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thew Desmond, Poverty, by America, Random House, April 2023, 304pp

美國社會學者馬修·德斯蒙德（Matthew Desmond）所著《掃地出門：美國城市的貧窮與暴利》（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7年）曾廣受贊譽。在此書中，他別出心裁地使用小說體，記敘了美國密爾沃基市的窮人陷入的困境：他們因為房東驅逐而流離失所，又因為被掃地出門而連帶整個家庭厄運連連。

而在其2023年出版的Poverty, by America（《美國制造的貧困》或《美國式貧困》）中，德斯蒙德將視野從美國窮人面臨的住房問題，轉向美國社會的貧困問題。此書延續了《掃地出門》的文風，作者追憶自己的童年、反思當下的生活，感慨貧困在撕裂社會，而富有在離間社會，唯有消除貧困才能真正推動美國社會繁榮和發展。

在德斯蒙德看來，美國式貧困是系統性的社會問題，根源在于赤裸裸的剝削與偽善的政治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美國社會一部分人的富有，建立在另一部分人的貧困的基礎之上。他提出，要想消除美國式貧困，必須通過這部分富人的參與、回饋乃至犧牲來實現。

根深蒂固的貧富二元結構

德斯蒙德指出，貧困是“社會弊病的死結”，與我們關心的一切社會問題都息息相關。他進而一針見血地指出：資本主義社會總是偽善地把貧困復雜化，而拒絕承認一個顛撲不破的簡單道理——貧困不過是剝削的結果。

美國社會的貧困是一種“結構性不道德”，富人對窮人的剝削上升到了社會層面。德斯蒙德強調，美國窮人的貧困有三大原因：首先是窮人受到剝削，喪失各種權益；其次是富人受到優待，加劇馬太效應；最后，排外的富有社區不斷集聚財富，使得窮人在貧民窟失去翻身的希望和機會。換而言之，美國的窮人由富人制造，富人得到，代價就是窮人失去。因此，只關注窮人本身，是無法幫助他們擺脫貧困的，必須將富人也納入考量。

事實上，如果我們將視野放寬，就不難發現，古今中外的貧困問題往往都由剝削所致，概莫能外。例如，托爾斯泰搬到莫斯科之后發現，城市的窮人之所以貧窮，是因為富人的剝削，“彼時彼地確鑿無疑，此時此地同樣正確。此地有如此嚴重的貧困，不是得益于財富，而是因為財富”。前些年的韓國電影《雪國列車》則以寓言形式呈現出如下事實：哪怕到了世界末日，同樣一輛列車，后車廂的窮人猶如奴隸一般掙扎過活，前車廂的富人卻醉生夢死依舊。

《雪國列車》劇照

而在貧富二元結構之下，科技水平進步也好，生活水平提升也罷，并不能改變美國社會的貧困，因為貧困和資源投入多寡無關，只和資源如何利用、管理有關。當下美國，富人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富有，甚至超過了不少發達國家，卻仍然不厭其煩地索取。而美國窮人則不得不為美國富人的貪得無厭買單，恰恰是他們生活的凄慘無望，支撐著其他美國人的優渥生活。德斯蒙德提到，“不止有一個銀行業，有兩個——窮人一個，其他人一個——就像有兩個住房市場和兩個勞動力市場一樣。美國生活的二元性，使從目前的安排中受益的我們，很難記住窮人是遭受剝削的勞動力、消費者和借貸人，因為我們恰巧不是窮人。我們社會的許多特征不是破碎的，而是割裂的”。

福利政策失靈與“私富公貧”

那么，美國的福利制度，能否有效地幫助窮人呢？很遺憾，答案是否定的。

作為一個福利國家，美國的福利制度可以說是一個“漏洞百出的籃子”，到頭來只能竹籃打水一場空。1996年，克林頓總統改革福利制度，允許各州有自由裁量權來分配福利資金。此后，由于各州政府的不作為和非營利組織的舞弊，本應援助窮人的資金時常被挪作他用或是白白浪費。大量政府福利都流向了富人和中產階級，而不是低收入人群。

