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1994年1月1日，《國務院關于實行分稅制財政管理體制的決定》正式施行。

依據《決定》，自1994年1月1日起，地方財政包干體制正式退出歷史舞臺，對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以及計劃單列市開始實行分稅制財政管理體制。

30年來，分稅制對正確處理中央與地方之間的財政關系，調動兩個積極性，合理調節地區之間財力分配以及促進國家財政收入合理增長等方面起到了極其重要的基礎性作用，為加強和改善中央的宏觀調控和國家治理能力提供了極為重要的物質和財力保障。

與此同時，伴隨30年來中國經濟社會的高速發展，在新的歷史時期也遇到了一些新的問題。謀劃新一輪稅制改革，也被提上議事日程。

溫故而知新。澎湃商學院邀請專家學者撰寫了這一組“分稅制30年”的專題文章，回顧分稅制30年來的得失、經驗，也期望可為新一輪財稅體制改革提供智識參考。

新時代以來，我國堅持問題導向和底線思維，增強憂患意識，高度重視防范與化解重大風險。財政是國家治理的基礎和重要支柱，防范、分散、平衡及化解公共風險是財政功能的重要面向，其可稱為防范與化解風險的定海神針。全面深化改革是一項系統工程，財稅體制改革是其中的關鍵一環，面對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奮斗目標，財政承擔著比以往更為深重的任務和期許。

為此，2023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深化重點領域改革，謀劃新一輪財稅體制改革。為實現“健全與中國式現代化相適應的現代財政制度”之目標，新一輪改革要突出防范化解風險的問題導向，將風險邏輯貫穿財政治理的全過程。由此形成的兩大改革面向：既要全面緩釋財政建設的內生性風險，確保國家財政安全運行，也要著力化解財政政策的外生性風險，使財政更好地服務和支持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大局。

一方面，財政是國家防范與化解風險的制度集成，但財政制度化解風險的前提是財稅體系正常運轉，由此便生出財政的內生性風險問題。當前，我國經濟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財政收入增速放緩，財政支出壓力增大，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面臨沉重的財政收支壓力。這是新一輪財稅體制改革需要重點回應的時代挑戰，必須充分健全現代財稅制度，以此降低財政風險，確保財稅可持續性與財政安全。

一是優化財政增收方式。經濟發展直接影響財政收入，盡管當前我國經濟運行總體呈平穩態勢，但世界經濟陷入衰退是長期趨勢，我國經濟增長面臨持續的下行壓力。同時，受房地產行業下行影響，土地財政收入持續減少。最重要的是，雖然數字經濟占國民經濟比重逐步提升，但其對基于工業經濟的現行財稅體制的沖擊也越來越大，而數字經濟稅收制度尚處于起步階段，現有稅務登記和發票管理制度在數字經濟情境下存在顯著局限，數字經濟規模性、分散性與稅務管理資源有限性與集中性之間的矛盾凸顯，以上因素制約了我國的財政汲取能力。

據此，下一步應探索試點數據稅或數字服務稅等新稅種，創新數字稅收征管方式，推動稅收征管數字化轉型，借助大數據、區塊鏈等數字技術加強智慧稅務建設，提高數字經濟發展下的財政汲取能力。

同時，應穩妥推進房地產稅、消費稅及財產稅改革，培育壯大地方稅源。非稅收入作為財政收入的重要構成，但其對財政貢獻度不如稅收，在財政收支壓力凸顯的當下，應避免亂收費、亂罰沒、亂攤派現象，以優化營商環境、涵養優質稅源。

二是深化財政支出管理。我國財政支出總體上呈逐年增加態勢，其中固然有因應突發事件與強化國家治理等不得不為之因素，但財政支出決策科學性、支出效益、資金浪費等層面的問題亦是重要誘因。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強調黨政機關要習慣過緊日子，強化財政支出管理也是新一輪財稅體制改革的重要方向。未來應推進財政支出管理科學化、規范化、法治化，促進財政支出提質增效。優化財政支出結構，以公共風險為導向來優化財政資源配置，兼顧需要與可能、當前與長遠、發展與安全。深化預算績效管理，強化財政支出實質理性，深化“參與式預算”改革，建立重結果、控成本、可問責的財政支出方式。

三是理順府際財政關系。分稅制改革使財力集中到中央，這是舉國體制得以順利運行的重要保障，但央地財權和事權不匹配問題也逐漸凸顯。近年來，基本公共服務等領域已形成較為完善的央地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格局，但部分領域的事權和支出責任仍不夠清晰合理。同時，中央對地方轉移支付規模不斷擴大，但制度約束不足，不僅容易導致效率損失，也會誘發地方政府的道德風險，滋生地方“等、靠、要”等問題。

