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8世紀的波士頓和紐波特，信用關系是經濟網絡的基石。隨著市場交換的速度加快，基層法院需要處理的債務糾紛越來越多。與此同時，航海和服兵役吸引了一些人離開家園，有些人再也不會回來。在這一經濟轉型時期，男性戶主的缺失迫使新英格蘭人解決一個緊迫的問題：誰將管理并維護相應的金融關系？《信用女士》通過法律材料中的蛛絲馬跡，揭開被隱沒的女性身影，再現18世紀新英格蘭城市信用交易的真實樣貌：她們是聰明的追債者，也是狡黠的債務人；她們是交易的見證者，也是精明的代理人。她們奔波于大街小巷、法庭上下、家庭內外，重新定義了“以男性為主”的商業世界。本文選摘自《信用女士：18世紀新英格蘭城市的婦女、金融和法律》，［美］薩拉·T.達米亞諾著，麥秋林譯，中國原子能出版社，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2023年8月出版，經授權，澎湃新聞轉載。

美國革命后的一個世紀里，民選出來的官員以及活動家和媒體對婦女的法律權利及婦女介入金融事務進行了重新評估定位。其中一個最關鍵的轉變始于19世紀30年代末，當時各州立法機構開始陸續頒布《已婚婦女財產法》（Married Women’s PropertyActs），這些法律增強了妻子擁有和控制財產的能力?！兑鸦閶D女財產法》的目標和范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家長式的沖動。1837年美國金融恐慌過后，立法官員通過了這些立法，旨在保護已婚婦女的資產（特別是從父親那里繼承的財產）不被丈夫的債主沒收。然而，這些法律保留了“有夫之婦的法律身份”的規定和文化框架，包括限制已婚婦女獨立提起訴訟的權利，還有掩蓋妻子在家庭日常金融勞動的文件記錄實踐。不過，從19世紀30年代到70年代通過的各項《已婚婦女財產法》還是削弱了婚姻法的基石（即“妻子不能擁有財產”），女權活動家是為這些立法游說的群體之一。

其中有些活動家還開始挑戰男子的政治經濟權利，而這種權利源于他們對金融機構的控制。1870年，首家女經紀公司——伍德哈爾-克拉夫林公司在紐約華爾街成立。這家公司由維多利亞·伍德哈爾（Victoria Woodhull，她后來成為第一位競選美國總統的女性）和妹妹田納西·克拉夫林（Tennessee Claflin）共同經營，這是這對姐妹為女權抗爭所做的部分努力。伍德哈爾將這家公司描述為“女性向男性金融領域的進攻”。而紙媒對這家公司的態度卻是口誅筆伐，冷嘲熱諷。媒體堅稱：這對姐妹進入金融領域的行為不僅不道德，還威脅到社會性別秩序。紐約《晚間電訊報》（Evening Telegraph）上刊登的一幅漫畫將伍德哈爾和克拉夫林的公司描繪成“華爾街的跑馬場”，還把她們姐妹倆畫成頂著男人頭，正在駕駛一架由公牛和熊拉著的馬車的樣子。雖然這家伍德哈爾-克拉夫林公司只是曇花一現，但關于它的爭論卻明確地展現出女活動家和評論人對金融乃男性專屬領域的分歧。婦女努力去打破當時的性別文化，而男性主導的媒體則對它極力維護。

乍一看，19世紀的這兩個里程碑（即《已婚婦女財產法》和圍繞伍德哈爾-克拉夫林公司所引起的動蕩）符合美國史所講述的婦女法律和經濟權利在逐漸擴張?？蓪嶋H上，立法者與法官一直在通過法律與法庭判決來消除“有夫之婦的法律身份”的影響。同樣，自伍德哈爾-克拉夫林公司成立之后，婦女進入金融行業的步伐也是緩慢的，時至今日，金融行業的從業者中女性占比為41%。批評人士可能會注意到，直到1974年，隨著《平等信貸機會法案》（Equal Credit Opportunity Act）的通過，美國國會才禁止放貸人在發放貸款時考慮女性的婚姻狀況。在此之前，金融部門在執行層面上仍然存在著巨大的性別鴻溝。在我看來，這要么是水到渠成式的發展進程，要么是男權制度頑抗的結果。