令人齒冷的是，富人與中產階級一方面通過種種手段牟取巨額政府福利，另一方面卻不認為窮人也應該得到同樣援助。德斯蒙德指出，“來自政府的援助是一個零和博弈，政府最大的補貼不是幫助那些試圖擺脫貧困的家庭向上攀爬，而是讓已經衣食無憂的家庭繼續保持衣食無憂，這使留給窮人的資源越來越少”，“美國政府對最不需要幫助的人群最慷慨，這是我們福利國家的真正事實”。例如，殘疾人申請福利救濟往往難以成功，不得不多次申請，并委托律師來幫助申請，原本應由殘疾人領取的救濟金，會被律師攫取其中很大一部分。

美國經濟學家約翰·肯尼思·加爾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在1958年出版的《豐裕社會》（The Affluent Society）一書中指出，私人財富積累會加速超過公共服務投入。人們越是富有，對公共服務的依賴程度就越低，公共服務獲得的投入也就越小，反過來，人們越是貧窮，對公共服務的依賴程度就越高，公共服務需要的開支也就越大。德斯蒙德說，“在美國，一個人貧困的標志是他對公共服務有多依賴，而一個人富有的標志是他與公共服務的距離有多遙遠”。然而，美國的富人和窮人卻不約而同地仇恨公共服務：富人仇恨公共服務，是因為他們要為此繳稅，卻無需使用它；窮人為公共服務而憤怒，是因為他們依賴公共服務，而它卻每況愈下。

當下美國，公共財政收入的增長速度遠遠趕不上私人財富的增長速度，這就使得“私富公貧”（private opulence and public squalor）成為美國社會的關鍵特征之一，杜甫詩句中“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慘狀，竟然成為美國城市隨處可見的現象。公共服務均等化才能推動社會公平，而“機會的商品化”則扼殺了社會流動的希望，進一步加劇社會不公平。更糟糕的是，“私富公貧”還會陷入自我強化的怪圈之中，不斷撕裂社會。美國政府持續削減稅收，這就意味著“私人得利，公眾受損”（More for me, Less for we），使得公共服務投入不斷減少，加之公共服務的私營化，進一步拉大了貧富差距。由此而來的結果便是：中高收入人群得到了大量政府補貼，不僅不會心懷感激，甚至表現出反政府的政治立場，并更加積極地通過投票來抵制政府救濟窮人；難以獲得政府補貼的窮人卻更加懂得感恩，對政府表現出更高的認可。這種政治上的反諷和悖論，是美國式貧困的真實寫照。

破除錯誤觀念才能找到出路

既然現行的福利政策是失靈的，出路又在何方呢？德斯蒙德強調，“當我們忽視了剝削是人們深陷貧困的罪魁禍首時，我們最終設計的政策，在最好的情形下是脆弱的，在最差的情形下是無效的”。所以，重新全面、深入地思考和質疑那些我們過去認為不證自明的理論，才能樹立真正正確的觀念，制定真正正確的政策，進而走出當前的困境。

德斯蒙德說，美國人代代相傳的口號是“解藥（窮人救助金）是毒藥”，許多人真誠地相信，政府為窮人提供社會福利，會導致他們成為不勞而獲的懶人。制定反貧困政策的前提，就是破除高福利有害論。正是因為不斷有人鼓吹這種論調，久而久之讓人們信以為真，將低福利視為理所當然，甚至因為獲得高福利而自責不安。這種短缺思維（scarcity mindset）的形成，恰恰是上了那些別有用心的人的當。政客熱愛人為制造短缺危機，并使之日趨常態化，在這種政治綁架之下，人們的認知會遭到扭曲，往往不敢表達自己的真實需求，甚至心甘情愿地接受低福利困境。“短缺挑撥問題對抗問題，讓鄰居反目成仇”，這種政治上的“短缺區隔”（scarcity division），就像情感領域的“煤氣燈效應”（gaslighting）一樣，會歪曲事實、混淆視聽。

