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地時間2022年6月28日，德國巴伐利亞州，G7峰會期間，與會領導人的合影。本文圖片均為視覺中國 圖

2022年，G7峰會在德國巴伐利亞州阿爾卑斯山腳下召開時，《經濟學人》的政治觀察家們指出了一個微妙的變化。與會的加拿大總理特魯多、法國總統馬克龍、意大利總理德拉吉、德國總理舒爾茨、美國總統拜登，在自己國家的政治光譜中均屬于左派。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也因其個人鴿派主張，而不被看作為自民黨內傳統右翼勢力。但在2010年的G7峰會上，僅有時任美國總統奧巴馬一位左派領導人，剩余的均來自右派或中右派。

《經濟學人》據此討論了如下可能性，未來世界政治風向是否會繼續向左派偏移？但站在2023年的尾聲，他們的預測看上去是失準的。至少，在報章總結這一年的全球政治重大事件時，頻頻出現在頭條新聞中的是右派掌權的新聞：

· 以色列時間1月4日，總理內塔尼亞胡組建的以色列歷史上最右傾內閣推出司法改革方案，削弱司法系統獨立性，強化政府行政權力，引發為期數月的街頭抗議活動。

· 土耳其時間5月29日，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贏得又一個五年任期，其伊斯蘭主義事業將繼續。

· 德國時間6月25日，德國另類選擇黨(AfD)的羅伯特·塞舍爾曼在桑內貝格市的市長選舉中獲勝。這是二戰以來，首次有極右翼政黨的領導人當選德國地方政府的負責人。

· 新西蘭時間10月14日，新西蘭大選舉行，中右翼國家黨獲得勝利，終結工黨的 6年執政，“新西蘭優先”的口號成為國家黨獲勝的主要原因。

· 阿根廷時間11月19日，極右翼候選人哈維爾·米萊當選為新任總統。12月10日，米萊上任后開啟大規模私有化經濟改革，阿根廷比索貶值54%。

· 荷蘭時間12月1日，極右翼自由黨獲得眾議院最多席位，首次成為眾議院第一大政黨。自由黨黨魁海爾特·維爾德斯反對難民、反對伊斯蘭教，主張關閉邊境、脫離歐盟。

· 印度時間12月3日，總理莫迪領導的右翼執政黨人民黨在關鍵地區選舉中獲勝，為莫迪于明年競選其第三任期掃除了障礙，也預示著印度教民族主義成為印度政治中心議題。

為數不多的左派執政消息則來自波蘭，經過選舉，原執政黨法律與公正黨仍為議會第一大黨，但不足以單獨執政。反對黨領導人、前波蘭總理、前歐洲理事會主席唐納德·圖斯克組建左翼聯盟，成功當選為波蘭新任總理。

2024年全球亦將面臨多場選舉。除了印度總理莫迪謀求連任以外，俄羅斯總統普京也將競爭自己的第五個任期。而在年末的美國總統大選中，前后兩任總統特朗普與拜登或將再度對決。雖然特朗普官司纏身，但根據目前的部分民調，特朗普在關鍵搖擺州中暫時領先。無論是特朗普還是拜登當選，美國整體政治氛圍已經明顯向右偏轉。美國時間12月14日，兩黨在參議院達成合作，以87票贊成、13票反對的懸殊差距，通過了總額8860億美元的國防法案，以應對烏克蘭危機和亞太局勢。高額國防預算背后的鷹派立場更接近傳統右翼，關注國家利益，而非秉持著國際合作理念的左翼行事風格。

拜登（左）與特朗普（右）

然而，右傾一詞過于籠統，仍有諸多疑問等待厘清。首先，不同國家擁有不同的發展階段，不同的社會背景，引申出了眾多不同的政策主張和意識形態。各個國家的右翼主張是什么？他們有何差異，又為什么都被稱為右派？其次，在更長的時間維度來看，全球政治也并非首次出現右轉現象。僅在20世紀后半葉，歐洲就出現過三次右翼興起的現象，2023年的世界和50年前又有怎樣的差異？右派的興起僅僅只是政治的輪回，還是暗示著更深刻的社會結構變化？最后，右轉是個威脅嗎？人們是否需要擔心？如果右轉確實是威脅，那么是否有現實政治結構能夠阻礙右翼發揮作用？只有回答了這些問題，才能獲知世界當下的右傾到底意味著什么？

