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德加·斯諾（Edgar Snow）（圖1）1936年6-10月訪問陜北，采訪毛澤東等中共重要領袖，回北京后寫成《西行漫記》（Red Star Over China），一時洛陽紙貴。他1939年為了推展工合運動，再次訪問陜北。他在陜北獲得一些珍貴的紅色資料，同時，他在燕京大學任教，與學生運動關系密切，也收藏了一些學運資料。1957年，他任哈佛大學教授，將六七十份資料贈送給燕京圖書館。我們在此介紹幾份與中國學聯有關的文獻。

圖1：埃德加·斯諾夫婦

1933年12月圣誕節，埃德加·斯諾與海倫（Helen Foster Snow，筆名Nym Wales）結為夫婦，之后定居北平。1934-1937年，斯諾應邀到燕京大學新聞系任講師，海倫則于1934-1935年在燕京大學學習哲學。他們與北平的抗日學生保持著互相信任、互相支持的關系。1935年11月11日，日本關東軍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向平津衛戍司令宋哲元進行武力威脅，提出限令11月20日前宣布“自治”。根據斯諾的記述，他的一位讀新聞的學生張兆麟打聽到宋哲元打算倒向日本的傳聞。張兆麟是燕京大學學生自治會主席，東北人，身材高大，為人坦率，來找斯諾夫婦商量發起學生運動抗日。當張兆麟和王汝梅（黃華）、陳翰伯再來與斯諾夫婦商量時，他們決定組織示威游行，而斯諾則答應發動其他記者去現場采訪，并予以詳細報道。12月9日被選定為全市學生罷課示威的日子，斯諾夫婦連夜抄寫學生所提“要求”的譯文，以便第二天供外國報紙發表。斯諾夫人更詳細地回憶了他們夫婦同一二·九學生運動領袖們的交往：1935年的黃華是一個自尊的、有點憂郁的、沉著的青年。他使人感到他有責任感。一二·九小規模的示威游行引發了12月16日有一萬學生參加的游行示威。這次是戴維·俞（黃敬），一個職業革命家參加計劃的，其他人則是沒有經驗的新手。12月9日游行示威之后不久，黃華帶了一個青年到我們家里來，據他介紹，此人名叫戴維。他相當高，面色蒼白，形容憔悴，他的煙色毛料中式長袍也不甚整潔（大部分男生那時都穿上層社會的長袍。）他英俊的臉坦率而富于表情，也是士大夫型的，感到他的自信。他有一種平易近人，很有教養而且莊嚴大方的風度。他只有24歲，卻有知識分子的權威的氣度。我已經認識了宋黎，一個精力旺盛，無所畏懼，兩眼有神，像松鼠似的東北學生代表。12月9日游行時他領著隊伍，直向武裝警察沖過去。（圖2）姚依林是清華代表，當時讀大學二年級，大約只有17歲，非常聰明而且是天生的領袖。

黃敬是斯諾家的常客，他后來為了躲避警察的追捕，從北平前往天津，海倫送了他一件斯諾的花呢子西裝，希望因此減少火車上警察的懷疑。黃敬為安排斯諾訪問陜北起了重要作用。黃華后來到陜北為斯諾做翻譯，采訪了很多領導干部和戰士。斯諾夫婦與一二九學生運動的領袖們有如此密切的關系，因此，毫不奇怪，他們收藏了有關中國學聯的資料。

圖2：1935年12月16日北平學生大游行中，北京大學數學系學生黃敬在北平天橋地區電車上演講。下為東北大學學生宋黎在幫扶。

斯諾珍藏了全國學生救國聯合會（簡稱全國學聯）籌備會的刊物《學生呼聲》第一期。1935年11月1日，在中共秘密領導下，北平11所高校的學生成立了北平學聯，發動了一二·九運動，12月26日成立平津學聯，并決定發起組織全國學聯，開始籌備，1936年3月18日正式成立籌備會。參加籌備者有北平、天津、上海、溫州、杭州、濟南、青島、徐州、曲阜、南京、唐山、保定、武漢、張家口、太原等單位，依參加籌備各單位共分四區。籌備會的工作主要有：派代表赴各地聯絡，共分四條路線：（1）華中（2）華北（3）華南——福建、浙江（4）華南——廣東、廣西。進行文字號召：（1）發《告同學書》（2）發《籌備會宣言》。擴大宣傳，招待新聞界、雜志社、婦女、文化、職業、工、商、農各界，出席各種團體作報告，出版刊物——名為《學生呼聲》。在上海各界與全國各地進行募捐。建立國外聯系，接受世界學生會來函并作復，接受美國學聯來函并作復。促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早日成立。

編輯《學生呼聲》的陸璀在一二·九運動中一舉成名。1935年12月21日的《大眾生活》第一卷第六期封面和封底，用了陸璀在一二·九運動的當天，在西直門外一個站臺上，手執大號話筒向學生和市民講話的照片（圖3）。當時《大眾生活》主編鄒韜奮并不知道這個女學生是誰，只是收到有人給他寄來的這兩張照片后，覺得它有代表性和象征意義，就采用了它，并且在封面上加上“大眾起來！”。

