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20年，中原大地前后經歷了三個年號，分別是東漢的建安二十五年、延康元年，以及曹魏的黃初元年。年號是帝王的標志，也是一個王朝正朔的代表，三個年號之間的更迭背后，上演的正是曹丕代漢的政治劇目。

曹丕代漢，速度雖然不算慢，但實行起來并非易事。群臣通過一封又一封勸進文書論證了曹丕天命加身；漢獻帝用一封又一封禪位詔書解決了稱帝的程序正義問題，但還有一個血淋淋的現實不容忽視：天下并沒有一統。正如幾百年后司馬光強調的那樣：“茍不能使九州合為一統，皆有天子之名而無其實者也。”當時孫權、劉備尚割據著江東與益州，曹丕若在未統一天下前稱帝，自然會引發敵國的反對和天下人的質疑——這是“功業”層面的難題。

曹丕

后人知道，在之后的歷史進程中，曹魏自始至終沒有完成統一大業——最終合三國為一朝的，是晉武帝司馬炎。那么，曹丕如何在分裂的情況下稱帝呢？盡管曹丕在令文中反復向群臣暗示“權、備尚存”“戎虜未滅”，但一眾勸進奏章、禪位詔書卻對此只字未提。這自然怨不得群臣——“天道深遠”可以附會穿鑿，天下三分卻是客觀事實，而且在可以預見的未來，三足鼎立的格局也難以打破。站在黃初元年的洛陽向未來眺望，不難想像曹丕內心的躊躇：想要實現“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夢想，機會恐怕不多。

但歷史就是這般變化莫測，曹丕這個新晉皇帝無論如何都想不到，機會不僅來了，而且來得干脆利落。

孫權稱藩：“虞舜舞干戚”的政治訴求

就在曹操逝世的前一年，也就是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號稱“天下之腹”的荊州上演了一場著名戰役：襄樊之戰。這一戰沒有被列入三國時期的“三大戰役”，但它卻前承漢中之戰、后啟夷陵之戰，對天下局勢的影響力比之于“三大戰役”有過之而無不及。

建安二十四年，劉備在與曹操爭奪兩年后終于拿下漢中，勢力達到極盛。就在同一年，劉備派駐在荊州的名將關羽揮軍北伐，一路高歌猛進直逼曹操腹地，《三國志》甚至不吝用“威震華夏”四個字來形容關羽。關羽攻勢最強時，曹操甚至萌生了遷都以避其鋒銳的念頭，所幸被司馬懿等人勸住。而后，局勢陡然變幻，孫權在向關羽請求聯姻不成且受辱的情況下，一邊向曹操上書稱臣，一邊派呂蒙偷襲了關羽在荊州的根據地，并迅速占領荊州，關羽在回援途中被孫權擒殺，一代武圣就此馬革裹尸。

當時的局勢雖是“三足鼎立”，但曹操的實力要大于孫權、劉備兩家實力之和。孫權偷襲荊州后，劉備立誓復仇，于章武元年（221年）親自率兵東征，“三大戰役”最后一役夷陵之戰爆發。劉備因為丟荊州失去了理智，但孫權卻保持了一個戰略家應有的清醒頭腦。為避免兩線作戰，孫權立刻向曹操上書勸進，這一伎倆當然騙不過曹操——曹操將孫權的來信示于群臣，譏諷道：“是兒欲踞吾著爐火上邪。”而在曹丕稱帝后，孫權稱藩的低姿態則理所當然地讓踐位未久的曹丕龍顏大悅，新成立王朝太需要四方來朝以強化其合法性了。

