雅。遇伏園及醉云。

1928年6月29日：午前振鐸來館，因與圣陶、調孚同渠飯于新雅酒樓。

1928年10月3日：孟真來看，散館后與振鐸、伯嘉、圣陶陪往新雅小坐。六時別歸。渠將于后日乘輪返粵矣。

1929年1月29日：散館后振鐸約我到新雅，謂陳望道將拉我擔任沿革地理功課數小時。予力辭未往，蓋久弛驟勒，必致竭蹶，精神身體俱不我許也。

1929年2月2日：夜赴予同新雅宴，同坐有云彬、圣陶、振鐸、徐霞村、覺敷諸人。

1929年2月23日：五時半赴新雅酒樓，應仲云所招聚餐也。至則惟仲云在，有頃乃絡繹前來，計予同、圣陶、希圣、調孚、景深、振鐸、東華等九人。希圣久不見，談更暢。

1929年3月12日：碩民來訪……飯后，圣陶亦來。至三冒，同茶于新雅。

1929年6月29日：散館后即偕圣陶至其家。略坐，與碩、圣出，茶新雅，因晚膳焉。

1930年1月11日：散館后至圣陶所聽新唱片，旋與予同及圣陶偕往新雅。少坐，客陸續來，計伯平、叔遷、劍華、景深、百英、振鐸，凡九人。

1930年1月22日：散館后與六逸、振鐸、景深、圣陶、調孚茶于新雅。

1930年5月28日：乃乾午間過訪，因陪飯于新雅。午后希圣、仲云來，散館后復偕振鐸、調孚、予同及希、仲茶新雅，傍晚始散。一日兩次入同一茶館食寮，變僅見之事矣。

1930年6月21日：晚六時，赴東華新雅約，座客甚多，侃如、沅君、丏尊、雪村、振鐸、予同、調孚、望道、六逸、圣陶俱在。

1931年1月23日：散館時乃乾來，因同出，茶于新雅，七時歸。

1931年2月1日：至圣陶家，邀其伉儷午飯于新雅。圣陶已正式離館，今日即已為開明同人矣。

1931年5月2日：散館后偕予同、六逸、仲云、調孚、叔愚、振鐸、愈之茶新雅。

1931年5月12日：下午三時，與調孚往上海大戲院看《人獸奇觀》。遇姚名達。五時許散出，同茶于新雅。

1931年8月30日：晨起少坐即出訪碩民于圣陶所。同啜茗新雅。閱一時，以天黑防雨，仍同返圣陶所。談至午后二時始別，即飯圣陶家。碩民乘車赴嘉善，予則徑歸。看今天各日報。傍晚平伯、圣陶見過，復同出，飯于新張之特色酒家。地處北四川路、靶子路之交，宜見起色，乃營業狀況遠不如新雅，不審何故？豈應俗所謂有運亨否之故耶！九時半歸。

1931年9月20日：君疇偕圣陶來訪，因共往新雅午飯。

1932年1月17日：晨年，以宿酲不甚爽。看報后，圣陶、振鐸、叔愚來訪，因同出。午飯于新雅。

1933年7月17日：傍晚六時，偕圣陶、息予及舊同學谷春帆飲于大馬路之新雅。

1933年8月9日：建初、楔蘭來，因與雪村、息予、圣陶、彬然陪之同出，飯于大馬路新雅。

1935年2月8日：午前振鐸來，因與雪村、曉先、調孚同邀飲于北四川路新雅酒樓。

1935年10月19日：午間在虬江路口新雅酒家宴請覺明，柏丞未到，派村佐周為代表，鞠侯則先在矣。聯客為雪村、洗人、振鐸、圣陶、調孚、予同及張耀翔與程澤霖，主客凡十二人。

1936年6月11日：午刻，予同、振鐸與調孚及予四人共載返滬，在北四川路虬江路口新雅午飯。

1937年1月1日：四時許，予與圣陶、愈之、洗人、孑如同茶于北四川路新雅酒樓。

接下來我們要談到冠生園。冠生園也是上海一家老牌粵菜館，尤其是其前（餐）館后（農）場、前店后廠（食品工廠）的特色及模式，使其不僅成為民國最大的食品工業企業，綜合全國來講，也堪稱最大的飲食服務企業。因其聲名卓著，在新雅“孵大”的傅彥長也時時光顧，王伯祥也自不能外：

