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得湯惠生教授新著《觀念的敘述：考古學的認知與散記》《石頭的記述：尋訪史前巖畫隨筆》，捧讀數(shù)日，感念甚多。雖然其中有些篇章在網(wǎng)上已先自讀過，承出版家馬來及責任編輯王嵐、琚婕的慧眼與精心，看到編排認真、印制華美的紙版書，依然令人愛不釋手。

湯惠生著：《觀念的敘述：考古學的認知與散記》，西北大學出版社2023年10月版；《石頭的記述：尋訪史前巖畫隨筆》，西北大學出版社2023年10月版

“散記”“隨筆”，正是湯惠生所擅長的文體。這是一位在《中國社會科學》發(fā)表過多篇論文的考古學者，而撰寫嚴肅的考古發(fā)掘報告、考古發(fā)掘簡報以及考古調(diào)查報告當然是他科研與教學工作的本業(yè)。如果統(tǒng)計四季時間的分割，歲月往逝的流向，或者回顧他青春最熱烈的投入，估算他人生最集中的付出，可能還是在考古發(fā)掘工地上，在遺跡考察的行途中。而這種迎風沙、頂烈日、踏走荒野、揮灑熱汗的山野生活，雖萬分辛勞，卻是有益于生成平民心懷、培養(yǎng)雄健體魄、激揚自由精神，也可以享受靜坐書齋者無法體會的大美人生感覺的。讀過的朋友都知道，湯惠生“散記”“隨筆”作品的曠達和智思，是考古美學的文字表現(xiàn)。

中為湯惠生教授，左為尼阿底遺址調(diào)查報告的作者之一張建林教授，右為最早研究青藏高原舊石器和細石器的考古學家之一李永憲教授

本來想用“健美人文”作為這篇短文的題目的。這里借用“人文”一語，不取通常指人類社會各種文化現(xiàn)象和以人為主題之理念的說法，以及“人文科學”“人文主義”“人文精神”諸義，而指“健美”的“人”和“健美”的“文”。凡初識湯惠生教授者，不能不得“健美”印象。除了看到他在校園球場和山林野徑飛跑之外，又往往險崖巖畫摩寫，高原黃河泅渡，全是輕捷健美形象。行文則清逸飄灑，自然從容。多種方式傳播，深得青年男女喜愛。作者和讀者們心靈交碰的融洽，或可借三言二拍中不很莊重的語句試為調(diào)侃：“少女少郎，情色相當。”

魯迅曾經(jīng)盛贊漢唐文化精神的“閎放”“毫不拘忌”“魄力究竟雄大”，有“豁達閎大之風”（《墳·看鏡有感》，《魯迅全集》，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11月版，第1卷第208頁至第209頁）。許多考古學者也許由于工作面對著上古中國，受到中國社會少年時代文化精神的某種影響，也有著非常可愛的“閎放”“雄大”的風格。湯惠生教授就是其中一位。

“閎放”的胸懷和“雄大”的氣象，在學識上表現(xiàn)為視野的闊遠。《石頭的記述》一書中有關(guān)“云南金沙江巖畫考察”兩篇，“納木錯環(huán)湖巖畫考察”四篇，以及《青海貴德巖畫調(diào)查》《漳州仙字潭巖畫尋訪》《新鄭具茨山凹穴巖畫踏查》《廣西崇左陸地巖畫考察》《康巴藏區(qū)巖畫走訪》《甘肅白銀巖畫紀行》《四川甘孜拉日瑪巖畫探訪》，還有關(guān)于福建永泰“芹草巖畫”“玉樹巖畫”（又有“稱多巖畫”）、“左江花山巖畫”“大興安嶺巖畫”考察收獲的介紹。而《記印度巖畫學家?guī)飕敔枴贰丁创笈d安嶺巖畫與環(huán)太平洋巖畫帶研究〉序》，都涉及世界不同地方巖畫的考察和理解。就福建永泰“芹草巖畫”的分析，則與澳大利亞以及撒哈拉沙漠虜獲巖現(xiàn)象進行了比較。

