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幾乎沒有哪個國家像中國一樣變化得如此劇烈。高度現代的大城市正被一種獨一無二的效率和競爭壓力所統治，與此同時，許多人口稀少的村莊的時間卻好像停止了一樣。加速理論家哈特穆特·羅薩（Hartmut Rosa）在中國旅行了兩周，描繪出這樣一副社會圖景。

哈特穆特·羅薩是耶拿大學的一般社會學和理論社會學教授，也是埃爾福特大學的馬克斯·韋伯高研院的院長。他在作品中分析了晚期現代性的加速和異化作用，而在他2016年出版的作品《共鳴——一種世界關系的社會學》中，他探討了現代主體能夠如何與世界搭建充實的關系。

暴雨如注。就像歐洲一樣，雷雨傾瀉而下。不過這場暴雨持續數日。這在上海并不常見，但確實發生了。中國人不喜歡被淋得全身濕答答的。無論是飛散的水流過面頰，還是摩托車架上的儲物箱太濕以至于不再能放置物件時。司機們會試著披上塑料薄膜雨衣。他們的行為中沒有表現出任何煩躁的，只有斯多葛式的平靜：這話好像有點老套，但也確實很貼切。安裝在摩托車上的雨棚在中國其他各地隨處可見，在這卻好像被禁絕了。因為過于危險。上海的一切都很快：交通、施工器械、整個城市區域的急速變化。可人們似乎仍然很慢。這不是紐約，那里侵略性的交通行為甚至決定了行人的習慣。這里還有輕柔的動作和和煦的笑容。很多東西都還能照樣維持下來。人們聽不到警笛、救護車、汽車喇叭或尖叫與咒罵。整個國家特別是這一地區正處于破紀錄的現代化進程中，并推動著迫使后進者也能急速超車的激進競爭戰略，可難道這里的人還有時間，能夠把控時間嗎？眼前看到的一切是否有欺騙性？

當上海人談論“老上海”時，他們指的是建于1990年左右的房屋。 這些建筑中大多數已經消失了。那些仍然看起來很老的建筑物，確實也有年頭了。乍一看，人們可能會認為它們已經佇立了幾個世紀。這幾個世紀其實也只有二十五年，卻感覺好像描繪了上海的一輩子。所有有軌電車都消失了，不少街道也消失了。街道樓面的平均壽命只有幾年，而店鋪或餐廳經常只有幾個月，如果不是幾周的話。這是我用2005年所寫的《加速——現代社會中時間結構的改變》一書所定義的社會變革中加速的絕佳例證：世界正在以更短的間隔改變其面貌。 因此，古典現代性的一個特征，就是每一代人都誕生于一個新的世界，因為前人創造了全新的世界。每一代人都有創新的使命，為你創造一個新的家鄉，而不僅僅是接管父母所告知您的事情。找到自己的職業，開始自己的家庭，建起自己的房子。然而，幾乎在所有方面，上海的變化速度都不再對應這一代際模式，而已經實現了代際內的速度：沒有工作職位、房屋、甚至家庭的安排能持續一生。期待明天一切都將嶄新而不同：這是晚期現代性的特征。 對于上海來說，這已經成為一個不可否認的生活現實。

生活如閃爍的屏幕一樣

舉目所見，四處都是五顏六色、燈火通明的摩天大樓與高樓大廈。優雅彎曲的高速公路彼此跨越并交叉，其建筑美學以一種驚人的方式類似于購物中心玻璃宮殿中的弧形自動扶梯結構，并非常有效地處理了無處不在的交通擁堵——除此之外，解決交通擁堵的還有快速發展的地鐵系統。上海的交通路線現代化的速度非常快，在2007年的旅游指南中，已經有兩條功能強大的地鐵線路。十年之后，它已經是一個高度復雜、最先進的系統，有十四條地鐵線路，而15號和16號線也正在建設中。 在入口處有機場一樣的安檢系統和行李掃描儀，讓人想起諸如斯圖加特21火車站或尚未完工的柏林勃蘭登堡機場這樣的在建的德國項目，兩者幾乎沒有差別。人們無法在一張照片中記錄上海，因為上海永遠不會凍結并停滯不前，只能用閃爍的屏幕來表現。