1928年6月8日：依時入館，知振鐸今日午后將抵滬。下午四時出，與圣陶、調孚同往本館發行所。予取款后復與二君往冠生園茶樓晤振鐸，蓋預先電話約談者。闊別經年，驟見大喜，但欲正多，反成無語默對也。

1931年3月1日：飯后打牌四卷，振鐸、圣陶見過，遂同出，茶于冠生園。

1934年8月31日：午間與丏尊、雪村、圣陶、調孚往南京路冠生園請振鐸、予同、愈之及東華。

1936年9月13日：旋（與雪村）同至冠生園啜茗，因小飲焉。

1937年6月27日：至暮，索非及雪村乃來，遂同住南京路冠生園小酌。

1937年7月26日：遇孑如，遂同往大馬路冠生園飲茶，并為小酌。長談至八時始別歸，孑如會鈔，甚感不安也。

1938年2月21日：午飯于南園，與丏、琛、索、調、均、珊俱，攤費三角四分。散館時，乃乾見過，因與雪村偕之同往大馬路冠生園啜茗。

1940年11月30日：夜聚飲，仍用冠生園菜，甚滿意。到振鐸、予同、紀堂、東華、頌久、蓮僧，合予等凡十人，鞠侯未到。

再下來，世界、南京、金陵、康樂、紅棉等酒家，也都是傅彥長去過的粵菜館，王伯祥去得不多，故集中錄示如下：

1930年12月13日：乃乾來訪，因與振鐸、圣陶偕之同飯于世界酒家。

1931年1月7日：散館后，青崖來，予同、圣陶亦同至，約予任吳淞中國公學上古史及文字學教授，予謝不敏而堅持不肯釋，遂推薦希圣及世祿，始克解圍。旋與同出，過振鐸，別約東華、仲云飯于世界酒家，青崖作東。

1931年8月5日：五時左右親訪圣陶面交之（《講義》），并約昌群及伊共飲于北四川路南京酒家。

1931年9月1日：夜與圣陶、振鐸、予同、望道、東華、立三在北四川路南京酒家小飲，談辦《文史評論》事。

1934年1月24日：散班后與圣陶、調孚赴東華之約于南京飯店。

1932年7月7日：六時出，赴予同、東華梅園之約。難后聚餐，此為第一次，回首前塵，不堪重數矣。是會到十八人，分坐兩席，予與福崇、東華、愈之、予同、仲云、六逸、丏尊、蓮僧、達人同坐，余為圣陶、調孚、云彬、雪村、同光、均正、光燾等。

1932年11月27日：近午與圣陶同赴稼軒金陵酒家之約，至則稼軒與鳴時已在。既而丏尊、雪村等續至，即開飲。

1943年2月19日：西諦來，因約雪村、予、劍、調及余共過金陵酒家午飯，攤十八元。

1943年5月17日：西諦來，因約雪村、予同及余共過金陵酒家午飯，用和菜四味六十元，連飯及小賬適合一百元，攤派廿五元。

1943年5月21日：西諦來，午因與諦共飯金陵酒家，攤廿元。

1943年5月28日：西諦來，因與予同及伊共過金陵酒家午飯，攤廿七元。

1934年8月12日：談公司進行事，至六時，調孚、圣陶赴覺林宴，予謝之，就近與丏、村、山、曉、洗在廣州酒家晚飯。

1944年2月11日：立齋、幼雄來邀，集飲于紅棉酒家。

1944年6月1日：漱兒往康樂賀慧芬之兄結婚，茶點而歸。

1945年4月29日：下午三時，與玨人、芷、敭及清兒、漱兒、建孫前往紅棉酒家賀震淵長女梅嶺與陳氏英泉結婚。

而最值得我們關注的是，上海淪陷后，王伯祥的粵菜館消費頻率不減反增，只是去的多是便宜的小館子，比如西南酒家，去的次數超過前述所有酒家：

1942年3月26日：午與雪村過西南酒家，吃臘味飯一盅，計二元二角五分。（日來法幣為儲幣所擠，致生差額三成，物價因亦陡滋有超過五成者。）

1942年4月15日：午在西南酒家吃牛腩飯（二元四角半）。

1942年4月16日：午往西南酒家吃牛腩飯，又漲三角矣（計二元八角），蓋工部局平糶洋米昨日突由每升二元漲至二元九角，國米因以步漲，自然影響一切物價也。18日：午仍在西南酒家吃牛腩飯，二元八角。

