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病疫霉的傳播與自由貿易的誕生

斯科特·雷諾茲·尼爾森

2024-01-11 13:07

鼠疫耶爾森菌席卷歐亞大陸的貿易走廊，無論老鼠還是百姓都未能幸免于難，而各帝國也因此深受其擾，并轉變了發展方向。1845年，一種新型寄生菌——致病疫霉——出現了。與鼠疫耶爾森菌不同的是，這種霉菌寄生于食物中，可自行蔓延，因而可輕易侵襲堡壘和陣地，越過各國邊界。鼠疫耶爾森菌使各帝國或縮減版圖遷至陸地走廊地帶，或通過實行檢疫隔離來開疆擴土，而這種新型寄生菌則迫使焦躁不安的各帝國團結起來，共同面對饑荒和叛亂。致病疫霉可存活于土豆這一主要糧食作物內部，因而從側面推動了小麥在世界范圍的傳播。為了拯救因致病疫霉而陷入水深火熱的各帝國，小麥的傳播范圍也越來越廣。各帝國為鎮壓鄉村地區的革命，召集了一批游走于世界各地的新貴族。這批掌握多國語言的貿易商在黑海、愛琴海、地中海、大西洋、北海和波羅的海沿海地區自由活動。隨后，敖德薩地區挺身而出，通過伊斯坦布爾海峽向歐洲疫區大量出口小麥，以撫平因霉菌肆虐而留下的滿目瘡痍。1845年之后，小麥在一些城市（帕爾烏斯稱為“消費積累型城市”）中積累，這些城市的規模也因此迅速膨脹。隨著資本的積累，挖掘投資項目的新型銀行也隨之誕生。如古雅典王國時期一樣，世界再次掀起“小麥浪潮”。

在自己的貯存中發現馬鈴薯晚疫病的愛爾蘭家庭，丹尼爾·麥克唐納，約1847年

首先我們要弄清楚，土豆是如何在歐洲人的將信將疑中成為可與歐洲傳統糧食作物相提并論的主糧作物的。約公元前7000年，南美洲的狩獵采集者開始篩選并改良帶有肉質根莖的茄屬植物。他們在該地區（后來的印加帝國）共培育了數百個不同的改良品種，對應數10個不同的名稱，但我們將其統稱為“土豆”。作為土豆的寄生菌，致病疫霉與土豆共同進化。這種侵襲性水霉菌會在土豆內部生長繁殖，最后將其寄主——土豆消滅殆盡。歐洲人遇上美洲人之后（1700-1840），開始在整個西歐地區移植土豆。當時由于土豆是跨大西洋移植，正值天氣寒冷干燥，土豆處于休眠期，因而沒有被進化良好、肉眼不可見的致病疫霉侵蝕，得以逃過一劫。

雖然歐洲種植戶花了數十年時間才習慣土豆這種食物，但在愛爾蘭大部分地區及歐洲大陸，這種多肉、球根狀的土豆很快成為農場主、貧農及其左鄰右舍爭相種植的農作物。土豆是一種生長在地下的作物，因而可以逃出不事農產的帝國士兵之手。不像小麥，土豆不需要經過“珀耳塞福涅”階段（干燥保存階段）。把土豆密封起來，經歷長途跋涉運至帝國首都并非易事。因此，小麥種植戶開始種植土豆來自給自足，也供應給鄰居。由于農戶可以用手推車短途運輸這種農作物，美洲人也稱之為“手推車作物”。數代人之后，與印加社會幾乎如出一轍的新的社會等級制度出現了。在印加帝國，土豆填飽了農人的肚子，而干燥、適合運輸的淀粉類作物，如藜麥及其他糧食，則被密封起來并送至上流階層手中。在歐洲也是如此，愛爾蘭、德國和匈牙利的農民種植并收獲適合運輸的小麥，供應給倫敦、漢堡和維也納，而他們自己則以土豆為食。波蘭和烏克蘭農民自己吃土豆和黑麥，珍貴的小麥則運至莫斯科和圣彼得堡，或沿著波羅的海到達德國北部、芬蘭和瑞典。保加利亞和羅馬尼亞的農民吃土豆，而小麥則運至伊斯坦布爾來繳納糧食稅，這類稅收存在之久，無可稽考。