其中《人類精神文明的起源在哪里》一文，從巖畫的發(fā)現(xiàn)與比較出發(fā)，站在更高的立足點，思考“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發(fā)明”與早期藝術(shù)的“象征性表達”所透現(xiàn)的問題：“人類史前的思想是如何起源的？人類的精神文明是如何誕生的？藝術(shù)和宗教是如何出現(xiàn)的？人類早期的象征性表達是如何形成的？”作者指出與人們熟知的“西歐南部坎特布里安山脈的洞穴巖畫”相比照，后來有其“古老性”得到“確認”的“印度尼西亞蘇拉威西更新世洞穴壁畫的發(fā)現(xiàn)”。而云南金沙江彩繪巖畫“自1988年首次被發(fā)現(xiàn)以來，迄今已發(fā)現(xiàn)了80多處”。其年代“當在舊石器時代晚期無疑”。作者指出，這樣的發(fā)現(xiàn)，“證明東南亞和中國不僅存在舊石器時代晚期的藝術(shù)品（包括巖畫），而且有可能是世界藝術(shù)和象征思維的策源地之一”（第46頁）。作者寫道：“在南島語族擴散的人類學理論語境下，我國云南金沙江和印度尼西亞的巖畫在文化屬性上應該是有淵源或親緣關(guān)系的。”什么是“南島語族擴散的人類學理論”？湯惠生有如下介紹：“在東到位于太平洋東部的復活島，西到位于印度洋的馬達加斯加，北到夏威夷和中國的臺灣島，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美拉尼西亞、密克羅尼西亞、波利尼西亞等，這個地區(qū)里的民族所使用的語言雖然多達1000～2000種，但同屬一個語系，即南島語族。”他還介紹，“澳大利亞學者貝爾伍德，已故著名華裔美籍學者張光直等人已從語言學、考古學、現(xiàn)代分子學等方面研究南島語族的起源、擴散與分布。”湯惠生指出：“金沙江舊石器時代晚期巖畫的發(fā)現(xiàn)，不僅從巖畫的角度證明了南島語族的擴散的歷史事件的真實性，而且其時間更早，其范圍也更為廣闊。也正是依據(jù)南島語族的擴散學說，我們不僅將金沙江巖畫與蘇拉威西洞穴巖畫關(guān)聯(lián)起來進行對比，亦可將其視為一個整體作為藝術(shù)和象征思維的東南亞起源的材料證據(jù)和理論支持。”（第49頁至第51頁）說到“南島語族”及其文化的這種“擴散”，我們想起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在《歷史研究》中有關(guān)語言史、民族史、交通史、文化史的論述：“航海的人民很容易把他們的語言傳播到他們所居住的海洋周圍的四岸上去。古代的希臘航海家們曾經(jīng)一度把希臘語變成地中海全部沿岸地區(qū)的流行語言。”“在太平洋上，從斐濟群島到復活節(jié)島，從新西蘭到夏威夷，幾乎到處都使用一樣的波利尼西亞語言，雖然自從波利尼西亞人的獨木舟在隔離這些島嶼的廣大洋面上定期航行的時候到現(xiàn)在已經(jīng)過去了許多世代了。此外，由于‘英國人統(tǒng)治了海洋’，在近年來英語也就變成世界流行的語言了。”他所說的“波利尼西亞語言”的傳播，可以與后來學者所謂“南島語族擴散”對照理解。湯惠生《觀念的敘述》中的《從實證到驗證——〈跨湖橋文化研究〉讀后感》說到“從陸地到海洋的學術(shù)研究方向”，又指出：“南島語族的考古學文化，或者說海洋文化是今后越來越多的考古學家需要涉足的一個重點領(lǐng)域。”（第324頁至第325頁）這或許可以理解為一種學術(shù)預言。