新自由主義重新詮釋右派

對于大多數中國人來說，阿根廷是個遙遠的國度。除了馬拉多納、梅西、《阿根廷，請別為我哭泣》以及低廉的電子游戲價格之外，人們所知甚少。但隨著新總統米萊開始在阿根廷推行經濟休克療法之后，人們開始關注這個國家的經濟財政改革。1992年新成立的俄羅斯聯邦同樣實行休克療法，徹底殺死了蘇聯體制的經濟殘余，也消滅了一個經濟大國的存在。懷揣著這樣的歷史記憶，人們從阿根廷的休克療法中希望知道的是，政府應該在多大程度上參與到經濟活動當中，徹底的放任是否真正能夠帶領一個國家擺脫經濟困境。由此，我們可以獲知休克療法背后，被稱為“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的可行性。

當地時間2023年12月10日，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新任阿根廷總統就職典禮在阿根廷國會舉行，阿根廷新總統米萊在總統府陽臺上向人群揮手致意。

1970年代開始興盛的新自由主義是一整套政治經濟實踐的理論。大衛·哈維在《新自由主義簡史》一書中將其概括為，“通過在一個制度框架內——此制度框架的特點是穩固的個人財產權、自由市場、自由貿易——釋放個體企業的自由和技能，能夠最大程度地促進人的幸福。國家的角色是創造并維持一種適合于此類實踐的制度框架……政府在市場（一旦建立起來）中的干預必須被控制在最小的限度。”

新自由主義如今之所以被認為是一種右派主張，也同樣基于其誕生的歷史背景。19世紀末20世紀中，全球政治在兩種意識形態之間角力——基于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理念，以及基于自由市場的資本主義理念。許多西方國家吸收了前者的理念，但摒棄了其共產主義思想，轉而強調政府調控的凱恩斯主義和福利國家理念。由于其強調政府作用以及較為激進的社會改革，因此被歸為傳統意義上的左派。與之相反，強調一切由市場調控的自由放任理念成為右派。新自由主義是自由放任經濟在20世紀的變體，作為右派理念登場順理成章。

左派理念盡管幫助西方國家在1940年代末和1950年代取得高速經濟增長，但到了1970年代卻誘發了經濟危機。部分原因在于，福利國家理念需要大量資金維持。而隨著經濟高速增長期結束，大量的福利政策成為政府財政的巨大負擔。此外，原本維持國際貿易秩序的布雷頓森林體系，將美元與黃金以固定比例聯系起來。然而由于美國自身經濟發展乏力，無力維持美元幣值。國際貿易體系中貨幣價格扭曲，造成美元危機，由此引發各國的經濟危機。世界各國不得不尋找新的經濟體制，以走出危機。作為與福利國家、政府干預對立的新自由主義理念由此登上政治舞臺。

1979年，新自由主義的最強力倡導者瑪格麗特·撒切爾當選為英國首相。她削減福利、私有化國企、降低稅收、吸引投資。新自由主義的主張首次被大規模應用于現實政治當中。同年10月，時任美國總統吉米·卡特改革貨幣制度，允許利率大幅提升，放棄了自羅斯福時代以來國家對于經濟的投入和管控。這一改革方向被隨后繼任的羅納德·里根推向了更極端的方向，幾乎所有領域都被私有化。英美政府擺脫了原本龐大的施政負擔，重建了政府財政。兩國原本積累的財富開始在全球范圍內尋找新的投資機會。

1980年代恰逢中國改革開放。全球資本看中中國的龐大市場以及廉價勞動力，紛紛投資中國。資金涌入，產業鏈也隨之轉移。如今中國已經成為全球產業鏈的重要一環，它取代了美國、英國等西方國家原本的制造業地位。由此可知，在過去四十年的實踐中，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盡管幫助西方國家擺脫了明面上的經濟危機，但社會貧富差距卻顯著增大。金融行業成為最大獲益者，由此帶動許多關聯服務業的發展，創造了新的中產階級。然而，原本的勞工和農民階級卻陷入新的困境之中，成為社會不安定因素。為了回應這樣的社會潮流，新自由主義必須為找到更牢固的合法性基礎。

新的合法性基礎可能是實際的威脅。小布什任美國總統期間，“911事件”發生，將情緒矛頭引向恐怖主義威脅，由此開啟了數場局部戰爭。合法性基礎也可能是新的道德秩序。基督教福音派就在1980年代開始成為共和黨的堅定盟友，試圖在新自由主義帶來的社會失序之時，重新宣揚家庭、宗教給人們帶來的溫暖。通過這樣的方式，保守主義作為放任、自由、無序的對立面，以新保守主義的名義，與新自由主義一起主導了當下世界各國的政治議題。

