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安敦（章靜繪）

李安敦（Anthony J. Barbieri-Low）為美國普林斯頓大學中國藝術史與考古學博士，現任美國加州大學圣芭芭拉分校歷史系教授，他的著作《秦漢工匠》中文版2023年出版。在書中，他描述了秦漢時期真實具體的男女工匠。通過這本書，我們不僅能了解這些活生生的人以及他們所處的復雜的社會、商業和技術網絡，而且在物質文化遺產背后，體悟與我們同樣的人性。在接受《上海書評》的專訪時，李安敦教授指出：這本書試圖重建下層階級的生活和工作，并恢復他們在歷史中的能動作用。通過在歷史中恢復人的維度，恢復絕大多數人的生活，現代讀者可以與幾千年前的先人建立聯系，同情他們的痛苦，并從他們的掙扎的生活中學習、了解現代人自己的生活。

《秦漢工匠》，[美]李安敦著，林稚暉譯，上海三聯書店丨理想國，2023年7月版，516頁，139.00元

您這本書是關于物質文化生活史的，您覺得物質文化生活史如何拓寬我們理解歷史的視野，特別是您關注的非精英人群的工匠？

李安敦：我一直受到“自下而上的歷史”的啟發，這種歷史將檢視社會底層的生活視為理解歷史變遷和因果演進的一種途徑，而不是著眼于精英階層的生活和思考，太多的筆墨聚焦于后者如何塑造世界和推進歷史。該領域的一本里程碑著作是湯普森（E. P. Thompson）的《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這本書將人文主義帶回到歷史，特別是經濟史和社會史中，將歷史從數據主義和經濟還原論中拯救出來。自下而上的歷史也試圖重建下層階級的生活和工作，并恢復他們在歷史中的能動作用。

物質文化研究還幫助我們重建過去的世界并使之人性化。我首先受到人類學家詹姆斯·迪茨（James Deetz）的書《被遺忘的小事》（In Small Things Forgotten）的啟發，書中他通過觀察北美早期殖民者扔掉的東西（比如煙斗和動物骨頭），發現了他們世界觀的重大變化。通過在歷史中恢復人的維度，恢復絕大多數人的生活，現代讀者可以與幾千年前的先人建立聯系，同情他們的痛苦，并從他們的掙扎生活中學習、了解現代人自己的生活。

李安敦在敦煌

您在書中說：“直至戰國末期，自由工匠和獨立商人才使生產和銷售的角色統合并進，由此刺激了亞洲第一次偉大的經濟騰飛和遠東第一個真正以現金為基礎的市場經濟。”可是這個“經濟騰飛”和“市場經濟”似乎并未導致工匠群體整體地位的提升和變化。總的來看，不僅是秦漢，古代中國的工匠群體都湮沒在歷史記載中。您怎么評價這一群體？

李安敦：古代世界（希臘、羅馬和中國）的工匠幾乎普遍受到有文化的社會精英的蔑視，精英的優越感用孟子的話來說，就是因為他們“勞心”，而不是“勞力”。在傳統中國，儒家精英以及法家和道家都強調農業比商業和貿易更重要，因為他們將樸素與道德純潔等同起來，而以復雜的雕刻和裝飾為代表的金錢和奢侈導致了放蕩和道德腐化。在某種程度上，我認為這是對不斷變化的世界的保守反應。在這個世界中，工業、貿易和金錢正在威脅著舊有的土地貴族等級制度，并導致社會矛盾。這些精英從來沒有成功地完全壓制工商業，因為曾經有過經濟高速增長的時期，比如宋代，但他們確實減緩了工業資本的增長，因為大部分資金都投資在土地上。

咸陽衣（工頭名字），刻于陶俑。秦代。秦始皇兵馬俑博物館。圖片引自袁仲一：《秦始皇兵馬俑博物館》，文物出版社，1999年， 圖版207

您在秦漢工坊中發現：“全國已經建立了精細的勞動專業化分工、零部件標準化、模塊化結構、庫存核算和專業管理的機構，追求以較少的人力物力成本來生產盡量多的器物。”并將其與歐洲工業革命或更晚的美國“福特制”相比，但兩者應該有很大的不同，您是想與我們這里常說的資本主義萌芽聯系起來嗎？