面對孫權口是心非的稱藩，曹魏著名謀臣劉曄當即提出了借機一統天下的策略：“天下三分，中國十有其八。吳、蜀各保一州，阻山依水，有急相救，此小國之利也。今還自相攻，天亡之也，宜大興師，徑渡江襲之。蜀攻其外，我襲其內，吳之亡不出旬月矣。吳亡則蜀孤，若割吳之半以與蜀，蜀固不能久存，況蜀得其外，我得其內乎！”這段話的論述一針見血。劉曄認為，劉備與孫權力量弱小，若能結盟尚有存續的希望，如今自相攻伐，曹丕應當借劉備東征之時討伐孫權，孫權一個月內必亡。一旦孫權滅亡，劉備自然無法獨活，如此天下可定。然而，曹丕的回應卻是：“人稱臣降而伐之，疑天下欲來者心。”

劉曄

劉曄之論深得兵法之道，曹丕豈能不知？但在“權、備尚存”“戎虜未滅”的情況下，曹丕此時最大的心結依然是天命合法性不足，而孫權稱藩正是打開這一心結的關鍵一步。通過戰爭平定天下，一切尚需從長計議；而只要答應眼下孫權的請求，江東便在形式上完成統一，這對于剛剛稱帝、底氣不足的曹丕來說，是很難拒絕的誘惑。從軍事角度來看，孫權稱藩不過是一個并不高明的計策；但從政治角度來看，這一事件對漢魏禪代無疑有著一定的助推力。

考慮到這一層，便能理解為什么曹丕會痛快接受孫權拋來的橄欖枝。對此，曹丕曾作一篇《太宗論》，將這一心思解釋得通透：

昔有苗不賓，重華舞以干戚，尉佗稱帝，孝文撫以恩德，吳王不朝，錫之幾杖以撫其意，而天下賴安……

這幾句分別引用了舜、漢文帝不通過征伐而降服有苗、趙佗、吳王劉濞的典故來解釋自己不愿意發兵伐吳的理由。當然這里不免有粉飾之嫌，因為劉曄之論終究流于理論，而從實操層面來看，征服吳蜀并非易事。早在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曹操南征時，傅干便曾上過一道《諫曹公南征》，細數非戰之策：“明公（曹操）用武攘之，十平其九，今未承王命者，吳與蜀也。吳有長江之險，蜀有崇山之阻，難以威服，易以德懷。……唯明公思虞舜舞干戚之義，全威養德，以道制勝。”

孫權與劉備依憑長江崇山之險，即使如曹操這般的軍事大家也難以克復，更何況曹丕用兵遠不及其父，當然更希望敵人以禮來降，這就是傅干強調的“思虞舜舞干戚之義”。出于這一考慮，曹丕在接受孫權稱藩時立刻賜孫權九錫、冊封孫權之子孫登為東中郎將、封縣侯萬戶。黃初二年（221年）十一月，曹丕連下兩道《策命孫權九錫文》和《冊孫權太子登為東中郎封侯文》，立刻遣使送至江東。這兩份詔書的篇幅一長一短，實質性內容不多。《策命孫權九錫文》言：

……叔旦有夾輔之勛，太公有鷹揚之功，……朕以不德，承運革命，君臨萬國，秉統天機，思齊先代，坐而待旦。惟君天資忠亮，命世作佐，深睹歷數，達見廢興，遠遣行人，浮于潛漢。望風影附，抗疏稱藩，兼納纖絺南方之貢，普遣諸將來還本朝，忠肅內發，款誠外昭，信著金石，義蓋山河，朕甚嘉焉。……敬敷訓典，以服朕命，以勖相我國家，永終爾顯烈。

叔旦指周公，太公指姜子牙，曹丕封孫權為吳王，希望其能如周公、姜子牙輔佐周王一樣輔佐他。“朕以不德，承運革命”一句，則是再次重申自身的天命正統。“惟君天資忠亮，命世作佐”一句，是對孫權稱藩的嘉獎，而“敬敷訓典”一句，則是提醒孫權稱藩后應當肩負的責任。