多數農民培育高產、高品質的“拉姆潑”（lumper）土豆品種的方法是移植塊莖而不是播種，這也使每塊土豆的基因幾乎完全一致。這一培育方式正中致病疫霉下懷，對歐洲人來說卻是不利因素。1700-1845年，上百萬幾乎一模一樣的土豆遍布歐洲、英國和愛爾蘭農村地區，這樣的單一種植為致病疫霉的快速入侵創造了完美條件。后來，1845年夏季末，一艘快速航行的輪船從美洲駛入比利時，船上裝著土豆貨柜，以及具有繁殖能力的致病疫霉。

作為一種水霉菌，致病疫霉需要在持續濕潤的氣候中生存，但和鼠疫耶爾森菌不同，致病疫霉不需要寄生于動物宿主的腸道內部。實際上，致病疫霉可通過空氣短距離傳播。因此，致病疫霉于1845年在比利時登陸后，既不需要牛群和騎士，也不需要瘟疫之船，就找到了數以百萬計的歐洲土豆寄主。1845年秋，天氣溫暖濕潤，霉菌很快通過鳥類、昆蟲和秋風席卷歐洲各個農場。人們先是在土豆藤蔓上發現了這種霉菌的棕色病斑，這也證明了其寄生特性。這些寄生霉菌接著從葉子掉落至濕潤的土壤中，土壤下的土豆也因此消滅殆盡。一旦有孢子附著在儲藏窖或儲存容器中的土豆上，潮濕條件下儲存的土豆就會成為幾十億致病疫霉繁殖的溫床。截至1845年9月中旬，致病疫霉閃電般傳播，進而引發了愛爾蘭“土豆饑荒”，此次饑荒僅在愛爾蘭就導致近百萬人喪生。雖然當時愛爾蘭農民覺得形勢已跌至低谷，但沒想到的是，1845-1850年，土豆絕收和由饑荒與相關疾病導致的死亡一直在歐洲蔓延。歐洲也因此進入所謂的“饑餓的40年代”。植物病理學家J.C.扎多克斯（J.C. Zadoks）認為，致病疫霉入侵歐洲，間接導致“腸道感染、痢疾、傷寒以及肺結核”。倫敦數家報社報道，波屬加利西亞地區和俄屬波蘭地區爆發了“叛亂運動”，“成群結隊饑腸轆轆的農民”已經越過波蘭各省進入普魯士。

首先面臨致病疫霉威脅而陷入社會動蕩的是大英帝國。愛爾蘭地主不斷將糧食和牛群出口至英格蘭，大量愛爾蘭農民卻因缺乏主要營養來源而餓死。英國首相羅伯特·皮爾（Robert Peel）本可輸送糧食至愛爾蘭饑民手中，畢竟，他們還是英國國民，但他認為那樣做成本太高。為了找到廉價的替代食物，皮爾租船將美國玉米運到國內。雖然美國人常吃玉米，但在愛爾蘭，人們覺得這種食物很陌生，因此，愛爾蘭的無地農民將其稱為“皮爾的硫黃”，因為他們認為皮爾將來在地獄里吃的就是這種食物。玉米未能緩解饑荒，因此皮爾于1846年向議會求助。面對愛爾蘭愈演愈烈的人道主義危機，政府采取的唯一應對舉措就是先暫緩而后廢除了《谷物法》，該法律對進口小麥（在英格蘭稱為“谷物”）征稅。自由貿易可降低進口谷物的價格，如此愛爾蘭人便有能力購買糧食，這樣也就免于餓死。皮爾呼吁自由貿易時，語氣堅定、充滿氣勢：“我們要進行改革！”他告訴議會：“如此，我們才能免于革命?！?/p>