李安敦：在我2001年的博士論文（暫定簡體中文名為“古代中國大規模生產的起源”）中，我確實發現了秦漢作坊工廠化大規模生產的要素，他們的技術與歐洲工業革命期間英國和法國的工廠以及后來美國的亨利·福特所采用的非常相似。但我也發現，在古代世界，中國并不是唯一采用這些技術的國家，羅馬經濟的某些部分也有類似情況，但需要滿足適當的經濟條件，比如熟練工匠的短缺、市場需求，以及皇家指令。但中國的制度是整個古代世界最發達的。中國這種古老的大規模生產體系與十九世紀初英國所采用的體系的主要區別在于，歐洲工廠采用機械化和蒸汽動力來大大提高生產效率和規模。中國的系統在后來的朝代中得到了完善，以實現顯著的生產效率提高，例如景德鎮的瓷器工廠，但未能實現蒸汽動力機械化。正如我在《秦漢工匠》中所說，古代世界的資料并不支持波蘭尼和馬克思、恩格斯的經濟階段理論，因為在古代世界（以及包括今天在內的后來的時代）存在著資本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因素。市場經濟或多或少地與計劃經濟在各個方面并存。

工匠手印。空心磚。東漢。陶。高33.5厘米，寬16厘米。臨沂市博物館。圖片由山東博物館及華美協進社（China Institute Gallery）提供。2005年春藝術展。

當時作坊的規模和市場化程度似乎很發達了，特別有趣的是，您提到了當時銅鏡制造業的營銷和廣告策略，這一發達程度與同時期世界其他地方相比，處于怎樣的水平？

李安敦：這是我最令人驚訝的發現之一，廣告口號和家族品牌，以及來自帝國工廠的奢侈品的仿制品。羅馬帝國的市場上也有一些類似的做法，尤其是家族品牌標識。羅馬帝國和漢帝國的工匠具有相似的基本識字素養，但早期學者認為制造的自豪感（“我制造了這個”）是西方獨有的。在中國，有政府要求在物品上銘文的傳統（“物勒工名”），以控制質量，漢代工匠延續了這一傳統，并開始自豪地署上自己的名字。

石匠的刻名。東漢，約公元84年-93年。紙墨拓片。大小不一，此處并非按原比例復制。 （a）“魯石工柏元仲華”，圖片引自山東省濟寧市文物局編：《漢任城王墓刻石精選》，118頁。 

您在書中研究的漆器、青銅器、畫像石等行業，主要的服務對象除了宮廷，就是豪門富戶或小康之家，有沒有發現針對平民的工匠和作坊，生產的產品相對質量不高，但是實用性強，價格低廉，有點像我們這里農村趕集時的產品？

李安敦：青銅器和漆器的質量差別很大。最便宜的漆杯可能只要二十枚五銖錢左右，但漆層很薄，而且很可能摻有廉價的添加劑，比如米湯。對于貧窮的農村家庭來說，青銅器非常昂貴，因此，即使他們有錢，甚至有一座墳墓，他們也不太可能將它們放在廚房或墳墓里。鐵器更為常見。透過底層生活來揭示有一個根本性的問題，除了河南內黃縣三楊莊遺址（又被稱為“中國的龐貝古城”）等少數罕見的村落遺址，我們的信息幾乎全部來自于墓葬。只有中上層階級才能負擔得起石頭或磚砌的墳墓，這些墳墓足夠堅固，可以保存到今天，而且足夠大，可以容納大量的陪葬品。人們發現了一些普通平民和囚犯的大型墓地，他們的墳墓里通常只有幾個陶罐，里面裝有食物和飲品。通常，他們甚至買不起松木棺材。在山東地區，帶有畫像石的墓幾乎都是“中者”（出自《鹽鐵論》，即“中產階級”或在社會上擁有中等財富的人，區別于“富者”和“貧者”）。普通農民支付不起一座由石頭砌成的墳墓或神殿的費用，這很容易比花費兩年時間建造居所還要貴，而且諸侯王和列侯也覺得沒有必要在他們的墳墓里設置畫像石，雖然里面藏滿了玉器和黃金錠。

錢范。西漢，約公元前113年-公元7年。青銅，帶鑄造紋樣及防偽標志。長22.8厘米，寬8.7厘米。美國錢幣學會（American Numismatic Society），藏品號：1918.71.2。圖片由美國錢幣學會提供

您對畫像石產業的興衰有個說法：“公元2世紀，用于墓葬的畫像石熱潮達到頂峰，隨著新貴家庭競相興起厚葬之風，喪葬業大有長盛不衰之勢。但自公元184年左右，山東發生了劇烈的社會動蕩和經濟衰退，人口驟減，如日中天的喪葬業也隨之崩潰，這一系列事件之后的畫像石寥寥可數，而且幾乎沒有年代標識，我們意識到這個一度興旺類似經濟泡沫的畫像石產業終于衰敗了。”秦漢時期這些手工業行業的興衰，受到社會的影響很大，其他行業的興衰有類似的情況發生嗎？