圖3：《大眾生活》第一卷第六期封面上陸璀的照片

1935年12月17日美國《紐約先驅論壇報》（New York Herald Tribune）刊登了北平學生12月16日第二次示威游行的長篇報道（圖4）。大標題是《5000中國人奮起反對日本統治，警察擊倒60人》，副標題是《北平學生被打、“貞德”被捕（‘Joan of Arc’ Jailed）》，將陸璀比擬為貞德，后面還有一個標題：《北平學生示威》，署名為維克多·基恩（Victor Keen），12月16日發自北平。他報道了學生被阻于宣武門外，以及陸璀那天的被捕：“當她在警察所受審時，本記者在場。在被審問時，她毫無懼色；只有當她熱切地為中國反對‘外國帝國主義’侵略華北的事業而呼吁時，眼淚才沿著她的雙頰流下。……今晚深夜，本記者仍無法證實陸女士是否已如警方承諾的那樣被釋放。”

圖4：1935年12月17日《紐約先驅論壇報》報道北平學生16日的抗日游行

1936年2月29日，北平軍警大搜捕，陸璀在斯諾夫婦家里躲了一個多星期后，前往上海籌備全國學聯，主編《學生呼聲》，這份刊物從名稱到封面設計，都有點效法美共派遣來華的格雷斯·格蘭尼奇（Grace Granich）與馬克斯·格蘭尼奇（Max Granich）于1936年3月15日創辦的英文刊物《中國呼聲》（The Voice of China）。

《學生呼聲》（第一期）封面上在《學生呼聲》的拼音Xyosheng Xusheng下面有英文：Edgar Snow, Box 7, Palisades, New York（紐約，帕利塞茲，埃德加·斯諾，第7箱），應該是斯諾將此小冊子運回美國住處時作的編號，其他文獻上也多有此印。（圖5）

圖5：斯諾特藏《學生呼聲》第一期封面

第一期有《發刊詞》、“評論”欄目、專文，“學運論壇”欄目，悼詞《悼郭清》是追悼北平河北高中學生郭清，他因參加學運而被捕，死于獄中，北平學聯發起在1936年3月31日開郭清追悼大會，又遭軍警鎮壓，釀成北平三·卅一慘案。“全國學生救亡運動的怒潮”專欄刊有上海、天津、青島、溫州、濟南學生救亡運動的報道。（圖6）“特載”專欄對全國學聯籌備會的活動進行了報道，并刊登了相關文件：中國學聯籌備會宣言、告全國同學書、為政府壓[迫愛國]運動宣言、1936年2月8日世界學聯給中國同學的一封信以及中國學聯給世界同學的信。陸璀、唐守愚編輯的《學生呼聲》共出版了5期。

中國學生救國聯合會（學聯）1936年5月29日在上海成立，段君毅任執行主席，后來將《學生呼聲》更名為《學生之路》，自任主編，1937年1月創刊，共出版了3期。

圖6：《學生呼聲》（第一期）“全國學生救亡運動的怒潮”專欄

全國學聯成立后，推動了全國學生與群眾抗日運動的發展。北平學聯在1936年3月31日舉行的郭清追悼會，由于事先發動不夠，對嚴重局勢估計不足，抬棺游行，遭到鎮壓，導致許多同學受傷，54人被捕，這次事件受到中共新派來主持北方局工作的劉少奇的批評。劉少奇分析認為，掌握華北軍政實權的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第二十九軍軍長宋哲元還不甘愿賣國當漢奸，還有轉向抗日的可能，因此確定要爭取宋哲元。5月28日，廣大學生在天津“五二八”抗日示威游行中沒有再喊反對宋哲元的口號。6月13日，北平學生舉行抗日大示威，（圖7）劉少奇指示北平學聯引導學生改喊“擁護宋委員長抗日”、“擁護二十九軍抗日”等口號。這一調整緩和了平津學生與宋哲元及二十九軍的對立情緒，在相當程度上改變了宋哲元對學生運動的態度，從而既激發了二十九軍的愛國熱忱，促使宋哲元向抗日的立場轉變，同時又使學生運動獲得了更廣泛的支持和更迅速的發展。

圖7：1936年6月13日，北平學生與市民在鼓樓前舉行聲勢浩大的抗日集會。

關于6月13日北平抗日集會，斯諾保存了三張紙上手寫的一位學生記錄下來的一位失業工人對六·一三反帝運動的看法。（圖8）這位接受采訪的失業工人批評了學生游行隊伍中的混亂，描述工人們更勇于與警察搏斗。這位采訪者說：“我們的主要意思是喚醒大眾，用不著和他們（警察）打，找機會把他們說服也是好的。”工人則回答說：“哼哼，告訴你說，他們在打你的時候就沒有人性啦，要想說服？只有用拳頭才能說服吧！”這反映出部分學生已經認識到說服警察是更講策略的辦法，但部分工人還是相信必須與警察搏斗。