曹丕派邢貞將《策命孫權九錫文》送到江東，邢貞態度踞傲，立刻激怒了江東群臣。《三國志》記載了“張昭既怒，而（徐）盛忿憤”的場景，可見連赤壁之戰時強烈主和的張昭，此時都無法忍受自己的主公稱臣了，真是時也勢也。邢貞見情景如此，也不得不感嘆：“江東將相如此，非久下人者也。”孫權是如何安撫臣僚的呢？他說：“昔沛公（劉邦）亦受項羽封為漢王，蓋時宜耳，復何損邪？”意思是劉邦也曾受項羽之封，不過是權宜之計罷了。歷史上，劉邦最終消滅項羽建立了漢朝，孫權飲馬許洛之志，慨然于心。

《冊孫權太子登為東中郎封侯文》的內容亦無甚特別，有意思的是文中引用了孫咸的典故：

……由漢光武受命，李氏為輔，王梁孫咸，并見符緯也。斯乃皇天啟佑大魏，永令孫氏仍世為佐。其以登為東中郎將，封縣侯萬戶。昔周嘉公旦，祚流七胤；漢禮蕭何，一門十侯。今孫將軍亦當如斯……

漢光武帝極信讖緯之學，曾在讖文中讀到“孫咸征狄”四字，于是提拔了一個名叫孫咸的人為平狄將軍，行大司馬事。文中的王梁同樣如此：漢光武帝在《赤伏符》讀到“王梁主衛作玄武”，便將王梁提拔成大司空。同樣迷信讖緯之學的曹丕在此頗有以漢光武帝自居的意味，但引用孫咸的典故來勉勵孫權、孫登父子，發“令孫氏仍世為佐”“今孫將軍亦當如斯”之言，終究令人忍俊不禁。

《策命孫權九錫文》寫得中規中矩，其意圖其實早在曹丕回復劉曄時就已挑明：“疑天下欲來者心”。毫無疑問，除卻遼東那個不成氣候的公孫淵，曹丕距離天下一統只剩下孫權、劉備兩個勢力，如今孫權已經主動稱藩，還有誰是“欲來者”？還有誰配當這個“欲來者”？當然只剩下劉備集團。曹丕的軍事才能雖然無法企及其父曹操，但自然看得出孫權并非池中之物；在這種情況下，還要接受孫權稱藩，并試圖通過對孫權的優待引導劉備來降，或許說明曹丕內心未必一定要在實質上征服吳蜀——先通過羈縻吳蜀的方式建立一個不那么集權的封建制王朝，應該也是不錯的選擇。劉備若能效仿孫權稱藩，曹魏便在形式上完成了“君臨萬國，秉統天機”的政治任務，至少能先解決當下曹魏天命不夠充分的難題。只要劉備來降，哪怕日后復反，那也有了叛逆之名，屆時平叛，可謂師出有名、名正言順。

寄命交州：孫權的卑辭上書與毅然改元

孫權、劉備都是梟雄英主，但曹丕的如意算盤未必沒有實現的可能。劉備實力弱于孫權，無論在夷陵之戰中險勝或失敗（以當時的情況而言，劉備大勝的可能性極低），都將大傷元氣。屆時曹丕若揮師南征，劉備在難以抵抗的情況下，稱藩將會是一個具有可能性的選擇。而一旦這個可能性成真，曹丕通過羈縻吳蜀實現一統天下的目的就算達成。以蜀漢為正統的史學家或許會提出，劉備是以曹丕篡漢為理由立國的，一旦認可了曹丕，豈不危及自己的合法性？

其實這真是“看三國掉淚，為古人擔憂”。如果蜀漢的政治局勢已經惡化到不稱藩即亡國的地位，兩全的理由自然會被構想出來。比如，劉備稱帝時益州傳言漢獻帝已駕崩（這個謠言很可能就是劉備本人炮制的），并像模像樣地定下了“漢愍帝”這個謚號，結果到頭來發現這是一場“誤會”——曹丕是從漢獻帝手中合法接過皇位的，那劉備作為漢臣承認先帝的禪位豈不是順理成章？退一步而言，日后孫權稱帝時，蜀漢既沒有放棄天下共主的地位，又同時認可了孫權帝位的合法性，這一自相矛盾的妥協也并沒有動搖國本。