德斯蒙德特意澄清了美國社會流行的種種謬說。提高最低工資標準歷來被認為會增加政府支出、抬升失業率，實際情況并非如此。人們高估了工會對經濟的危害，卻沒有認識到工會對工人權利保障的重要性。工會的規模和力量越來越弱的結果是，工人的學歷越來越高，實際工資卻沒有任何增長，年輕人的未來也一片黯淡。移民涌入和單親家庭并非貧困的主要原因，認同這種觀點無異于倒果為因，因為經濟穩定才是反貧困的有效手段。將貧困遷怒于其他國家爭奪了美國制造業的工作機會，更是無稽之談。不少看似反貧困的福利制度，實際上起到了反家庭的效果，人為離間家庭而不是推動家庭和諧。例如，相較于按家庭為單位，父母各自申請可以獲得更多福利——是否離婚是個人自由，但公共政策設計不應使單親家庭陷入困境。德斯蒙德喟嘆道，“貧困持續不斷，因為一些人希望如此”。

全方位地幫扶窮人

樹立了正確觀念，應該如何幫扶窮人、消除貧困？德斯蒙德指出，為了根除貧困，要爭取廣泛的社會支持，重構社會安全網，堅持公平稅負。

美國社會之所以無法擺脫貧困，就在于滋生貧困的政策難以推翻，而消除貧困的政策無法持續推行。比如，美國在新冠疫情期間推出的應急租房救助計劃，大大降低了窮人被掃地出門的風險。但是，當疫情結束后，因為政策得不到多方支持，窮人租房難的問題又卷土重來。所以，為有利于反貧困的政策爭取更多支持，需要聯合包括工會、媒體、學者在內的一切力量來協力推進，社會公眾都應該參與其中。

因為最低工資保障不到位，美國不少州的最低工資低于聯邦標準，甚至餐館、酒店還出現“次最低工資”（subminimum wage）的現象。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可以讓勞動者有更多時間休息，減輕身心壓力，避免過勞死。這可以讓人們從為生計而工作的奴隸，轉變到有安全感的人。

社會學者戴維斯（Gerald Davis）認為，我們的祖輩有職業（career），我們的父輩有工作（job），而到了我們只有任務（task）。因為企業越來越傾向于購買勞務派遣服務，這既讓大量工作成為臨時工，也導致工作條件惡劣、工資待遇越來越差。密薪制和同行禁業等限制，也讓人們在選擇工作和職位晉升方面遭遇困難。工人和雇主之間的權力失衡，使剝削變本加厲。在人工智能技術的威脅下，“全民基本收入”理論在硅谷開始流行，這同面向窮人的社會福利是一脈相承的。因此，要通過工會把工人組織起來，提高他們集體行動的能力。德斯蒙德指出，舊有的工會組織早已無法代表工人維權，也沒有吸納服務性行業工作者（包括有色人種和新就業形態下的勞動者）。要改變工會的組織模式和抗爭方式，使一個地區和行業的工人可以聯合起來，共同維護工人權利，抵制剝削和不公平。

美國城市的房東抬高房租，欺壓低收入家庭，讓他們面臨被驅逐的風險。相較于高中檔住房，反倒是品質惡劣的低檔住房獲利最多，因為房租不會低太多，而開支卻很低。房東賺得更多的同時，也意味著低收入家庭的房租負擔更重。黑人往往被拒絕貸款買房，他們別無選擇，只能租房，這就給了房東可乘之機。在住房市場，銀行對按揭貸款沒有興趣，因為風險高而利潤低。德斯蒙德建議，要打破當前的排斥性區劃（exclusionary zoning），推動包容性區劃（inclusionary zoning），使低收入家庭負擔得起住房，并促進社區多元化發展。政府應該介入援助，讓窮人可以貸款買第一套住房。類似于合作社這樣的集體嘗試，也可以讓窮人擺脫貪婪的房東，以更低的租金租房。