就連在晚上，景色也不時在變換。到了晚上，會有床墊突然出現在橋上和暗巷，農民工們就在床墊上席地過夜。通常是年輕的小伙子，他們并不總是遭到驅趕，許多人配備了智能手機。 他們似乎沒有并不沮喪，而是滿懷希望，但外表可能讓人迷惑。電動車無聲地穿梭，頗有些毛骨悚然，每個區域都有不少電動車，因為最近禁止了使用內燃機的摩托車。他們晚上開車時為了省電而沒有打開燈光，被人戲稱為“沉默的死亡”。急速的日間生活也有另一面。

這里的城市和鄉村一次又一次地震驚了歐洲的觀察者：在時間與空間之海中，很多工作的中國人與世隔絕。他們單獨并固定地看守著公園、街道、商鋪或房屋，即使在暴雨和午夜都保有斯多葛式的平靜，他們獨自用小掃帚清掃著寬闊停車場，或在無盡的圍欄前除雜草。這種存在的暴露同時也是嵌入，似乎在緩慢的鄉村生活與快速的城市之間創造了一種連續性。

就像大陸其他大城市、甚至小城市與內地最深的省份一樣，上海展示了這個國家在各個層面上促進現代化的努力，即使在時間停滯一會的情況下，也經常會直接出現最現代化的東西，比如在坍塌的豬圈和瓦解的戶外廁所之間荒廢的住宅中，突然裝上最先進的路燈或太陽能電池板。去同步化（Desychnronisation），即同時的非同時性，在這里變得切實可見。 當在狹窄的村莊街道上，手推車和三輪摩托車，搖搖晃晃的電動車（通常載著一家人）相遇，或驢車與最先進的奧迪、寶馬或奔馳相遇時，這也變得觸手可及。在這種情況下，原則上適用的是強者的規則——而在這里強者并非久經考驗的那一方。

房屋中也是如此：雖然鄉村房舍一方面既古老又樸素——一個小壁爐、戶外一口井、裸露的水泥地板、一張硬木床——，但另一方面，最新的家具、大冰柜和一面巨大的液晶電視也是來自上海的最新吶喊。在他鄉工作的兒子們都移居到大城市并往家里寄錢。

離開上海，高速列車一路向西，來到內陸的武漢。 這是一個工業大都市，由三座獨立城市組成，擁有上千萬居民，往上海以西搭乘高鐵只要五個半小時。這趟車從機場旁巨大的虹橋火車站出發，而這只是向北京發車的四座巨型火車站之一。高鐵像德國城際快車（ICE）一樣迅速，像法國高速列車一樣優雅，像瑞士鐵路一樣準時：在每個車站，高鐵的到達和發車時間都分秒不差。

矛盾的與世隔絕

這段旅程經歷了看似無窮無盡的住宅和嶄新的摩天大樓。一列列刷著同樣顏色油漆、形制相同的房屋，其間伴有停著挖掘機和起重機的巨大建筑工地，以及一些藍色屋頂的民工棚，周邊是渾濁的池塘和水溝，和一些奇怪的、沒有任何綠色的寬闊休耕地；幾乎難以見到老房子或建筑物。就在到武漢之前不久，窗外的風景冒出更多丘陵，也變得更多田園詩一般，仿佛是從古老的中國書籍中浮現的畫面，諸如偏僻的田間小路或肩挑著扁擔的農民。突然之間，到處都形成了新舊中國之間鮮明的對比：在平緩起伏、連綿不絕的山地景觀中，巨大的太陽能裝置突然出現：能夠很直接從風景中注意到蓄電池連綿不絕。非同時的同時性似乎是中國的一個基本結構性原則，無論在哪個省。在各種情況下，新的事物通常表現為上級的要求。因此，在這個擁有儒家傳統的國家里，在大學的馬克思主義學院中，在巨大毛主席胸像下教授最新的西方工商管理知識，似乎毫無問題。

列車經過五個半小時后到達武漢：另一座巨型車站。 在這幾乎沒有看到任何歐美人。一位司機將我們帶到華中科技大學的大校園：這所大學擁有六萬名學生。 他們在巨大的校園內匆忙而辛勤地騎著共享單車，構成了一幅非常平和的畫面：綠草如茵，河水流淌，廣闊的校園因汽車的缺席而變得平和。這給人一種隱居在樂土的感覺，就像美國的校園城市一樣。 可以用APP解鎖的黃色自行車系統似乎在整個中國成功流行開來，特別受學生歡迎。 自行車也成為加速現代性的發明。