圖8：一個失業工人對六·一三反帝運動的看法

陜北《紅色中華》的報道則反映出這次示威運動主要針對日本帝國主義，與北平當局沖突并不激烈：“在北平六月十二（十三）日那天整個北平大中小學學生舉行盛大的示威運動，參加學校達五十余校，人數四、五萬人左右，游行隊伍很整齊，秩序很好。他們的口號是‘擁護西南政府出兵北上抗日’、‘反對日本增兵華北’。這一行動嚇得日本帝國主義大起恐慌，立即命令北平當局去鎮壓學生運動，結果逮捕學生中積極分子三十余人。但學生仍堅持斗爭。”北平當局在壓力之下，終于將被捕的卅余人釋放了。（圖9）

圖9：《紅色中華》第287期（1936年7月13日）

中國學生救國聯合會在成立大會上通過了兩個重要提案，一個是派員赴未成立學聯的地方幫助組織；另一個是加入世界學聯。世界學生保障和平自由文化聯合會（簡稱世界學聯）致信祝賀中國學聯成立。

斯諾保存了一張鉛印的《世界學生保障和平自由文化聯合會給中國學生救國聯合會的一封信》，此為中英文對照，正面是中文，日期為：“六月二十五日”，并寫著：“注意：原文印在反面”（圖10）。反面的英文信寫明：The Letter from the World Student Association to the Chinese Students National Salvation Union. June 26, 1936（圖11）。

圖10：世界學聯給中國學聯的一封信（中文）

圖11：世界學聯給中國學聯的一封信（英文）

信中介紹了世界各地對中國學聯的援助和聯合的運動：“在美國，同學們援助中國學生的運動異常活躍。我們知道你們一定已經接到美國學聯給你們的同情和鼓勵的信了。在六月初，美國最重要的青年與學生的領袖又曾給你們去過第二封鼓勵的信，信的內容是這樣的：（見另函—譯者）”在3月14-15日的倫敦會議上，世界學聯決定要組織國際學生代表團到中國來訪問。“在日內瓦，從八月卅一日到九月七日，將舉行世界青年大會。差不多在所有國家里都在進行這一準備。我們要再一次的表示，我們熱烈希望在日內瓦的世界青年大會上能歡迎到中國青年的代表和全世界的青年站在一起。”世界學聯非常高興聽到中國學聯完全擁護世界學聯的決議，中國學聯同其他民眾組織聯合、和世界學生為自由與和平的斗爭團結一致，這二大任務現在逐步實現了。“我們已看到你們《學生呼聲》第二期的評論……這就是說：你們要和東亞學生建立密切的合作，你們愿擔起這責任來，對于這決定我們是非常高興的。”世界學聯和中國學聯在合作上有許多困難，中國學聯寄去的消息和材料常常收不到，因此信中說：“要求你們寄第一期《學生呼聲》來，我們要求你們經常的告訴我們每一中國學生運動的動態，和寄給我們各種材料，學生刊物宣傳品，照片等等。”

1936年8月31日至9月6日，第一次世界青年大會在日內瓦召開（圖12），中國學聯收到世界學聯邀請后，派宣傳部長陸璀前往赴會。陸璀與陶行知等旅歐中國學生代表20人組成中國代表團，參加了這次大會。

圖12：日內瓦1936年世界青年大會會徽

斯諾還保存了一張中國學生救國聯合會譯印的上述世界學聯的來信中提及的六月初美國最重要的青年與學生的領袖給中國學聯的第二封鼓勵的信。（圖13）信中回顧了美國擺脫英國殖民統治的獨立戰爭后說：“我們現在從日本政府對你們國家的侵略上看到了一種更慘酷的致命的對‘自由’的進攻。我們是特別關連著的，因為，中國獨立的破壞非但就是你們和你們國家的陷于奴隸地位，同時也就是更增加日本的氣焰，使它更向制造遠東戰爭的路上邁進。你們的運動是合乎正義的。你們的斗爭是合理的。我們抗議一切對你們的壓迫，同時將貢獻給你們我們繼續不斷的援助。”

圖13：美國青年學生運動領袖一封來信

斯諾在《復始之旅》中說：“燕京大學是一所上層階級的大學，學生照理在政治上是保守的。但隨著民族危機的深化，加上階級矛盾和日本侵占華北，激進的浪潮便開始波及那里。到了一九三五年，燕京大學出人意外地成了學生運動的發祥地，觸發了全國性的一二·九運動。”斯諾親身經歷過一二·九運動之后說：“這一經歷使我懂得，引起革命有種種原因，而知識青年對現政權失去信心，是其中一個不可或缺的因素之一，這一點恰恰是研究這種現象的學究式的歷史學家最容易忽視的。”他收集與保存的這些資料，生動地反映了當時知識青年如何對國民黨政權失去了信心，從而走上了革命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