長期來看，必須深化央地財政體制改革，適度上收部分事權和支出責任至省級和中央政府，解決轄區間外溢性問題，減輕地方政府尤其是低層級地方政府的財政壓力。進一步完善均衡性轉移支付的要素分配法，推進教育、醫療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同時，加強對口支援、生態補償等橫向轉移支付制度建設，探索橫向轉移支付的績效評估機制，提高橫向轉移支付透明度。

另一方面，防范化解風險不止于財政系統內部，還包括經濟社會發展領域，不同領域、不同類型、不同層次的風險相互交織關聯，一旦風險過度外溢或聯動疊加，將可能造成嚴重危機。如果未能處理好政府、市場和社會關系，將導致公共財政領域與經濟社會領域的邊界不清，造成財政兜底責任不斷擴張，因而要通過新一輪財稅體制改革提升財政治理能力，解決經濟社會風險財政化問題，避免陷入財政治理危機。

一是防范化解經濟風險，長效應對經濟周期律。財政政策是宏觀經濟政策的重要抓手，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積極的財政政策要適度加力、提質增效，以此應對經濟下行對市場經濟的沖擊。

其一，“適度加力”意味著政府投資規模、赤字規模、地方專項債券都將保持一定強度。在此背景下，相關領域財政法治化建設面臨諸多挑戰，如政府投資涉及政府與市場關系、周期性赤字的預算控制、地方專項債券的風險防控，只有通過確定性財政制度建設來應對不確定性風險，才能更好筑牢財政安全的法治防線。

其二，財政政策“提質增效”需要加強與產業、金融等政策的協調配合，既要支持產業鏈安全、“卡脖子”領域突破、新興產業發展等，也要警惕產業、金融等領域風險向財政領域轉移和集聚，相關風險應置于“財政-產業-金融”的系統框架內進行統合防范化解，牢牢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底線。財政政策力度與強度必須為規律性經濟周期波動預留空間，確保財政應對可持續性。

二是防范化解社會風險，有效應對人口老齡化。我國步入后人口紅利時代，人口老齡化程度加劇，養老產業發展不充分的問題凸顯。此外，人口老齡化亦會誘發財政收入增長乏力、財政支出壓力激增，財政化解社會風險的能力受到制約。涉及養老產業的財稅政策，呈現出針對性不足、政策工具類型不足且配合不充分等問題，有必要圍繞養老產業的特性系統制定扶持養老產業發展的財稅政策，綜合運用土地支持、直接補助、專項資金補貼、稅收減免等多種政策工具。

同時，社會保險是應對老齡化風險的重要制度，當前受社會保險內外環境或條件變化的影響，財政對社會保險的補助規模逐步加大，社會保險基金運轉呈現過度依賴財政補貼，公共財政與社會保險邊界逐漸模糊。新一輪財稅體制改革必須進一步厘清財政介入社會保險角色、范圍與程度，防止、控制或消除社會保險領域的潛在財政危機，倒逼社會保險制度實施成效和基金管理水平之提升。

三是防范化解突發風險，推進應急財政精細化。經濟社會風險總是在發展變化，財稅體制改革不可能一勞永逸，需要依循風險邏輯制定和調整財政政策。其中，防范和化解突發事件風險，財政責無旁貸。近年來，一系列重大突發事件給我國經濟社會安全帶來了嚴峻挑戰，這對財政應急治理提出了更為嚴格的要求。

當前，我國發展已進入戰略機遇和風險挑戰并存、不確定難預料因素增多的時期，必須構建起安全高效的財政應急治理制度，有效防范化解突發風險。優化預備費管理機制，適當提高預備費提取比例，采用動態管理模式，允許年末結余的資金結轉到下一年度繼續使用，探索擴大預備費的來源。加強應急財政的績效監督和使用管理，探索建立專門的應急預算績效評價機制，提升應急財政使用的透明度，強化績效問責，推動應急財政監督法治化。進一步理順財政應急管理事權與支出責任的縱向和橫向劃分，加強應急財政縱橫聯動機制建設。同時，應通過財稅政策支持社會組織和市場機制建設，充分發揮市場和社會機制分散、化解風險的功能，逐步探索防范化解風險的財政責任限度。

（作者胡明為華南理工大學法學院教授、廣州財稅治理現代化研究中心研究員，姚俊智為廣州財稅治理現代化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