貝多芬《第九交響曲》問世前幾天，遛著狗的維也納市民意識到一切都會就此不同。在他們的狗兒聞著一塊音樂會廣告牌的時候，市民們看到的是一部“宏大”的新交響曲即將問世，“獨唱和合唱將在終曲登場”，打破了交響曲只由管弦樂隊演奏的傳統。“路德維希·范·貝多芬先生將親自指揮”的聲明很難讓人安心，因為大家都知道他是個聾子。在各個音樂社團的“好意協助”下，管弦樂團和合唱團的編制都被擴大。這部交響曲會很長，是有史以來最長的交響曲。

貝多芬

但最令人震驚的細節是演出日期：1824年5月7日。

星期五？人們大呼小叫。沒人會來的。統治階級在周末都會去鄉間別墅，而沒有王公伯爵這些當時代表文化影響力的人出席，新作品的演出就沒有意義了。貝多芬對此的解釋頗為生硬，他只能訂到劇院那天的檔期，而且不管怎樣，他希望這部交響樂不僅僅是為精英階層而創作，而是要讓真正的人民聽到。他降低票價，取消著裝規定，自己穿上了一件綠色夾克，因為他沒有黑色正裝大衣。此事件的方方面面都展示著貝多芬的意圖：他想要顛覆既定秩序。

當晚的觀眾們都很興奮，要求把第二樂章再演一遍。當天還是有一些藝術界人士留在城里；還有一位老伯爵從病榻上被人用擔架抬過來。沒有座位的學生們緊緊抓住墻邊的扶手。緊張的氣氛持續了五十多分鐘。到終曲開始六分鐘后，男低音歌唱家唱道：“啊！朋友，別再老調重彈——還是讓我們的歌聲，匯合成歡樂的合唱吧！”樂隊給了他一小節時間深呼吸，然后男低音大聲唱出“Freude！”，贊美歡樂。

合唱隊起立，“alle Menschen werden Brüder”（四海之內皆兄弟）的歌詞呼喚著革命——盡管這句口號因為否認君權神授，可能會使他們被捕。弗里德里希·席勒在1785年創作了這首滿懷美好愿望的《歡樂頌》，而貝多芬為其賦予了群眾的力量。從此時起它已經成為一種政治勢力，劍指所有國家的根基。席勒的詩篇是滿懷美好愿望的烏托邦；貝多芬使其顯得切實可行而且勢在必行。觀眾們大聲歡呼叫好。在音樂般的喧囂聲中還能聽到有個警察在高喊秩序。一位獨唱家拉拉貝多芬的衣袖，讓作曲家轉身看到歡呼跺腳的觀眾。貝多芬表示：“勝利在我手中，從此我可以直抒胸臆了。”

從那一刻起，接下來的兩百年間，貝多芬的《第九交響曲》一直是打著各種紅旗的社會改革者的集結號，從卡爾·馬克思到凱爾·斯塔莫（Keir Starmer）。馬克思將其描述為“世間歡樂的莊嚴彌撒”，而凱爾·斯塔莫最近對Classic FM表示，這部交響曲最能概括他領導下的英國工黨：“它有一種使命感，而且又非常樂觀。這是非常典型的工黨氣質。要讓每個人，像貝多芬那樣讓每個人為了它而登上這個舞臺……這是一種向更好的地方前進的感覺。”

這部交響曲曾為許多社會愿景服務。斯大林曾下令在蘇聯的每一個村莊演奏它。每年圣誕節前后，日本都會舉辦破紀錄的“第九”音樂會，曾有多達一萬名觀眾作為業余合唱共同唱響它。

以伊恩·史密斯為首的羅德西亞白人統治政權將《歡樂頌》改編為國歌。歐盟在1985年也做了類似的事情，將席勒的“四海之內皆兄弟”的博愛夢想解釋為只適用于歐盟成員國及其公民，其余人類則只能被拘禁在鐵絲網后等待遣返。當柏林墻倒塌時，伯恩斯坦在柏林指揮了一場凱旋音樂會，他用“Freiheit”（自由）取代了“Freude”（歡樂）。