還應當注意，湯因比曾經(jīng)指出世界歷史進程的規(guī)律性現(xiàn)象，以為“草原”和“海洋”對于文化交流都有重要的作用。他指出，“在草原的周圍，也有散布著同樣語言的現(xiàn)象”。“由于草原上游牧民族的傳布，在今天還有四種這樣的語言：柏伯爾語、阿拉伯語、土耳其語和印歐語。”這幾種語言的分布，都與“草原上游牧民族的傳布”有密切關(guān)系。就便利交通的作用而言，草原和海洋有同樣的意義。草原為交通提供了極大的方便。湯因比說，草原這種“大片無水的海洋”成了不同民族“彼此之間交通的天然媒介”。“草原象‘未經(jīng)耕種的海洋’一樣，它雖然不能為定居的人類提供居住條件，但是卻比開墾了的土地為旅行和運輸提供更大的方便。”（〔英〕湯因比：《歷史研究》，曹未風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64年3月版，上冊第234頁至第235頁）從巖畫學研究而言，“草原”對于文化傳播的重要意義已經(jīng)是學術(shù)常識。就漢代絲綢之路史研究而言，我讀湯因比的論著有所受益。湯惠生著書提示金沙江巖畫在古代文化交流中的定位，更增益了我們有關(guān)交通史、交流史以及文化“擴散”史的知識。

湯惠生新著許多卓識的提出，由來于學術(shù)視界的廣闊。《石頭的記述》收有《納木錯環(huán)湖巖畫考察之一：桑耶寺》一篇。關(guān)于“桑耶寺”名義，他寫道：“桑耶寺，藏文意思是無邊寺、超出意象等”（第58頁）。所謂“無邊”，可以與《石頭的記述》中另一篇《天邊的風景：珙縣懸棺與巖畫調(diào)查手記》之“天邊”一語聯(lián)系起來理解。學術(shù)的的創(chuàng)見和新知，來自“超出”傳統(tǒng)“意象”，“超出”舊有“意象”的思想放飛。其境界直至“天邊”，甚至可以說是“無邊”的。

《觀念的敘述》一書中《行走在西伯利亞原野上》《十日談·印度巖畫與宗教文物紀行》《新西游記：巴基斯坦訪古》等篇，都以生動多彩的文筆記錄了作者于遠在“天邊”地方考古實踐的體驗。所述皆新異見聞，文字亦清超有趣。其中關(guān)于“印度巖畫”的內(nèi)容，給我提供了很多新知識。比如對于“禪貝爾河谷巖畫中距今7000年以后的瘤牛圖像”，介紹了這種“原產(chǎn)于印度”的“熱帶地區(qū)特有牛種”：“瘤牛（Bos indicus），英文名zebu，也叫brahman，因在鬐甲部有一肌肉隆起似瘤而得名。”作者指出：“我國至遲在漢代便引進了瘤牛，文獻上稱‘庸牛’‘犦牛’或‘犎牛’。《爾雅·釋畜》有‘犦牛’，晉郭璞注：‘即犎牛也。領(lǐng)上肉犦昳起，高二尺許狀如橐駝，肉鞍一邊，健行者日三百余里。今交州合浦徐聞縣出此牛。’《司馬相如·上林賦》（今按：應作司馬相如《上林賦》，或原意為《司馬相如集·上林賦》）有‘庸旄貘牦’句，顏師古注曰：‘庸牛，即今之犎牛。犎，又或作封。’《漢書·西域傳》云：‘罽賓出封牛。’師古注曰：‘封牛，項上隆起者，亦作峰。’”除了《漢書·西域傳上》說罽賓國“出封牛”，顏師古注“封牛，項上隆起者也”之外，又說大月氏國“出一封橐駝”，顏師古注：“脊上有一封也，封言其隆高，若封土也。今俗呼為封牛。”漢代西域確實可見單峰駝即“一封橐駝”，應與“封牛”“犎牛”不同。黃文弼《羅布淖爾考古記》第四篇《木簡考釋》第五章“釋廩給”出現(xiàn)“角駝”簡文：“□角駝二月辛卯死”（簡四七）。黃文弼以為“角駝，即橐駝”（黃文弼：《羅布淖爾考古記》，中國西北科學考察團叢刊之一，國立北京大學出版社1948年12月版，第205頁）。據(jù)相關(guān)跡象分析，“角駝”有“角”，應非“橐駝”，或即漢代文獻言西域“封牛”“犎牛”，唐人或稱“峰牛”者，很可能是現(xiàn)代動物學所謂“瘤牛”（王子今：《〈羅布淖爾考古記〉的絲綢之路生態(tài)史研究》，《絲綢之路考古》第6輯，科學出版社2022年12月版）。湯惠生教授大致完整地收集了有關(guān)封牛、犎牛、犦牛、庸牛的歷史文獻信息，并聯(lián)系有關(guān)“瘤牛”的動物學知識進行了有價值的分析。他還列舉了“考古資料”所見漢代文物實證，“云南晉寧石寨山、昆明羊浦頭、江川李家山等地漢代墓葬出土的青銅器上的牛便是瘤牛，至少說明漢代瘤牛圖案在云南地區(qū)已經(jīng)是非常普遍了。如果再往前追溯，在云南地區(qū)瘤牛圖案可以早到春秋戰(zhàn)國時期的銅鼓上。”應當注意到，西域，云南，《爾雅》郭璞注所謂“交州合浦徐聞”，正處于今人所說的西北絲綢之路、西南絲綢之路、海上絲綢之路的方向。湯惠生還寫道：“從目前的考古資料來看，最早的瘤牛形象不是出土于云南，而是在青海的河湟流域。青海湟中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的卡約文化墓葬中出土了一件青銅制作的鳩首牛犬權(quán)杖頭，這頭牛便是瘤牛。”（第186頁至第187頁）《石頭的記述》中最后一篇文章《考古·巖畫·薩滿教：我的考古歷程與學術(shù)認知》中再次說到這件器物，器名稱“瘤牛斗犬的青銅杖首”（第344頁），刪略“鳩首”二字，是正確的。“權(quán)杖”之說，也許未必準確。我在思考羅布淖爾漢簡“角駝”與“犎牛”“瘤牛”的關(guān)系時，曾經(jīng)求教湯惠生教授，他請河北師范大學施蘭英副教授幫我找到了《印度河文明印章與銘文全集》（Corpus of Indus Seals and Inscriptions）第1卷《印度藏品》（1.Collection in India）中的不少瘤牛形象的畫面資料，令人深心感動。而新出兩“述”（《觀念的敘述》《石頭的記述》）都說到的這件湟中大華中莊出土的青銅“犬戲牛杖首”（湯惠生告知的準確定名），尤其珍貴。