孫權

曹丕當然不會不知道孫權的野心，于是在封孫權為吳王時，一方面要求孫權將孫登作為質子送至洛陽，另一方面要求孫權進貢象牙、犀角、孔雀、翡翠等珍玩。對于后者，孫權看得很輕，認為“彼所求者，于我瓦石耳，孤何惜焉”，對于曹丕的予取予求，無不答應。但對遣送質子一事，因事關國本，孫權便表面允諾，實則找盡各種理由推脫了。夷陵之戰后，孫權立刻遣使向曹丕稟報戰績并邀功請賞。這同樣是一個“得了便宜還賣乖”的計策，但曹丕既然已經是孫權名義上的主公，自然也要接招，于是在黃初三年（222年）下了一道《詔答吳王》，要求孫權“勉建方略，務全獨克”，責令其消滅劉備。其實除曹丕外，曹魏朝廷上下一致認為孫權必叛，“三公”司徒華歆、司空王朗、太尉鐘繇聯名上奏，羅列了孫權十五條罪狀，希望曹丕罷免孫權官位、削去孫權封土，否則便移兵進討。華歆等人所料不錯：孫權向曹丕稱臣是為了避免兩線作戰，如今劉備已被擊潰，曹魏又成了最大的敵人，孫權如何會聽命繼續進攻蜀漢呢？

很快，孫權便親筆寫了一封《與劉備箋》，向蜀漢求和。這封信由諸葛亮之兄諸葛瑾呈送，姿態同樣很低：

……試為陛下論其輕重，及其大小。陛下若抑威損忿，暫省瑾言者，計可立決，不復咨之於群后也。陛下以關羽之親何如先帝？荊州大小孰與海內？俱應仇疾，誰當先后？若審此數，易如反掌。

孫權在襲殺關羽之后，反過來勸劉備不要因為顧及關羽這一小仇，而忘記了曹丕篡漢這一大仇，頗有慷他人之慨的“風范”，劉備心中的憤恨不難想象。不過在這封信中，孫權首次稱呼劉備為“陛下”，這是孫權承認蜀漢政治合法性之始。之前為了聯魏拒蜀，孫權可以承認曹丕為帝；此時為了聯蜀抗魏，孫權同樣可以承認劉備為帝，作為政治家的孫權無疑是能屈能伸的。

蜀漢的威脅解決后，孫權對曹丕便“禮敬轉廢”了。為此曹丕極力催促孫權送質子，卻只換來孫權極力的搪塞推脫。憤怒之余，曹丕于黃初三年（222年）一邊兵臨長江，一邊寫了一封《又報吳主孫權》責備孫權，言辭激烈：

……朕之與君，大義已定，豈樂勞師遠臨江漢？……即日下詔，敕諸軍但深溝高壘，不得妄進。若君必效忠節，以解疑議，登身朝到，夕召兵還。此言之誠，有如大江！

這封信寫得性情：你孫權都已經認我為君主了，難道我曹丕愿意興師動眾去討伐嗎？孫權若早晨將孫登送到，曹丕傍晚就將大軍召回。孫權當然沒有將孫登作為質子送上，而是繼續發揚其政治家風格，寫了一封《卑辭上魏文帝書》：

求自改厲，若罪在難除，必不見置，當奉還土地民人，乞寄命交州，以終余年。

的確，這份上書言辭極為卑微。孫權提出，如果曹丕還要降罪于他，他愿意奉還土地和人口，去交州度過余生。當然，書面上的卑微和事實上的強硬完全可以并存，同年，孫權毅然改元黃武——雖然沒有建國稱帝，但這也意味著孫權不再奉曹魏為正朔了。

政治家之間的戰爭與軍事家不同。只要孫權不稱帝，曹丕就可以假裝孫權還是自己的藩王，維持其已經完成了統一江東這一形式上的功業。對于自保有余的孫權，曹丕軟硬兼施也無法再進一步，但對于剛剛受到重創的蜀漢呢？