小說家安東尼·伯吉斯（Anthony Burgess）在《發條橙》一書中將這部交響曲作為書中浪子的首選靈藥，拉斐爾·庫貝里克（Rafael Kubelik）為斯坦利·庫布里克（Stanley Kubrick）在1971年的同名電影配樂時，進一步放大了這部交響曲的影響。女性主義音樂學家蘇珊·麥克拉里（Susan McClary）在貝多芬這部高潮迭起的杰作中聽到了“無法得到解脫的強奸犯爆發的令人窒息的狂怒”。她的論文促使詩人阿德里安娜·里奇（Adrienne Rich）寫下了《終于被理解為一篇性文字的貝多芬第九交響曲》，其中的一句富有弗洛伊德風格：“從自我的隧道中向歡樂高聲呼喊”，暫且不論這意味著什么。作為最具普世意味的貝多芬作品，它對各種詮釋都持開放態度。演繹這部交響曲時間最短的錄音是39分鐘，最長的是105分鐘，這兩者都不合理。中庸之道還差不多。

荷蘭指揮家伯納德·海汀克指揮巴伐利亞廣播交響樂團演奏的貝多芬《第九交響曲》，2019年版

那么，我們對貝多芬當年的意圖又有多少了解呢？他當時53歲，在奧地利人看來確實已經垂垂老矣，因為當時奧地利男性的平均壽命不到35歲。由于債臺高筑，他接受了倫敦愛樂樂團低于市價的委約，并將1823年一整年都用來創作這部交響曲。但是到8月底時，他只寫下了15分鐘的音樂。慢板樂章又花了他兩個月的時間。他去了一次巴登，以溫泉療養來安撫身體的疼痛，當他回到維也納時，他拿著筆記本大喊：“我搞定它了！”

樂譜最后于1824年2月完稿，但貝多芬心存疑慮，提到過要寫一個新的不帶合唱的終樂章。“我犯了一個錯誤”，他曾經這么說。他曾經向柏林提出在那里首演這部交響曲，并且試圖無視倫敦的合同，把這首交響曲題獻給普魯士皇帝。最終這部交響曲得以在維也納首演，是由當地的一群有錢人贊助的，這表明貝多芬對平等主義的承諾并非處處平等。

貝多芬的猶豫不決絲毫沒有削弱《歡樂頌》超凡脫俗的本質。伊戈爾·斯特拉文斯基可能曾經批評其旋律“平庸得無可救藥”，伊恩·麥克尤恩可能曾蔑視它“像一首童謠”，但從《夏日將至》（Sumer is icumin in）到泰勒·斯威夫特的新歌，人類歷史上幾乎沒有別的音樂能像它這樣，如此耐聽又催人奮發。只要奏響兩拍，全世界就能跟著唱起《歡樂頌》。

我想到有一件事可以證明《歡樂頌》持久不衰的意義。2020年3月，在新冠疫情造成廣泛封城之后的最初幾天，當時的人們不知道是否還能再見面，更不用說在一起演奏音樂了。鹿特丹愛樂樂團的成員在各自的臥室里通過Zoom來演奏貝多芬的《歡樂頌》，以維持自己的精神狀態。這段視頻被編輯后發布在YouTube上，短短幾天內就突破了300萬次播放，成為了互聯網上有史以來播放速度最快的古典音樂。引用某個荷蘭啤酒的一則老廣告，貝多芬觸及了其他作曲家無法觸到的部位。

因此，如果凱爾·斯塔莫這位前市政廳音樂及戲劇學院的音樂學者在2024年能夠讓英國工黨重新上臺執政，他很可能會引用這部交響曲中對百萬民眾的呼吁，“這一吻獻給全世界”。貝多芬希望憑借《第九交響曲》來消弭不平等。而隨著這部交響曲邁入第三個世紀，它絲毫沒有失去那種不可抗拒的吸引力。

貝多芬《第九交響曲》推薦錄音：

伯納德·海汀克指揮巴伐利亞廣播交響樂團，2019年版

富特文格勒指揮柏林愛樂樂團，1942年版

弗里喬伊指揮柏林廣播交響樂團，1957年版

庫貝里克指揮巴伐利亞廣播交響樂團，1975年版

大衛·辛曼指揮蘇黎世音樂廳管弦樂團，1999年版

鹿特丹愛樂樂團成員2020年的YouTube在線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