做考古的基本功是使用手鏟，做巖畫的基本功是攀巖越嶺

《山海經(jīng)·海內(nèi)南經(jīng)》所謂“開題之國”，葉舒憲、蕭兵等與“草原民族‘開顱’的奇特習慣和優(yōu)異技術(shù)”聯(lián)系起來予以解說，并且注意到考古學顱骨穿孔遺存發(fā)現(xiàn)（葉舒憲、蕭兵、〔韓〕鄭在書：《山海經(jīng)的文化尋蹤——想象地理學與東西文化碰觸》，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4月版，第527頁，第529頁，第533頁至第534頁）。考古學者就相關(guān)遺存也有專門的科學論述（韓康信、陳星燦：《考古發(fā)現(xiàn)的中國古代開顱術(shù)證據(jù)》，《考古》1999年7期）。湯惠生《觀念的敘述》中有一篇《腦洞大開：醫(yī)術(shù)還是巫術(shù)》，就新石器時代的開顱術(shù)有跨文化的比較與論說。他指出，開顱術(shù)“在世界范圍的各種文化中都非常流行”。據(jù)作者介紹，“顱頂鉆孔的醫(yī)學術(shù)語叫環(huán)鉆，即環(huán)鋸鉆（Trepanation,Trephinarion,Trephinning or making a burr hole）詞根來自中世紀拉丁語Trepanum，該詞來自古希臘語Trypanon，意即鉆孔。這是一種古老的外科手術(shù)，即將顱骨通過鉆孔的方式使硬腦膜暴露出來，便于治療或釋放顱傷引起的壓力血液積聚。”所介紹哈拉帕的發(fā)現(xiàn)引人注目：“盡管我在哈拉帕（Harappa）文化的發(fā)掘中尚未遇到環(huán)鉆頭骨，但哈拉帕文化出土的環(huán)鉆頭骨是眾所周知的。不僅哈拉帕文化，即便是與哈拉帕文化相關(guān)的位于克什米爾地區(qū)的布爾扎洪（Burzahom）史前文化中，也出土有多次鉆孔的頭顱。”（第58頁）令人佩服的，是湯惠生不僅注意到考古資料的總結(jié)，而且比較全面地關(guān)注了中國古代文獻的相關(guān)記載，包括前引《山海經(jīng)》“開題”以及《抱樸子》內(nèi)篇《至理》所謂“解顱以理腦”（第69頁至第70頁）。說到開顱，我們自然會聯(lián)想到《左傳·僖公二十八年》記述的城濮之戰(zhàn)故事：“晉侯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己而盬其腦。”杜預注：“盬，啑也。”“腦所以柔物。”我曾經(jīng)以為這或許可以看作吸食人腦神經(jīng)纖維組織古俗的記憶存留（王子今：《獵頭與頭骨作器的遠古風習》，《化石》1984年4期）。然而湯惠生指出，雖然“我國至今有人認為所有的顱頂鉆孔都是死后所為”，“不過從許多頭骨切口愈合的情況來看，生前鉆孔是不言而喻的。”（第62頁）他介紹，“21世紀初，一個特殊的文物鑒定委員會對山東廣饒傅家遺址大汶口文化墓葬出土的一枚帶有環(huán)鋸鉆孔的頭顱進行了鑒定，認為這是距今5000年前在活人身上實施的一起開顱手術(shù)，根據(jù)缺損邊緣的斷面呈光滑均勻的圓弧狀來判斷，這是一起成功的開顱手術(shù)。”（第68頁）