美國的傳統銀行和信用體系往往將窮人拒之門外，他們不得不訴諸當鋪、錢莊等渠道融資，這可以說是一種“掠奪性吸納”（predatory inclusion）。例如，銀行追求高回報而拒絕為黑人服務，黑人社區也由此涌現出許多掠奪性的現金貸款服務。他們的服務倒是周到，卻讓黑人連一分錢也存不下來，還會導致黑人信用過低，喪失貸款買房的可能性。德斯蒙德建議，在金融市場要打擊對窮人暴利放貸的機構，推動銀行和其他公共部門為窮人提供融資服務，避免他們因為不知情而陷入債務纏身的悲慘境地。

美國個人所得稅的征收實行累進稅率，卻被其他稅種的累退稅率所抵消。這使得窮人和中產階級的稅率相差無幾，而富人的稅率最低，因為資本收益稅率遠低于薪資稅率。德斯蒙德估計，投入一千七百七十億美元就可以使得美國全面脫貧，而這需要的不過是讓偷稅漏稅的跨國公司和富人合法繳稅。據美國稅務局估計，這類人群每年偷稅漏稅高達一萬億美元。

總之，美國貧困的根源是對最富有的社會階層偏袒太多，而使用“再分配”這樣充滿歧義的字眼來形容消除貧困所需要的政策，只會引發爭議，導致重重阻力。美國真正需要的，是減少對富人的贊助，增加對窮人的幫扶。

消除貧困是每一個人的責任

毫無疑問，消除貧困的種種努力和政策，會讓窮人以外的所有人付出代價，但是會讓整個社會都感到更加安心、安全和自由。畢竟，“一個傾力終結貧困的國家，才是一個真正全心全意追求自由的國家”。

然而，很多人雖然提倡社會公平原則，但是一旦落到具體政策上，卻優柔寡斷、遲疑不決，難以付諸行動去改變現狀。為此，德斯蒙德發起“終結美國貧困”（End Poverty in America）運動，呼吁人們行動起來。人們可以通過相關網站（https://endpovertyusa.org/）了解自己所在的州的貧困狀況，參與附近社會組織的活動，力爭成為“貧困消除者”（poverty abolitionists）。德斯蒙德說，“貧困消除者是給出解決方案的實干家，是進行計劃而不是發表批評，是爭取看得見摸得著的勝利而不是嘴上說說就罷了，是真正實踐起來而不是單純表達善意——我們必須組織起來”。

在他看來，每一個人都可以成為貧困清除者，也應該成為貧困清除者。例如，消費者在選購商品和服務時，需要考慮生態環境代價，以及由此帶來的貧困代價：企業是否雇傭童工、是否有偷稅漏稅前科，員工是否加入了工會，等等。而在購買股票時，也要規避“惡股”，拒絕那些剝削員工的公司。這個意義上，消費者的購買行為也是一種倫理行為。當然，這需要人們付出巨大的努力，德斯蒙德說，“我知道，做正確的事情經常是非常不方便、費力不討好的。我嘗試了，失敗了，再次嘗試。但是，這就是我們重拾人性的代價”。

最后，德斯蒙德意味深長地指出：“每個人，每家公司，每個機構，如果對延續貧困負有責任的話，就要承擔改善貧困的責任。終結貧困是要站出來聲援的，是要走上街頭爭取的，是要做出必要犧牲的。因為貧困是夢想殺手，是能力摧毀者，是對人的潛能的巨大浪費。貧困是一種悲慘的生活，是一個國家的恥辱，并阻礙我們謀求偉大。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的公民，能夠且應該最終終結貧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