李安敦：人們會認為，在社會動蕩或內戰時期，對奢侈品（絲綢、漆器、玉器、金銀）或外國進口品（毛皮、毛氈、玻璃和珠寶）的需求會大幅下降。東漢末年固然如此，但戰國時期卻恰恰相反，因為那個時代七國之間的競爭和激烈的區域間貿易，導致了經濟的增長和發展。盡管戰爭和殺戮不斷，但城市和貨幣仍然存在。像鑄鐵這樣的行業很少出現大幅下降，因為鐵是農業和建筑所必需的，就像食物和衣服一樣，是必需品，也是秦朝以后制造武器的主要材料。鐵生產的唯一變化涉及國家控制，在中央政府薄弱的時期（例如東漢或三國時期），鐵生產的控制通常回到各郡縣或私人控制之下。

您提到東漢時期文官工匠的出現，并介紹了張衡、蔡邕的情況，這一群體的地位似乎有點尷尬，他們處于“勞心”和“勞力”之間，是這樣嗎？這些人對秦漢的工藝水平起到了怎樣的作用，是否起到了藝術品設計、制造上的導向作用？

李安敦：是的，像張衡這樣的大學者，應該介于勞心和勞力之間，但他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個知識分子。雖然他可能進行了一些實驗來設計地動儀，但他不會自己鑄造和拋光金屬器。那是留給從屬于他的普通工匠做的。蔡邕更是明顯屬于知識分子陣營。對于《熹平石經》，他提供了書法，由訓練有素的石雕匠負責在石頭上進行復制。皇帝的偉大杰作是由像我所討論的丁緩這樣的人制作的。他們被視為工匠大師，但不是知識分子，也沒有在宮廷中擔任正式職務。有趣的是，男性奴隸也在為帝國造幣廠設計錢范等方面發揮了作用，這需要經驗和技能，而實際的金屬鑄造很可能是由被定罪的罪犯完成的。

現代制作的張衡地動儀。青銅模型。倫敦科學博物館。圖片由科學博物館_科學與社會圖片圖書館（Science and Society Picture Library）提供。

您在書中特別關注女性工匠的情況，可是其中的資料確實很少，我們該怎樣看待女性工匠在這一群體中的作用？

李安敦：婦女在漢族經濟和社會中的重要作用被嚴重忽視。人們讀了劉向的《列女傳》等教義文本，就認為儒家的貞節、性別分明的思想滲透到了社會的各個層面。至少在漢代，這種思想只是某些上層階級的理想。大多數家庭的生活現實非常不同。男人和女人一起在田里勞動，婦女在市場上經營作坊和商店，有時沒有男性親屬的幫助。從文字和銘文中，我們知道，漆器作坊（作為畫工）和紡織作坊（作為織布工和刺繡工）中女性工匠非常普遍，因為這些技能被視為女性特長，適合更細膩的手。婦女也是市場酒精生產以及酒肆、旅館和妓院經營的核心。在其他手工藝中，例如鐵生產和石雕，我們幾乎看不到女性參與的證據，因為這些都是需要巨大體力的危險工作。上層階級和下層階級女性的一個有趣的共同特征是編織布料。儒家經典宣稱，婦女為家庭織布是一項基本職業，就像農業對于男人一樣，這也是一種賦予她道德價值的做法。因此，即使是高級女性（甚至是皇后）也會偶爾織布。但工人階級婦女可以生產多余的布料，可以在市場上出售換取現金，或者在皇家作坊工作，為皇宮供應刺繡和絲綢。

李安敦在沂南漢墓

我們知道，秦漢執行的是重農抑商的政策，這一政策對手工業以及工匠造成了怎樣的影響？

李安敦：目前的考古證據表明，秦朝并沒有試圖壓制工商業，盡管商鞅的法家思想鼓勵這種立場。秦人不僅通過對帝國土地的使用征收消費稅的制度鼓勵私人開采木材、鐵、銀和其他資源，而且他們自己在城市中經營工廠，在市場上銷售產品。漢高祖確實是第一個嘗試壓制商業以支持農業的皇帝，部分原因是秦朝末年的死亡、混亂和饑荒，以及隨后的內戰導致農業生產恢復緩慢。他們擔心如果大家都去做生意，人們的食物就不夠了。他們對供求規律的了解有限，并認為如果每個人都離開農田，世界就會挨餓，但這從未真正發生過。

漢代也沒有靈活的稅收結構來從工商業中獲取收入，因此很大程度上依賴農田稅來管理政府。朝廷實施的法律試圖阻止工匠和商人炫耀財富，規定他們穿絲綢、騎馬或當官都是違法的。他們還對工匠、商人和奴隸主的稅收加倍。但從《鹽鐵論》中我們可以看出，這些政策并沒有起到什么作用。整個漢朝，工商業持續發展，特別是在公元前113年引入穩定的貨幣系統，以及武帝統治下領土的擴張，通過陸上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帶來了對外貿易的增加。當時的思想家抱怨富人揮霍無度和財富不平等的加劇，但朝廷所做的任何努力都無法扭轉這些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