18世紀強迫我們去承認這些只是無規律的、偶發性的故事，它們并沒有遵循循序漸進的規律或男權制度延續的軌跡。全面了解那個時代婦女所付出的金融勞動，讓我們對法律和經濟的發展及性別社會等級有了新的認識。從大約18世紀30年代到美國革命的這段時間里，英屬北美地區（尤其是包括波士頓和紐波特在內的港口城市）經歷了彼此交錯的經濟法律變革，在這場轉型中，婦女的工作、技能和資產發揮了關鍵性的作用。隨著波士頓和紐波特成為連接新英格蘭腹地和大西洋地區的關鍵節點，市場化交易的步伐加快了。自由的白人越來越多地使用書面信用來構建經濟關系。性別制約著所有的個人信貸活動，而人們在文化層面對信用的理解引發了男性與女性的對立。這說明，即使在法律與文化層面受到限制的情況下，婦女對個人信用的廣泛使用為至關重要的商品和服務交易提供了便利條件。在一個以經濟風險和動蕩為特征的時代，新英格蘭人不可避免地接受了這個事實：面對男人們隨時可能死去和不在家的現實，婦女的勞動保護了家庭的財富，穩定了金融網絡。婦女對信用的使用還推動了美國革命前兩個重大法律的變革：法律的程式化與律師行業的發展。越來越多的自由婦女和男子求助于法庭，要求對方為曾經許下的支付承諾負責，大量案件的出現支撐著律師們的業務，強化了法庭對正式程序和法律技術問題的重視。19世紀工業和金融資本主義制度（包括維多利亞·伍德哈爾和田納西·克拉夫林努力滲透的市場）的發展取決于婦女與男子直接參與18世紀變革的程度。

維多利亞·伍德哈爾和田納西·克拉夫林對19世紀金融的性別空間維度提出挑戰，這種情況在18世紀的波士頓和紐波特是不可能出現的，也是難以理解的，因為在當時的這兩座城市里，家庭生活與商業活動是混在一起的，這便意味著家庭里的所有成員都會參與到與信用交易有關的勞動中。婦女通常負責管理家里生意的財務，從債務人那里收回欠款，評估債權人提出的訴求，見證交易進行，還與當地執法部門斗智斗勇。信用交易讓她們進入城市里更廣泛的區域。那些向債務人追討債務或找尋債主的婦女奔波于城市街道之間，找到店鋪，進入別人的家門。女訴訟人和女證人來到律師和辦事員的辦公室，還出席郡級法庭，參加立法機關的聽證會。雖說擁有中等收入的自由白人婦女最有可能接觸到信用與債務，可是，社會底層的婦女——包括女仆和女奴——有時也會在勞動關系中用到信用與債務，她們會充當信用糾紛的非正式觀察者。不管家里還是家外，都是男人與女人共同活動的領域，為所有城市居民提供了開展金融和法律活動的公共場所。