這可以討論。

書信外交：王朗的攻心與諸葛亮的反制

夷陵之戰后的第二年，也即蜀漢章武三年（223年），劉備新喪、劉禪即位。蜀漢立國未久，作為主心骨的開國君主便駕崩，數郡立刻造反，蜀漢陷入了不小的動蕩。曹丕見狀，立刻授意華歆、王朗、陳群、許芝等重臣名儒致書于諸葛亮等大臣，“陳天命人事，欲使舉國稱籓”。這其中，以王朗寫給許靖的三封《與許文休書》最為著名。

王朗

王朗，正是《三國演義》中被諸葛亮罵死在兩軍陣前的那個王朗。其實歷史上的王朗是當時一流的經學大家，一生可謂著作等身、名動八表，絕非《三國演義》中的跳梁小丑可以相提并論。許靖同樣是當世耆儒，其地位在蜀漢非同小可——劉備進位漢中王、蜀漢皇帝時，聯名勸進的群臣中許靖不是第一便是第二，其排名比諸葛亮還靠前。許靖地位之重，還和他年輕時曾與從弟許劭共同組織月旦評有關，劉備入蜀后，雖然未重用許靖，但依然封以高官厚祿。

寫信之人和收信之人均為當時頂尖大儒，《與許文休書》的份量可想而知。

消息平安，甚善甚善。豈意脫別三十余年而無相見之緣乎！詩人比一日之別于歲月，豈況悠悠歷累紀之年者哉！自與子別，若沒而復浮，若絕而復連者數矣。而今而后，居升平之京師，攀附于飛龍之圣主。儕輩略盡，幸得老與足下并為遺種之叟，而相去數千里。……是時侍宿武皇帝于江陵劉景升聽事之上，共論道足下，至于通夜不寐，拳拳饑渴，誠無已也。自天子在東宮，及即位之後，每會群賢論天下髦雋之見在者。……每敘足下，以為謀首……（《與許文休書》之一）

……豈自意得于老耄之齒，正值天命受于圣主之會，親見三讓之弘辭，觀眾瑞之總集，睹升堂穆穆之盛禮，瞻燔燎焜曜之青煙。于時忽自以為處唐虞之運，際于紫微之天庭也。徒慨不得攜子之手，共列于世有二子之數，以聽有唐欽哉之命也。……吾宜退身以避子位也。茍得避子以竊讓名，然后綬帶委質，游談于平勃之間，與子共陳往時避地之艱辛，樂酒酣燕，高談大噱，亦足遺憂而忘老……（《與許文休書》之二）

……皇帝既深悼劉將軍之早世，又愍其孤之不易，又惜使足下孔明等士人氣類之徒，遂沈溺于羌夷異種之間，永與華夏乖絕，而無朝聘中國之期緣，瞻睎故土桑梓之望也。……昔伊尹去夏而就殷，陳平違楚而歸漢，猶曜德于阿衡，著功于宰相。若足下能弼人之遺孤，定人之猶豫，去非常之偽號，事受命之大魏，客主兼不世之榮名，上下蒙不朽之常耀，功與事并，聲與勛著，考績效足以超越伊呂矣……（《與許文休書》之三）

這三封信固然文情并茂、感人肺腑，但在特殊的局勢下，它們無法回避外交文書的實質，因而暗藏攻勢。第一封信中，王朗主打“感情牌”，從老友敘舊開始，漸漸將話題轉到魏朝君主對許靖的欣賞上：曹操在江陵時便對您賞識有加，如今曹丕更是對您大加推崇。第二封信，王朗將話題轉到漢魏禪代，認為曹丕代漢是罕有的盛事，如今天下在曹丕的領導下正處于堯舜般的盛世圖景中。王朗繼而自謙說如果許靖來降，王朗將退位讓賢，繼而遨游四海、談笑鴻儒，而這本身也能成全王朗讓賢的美名。第三封信，筆鋒略轉凌厲，先是申明了蜀漢立國于羌夷之地的事實，再對許靖身處與中原隔絕的“異種之間”深表同情，最后提出其向曹魏效力、立不朽功勛的建議。王朗不愧為文章大家，這幾封信句句都是勸降而字字不提勸降，筆力老道體面。