感染晚疫病的馬鈴薯所展現出的典型病征

皮爾內閣存在內部沖突，使《谷物法》只能部分廢除，且需要近6個月時間才能生效。他的保守黨成員大多是地主，反對廉價的俄羅斯糧食（自拿破侖時代起，在利沃諾和馬賽就可以買到俄羅斯糧食）進入英國市場，成為他們的競爭對手。對政府來說，更糟糕的是，皮爾廢除《谷物法》未能如愿將糧食留在愛爾蘭，因為1846年致病疫霉的消息導致國際市場小麥價格上漲。愛爾蘭地主趁機將一船又一船的糧食運往那些出價最高的國家。據有心人統計，每當有1艘饑荒救濟船抵達，就有9艘糧船駛離愛爾蘭港。經濟學家阿馬蒂亞·森（Amartya Sen）曾證明，更自由的市場實際上會加劇農村地區的饑荒，在愛爾蘭的情況更甚，那里的農業勞動者甚至無權擁有自己種植和收獲的糧食。致病疫霉改變的不只是糧價和收入，這種病菌會傳播并侵染土豆，最終導致人們無糧可吃。各帝國類似丘馬克的路線為致病疫霉的傳播創造了條件。就愛爾蘭而言，大英帝國出現了輪狀烘干糧食的設施。糧食從中部邊緣地區收集好，并運往中心城區，以往的每個帝國都是如此。這就意味著，農村地區缺乏帝國城區掌握的信用工具，以及面粉廠和面包作坊的分銷網絡。重要的是，愛爾蘭勞工在土地上種植、收割小麥，但無法合法擁有土地；農民只能擁有或租賃小塊沼澤地，用于種植土豆。事實證明，要逆轉大英帝國糧食流通的方向，難于登天。

愛爾蘭遭殃后，致病疫霉無形中入侵了中東歐地區，導致這些地區損失最為慘重，尤其是德國西部地區、普魯士統治的波蘭地區、奧地利統治的領土以及俄羅斯帝國統治的波蘭地區。1846年后，這些地區開始頻繁發生糧食短缺和騷亂事件，就連法國也沒能逃過一劫。盡管1847年法國糧食收成還算可以，但在1848年發生饑荒和糧食動亂之后，1848年革命還是發生了。歐洲自由貿易主義者在德國和波蘭等地領導革命運動。在其他國家，尤其是法國，自由派與反自由貿易的保守派結盟，以武力鎮壓這些革命。七月王朝（1830-1848）被法蘭西第二共和國（Second Republic）取代，后者又很快被新的政體取代。匈牙利和波蘭先后發生革命，試圖從奧地利帝國獨立。1849年，俄羅斯帝國派遣數萬名士兵越過喀爾巴阡山（Carpathian Mountains），平息了這場叛亂。

當時，歐洲大陸諸帝國除了利用騎兵和大炮來鎮壓平民，還簽訂了一系列自由貿易連鎖條約，降低各帝國之間的關稅壁壘，以長期有效應對致病疫霉的傳播。正如皮爾所說，他們這樣做更多是出于對暴亂的恐懼，而不是對經濟增長的向往。歐洲的連鎖條約保證了每個初始簽約國都可以作為“最惠國”在未來與其他貿易伙伴的貿易協定中受益。如此一來，最終迫使大英帝國暫停收取所有與小麥相關稅收的，是1869年與奧匈帝國簽訂的一項條約，并非其對自由貿易的承諾。如果沒有歐洲其他帝國的鼓動，英國就不可能實現糧食自由貿易。

致病疫霉暴發加上英國應對不及時，導致100萬愛爾蘭人死于饑餓或相關疾病。然而，出乎意料的是，英國廢除小麥相關稅收的結果從長遠來看對國家是有利的：大英帝國的中心區并沒有衰落，反而快速繁榮起來。首先就體現在大英帝國核心區長期免于饑荒。到了1847年，英國沿海地區的面粉廠發現他們可以用低成本解決糧食短缺問題。1845年，在致病疫霉侵襲歐洲之前，每年春天僅有100多艘滿載俄羅斯麥子的帆船穿過伊斯坦布爾海峽，駛向歐洲各個城市。這些船大多歸希臘人所有，從敖德薩前往地中海各大港口，如熱那亞港、利沃諾港和馬賽港，麥子就在這些港口烘干，然后保存在沿海倉庫中。商人一直留著這些小麥，只有面包價格上漲的幅度足以打破關稅壁壘，他們才會將小麥出口至英國、荷蘭或比利時。

愛爾蘭大饑荒

然而，19世紀40年代的饑荒和革命重新開辟了從俄羅斯帝國到歐洲的糧食貿易路線。隨著致病疫霉肆虐，面包漸漸代替馬鈴薯成為窮人的食物，這個現象在歐洲各城最明顯，因為糧食供應緊缺，這些城市的規模曾受到限制。到了1850年，每年有高達400艘船從黑海直接向歐洲港口運送糧食，為歐洲各城市的工人供應口糧。這種廉價的黑海小麥改變了歐洲人食用面包的品質，隨之而來的，還有社會階層的分化。