與維多利亞·伍德哈爾和田納西·克拉夫林挑戰華爾街19世紀特定的制度極為相似，南北戰爭前的改革者也試圖將“有夫之婦的法律身份”從其19世紀的獨特形式中改變過來。雖然普通法里獨身婦人與有夫之婦的對立源自中世紀的英格蘭，但法學家與非專業的普通人卻在特定的時間和地點對“有夫之婦的法律身份”進行了修改。在北美英屬殖民地區，“有夫之婦的法律身份”的確限制了已婚婦女擁有和轉移財產的能力，也決定了文件記錄的方式，所以文獻資料中通常將家里的男主人定位為自主的放貸人、借貸人和訴訟當事人。然而，對于所有殖民地的居民（無論男女）來說，他們的金融網絡是通過親屬紐帶來構建的，而家庭乃是至關重要的經濟單位和勞動體系，在這樣的制度里，已婚婦女發揮著關鍵性的作用。尤其是當航海和帝國戰爭耗盡了波士頓和紐波特的成年男子時，這些城市的居民在信用和債務問題上不可避免地要接受并依賴妻子的勞動。在日常實踐層面，有夫之婦在港口城市的活動與獨身婦人的活動十分相似。有夫之婦與債權人、債務人談判，保存金融文件，雇用和監督律師，簽署文件，還會作為證人出庭作證。威廉·布萊克斯通的《英國法釋義》是一部影響深遠的法律專著，而美國的法學院在建國初期開始采用標準化的培養方案，在這本著作發行和法學院教學標準化前，非專業的普通人和他們的律師會在各自的訴訟中策略性地援引“有夫之婦的法律身份”，但產生的影響難以協同一致。殖民地與大西洋的經濟及金融網絡的發展取決于所有參與者的技術性貢獻。如果我們只強調“有夫之婦的法律身份”的限制，很可能會復制卷宗檔案里的邏輯，而無法質疑現代早期的勞動關系體系。

波士頓一位擁有資產的婦女出具的一份完美的收據

信用網絡與法庭賦予個人權利的機制完全是視情況而定的，它會受金融和法律關系的即時情形及性別、種族和社會階層的影響。仔細研究日常實踐，就會發現男人與女人圍繞信用和債務所開展的活動在許多方面都是很相似的。和自由的白人男子一樣，自由的白人婦女會開展和見證各種利用不同的信用和債務形式（包括債券、期票和匯票等正式工具）所進行的交易，這些都是商業經濟發展的標志。作為債權人、債務人、客戶或證人，這些身份授予了非專業的普通人權利，讓他們能夠以特定角色的方式行事，從而反過來影響著男人與女人之間的關系。身為債權人和收債人，新英格蘭人對他人行使著重大的權利，可親自或以書面的形式向債務人提出強有力的要求，并在訴訟中獲得較高的勝訴率。這些判決結果讓他們能對債務人的人身和財產提出索賠訴求。作為客戶，婦女與男子會監督男律師，并要求他們對自己忠誠。女證人與男證人一樣，會幫助人們構建更加鞏固的金融關系，評估他人的聲譽，并影響訴訟的結果。

當時，一個人的經濟和法律角色會決定其所擁有的特定權利和所做出的預期行為，在如此的制度體系中，女債務人的脆弱特性顯得尤為突出。所有債務人（無論男女）沒有什么辦法質疑有正規文件支持的債務。因此，在債權人向郡級法庭提起的針對他們的訴訟案中，他們通常會敗訴或根本不應訴。然而，考慮到“有夫之婦的法律身份”以及婦女通常比男子長壽，殖民地區法庭日益偏袒債權人訴求對婦女產生了不同的影響。由于無法控制或放棄丈夫所做出的財務決定，所以當債主來沒收家里的物品和財產時，妻子就要對丈夫的債務負責，由此，寡婦兼遺產管理人只能奮力保護遺產不被亡夫的債主侵占。

在金融關系與法律糾紛中，婦女有時會提醒人們關注她們的脆弱特性，將這些例子放在日常實踐的大背景中，有助于我們對它們的理解。為了得到男人的幫助，有些女請愿者和寫信人會強調自己所面臨的經濟、法律風險，或所具有的知識有限。然而，即使在這些類型的文件里，性別化措辭也是眾多可用語域中的一種，婦女經常將自己具體的困境歸咎為“負債累累的寡婦”，而不會說這是因為自己身為女人，有著諸多不足之處。盡管這種措辭是法律現實的映射，但它在策略上同樣也發揮著作用。脆弱特性與專業知識并不是對立的兩個極端。相反，婦女有時會顯得毫無防御能力，有時會顯得擁有巨大的權利，二者在她們運用技能和策略時會交織在一起。駕馭信用關系和法庭事務需要大量的實踐能力，雖然高水平的計算能力或廣泛閱讀和寫作能力可能是有利的因素，但要詮釋他人的活動或順利解決自身的事務，這些能力并非先決條件。“根據標準套路來選擇援引自己的脆弱特性”本身就是一種能力，是婦女在金融交易中會運用的眾多能力中的一種。