1942年4月24日：午飯西南酒家。（廣州炒飯一客，價三元，小賬三角半。）

1942年4月27日：午就食西南酒家，啖廣州炒飯。

1942年4月28日：午就西南酒家，仍啖廣州炒飯。

1942年4月30日：午仍就食西南酒家，啖臘腸炒飯，二元八角。

1942年5月2日：午就食西南酒家，食廣州炒飯，又漲價二角矣。

1942年5月5日：午買廣州炒飯食之（免就食省小賬）。

1942年5月6日：午仍購廣州炒飯啖之。

1942年5月7日：午吃叉燒飯（二元七角）。

1942年5月8日：午仍吃廣州炒飯。

1942年5月9日：午仍啖廣州炒飯。

1942年5月11日：午仍啖廣州炒飯。

1942年5月12日：午仍啖廣州炒飯。

1942年5月13日：午仍飭金才購廣州炒飯食之。

1943年2月22日：午與雪村、予同共飲于西南酒家，攤費七元三角。

1943年3月3日：午與予同共飯于西南酒家，各攤十二元。

1943年3月31日：午與予同、雪村共飯于西南酒家，攤費十二元三角。

1943年4月3日：午與西諦、雪村共飯于西南酒家，攤費十二元。

1943年5月22日：午與雪村飯西南酒家，各花八元七角。

1943年5月26日：午與村、同共飯西南酒家，用十元七角。

其中沒有標明吃廣州炒飯的那幾天，也顯然是購自西南酒家。有意思的是，筆者閱讀以及檢索民國文獻，炒飯以粵菜館為著，如今負有盛名的揚州炒飯，當時卻頗為罕見。傅彥長說：“二十二歲（1914年）以后的幾年，我在一個女學校里教書。我一肚皮裝滿著板了面孔的見解……有時候，我們也不在家中吃飯，那末，總是二三人的局面，地點在四馬路廣東館子的某一家，吃的總是一碗不甚昂貴的蛋炒飯。”（傅彥長《談談夏天生活》，《時代》1934年第6卷第6期）稍后上海報章盛稱廣東點心，例舉橋香酒家，即及其炒飯：“著名者有臘米飯、雞熬飯、魚生粥、叉燒炒飯、蝦肉水餃等，其價均在一角至二角間，惟該店地址較仄，午晚時常有人滿之患。”（《談廣東點心店》，《申報》1925年9月27日第19版）再后來，鼎鼎大名的新雅粵菜館，都以炒飯相招徠：“陰歷本月十五起添設南洋架喱飯……并設各種炒飯。”（《新雅茶點粵菜館》，《申報》1928年10月26日第15版）“新館南京路廣西路西首……廣州炒飯、每客三角；什景炒飯、每客三角；上湯炒飯、每客三角……”（《新雅粵菜館簡便飯餐》，《申報》1932年10月10日第33版）

合肥張家四姐妹的大弟弟張宗和，日記中所記各地炒飯，均是粵菜館的廣州炒飯，如1937年8月11日在蘇州：“到廣州食品公司，兩人吃了一客四毛錢的什錦炒飯也就夠了。”又如1948年5月31日在貴陽：“到冠生園買預備明天請客的東西，火腿、肉松、鴨蛋、面、糖等。公共汽車沒有，決定等下午的校車，于是先到冠生園喝茶，寫信給文思。剛寫了兩句，來了個瘋子，穿的很好，坐下大罵孫中山、蔣介石，全罵，亂說，說的不停，自己又叫又唱。叫了飯吃了，走了。他走后，我才來定定心心的寫信。我也要個牛肉蛋炒飯，吃了才一點半。”（《張宗和日記》，浙江大學出版社2019年10月版，第二卷第108頁，浙江大學出版社2021年版，第四卷第280頁）