數世紀以來，一個家庭食用面包的顏色，和他們所穿衣物一樣，代表著財富和地位。1848年以前，英國港口城市以外的普通勞工，吃的是黑褐色面包或粥。只有熟練工人、城市商人以及政府雇員才吃得起淺棕色面包。而只有貴族、律師和鄉紳才有能力讓仆人給他們端上白面包、蛋糕或糕點，但極少人平日就這么奢侈。

隨著糧食自由貿易的推進，在利物浦、漢堡、那不勒斯、萊茵河兩岸以及波羅的海和北海周圍的城市，白面包成為工人的快餐。這種面包又大又軟，被愛爾蘭人稱為“圓面包”，是城市工人的新型快餐。面包作坊在港口和磨坊之間如雨后春筍般涌現，早上8點供應早餐面包，下午1點開始供應熱吐司面包，下午5點則供應熱茶點。面包作坊漸漸成了工廠，最多可以有4臺烤箱連續作業，面包師日夜輪班工作。街頭小販會在面包上放一片培根、一點牛油和豬油，然后撒點糖。他們經常黎明時在街上高聲叫唱“圓面包撒了糖，甜又香”。圓面包成為貝爾法斯特工廠工人的早餐，這首歌也在這座城市的孩子當中流行開來。

廉價糧食重塑了歐洲飲食結構。在漢堡，黑麥并沒有消失，黑麥面包的價格依舊是白面包的一半，但越來越少的工人或職員會在早餐吃黑麥面包，而是改吃白面包，只有在晚餐時才會吃黑麥面包，吃的時候會配上酸奶油或者腌制食品。根據倫敦工人階級的說法，到了19世紀50年代，全國各地普通工人的牙齒都已經吃不動黑面包了。但是人們依舊在出售黑面包，因為每個工廠都會剩一些餅干渣、邊角料還有麩皮，面包師將這些麩皮殘渣與面粉混合，制作成黑面包。醫生建議消化不良的人食用黑面包，而牙醫也建議牙齦有問題的人食用黑面包，甚至可以代替刷牙。黑面包可長時間保存而不會變干，因此在長途運輸時，馬夫會把黑面包作為自己和馬的口糧。但是，后來麩皮漸漸用來喂牛、馬和豬，人類不再吃這種食物。用麩皮做飼料，就可以多養一些牲畜，向城市供應更多肉類產品。

19世紀50年代，敖德薩的饋贈使工薪家庭有能力購買更受大眾青睞的白面包，殊不知，黑面包中含有胚乳和麩皮，因此含有更多的蛋白質以及難消化的食物纖維，有助于清理腸道，對健康有益。19世紀中期，黑海麥田使工薪階級的食物升級成了白面包，工薪階級的身高也越來越矮，部分原因可能在于白面包帶來的副作用。雖然廉價面包本身并不健康，但是，在1850年后，面包價格越來越低，這首次讓工人有能力定期購買額外的食物。1870年左右，美國糧食運抵英國后，魚肉三明治就成了英國國人的家常便飯。10年后，這些食物升級成了炸魚、薯條。在漢堡，廉價牛肉可做成牛肉干和罐頭，用軟面包夾著牛肉干或牛肉罐頭，就得到令人垂涎的漢堡包。于是就出現了帕爾烏斯所謂的“消費積累型城市”。食物廉價的地方聚集了大量勞動力和資本。廉價食品通過水路運達，這意味著擁有最深港口的城市將繁榮發展。當周邊農村地區的移民和孤兒擠滿這些有碼頭的城市時，未來的制造商會集中并有效利用這些人。改革家和資本家把剛從農村來的窮人聚集到濟貧院里，他們在那里組裝來自國內外的商品——火柴棒、鉛筆、硬糖、鉛質玩具、木箱、梳子等。在碼頭附近，食品儲存和深加工的規模也擴大了。而距離碼頭較遠的內陸地區，糧食加工業則逐漸衰落。不到一代人的時間，數萬座內陸風力磨坊和水磨坊變成了歷史遺跡。數十個內陸城鎮希望通過河流、運河以及鐵路來與這些消費積累型城市連通。有些城鎮依靠沿海港口來獲取廉價糧食，并專營制造業，后來這些城鎮成功升級為城市。港口的資本漸漸積累至中上階層的家庭手中，而這些家庭擁有的土地太少，無法進行投資。