作者在進行相關(guān)論述時，注意到了“古希臘和古羅馬”涉及“頭顱鉆孔”醫(yī)學治療的記載，也引用了“13世紀的外科手術(shù)書《四重奏》”“采用開顱的形式治療癲癇”的文字。17世紀弗留斯《物理學實踐》所謂“最后的治療手段才是用環(huán)鉆法打開前額”等內(nèi)容，也受到關(guān)注（第66頁至第67頁）。而現(xiàn)代科學考察的判斷，文中也有介紹。讀湯惠生教授貫通古今中外的相關(guān)論說，確實會“腦洞大開”，似乎也體驗了如同《抱樸子》所謂“解顱以理腦”一般的意識更新。

收入《觀念的敘述》一書中的，有一篇《考古的延伸——讀蒙和平的〈消失的三峽古鎮(zhèn)〉》。我很喜歡“延伸”這兩個字。“延伸”與上文說到且引入文題的“天邊”，可以彼此結(jié)合，共同構(gòu)成悠遠宏廣的文化意境。這篇文章中，湯惠生教授表述了自己在三峽考古時的辛苦實踐和深遠遐思。他說到一個場景：“弗洛伊德在他的客廳里一直擺放著一只古希臘的長頸瓶，這是一個象征，他說他是一個人類心靈的考古學家，挖掘的是人類的內(nèi)心世界。”湯惠生說，“我在三峽已經(jīng)發(fā)掘了許多古代的物質(zhì)文化，但我更希望像弗洛伊德一樣，發(fā)掘這個地區(qū)的精神文化，更想建立起一個三峽精神文化博物館。”他隨后的文字略微透露出傷感：“2003年大壩二期水位漲到135米之后，眼望著三峽完全變了模樣時，我不禁悵然若失。老三峽已經(jīng)不存在了，它只留駐于我們每個人的心中”。“每個人心中的三峽都應該是三峽的一部分，……每個人心中的三峽應與酈道元筆下的三峽和唐代《竹枝詞》中的三峽有著同樣的資料價值。”考古學可以“延伸”至于“天邊”，也應該切入人的“心靈”，至于“每個人的心中”。我想，胸懷這樣的追求，才能建設(shè)更富有科學精神同時更富有人文氣息的考古學，才能真正“通往考古學的黃金時代”（第330頁，第329頁，第331頁）。