當晚，我在這所大學的社會學院進行了一次講座，題目是“動態穩定，社會加速和渴望共鳴”。 有兩百名名學生自愿前來，因為很少有歐洲或美國的講師造訪。 我為他們推演了我的現代性理論，根據這種理論，現代社會的特點是只能動態穩定。 這意味著如果要保持其體制結構和社會現狀，就必須不斷發展、加速和創新。沒有增長和不斷創新，就會失業，倒閉，削減政府收入，結果導致福利國家、健康和教育再也無法獲得資金，最終政治系統會失去合法性——歐洲和中國都是如此。無論我們住在歐洲、中國或美國，我們每年都跑得更快、必須更努力地工作，這僅僅是為了保住我們的職位，讓一切保留現狀。晚期現代性導致了一種急速的靜止，這種疾速的靜止讓我們系統性地與世界異化開來，并越來越渴望另一種生活形式，一種產生在世之在（In-der-Welt-Sein）的共鳴方式。

減速也許是個歐洲的觀念？

“這適用于歐洲，但中國需要增長和發展”，一位年高德劭、白發蒼蒼的教授如是說，他專程從北京趕來，應主辦方要求擔任共同演講人。加速是必要的、是好的，減速是一個歐洲的觀念。相應地，在討論到持續的時間和變化的壓力時，學生也點頭表示理解。每天的待辦事項清單在爆炸，年輕人和老人都深知這一點。他們都知道高考的重要性，這場所有中國適齡青年都必須參加的為期兩天的考試決定了它們未來的生活；這被認為是世界上最難的畢業考試。所有學生都親身經歷過。有時甚至有很多人在這幾周內倦怠或神經衰弱。母親放棄了自己的職業，只為了在她們孩子高考前幾年的學習效果，因為結果決定了之后的成長中能前往的大學或教育機構，以及未來整個家族的財富情況。也有家長不顧一切為了獲得一個戶口，即得到中國對大城市戶口管理下的居住許可，因為這是除了高考成績之外唯一能夠提高進入高排名大學機會的方式。

年輕的中國人選擇的不是專業，他們夢想的不是學科、職業、工作，而是夢想進入一所大學。他們試圖考進一所在大學排名系統當中名列前茅的大學。然后，這所大學告訴他們應該或必須學習哪些科目。這是一個徹底的敵視共鳴的過程，它與教育和職業培養的理念背道而馳：在這兒年輕人不是在追尋真正適合他們的專業，而是根據抽象的成績參數進行分配——這一參數是一個模型，也是目前歐洲教育規劃者追求卓越幻想的靈感來源。難怪學生們總是會問，他們畢業以后到底能做什么。人們究竟能做些什么，才能慢下生活呢？當我說，我發現在中國，大家為了迎接兩天后的“十一黃金周”，都在趕著辦完待辦事項清單上的事務時，演講廳哄堂大笑。

世界的沉默

當然，大多數問題都與共鳴的概念有關，我面對學生的這場演講最后談到這個概念，這也顯然讓他們感到興致盎然。他們想要確切地知道這個概念意味著什么。加速帶來的麻煩我都已經在2016年面世的作品《共鳴——一種世界關系的社會學》中做出了說明，所以我告訴武漢的年輕人們，加速引導我們駕馭世界，卻不能與世界融為一體。我們不停嘗試擴展我們的世界范圍：通過獲得更多金錢、更多微信好友和更快的技術讓世界的更多角落觸手可及：世界提供的一切，無論是地方、人、事物、可能性，還是知識財富，這些對我們都是可用的、可觸的、可及的、可接受的。但另一面是異化：讓世界聽從支配會讓世界變得沉默，它在我們面前灰暗而空虛，讓我們感到冷寂。我們旅行的地方無法觸動我們，而我們面前的人對我們仍然是陌生的，我們所讀和所聽，并未告訴我們什么內容。然后我們也變得灰暗、老邁而空洞。卡爾·馬克思稱之為異化、馬克斯·韋伯稱之為祛魅，格奧爾格·盧卡奇稱之為物化，阿爾伯特·加繆稱之為荒誕的誕生。這種世界的沉默是現代性的基本恐懼；作為可及范圍擴張的另一面，今天，我們在對倦怠的恐懼中與之相遇。

但這種異化的反面是什么呢？非異化的世界關系是什么樣的？我的建議是：在與世界產生共鳴的時間和地點，我們是非異化的。那是我們觸碰、把握或移動我們所面對的事物、地點和人的所在，和我們用我們整個存在回應的所在。以下是共鳴關系的四個組成部分：首先，某物“刺激”或者觸著動我們，同時呼喚著我們；其次，我們也回應這種觸動，以此讓我們自己感受到與世界的連結，得到自我效能感；第三，我們也借此自我改變：當我們與一個人、一個觀念或一段旋律產生共鳴的時候，我們不再保持不變。第四，我們必須承認，這樣的共鳴不可避免地固有著一種不可支配的特征：我們永遠不可能強迫或預料變化的結果。