在西南酒家吃的牛腩飯更具廣州特色，全國應該沒有任何一個地方像廣州這樣喜歡吃牛腩，而且盛風不墜，至于今日。當日在上海，也不是西南這樣的小粵菜館提供牛腩飯面，金龍茶室直推為特色食品：“本茶室粵菜茶點，既得各界稱贊，近因天氣涼快，新出補身燉品，價既從廉，東西真實，不妨來試。還有特式的牛腩粉、牛腩飯、牛腩面各客一角。”（《金龍茶室新出燉品》，《申報》1935年11月20日第17版）頂級的新新酒樓和冠生園酒家也以牛腩相號召：“七角半午餐：雞丁蝦仁湯、炸鮮魚、五香牛腩。”（《新新酒樓》廣告，《申報》1936年7月19日第21版）“早餐窩面、排骨面、扣肉面、牛腩面、炸魚面，上午八時至十時（每客）三十五元。”（《南京路冠生園西餐室》廣告，《申報》1944年4月28日第2版）

他到南園、天天樓、美心等粵菜館，也是撿便宜吃，關鍵是便宜還有特色是好貨，故屢示滿意：

1938年2月18日：午前幼雄來，三日前自上虞返抵此，暫住愈之所。因共往南園午飯，雪村、雪山、士敭、調孚、均正與俱。啖瓦罐煲臘味飯中器一事，又燒魚頭及燉牛筋各一器，白飯各一盅，甚酣飽。計攤費三角五分。

1938年2月21日：午飯于南園，與丏、琛、索、調、均、珊俱，攤費三角四分。

1938年3月2日：今日起，講定包飯于天天樓，每餐一角五分；先付六角，吃至本星期亦止，以后每星期一付九角云。飯時，丏尊未到，幼雄、芷芬來，因共過天天樓進餐。

1938年5月1日：與芝九談至十二時，伴之出，飯于亞爾培路美心酒家，地不大而肴甚精潔，且不貴，二人共食兩菜一湯，連小賬僅一元九角耳。

時代是不友好的，對文化人尤其不好，所以上海淪陷之后，王伯祥去大菜館越來越少。好在粵菜館是友好的，不僅小型的粵菜館物美價廉，性價比優質到勝于在家做飯，比如王伯祥在天天酒家的包飯——其實天天酒家并不算小酒家，傅彥長當年就常去——而且頂級的粵菜館，也能做到豐儉由人，讓這些文化窮人能吃得起，吃得尊嚴和體面。前述王伯祥的西南酒家飲食日記，多有提到與更有名望的鄭振鐸同食共餐，即可有助于說明這一層，同時，我們再進一步考察此一期間鄭振鐸的日記，發現他去得真還不少：

1943年3月19日：上午至開明，閑談至十二時，偕諸友同往西南酒家午餐，用十二元。

1943年3月23日：至開明，偕諸友至西南酒家午餐，用十二元余。

1943年4月3日：至西南酒家，與王、章午餐，用十二元。

1943年4月8日：偕章、周、王同往西南酒家午餐，每人用十二元半。

1943年4月14日：偕季（琳）等至西南酒家午餐。用四十一元。

1943年4月28日：在西南酒家，用三十元。

1944年3月7日：在西南酒家吃燴飯一碗。

有意思的是鄭振鐸的日記（陳福康整理《鄭振鐸日記全編》，山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雖然簡略，但每餐飯之后的用費可沒簡掉。從中我們也看到，他去西南酒家次數多而費用少，去別的粵菜館，花費就多多了，特別是跟關系有些曖昧的女學生徐微一塊去：

1943年4月2日：至大三元午餐，用四十六元。

1943年4月17日：至大同晚餐。本約徐，彼因倦未來。獨酌。用四十一元。

1943年4月18日：到大同午餐，用四十四元。

1943年4月22日：在大同晚餐。用四十三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