這篇短文說到的點滴讀書隨想，與湯惠生書的豐厚內(nèi)涵相較，其實不及萬一。比如《石頭的記述》書中從“薩滿教”研究的視角有關(guān)“翻繩游戲”的議論，關(guān)于“鷹搏蛇”“鳥啄魚”“虎食人”等圖像之文化意義的分析，均言及“在時空范圍內(nèi)的延續(xù)性及其變異”（第161頁），讀來均富有興味。作者說到“1983年剛畢業(yè)分到青海省考古所后”時的情形：“青海省考古研究所標本室里有一座復原的卡約墓葬，一副仰身直肢葬的人骨架，手執(zhí)一把銅斧，脖子上戴著一串貝殼項鏈，身上飾有許多銅鈴、銅泡和銅鏡，說明牌上寫著：卡約文化的薩滿巫師。當時覺得這座標本墓太令人著迷了：這是誰？為什么渾身的銅鈴、銅鏡？脖子上的貝殼哪里來的？手里的銅斧為什么會象征權(quán)力和神性？薩滿巫師看上去簡直太酷了！”（第343頁至第344頁）“銅鈴”或許是以聲學效應增益“神性”，“銅泡和銅鏡”則利用光學效應。讀到這里，想起《后漢書·西羌傳》記述活動于青海的羌人發(fā)起反抗東漢王朝暴動時的情形：“時羌歸附既久，無復器甲，或持竹竿木枝以代戈矛，或負板案以為楯，或執(zhí)銅鏡以象兵，郡縣畏懦不能制。”為什么“執(zhí)銅鏡以象兵”，讀到這里總是百思不得確解，有朋友提出解說意見，似乎仍不很圓滿。有關(guān)“薩滿巫師”利用“銅鏡”顯示神秘威力的情形，對我們理解漢代民族關(guān)系史的一個細節(jié)，或許也可以有所啟發(fā)。

我們這里評論的湯惠生兩種新著，是出版物的精品，但是依然不無小疵。如在《觀念的敘述》所收《懷念張在明》一文中，“我是附冀之尾，濫竽充數(shù)”，“冀”是“驥”字錯排。當然，“附驥尾”“濫竽充數(shù)”者，是作者過度自謙之語。記得那次秦直道考察，在陜西甘泉方家河直道遺跡左近，我第一次承湯惠生教授指示，得識“凹穴”巖畫。后來寫《甘泉方家河巖畫與直道黃帝傳說——上古信仰史與生態(tài)史的考察》（《陜西歷史博物館館刊》第21輯，三秦出版社2014年12月版；收入拙著《秦始皇直道考察與研究》，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總社2018年6月版），因由首先是湯惠生賜教。《石頭的記述》一書中《納木錯環(huán)湖巖畫考察之一：桑耶寺》，附有湯惠生考察“凹穴巖畫”的照片。圖下文字說明：“在花崗巖上打制出來的凹穴（也是巖畫的一種）”（第58頁）。湯著說到同樣列入“秦直道”叢書的張在明的著作“《秦直道考察》”，則為《嶺壑無語——秦直道考古紀實》之誤。應是作者筆誤。這些小的疏誤，當然不影響我們對全書文化品格和學術(shù)質(zhì)量的評價。

2020年8月在青海同德考察鑒定民族文物，左起：湯惠生，王子今，烏云畢力格

其他還有個人意見與湯著新書不同的地方，正誤尚不好簡單裁定。期望通過以后的思索和討論得到接近歷史真實的判斷。比如《石頭的記述》中《人類精神文明的起源在哪里》一文關(guān)于金沙江彩繪巖畫的年代，作者認為：“由于金沙江巖畫中出現(xiàn)了云南地區(qū)新石器時代早期便已滅絕的動物，如貘，所以巖畫的古老性也是毋庸置疑的。”（第44頁）“貘”“云南地區(qū)新石器時代早期便已滅絕”之說，似可再作斟酌。西周“貘尊”等青銅器在黃河中游地區(qū)的發(fā)現(xiàn)，說明當時中原地方仍有這種動物生存。還有一些造型表現(xiàn)為“貘”的形象的青銅器，見于各地館藏。陜西洛南博物館藏“貘”的骨骼，也是值得重視的文物信息。而漢代及以后有關(guān)“貘”的圖像資料，也說明即使在中國北方，“貘”“已滅絕”的時代判定，也是比較復雜的問題（王子今：《“貘尊”及其生態(tài)史料意義》，《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2年3期）。云南地方較黃河中游更為濕暖，人類活動影響的因素也更為輕緩，“貘”的歷史性退卻或許還會晚些。

原標題：《王子今 | 以“天邊”為視界的考古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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