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小平/口述  沈飛德/采訪  楊之立/整理  

序言：賀家發源于江西永新，一門英烈。賀敏學（1904—1988）、賀子珍（1909—1984）、賀怡（1911—1949）三兄妹很早投身革命，在井岡山時期就與毛澤東結下深厚的戰友情誼。賀敏學曾得到毛澤東“好人”和“三個第一”的稱贊，賀子珍則成為他的第二任妻子。可惜這段同甘共苦的婚姻在1937年爆發嚴重裂痕，同年賀子珍出走蘇聯，1939年她在蘇聯得知婚變消息，毛澤東和江青已于1938年成婚。1947年回國后今昔全非，賀子珍長期幽居上海，直到1979年才獲準進入北京參觀毛主席紀念堂。陪在她身邊度過這段沉寂歲月直至生命盡頭的，正是本文的口述者、賀敏學的獨生女賀小平。

我第一次見姑姑，是姑姑1947年從蘇聯回來。她回國后住在哈爾濱，找蕭華給主席打電報。主席回復說，賀敏學在華北作戰，現在戰事很緊張，等打完仗再說吧。我媽便帶著我從通化到哈爾濱見姑姑。那時我媽25歲，我5歲，因之前并沒見過面，一開始姑姑以為我媽是我爸的女兒，差點鬧了個笑話。

姑姑在哈爾濱呆了兩年，1949年，大局已定，主席進入北京。小姑姑賀怡到北京找主席為姐姐討說法，主席說了一句話“中國人按照中國的傳統”。賀怡理解為主席接納了姐姐，于是兩人動身去北京。可火車到了沈陽，有兩個自稱代表組織的人上來，不準她們進京，否則先開除黨籍。賀怡剛從北京出來，那么顯然是不許賀子珍進京。兩個人對賀子珍說，你哥哥在上海，你到你哥哥那兒去。于是姑姑轉火車來到上海，沒想到下半生就留在上海了。

溧陽路的一窩小崽子

1949年5月上海解放，我們家三個人分三天進上海：我爸任職27軍副軍長兼參謀長，是從西郊第一天帶部隊打進上海的；我媽是政治部門第二天進上海；我隨后勤部門第三天進上海。

起初姑姑住在虹口區溧陽路1267號公寓，我也與姑姑一起住。11月出了一件大事，當時小姑姑在吉安地委任組織部部長，她到廣東南雄找回女兒賀海峰，及賀春生、賀麓成，還給爺爺掃墓，花了不少時間，因要趕到南昌開會，決定連夜開車，不幸發生車禍，遇難時年僅38歲。我爸得知消息，馬上派吉普車和警衛班過去，將車上的人統統拉過來住在溧陽路。那些孩子有遠房親戚的，也有不相干的，大家都想冒充賀怡的孩子，姑姑心中悲痛，來者不拒，全都收留在家中。這下好了，溧陽路家里養了十幾個孩子。直到1951年2月，我爸由南京調防上海，到姑姑家一看，竟有一窩叫舅舅的崽子，心里便有數了。沒幾日，他便根據小孩長相和他們父母聯系起來，將他們分別遣散回江西老家。剩下賀春生、賀海峰、賀麓成，后來他們都是我爸養大的，也都和我們住在一起。

到了1950年，由于二六轟炸，國家要組建一個華東軍區防空司令部，1952年我爸任司令部司令，包括姑姑在內，我們所有人都跟我爸住在今天南鷹飯店后面的老房子里。出于對姑姑的憐惜和小姑姑驟然去世的痛心，主席曾提出，賀子珍在上海的生活費用額外開銷從他稿費中支出，陳毅回答說：我們偌大個上海，難道養不起對革命有貢獻的賀子珍？據說陳毅曾安排姑姑任職上海虹口區委組織部部長，我聽到過別人叫她賀部長，我當時理解她在杭州婦女部做過副部長，上海到底有沒有職位呢？我的確不清楚，但即便有，這個職位長期以來只讓她領工資，卻沒能去工作。

南鷹飯店后面的房子有3層,很大。一樓是客廳和飯廳，餐桌是歐式的橢圓桌，可以拉到很長；大門進來有一個房間，警衛員、司機住那兒。二樓一排四間屋子，姑姑住在西頭第一間，我爸住在東頭第一間。我是在我爸的東面的第二間屋住，還有外婆、表哥、表姐。三樓是舞廳。我們禮拜天偶爾去看電影。賀家是永新望族，姑姑在投身革命前受到傳統禮儀的教養是很全面的，生活上有很多規矩。我爸領教過，就總結說：下午2點鐘的電影非得給她提前到1點、12點半，你不能告訴她2點，那她肯定遲到。因為她要換衣服，洗頭洗臉梳頭，每個步驟都不能含糊。

泰安路居所的家庭生活

1952年，我爸轉業，他帶了一批指揮員組建建工部，并任副部長兼華東建工局局長。我們搬到了現在我居住的泰安路。1955年搬過來不久，我爸就去西安任建工部西北管理總局第一副局長，后任局長。上海這邊家里人口多，住房非常緊張，海峰、我、外婆三個人住一個房間；春生是男孩，只能住一個很小的房間；姑姑住在二樓東面最大也是最好的房間。