曹丕的意圖很明顯，通過這場紙面上的外交戰，即使不能令諸葛亮“舉國稱籓”，至少也要策反幾位蜀漢重臣，進而實現羈縻吳蜀的戰略目標。只是，曹丕低估了諸葛亮的決心。很快，諸葛亮發布了《正議》，痛斥曹氏篡漢的罪行，言語犀利，字字如刀：

……據道討淫，不在眾寡。及至孟德，以其譎勝之力，舉數十萬之師，救張郃於陽平，勢窮慮悔，僅能自脫，辱其鋒銳之眾，遂喪漢中之地，深知神器不可妄獲，旋還未至，感毒而死。子桓淫逸，繼之以篡。縱使二三子多逞蘇、張詭靡之說，奉進驩兜滔天之辭，欲以誣毀唐帝，諷解禹、稷，所謂徒喪文藻煩勞翰墨者矣……

外交戰重在攻心，對于曹丕而言，不勝即是敗。諸葛亮的《正議》傳遍中原之時，也正是曹丕試圖通過外交文書不戰而一統天下的夢想破滅之日。后人們已經習慣了三足鼎立的歷史線條，當然會覺得曹丕這場“紙面戰爭”打得有些異想天開——但若能設身處地為曹丕著想，便不難發現這一切背后都有著統一且自洽的政治邏輯，那就是通過羈縻吳蜀這一外交手段，實現政治層面而非軍事層面的一統江山。假設劉禪、諸葛亮能如孫權一樣稱藩，哪怕只有一天，那在這一天的短暫歲月中，魏朝也將成為實至名歸的大一統王朝。

或許對于曹丕來說，這樣的結局也已經足夠。

漢魏禪代一事，無論從新晉皇帝的天命論證這一實質角度，還是從勸進禪位這一程序角度而言，都堪稱全面充分，但在統一大業未竟的現實面前，曹丕的內心終究有些底氣不足。當然，這并非曹丕一人的困惑：劉備于成都稱帝，臣僚費詩便以“未出門庭，便欲自立”為由勸誡。劉備駕崩后，益州豪族雍闿立刻造反，理由依然是“蓋聞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今天下鼎立，正朔有三，是以遠人惶惑，不知所歸也”。天空容不下二個太陽，九州也容不下三個帝王，不能一統天下，“皇帝”二字終究是有些自占身份。

曹魏黃初七年（226年），曹丕駕崩，年僅四十。這位開創曹魏的魏文帝，終其一生既沒能在軍事層面征服吳蜀，也未能從政治層面羈縻吳蜀。曹丕從曹操手中接下了“中國十有其八”的江山，又將這份土地原封不動地交給了他的兒子、魏明帝曹睿。他的子嗣能奮二世余烈，完成統一大業嗎？

保有“小國之利”的孫權和諸葛亮不會再輕易給敵人以機會。劉備駕崩后不久，諸葛亮便派使臣鄧芝面見孫權，試圖推進吳蜀聯盟。蜀漢建興六年、孫吳黃龍元年（229年），孫權稱帝。諸葛亮力排眾議，不僅派遣使者慶祝孫權登基，更進一步與孫權簽訂了《中分天下盟文》，約定雙方以函谷關為界，通過外交方式在紙面上盡數瓜分了曹魏的土地。

曹丕處心積慮挑起的外交戰爭，最終被孫權和諸葛亮的另一場外交戰爭所吞滅——三個國家的疆界沒有因此出現一絲一毫的變化，這既是政治家的深邃之處，也是政治家的可笑之處。但是，這一切都不會改變漢魏禪代的事實，作為曹魏王朝的開創者，曹丕魂歸九泉后，應當也無愧于曹操“若天命在吾，吾為周文王矣”的期許了。

大約的確如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