對于18世紀的性別關系和社會秩序來說，婦女參與到信用經濟當中有著重大的意義。觀察到這一事實，并不意味著我們要回到早先的觀點：殖民時代乃婦女的“黃金時代”。殖民時代從根本來說是個男權社會。男孩比女孩更容易接受到正規教育和學徒訓練。成年的白人男子會充分參與到政治和公民生活中去，對于依賴家庭生存的成員，他們可以行使社會與法律賦予他們的權利。而成年的白人婦女基本上被排除在正式的政治活動之外，她們對男子（尤其是對并非家中勞工的男子）可行使的權利有限。然而，在介入信用經濟和法庭事務的過程中，婦女收獲了重要且實用的知識，并對之加以運用，讓世人看到她們在這些事務里的身影，獲得政府的認可。當她們的身份為債權人、客戶和證人時，還可對他人行使相關權力。對日常實踐進行重構，是為了凸顯出流動性是18世紀社會關系中的一個決定性因素，同時還強調了一個現象：對于婦女來說，日常的金融交易和法律事務十分重要，是她們的權利來源。

直到18世紀80年代，金融與法律都是男人與女人共同涉足的社會領域。雖然人們看到了變革的先兆，可當時大家并不清楚，金融領域會演化為徹徹底底的“男性專屬領域”，而大約在90年后，伍德哈爾和克拉夫林則毅然決然地在聲明中使用了這個詞。美國革命時期，婦女愈加依賴已有的金融知識和策略來達成非正式的糾紛解決方案。英國軍隊結束對波士頓和紐波特的占領后，城市信用網絡與法庭系統恢復了正常運轉，而所有家庭成員（包括婦女）對此做出了關鍵貢獻?？墒?，在18世紀中葉之后，非專業的普通人開始用新的方式看待金融與法律。申請重新審理案件的請愿書會將商業活動及法律實踐活動提升為男性專長的領域，精英階層的婦女有時認為將技術性、有爭議的金融事務委托給專業男士是她們所處階級的標記，是身為女性的特權。不過，這些婦女會對專業男士應該如何處理自己的事務提出成熟的意見，從而展示自身所具備的金融和法律知識。在這樣做的過程中，她們繼續采用了類似于她們母親和祖母的做法。

當我們仔細翻閱18世紀的歷史記錄，尤其是那些關于日常生活的平淡無奇的記錄時，我們發現了大量的證據，證明婦女對金融和法律制度所做出的貢獻。當我們有意識地將這些證據匯集起來，便可看到婦女所開展的具有技能性的勞動支撐著新英格蘭城市的政治經濟關系以及大西洋世界的資本主義制度。在任何一項不明確針對女性的研究中，往往很容易忽視這些碎片化的證據，于是人們便將婦女的勞動視為微不足道的因素。如此一來，我們把“經濟法律體系乃男性專屬領域”的印象保留了下來，從而影響著我們對18世紀之后的社會乃至當今社會的理解。有人強調婦女的地位一直在提升，或者在逐漸提升，然而這項關于18世紀經濟法律實踐的研究卻展現出不一樣的現象，推動我們去關注和理解各個歷史時期不斷變化的政策與文化層面。同樣重要的是，這項研究提醒我們：微觀層面的協商談判活動不僅對婦女的日常生活至關重要，對男女的性別權利關系也起著關鍵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