對于武漢的學生來說，這個觀念看來也激發了他們的討論。 他們馬上討論了起來，舉出他們自己的例子，但也通過通訊軟件和電子郵件詢問批判性問題，即使到第二天，甚至幾周之后也如此。共鳴概念似乎與中國與世界關系的概念直接相關，尤其是道教天人合一的觀念，以及儒家關于法律判決時，更講求天理人情，而非只以抽象原則作為方針。

第二天，我們驅車前往中國知名的黃鶴樓，這座古代閱兵塔具有非凡的藝術史意義，其歷史可以追溯到三世紀，也為數不勝數的藝術和詩歌作品提供了靈感。它佇立于緩慢流淌的長江邊。水流、天空、塔、黃鶴：人們似乎可以從這引申出一個與加速現代性相對的想象圖景。當然，武漢的其他地方遠不是田園詩般的。這座大都市也是一尊摩洛克巨人，這里也在進行著瘋狂的建造著，到處都是摩天大樓和購物中心。“武漢，每天不一樣”，口號如是說，在城中隨處可見。社會變革的加速是政治綱領，是現代化的目標。中國應該成為第一，將日本和西方都甩在身后。毫無疑問，中國辦得到？但又要付出什么樣的代價呢？事實上，新的中國文化秩序依賴兩大支柱，這兩大支柱對西方觀察者來說既不新奇，也缺乏吸引力，不過在這卻能特別顯著地觀察到：一方面是在社會存在的各個層面上進行殘酷的競爭，另一方面，作為對由此產生的艱辛和剝奪并為全面調動所有個體和集體能量，激烈地許諾消費。馬克思在《資本論》開篇寫道，資本主義社會的財富“表現為龐大的商品堆積”。事實也確實如此。這些財富出現在成千上萬的購物中心，而處于欲望頂點的仍然是西方的奢侈品品牌。

回到鄉村

驅車一路向西，深入到內陸，來到中國中部的黃陂——這個地名是“黃色的山坡“之意。一開始，高速公路沿路仍然是尋常的畫面：摩天大樓、橋梁、道路。然后景觀高度工業化：綿延到地平線的冷卻塔和煙囪，升起的煙霧有時是白色的、有時是褐色的。還有煤和鋼鐵。然而，漸漸地，工業現代性的象征開始減少，開始為休耕地、水沼、荒田和蓮花等植被騰出空間。我們離開高速公路，路況開始變差。旅程很像在穿越時光回到過去：從上海的數字化現代到武漢的工業化現代，再到中國中部的早期現代，甚至更遙遠的過去。雨中的小鎮里，大門敞開，這之后是小商店或私人住宅，男人們圍坐在桌邊打麻將——一種用陶瓷石塊玩的傳統游戲，邏輯上有點類似撲克或洛梅牌。而女人們在他們身后，或是常常蹲著做家務。只有學校是新的，寬敞而現代。毋庸置疑，政府意識到了教育的重要性。

雨后的路面迅速恢復喧囂，出現了蔬菜攤和食品攤，提供美味的焗飯或炒面。這樣道路就變得非常狹窄而泥濘。我們今天的目的地是一座寧靜的小村莊。野牛在荒田里吃草。一個小水塘或者說沼澤中堆積了一點垃圾。房舍有些已經坍塌了，幾乎看起來都很舊，雖然很舊在這也只意味著上世紀60年代后建的。中國的房屋并不為天長地久而建。但人們非常開放而好客。我們在當地從事建筑行業的村民那里喝茶，穿過村莊。很少有年輕人，但好奇的老年婦女會問候，并對陌生人投來靦腆的目光，嘗試與陪同我前來的華中科技大學社會學院的副院長談話。有時她們也會認出他來，因為過去曾和他的姐妹一起玩。有些懷中抱著小孩，因為這些孩子的父母在城里打工，而這些老人要照顧孫兒。這種模式在中國司空見慣，新一代幾乎總是由祖父母撫養。

引人注目的是：農村的房子里沒有走廊或門廳，人們總是直接從街道進入起居室。而入口總會向南——裸露、粗糙的土壤、水泥或粘土，而正面的墻上擺著一種帶有香燭、茶、紅布的祭壇，巨大的毛主席像也并不罕見。一種備選方案則是鶴的圖案：對很多南方中國人來說，鶴成為超越或永恒的符號。