1845-1860年，歐洲的消費積累型城市有巴黎、倫敦、利物浦、安特衛普和阿姆斯特丹，這些城市的規模擴大了兩倍多，是有史以來增長速度最快的城市。工業化和城市化在歐洲并無根基，其動力來源于國外食物。1845年以前，歐洲已經在通過剝削工人實現工業發展。童工的濫用、城市高昂的租金和擁擠的環境使工人的平均身高變矮，嬰兒死亡率變高，并使工人階級染上特有的嚴重疾病：佝僂病、壞血病、霍亂、結核病和傷寒。但隨著廉價糧食從大洋彼岸運進來，工人的平均身高上升了，嬰兒死亡率下降了，人們的身體變得強壯了，茶葉和糖類的銷量也增加了，這表明廉價面包使工人有了更多的可支配收入，用于改善伙食。26盡管外國糧食可以養活一座歐洲城市，但這個城市也擠滿了約百萬人，因此需要建造公寓樓、自來水廠、地鐵和下水道來提供日常需要。

掌握了廉價面包，歐洲各帝國計劃進一步利用荷蘭的金融革命。這場革命先后對英國、俄羅斯帝國和美國都起到了作用。各帝國計劃通過借貸來為真正的大都市奠定基礎，這些大都市都是古代帝國城市的現代范本。路易·拿破侖（Louis Napoleon）——拿破侖·波拿巴的侄子，于1848年當選為法國總統。緊接著他借政變于1851年奪取了政權。因為拿破侖二世（Napoleon II）早已去世，沒有人愿意來參加典禮，于是他給自己加冕為法國皇帝拿破侖三世（Napoleon III）。他自詡是穿著燕尾服的社會主義者，他篡改、歪曲甚至有時假裝批準批評者的要求，讓眾多批評者感到困惑。在解散國民議會后，他重建了部長議會，并告訴媒體，這是一個政治多元化的議會，因此完全超脫于政治：“皇后是正統王朝主義者，莫尼（Morny）是奧爾良派君主立憲主義者，王子是共和主義者，我是社會主義者。只有佩西尼（Persigny）是帝國主義者（帝制擁護者），而他是個瘋子?！?/p>

在鼠疫耶爾森菌肆虐歐洲的年代，“社會主義者”和“帝國主義者”的含義和幾十年后的含義截然不同。1870年以前，帝國主義者指的是那些支持君主政變而反對共和國的人，不是那些跨洋進行武裝擴張的人。帝國主義者的對立面是共和主義者。19世紀40年代，社會主義者支持社會化制度，但不一定支持平等或者民主。那么，按照當時的概念來說，雖然路易·拿破侖奪取政權屬于帝國主義行為，但他自稱為社會主義者。28稱帝之后，他開始將他的政變包裝成一種合理的行為。后來他開始撰寫愷撒大帝的四卷傳記，因為他覺得愷撒大帝和他本人很像。幾乎不會有人想到更新愷撒的經典自傳，而且路易·拿破侖撰寫傳記的能力實在不盡如人意，因此他始終沒有完成第三卷和第四卷。然后，這位皇帝聘請了考古學家和造船技師分別為他挖掘羅馬遺跡，制作投石車和戰船的仿制品。

然而，社會主義允許銀行動用數百個小額借款人集體所有權的原則，得到了這位自命不凡的皇帝的青睞。許多儲戶的社會儲蓄經收集后用于投資，如此才有可能籌集必要資金，用于建設如羅馬般宏偉壯麗的巴黎。拿破侖三世的大臣（均為波拿巴派君主立憲主義者）執著于效率，沉迷于工程技術；他們像拿破侖三世一樣，自詡精通一切。帝國社會主義依賴于以下三項：公共宣傳、虛假民主和大量出售公共項目債券。向公眾銷售債券需要民主制銀行：動產信貸銀行（Crédit Mobilier）、里昂信貸銀行（Crédit Lyonnais）、地產信貸銀行（Crédit Foncier）。這些銀行統稱為“創始銀行”（Gründer banken）。