取決于不同國家的具體情況，新自由主義與新保守主義的聯盟表現為不同的社會議程。在阿根廷這樣經濟危機嚴重的國家，新自由主義形態下的極端休克療法成為施政的一種選擇，即使休克療法本身在阿根廷國內亦有頗多爭議。在歐洲，勞工階級失去中產地位的原因被歸咎于外來移民以及歐盟一體化進程，因此是否反對移民、反對歐盟成為劃分左右的重要標準。在美國，新自由主義和新保守主義聯盟主導了兩大趨勢：對外尋找潛在威脅以維系美國精神的獨特性，對內宣揚保守價值觀為失序的美式生活提供精神引導。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阿根廷總統、荷蘭自由黨黨魁、印度總理、德國極右翼黨派候選人……這些有著不同訴求的政客們或許可以被看作是右派的代表成員。他們繼承著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政治邏輯，與新保守主義的道德價值議程，在2023年發揮了更強大的政治力量。

新保守主義的劣化

自新自由主義于1980年代正式登上政治舞臺以來，它已經成為主導全球經濟秩序的意識形態。在許多國家，政府仍然履行市場監管責任，然而人們也認同，政府只不過是在市場失靈的少數時刻發揮作用。許多原本的左派政黨，如英國工黨，本應倡導勞工權益，卻無力提供解決方案。事實上，正是1970年代英國工黨無力應對工人罷工，才讓撒切爾夫人領導的保守黨在1979年取得決定性勝利，徹底終結了英國的福利國家體制。

1975年，英國，撒切爾夫人成為保守黨的新領袖。

此后，這些左派政黨也開始接受新自由主義理念。1997年成為英國首相的工黨領導人托尼·布萊爾就將自己的路線形容為“第三條道路”。他自稱自己超越了舊左派提倡的國家控制、高稅收以及生產者利益，也規避了新自由主義右派完全拒絕政府調控的弊端。但實際上，布萊爾的“第三條道路”應被看作是原本的左派路線向右派靠攏。甚至有評論家認為，所謂的“第三條道路”是左派不愿意承認自己沿襲了新自由主義，而掩耳盜鈴式創造的新詞。

法國也同樣如此。2017年以前，法國政壇有清晰的左右派之爭，密特朗、奧朗德的社會民主主義左派理念，與希拉克、薩科齊所代表的社會自由主義、乃至于新自由主義的右派理念。但隨著2017年自稱“向右翼理念開放的左翼人士”的馬克龍成為法國總統，以及瑪麗娜·勒龐領導的極右翼政黨國民陣線的崛起。用以往的左右標準來看待法國政治格局，如今的法國政壇更像是中間派與極右翼之爭。

過去四十年的世界政治整體趨勢即是如此。盡管在明面上世界各國均有政黨輪替，左右派交替執政，但每一次輪換均體現出左派政治理念對于現實毫無幫助。為了贏得選民，左派不得不將自己原本的政治路線不斷向右調整。2010年英國工黨下野之后，無力阻止英國脫歐，也無力挽回自己的敗局。2019年英國大選時任黨魁科爾賓推出了左傾的社會經濟與民生政策，但其最終獲得的議員席位卻創下了1935年以來的新低。最尖刻的評論甚至指出，英國工黨已經背棄了其代表勞工階級的政治立場，徹底擁抱了新自由主義。

英國議會大廈外部。

在左派往右派靠攏的同時，右派則走向了更極端的方向，甚至是極右翼。起初為新自由主義提供合法性基礎的新保守主義強調的主要是保守的道德價值觀，如“文化民族主義、道德正確、（某種福音派）基督教、家庭價值、反墮胎議題”。哈維指出，在新自由主義改革的過程中，政客們常常訴諸外部威脅，來維系內部團結，從而為改革凝聚共識。1982年，英國與阿根廷就福克蘭群島（阿方稱馬爾維納斯群島）歸屬問題開展。盡管執政黨保守黨高層都認為有必要尋求和平解決，但撒切爾夫人堅持作戰，最終為自己贏得了巨大的政治聲望，成為后續新自由主義改革的籌碼。美國則由于2001年的“911事件”，發起了長達數年的反恐戰爭。借由對外部威脅的渲染，美國自“冷戰”結束后再度軍事化，并為鼓吹美國安全受到威脅的保守主義論調提供了火力。