儀式的節奏

在這，人們總有時間待在戶外，和客人一起喝茶，甚至花更長的時間吃飯。在座的有建筑業從業者、村長和一位以寫作為生的人：他們說，村里從未來過歐洲人。他們在驚人的現代化飯店中為客人們安排了傳統的宴會。在座的只有男人，而女人負責上菜，整晚都是如此。魚、鴨、青蛙、黑香腸、豆腐、蔬菜、雞肉、米飯和土豆，應有盡有。 但更重要的是煙酒。人們會在用餐時抽煙，比如“黃鶴樓”香煙。而且人們也用壯口的高度白酒干杯。每個人面前都有一個酒壺和一個小玻璃杯，后者只有拇指大小，但人們必須不斷加滿，并反復向每個人敬酒并贊頌和感激對方，確保彼此的友誼并建立兄弟般的感情。一遍又一遍。有一個關于男子氣概的問題：“你是純爺們嗎？”，席間有人如是問到。是他把我帶到這里，他離開幾十年的家鄉。“我當然是。”又一杯酒下肚。好吧，也許不那么“純”，我開始不斷在酒盅里摻茶，不久就只喝茶了——而此時我的同伴到最后連床都找不到了。女性？這時已經看不到了。

茶總是第一位也是最重要的。招待我的朋友就像久別的游子一樣，他引我們進入的所有房舍時，主人都會立即端上熱茶。連九十歲的老母親也趕忙到茶爐邊，她在一間貧瘠的房間中過著樸素的生活，卻散發出世界女王般的氣質。患有帕金森癥的老人也擺好了茶杯，他獨自運營著村里的小店，店里的大屏幕中放著國慶閱兵的畫面。農業收益有限。中國的食物來自大農場和溫室。鄉村生活處于過渡階段：背井離鄉、渴望留在城市的農民工和留在這等待他們的人們——等待遠行者，等待現代性的到來。在村莊里頭，已經有一些現代性的象征，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現代化，例如電力供應；但同時農村卻也非常老舊。在傾斜的房邊有破敗的豬圈和廁所。房屋通常只有一個房間，就在前門后面有一口灶臺用作爐子。有時在屋頂上有一個洞：一口天井，通過天井能往里下雨，并希望如此。這種天井還有更徹底的用法：通過天井，根據風水，光、空氣和水——以及祖先的靈魂——都可以在房間里自由流通。地板由粘土或水泥制成：灰色，摞滿了碗、水桶和一些垃圾。在遠離村莊接近田野里，矗立著新建的古式黃色牌樓，和兩只看守入口的兇猛石獅子。

接著我又回到極速的高速列車，現在正朝著相反的方向返回上海。 首先穿過仿佛中國古代的山地景觀，包括荷花池、溫室和田野。 然后穿過大城市的景觀。 列車經過南京和蘇州，后者有著“東方的威尼斯”的美譽。 最后，列車抵達亞洲占地面積最大的火車站之一——虹橋火車站。 又下雨了。陜西南路地鐵站周圍的淮海路非常繁忙，南京路更是如此。 移動治安車的紅色和藍色燈點綴在街道上，盡管他們幾乎沒有使用過他們的警笛。 到處都是霓虹燈。商店、街道、公共汽車，巨大的屏幕無處不在。 與黃陂農村中常春藤覆蓋著的破落房屋和泥濘的小路形成鮮明對比。

之后一天不僅僅是一個星期天，也是一個全國性的節日，標志著黃金周的開始，這是是中國兩個周假之一（另一個在五月），而黃金周期間，整個國家都在途中。一些人從城市開車回到他們的家鄉，另一些人則從那里來到大城市。清晨，街道仍然困倦，呈現出一種驚人的平靜，特別是在幾乎田園詩般的老城區，這里被外國人稱為法租界。一層半的房子、狹窄的小巷、漫步的行人。幾乎沒有任何車流，只有很多自行車和一些歐洲人往來。這不像21世紀，而像殖民時代和1950年代歐洲的混合體。但這幅景象沒有保持很久。隨著時間的推進和我向東的腳步，一切就越來越快、越來越雜亂、越來越喧囂。在“上海的香榭麗舍大道”南京東路上，亞熱帶般的悶熱逐漸發酵，宛如一口高壓鍋。這條路在假期禁止汽車通行，但黑壓壓的人群還是奪走了每一絲空氣。在狹窄地帶，向前推進就像一場戰斗：每一毫米都被充分利用。這里看不到任何體貼的場景：沒有人幫助推著嬰兒車的母親，沒有人在地鐵里為老人挺身而出，沒有人讓這個害羞的十三歲的孩子先通過。但面對這樣的狹窄和龜速，還是有些引人注目的地方：沒有哪里變得火氣十足。沒有碰撞，沒有咒罵、斥責和威脅。