歐洲暴發致病疫霉之后，路易·拿破侖的文學先輩、空想社會主義者查爾斯·傅立葉（Charles Fourier）和克勞德·昂利·圣西門（Claude Henride Saint-Simon）對創始銀行的建立產生了重要影響。與以往的經濟學家一樣，傅立葉認為，把人和資金聚集到一起形成大集體，可提高生產力。為此，他提議成立民主銀行，并組織合作社，即他所謂的“法郎吉”（phalanxes）。每個法郎吉有1600多人，住在四層樓的大廈里。根據傅立葉的計算，每種性別的人分別有405種不同的稟性，他們對這些人的性格進行仔細分類并對其編號。在這個合作社里，每個人都有活可做。做飯和育兒是集體的任務，而孩子則負責撿垃圾，因為他們喜歡把自己弄得臟兮兮的。如此一來，人們就能擺脫貧困。我們認為高樓大廈、公園和自助餐廳是理所當然的存在。19世紀50年代，除了空想社會主義的皮裝書以外，很少有廣大群眾能看的書。多虧俄羅斯帝國和美國長期、慷慨地提供廉價而充足的糧食，公眾才讀到這些著作。

克勞德·昂利·圣西門為傅立葉的計劃提供了一個資金籌備方案?？紤]長遠的未來主義專家則制訂了計劃；而有遠見的銀行家則利用數千名小型投資商的資金來充實這些計劃。那個執拗的法國銀行，僅提供短期貸款，與那些新興企業比就相形見絀了。在法國皇室的贊助下，動產信貸銀行、里昂信貸銀行、地產信貸銀行蓬勃發展。積極上進的社會主義銀行家通過在地鐵、有軌電車、城墻和酒館張貼五顏六色的廣告吸引客戶。知名制造商、工程師和王室隨從支持這些新建金融機構。商業投資銀行業務由此展開。

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件事辦成了。數千年來，農戶要自給自足，同時要養活神職人員、當地鄉紳。即使包含市、縣、州和帝國的稅收，改良土地也是為未來幾代人做的最重要投資。但1848年后，隨著自由貿易帶來了大量來自俄羅斯帝國的廉價糧食，城市里的面包變得越來越廉價，顏色也越來越淺，而農用土地則開始動輒貶值。工薪家庭沒有土地，因此難以為孩子、為自己以后養老儲蓄財富。

因此，在傅立葉之后一代人的時間，社會化儲蓄使法國從一個“小農國家”變成一個債券持有國。這一點在巴黎尤為明顯。在接下來的幾十年，家庭資產儲存在銀行賬戶里，或用于投資股票、債券，這的確導致日益嚴重的財富差距。然而，法國市民的集體投資為鐵路、地鐵、公寓樓、劇院和國際展覽館的建設提供了資金。這些準公共機構蓬勃發展，而法國銀行家則看準大型工業項目的前景，這些項目能給他們帶來超過5%的利潤。英國投資商趨向于在本國投資，德國[達姆施塔特銀行（Darmst?dter Bank）]、奧匈帝國[奧地利國家鐵路公司（Austrian State Railway Company）]及[安斯塔特信用社（Credit-Anstalt）]卻效仿法國向國外投資的模式。即便如此，法國人對于外國資產的投資額仍比任何國家的人都要多。

廉價的面包將工人吸引到了消費積累型城市，城市居民積累資本并將積蓄存入銀行，進一步推動了帝國中心的繁榮。1860年以后，通過掌握公共債券，巴黎得以拆除中世紀的城墻，并啟動大規模重建工程。普魯士和奧匈帝國的銀行家紛紛效仿，先是19世紀50年代的證券銀行（Effekten banken），后是19世紀70年代的創始銀行（Gründer banken）。后來，德國人將這一時期稱為“創始時期”（Gründerzeit）。公共的關注，加上宏偉的建筑，對于獨裁者路易·拿破侖和普魯士君主弗雷德里克·威廉四世（Friedrich Wilhelm IV）來說，這一切似乎鞏固并合法化了他們的政權。路易·拿破侖談及統治法國的故事時，會習慣性地強調自己取得國內及其他軍事勝利后，里昂信貸銀行因此增加了多少資本。隨著廉價糧食的出現，民族主義意識日益高漲，并在消費積累型城市盛行，人們開始呼吁將公眾資金用于滿足國家需求。這可能是民族國家最強大的優勢，也是最大的弱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