當這些保守主義道德觀念占據了政治舞臺中的穩固位置之后，更極端的聲音也隨之有了發聲余地。2010年阿拉伯之春之后，大量難民借由地中海和巴爾干半島來到歐盟國家尋求庇護。人數日益增多，引發人道主義危機，以及歐洲國家的社會混亂。此時法國由左派政客奧朗德擔任總統，德國則由右派總理默克爾執政。時至今日，他們對難民問題作出決定的功過是非依然難以判斷。但就兩國實際政治局勢而言，人們普遍認為難民危機并未結束、甚至愈演愈烈。許多人由此認定，傳統左右兩派均無力應對難民危機。因此許多更極端的聲音，借由抨擊政府應對難民危機不力，而獲得了更多民眾支持。《雅各賓》雜志的報道指出，在默克爾允許難民進入德國之前，極右翼政黨德國另類選擇黨(AfD)還差點無法獲得足夠多的選票，來保證自己在議會中的有效席位。但在德國宣布開放邊境、接受難民之后，德國另類選擇黨聲勢迅速壯大，并在2017年的德國議會選舉中一舉成為第三大黨。

2016年的美國總統競選中，特朗普也以“美國優先”的民族主義、甚至是民粹主義的口號，贏得了大選。此后各種更極端的民粹主義口號、甚至是接近于法西斯主義的表態開始在輿論場上出現。眾議員馬喬里·泰勒·格林尼（Majorie Taylor Greene）曾宣稱加州之所以爆發森林大火是由于猶太人的秘密激光武器。參議院羅恩·約翰遜（Ron Johnson）則表示，2020年沖擊國會山的暴徒是愛國主義者。相較于特朗普支持者，他若身處為非裔美國人爭取權益的活動中，會感到更加不安。

從保守道德，到民粹主義，甚至是法西斯主義，與新自由主義結盟的新保守主義內核在四十年間迅速劣化，背離了西方世界值得尊重的保守主義精神。后者可以追溯到18世紀英國政治家埃德蒙·伯克。他支持美國獨立、反對迫害天主教、反對東印度公司，但卻同樣反對法國大革命。他認為，激烈的政治革命，破壞了一切社會中的團結紐帶，信任、安全、尊重等一系列值得保護的價值被消滅殆盡，只剩下不死不休的敵我關系，最終會釀成巨大的災難。伯克因而倡導保守主義觀念，在保障人們基本的自由和安全的基礎下，以緩慢、漸進的方式，促成社會改良。但在民粹主義和法西斯主義這些新保守主義的觀念里，唯一被強調的只有敵我關系，而沒有信任、安全、尊重。他們煽動民眾的情緒，來達成自己的政治目的。

這是當下新自由主義與新保守主義結合的政治意識形態給世界帶來的最大威脅。若民粹主義掌權，其推行的政治議題和公共政策，可能會危害每一個人的基本權利，進而危害世界和平。德國納粹黨的上臺，即始于民眾對經濟危機的不滿，盛于納粹對德國民族優越性的強調，最終導致了世界大戰與大屠殺。

調和新保守主義

右傾的世界是否會自取滅亡？一切都取決于各個國家要如何應對自身的民粹主義、保守主義浪潮。目前看來的好消息是，各個國家內部也同樣有著一定程度的調節機制，來緩和民粹主義帶來的危害。

墮胎權在過去兩年是美國自由派和保守派爭論的焦點。1973年，美國聯邦最高法院通過羅伊訴韋德案，將墮胎權確立為基本權利。女性可以選擇墮胎，但實施必須十分謹慎。2022年6月，聯邦最高法院在多布斯訴杰克遜婦女健康組織案中，正式推翻了羅訴韋德案的判決，認定憲法并未保障、也未反對墮胎權。各州可以就墮胎權自行立法。這一判決被視為保守派的勝利，墮胎權不再受憲法保護。但它也不應被視為自由派的徹底失敗，在判決中保守派法官阿利托認為：“墮胎是否被允許，是否被限制，將像我們民主體制中其他最重要的問題那樣解決，在公民們互相討論、游說之后投票決定。”截至2022年12月，美國有14個州徹底禁止墮胎，7個州對選擇墮胎手術的孕婦妊娠時間有所限制，剩下29個州則依然允許墮胎。至少在全美范圍內，墮胎并未被禁止，它重新作為社會議題，回到了人們的日常生活中。一些人將會因此受苦，毫無疑問，但它同時也說明，在墮胎問題上，并不存在全美的道德共識。自由派和保守派都沒有獲得他們想要的決定性勝利。在美國復雜的司法體系的轉圜之下，保守主義的沖擊減輕了。