如果人們仔細觀察，就會認識到人們彼此還是聯系在一起的：因為沒有人期待被體貼或讓道，所以也沒有人會感到被鄙視、被忽視或過分強調。 在這里，沒有任何期望會破滅，街上的陌生人之間幾乎沒有社會性的道德互動。 還有一些其他的東西：在流動的群眾之間，小隊的警察在多處維持秩序，有時組成三角形，有時排成一列，有時算是一個圓圈。但他們總是完全不動的。因此，它們似乎象征著秩序的穩定、持續、不可撼動，象征著不可預料的變化與劇烈改變的景觀中的權力。

在上海的其他地方，我也發現這種微妙、宛如沸騰運動和微小的平靜極點之間的特殊相互作用。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可能是豫園，這是一個傳統建筑風格的小型城區，擁有很多木制結構的大房子，可以從其紅褐色的木梁和弧形屋頂中識別出來。這些房子中遍布著眾多紀念品商店，里面有數以百萬計的毛巾、茶、玉石、石頭或筷子。在該區中央一個大廣場中，右側的星巴克向相鄰的精美建筑物發出問候。然而，在廣場的中心，有一座真正古老而莊嚴的房屋，抵抗了近五個世紀的風霜。周圍環繞著一條形成幾個池塘的水道。在它上面是一座彎曲的橋梁，一個噴泉。蓮花在水面上輕輕搖擺。兩只天鵝繞著游泳。經過一個精巧的之字連廊，上千游客可以穿過水面，走向房屋并到達另一端。水和木制結構的房子總是能提供一些景象和瞬間，產生出完全與世隔絕的田園詩和永恒寧靜的幻覺。這里令人驚訝的寧靜也有助于此。相比紐約那雷鳴般的交通、呼嘯的警笛和到處轟隆作響的音樂，上海就像一座修道院，而這里則是一片安靜的綠洲。

日常的“女武神騎行”

然而，不遠處的城隍廟就不太適合充當減速的綠洲。這里人潮洶涌，在大殿、兩廡，人們都可以在各屋宇下、鑲金裝飾的殿里看到雕塑神像，人們可以向它們祈求的包括：健康、財富、高考好成績。然而，人們不會拖延太久：快速地跪下，鞠躬三次，如果不知道某位神祇的名諱和意義的話，還要祈求原諒。當中端坐的是城隍爺，他是這里最強大的神祇。在中國，可以用靈驗與否來衡量一位神祇的分量：如果愿望成真，信眾們會回來慷慨捐贈，那么寺廟和神像就會變得更大、更豪華、更強大，并吸引更多的信眾。如果愿望沒有實現，人們就不再會來拜，寺廟也會衰微。

與此同時，中國人在創造新神方面相當富有創造力，也不那么忌諱。例如，北京近郊的一家寺廟，最近新創造出了一位架勢十足的車神，蓄著大胡須，手握方向盤。這樣的神在中國還挺受歡迎。在前往浦東國際機場的路上，人們可以赫然觀察到，高速公路遵循著步行街一樣的原則：沒有暴躁的怒氣，沒有鳴笛（在上海被完全禁止，這和武漢、黃陂是完全不同的），所有的空間都被無情地用來超車，人們像電腦游戲一樣向前：右邊有一輛卡車經過，左邊有一輛公交車，一輛雪弗蘭在兩輛出租車中穿過，保險杠貼著保險杠。這個場景適合車載收音機播放瓦格納的“女武神的騎行”，緊隨“朝圣者的合唱”，而減速則適合男高音。古典音樂在上海很受歡迎。 但是人們不禁懷疑，認為古典音樂不過是充當一種工具——一方面作為提升成就與地位的推動工具,一方面又作為鎮定劑。這種工具是為了在無休止的斗爭中成為第一：在爭取高考的好成績、最高的摩天大廈、最大的金融廣場、最有力的購物中心。但上海老是在下雨。

作者原文參見：Hartmut Rosa. Im Reich der Geschwindigkeit. Philosophie Magazin Nr. 2(2018), 24-33. （《哲學雜志》201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