當地時間2022年7月19日，美國華盛頓特區，眾多女性在法院推翻羅訴韋德案的抗議活動中走向美國最高法院。

另一個例子來自于意大利新任極右翼總理梅洛尼。2022年上任后，梅洛尼推行了一系列保守主義政策，禁止人們在無人場所中舉辦被稱為“銳舞”的狂歡派對，限制移民，禁止同性伴侶登記為家長，禁止代孕等。但在外交問題上，梅洛尼并未順應極右翼常見的訴求。競選期間，她曾表示有意退出歐元區，但在2023年她改變了態度，愿與歐盟達成更深入的關系與合作。此前，梅洛尼曾表示過對普京的認可和支持，引發了歐盟對其與俄羅斯的關系的擔憂，但在俄烏沖突發生之后，她表達了對烏克蘭的支持，這也讓意大利在俄烏問題上與歐盟保持一致。在極右翼底色之外，梅洛尼表現出的施政風格卻帶有更多實用主義色彩。政治媒體 Politico評選年度人物時，將她稱為“變色龍”。

美國和意大利的情況似乎展現了當下政治的一定韌性。盡管保守主義、極端主義在過去四十年間的政黨輪替中獲得了越來越強的力量，但已經運行已久的政治體制以及當下的現實考量依然會制約極右翼政客們的施政選擇，從而緩沖了極端主義對世界的影響。

與此同時，新自由主義與新保守主義之間的聯盟也隱隱出現裂痕。新自由主義強調經濟上的放任以及自由貿易。但自由貿易造成西方國家勞工階級權益受損，隨之而來的保護主義風潮，讓制造業回遷成為美國未來一段時間的經濟議程，這又與新自由主義的貿易理念是相悖的。因此在新保守主義與新自由主義常常可以看到矛盾之處。特朗普在2018年起提高了對華貿易關稅，拜登此后維持了大致相當的關稅水平，使得美國如今對華關稅加權平均水平自原先的3.71%左右提升到5.47%，然而中美貿易總額、以及美國對中國貿易逆差依舊在2022年創歷史新高。

另一方面，據歐洲邊境管理局數據，2022年，歐盟國家記錄到的非法移民和難民數量約為33萬人，是2016年以來的最高值。為了應對難民問題，即使是梅洛尼這樣的極右翼政客也承認，難民問題并非一個國家可以依靠自身力量處理，除非它能夠找到盟友。日前，意大利與突尼斯、阿爾巴尼亞等國在難民問題上達成了合作。歐盟也將是意大利處理難民問題不得不仰仗的機制。在這樣的多邊關系中尋求難民問題的解決方案，事實上也推動了國際合作的形成，并且削弱了極右翼所倡導的孤立主義的影響力。在這個意義上，新保守主義作為一種意識形態，也與新自由主義一樣，會在實踐中面臨種種問題。政黨也好，意識形態也好，永遠是在在野時能發出最大聲量。一旦要解決現實問題，難免就顯得捉襟見肘。新保守主義帶來的威脅是切實存在的，但并非無解的。

歷史有時看上去像是輪回。面對新自由主義和新保守主義結盟的危險時，大衛·哈維頻頻引用匈牙利政治經濟學家波蘭尼的著作《巨變》。這本寫于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小書，分析了帝國主義如何在自由經濟的名義下組建了國際貿易體系，又如何因為這一體系的崩潰走向兩次世界大戰。波蘭尼認為，“自律性市場的信念（即自由市場）蘊涵著一個全然空想的社會體制……它會摧毀人類，并將其環境變成荒野。而無可避免的是，社會將采取手段來保護它自己，但不論社會采取哪一種手段都會損傷到市場的自律，擾亂到工業生活，進而以另一種方式危害社會。”

《巨變》一書譯者，臺灣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特聘研究員兼所長黃樹民進而將這一論點延伸至當代社會：“最近持續提升的新自由主義，已因人們為抗拒全球化所帶來的干擾，在世界各地激發出各種抗議風潮。當這種不滿加深時，社會秩序便難以維持。而政客們為轉移不滿情緒，從國內或國外尋找替罪羊的風險也就會增加。這便是何以新自由主義的虛幻視野并不會帶來和平，反而會使沖突加劇……倘若波蘭尼是對的話，這些失序的信號便是將來更危險景況的溫床。”

如果歷史的走向在某種意義上也是試錯的過程——人們尋找一種可以建立穩定、繁榮的秩序的制度，在運行數十年后發現其中的問題，再進行修補——那么現在就輪到當下到世界去尋找能夠替代新自由主義和新保守主義聯盟的意識形態的時候了。世界越是右轉，其局限與危害也將日益顯現。人們要做的，是去識別它們，抵抗它們，并尋找改善之法。如同哈維所言，“比起新自由主義所祈求的自由前景，還有遠為高尚的自由前景有待我們去爭取。比起新自由主義所允許的治理體系，還有更為有價值的治理體系有待我們去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