我們全家都給予姑姑極大的尊重，甚至一開始讓姑姑當家。但是姑姑生性豪爽，出手大方，實在不是個會管賬的人。有一次逛街看到燈籠袖真絲衫，她在俄羅斯穿過這類衣服，她立馬說這是好東西要抓緊買，一口氣買了一打，自己留了兩件，一件長袖，一件短袖，其余全送光，我和海峰也各得了一件。自己口袋里面有多少，全部掏給你，她就是這種人。這么花法，家里到了下半月就揭不開鍋了，她便偷偷問我借錢買菜。但姑姑從不賴賬，工資剛拿到手就還了我。我說急什么？她說有借有還，再借不難。如此數月下來，姑姑自己也不好意思了，還是讓外婆當家。她那時候一個月有208元工資，零頭8元交黨費，200元全部上交給外婆，可見她是真不太在意錢的。

姑姑對我們小輩很關懷。有一次我過生日，我爸八九點回來，一進門就說哎呀，今天小平過生日。我媽其實忘記了，說飯都吃完了，過什么生日？姑姑說有一個辦法，蘇聯人就是這樣的，汽水加冰磚！于是，我們買來一塊大冰磚切成好幾片大家分，那個生日過得很開心。

姑姑一直抽煙，但煙癮不像外界傳說的那么大。大家為了讓她少抽點，一根香煙剪成兩三段，老念叨說今天你抽了兩根，抽了三根，數字聽著很大，其實就是一根。等李敏的兒子出生了，我們又有了一個新辦法，就是拿小孩子說事：你這個煙不行，小孩受不了。姑姑很快就掐掉煙頭。她很鐘愛外孫，每天問：孔繼寧吃什么飯？喝什么湯？樣樣都管。深夜，她不睡覺時，就會跑去看外孫是不是踢掉了被子。

姑姑沒有工作，深居簡出，大部分時間都用來看報紙，尤愛看《參考消息》，格外認真，一字不落，又有過目不忘的本事，還老問：“小平你《參考消息》看過沒有？看過，文章里面怎么講？”我只好耍無賴說沒有看到字，字都被你吃掉了，然后她就哈哈地笑。不要和她討論這些事，她會和你較真的。

外界老覺得她精神不太正常，但我認為這事一言難盡，很難說清。有些現象按照一般情況來說她是不正常的，但是放在她的人生軌跡里又是正常的。例如她明明餓得半死，還不吃東西不喝水，因為她在蘇聯瘋人醫院里每天都迷迷糊糊睡著，飯菜里面有鎮靜藥，她吃過這個苦頭，就對食物很警覺。她在康生紅得發紫時就斷言這個人不行，不是好人，別人肯定覺得她腦子有病。還有作息習慣也異于常人，正常人白天活動晚上睡覺，她反過來晝伏夜出，她說這是跟主席習慣了，主席晚上不睡覺，她也晚上不睡覺，人家早上起床工作，她剛剛睡下去。這些算不算有病呢？

一生從未放棄尋找孩子

20世紀50年代，毛岸英曾寫信給姑姑，毛筆字的，字跡和主席很像，我記得他稱呼姑姑為賀媽媽（毛岸英和毛岸青在蘇聯期間是賀子珍撫養的），可見對姑姑感情很深，他是從不叫江青的。后來他在朝鮮犧牲了，姑姑知道了很傷感，對我說：都是主席不好，人家小時候流浪，回來以后當農民，又弄到朝鮮去，這下就沒了。姑姑是有點埋怨主席對岸英太過嚴苛。在蘇聯時，姑姑自己不吃飯也要給兩個孩子吃，嬌嬌（李敏）說岸青哥哥老是掉筆頭，老要我媽給他買筆頭。岸青和姑姑后來在福建見過面，但并沒有來過泰安路。嬌嬌和兩個哥哥關系很好，我們住南鷹飯店后面時她每年來我們家和姑姑一起過春節。

姑姑一生坎坷，受盡懷胎生育之苦。他們曾通過我的手送兩張照片給嬌嬌，讓主席辨認哪個是姑姑和主席的長女，但沒有結果。關于楊月花，我爸是承認過她的，但姑姑并不知情。有些問題也老讓我去問，例如楊月花出生的年份。我只能開動腦筋，陪姑姑乘涼閑聊，兜來兜去兜到這個話題上：“你不是6個孩子嗎？老大哪一年生的？”她也警惕的，會說你問這個干什么？問了這個剎車也不行，要懷疑的，我就接著問老二哪一年？她答道：“老二1932年，長征的時候2歲多了，會走了……”

多年前，月花想讓我陪她去北京見嬌嬌，要搞清楚自己的身世。我勸她說，你去了無非兩個結果：若你是主席的孩子，待遇也高不過李敏；若你不是，那對你來說就更不好了。你現在生活安定，不缺什么，不如就讓這個疑問繼續懸著吧。月花一想，說得有理，也就把這份心思看淡了。

另外是小毛的事。1953年，姑姑給時任江西省長的邵式平寫了封信，請他幫助查找，江西政府找到了一個叫朱道來的青年，各方面情況非常吻合，連血型都和姑姑一樣。姑姑很激動，把他接來，1970年我們兩對新人一起在這里結婚。但是后來情況變復雜了。又殺出一個女同志朱月倩，說小毛（朱道來）是她和霍步青的孩子霍小青。江西人霍和賀是一個音，民政局干部對收養人說一切實事求是，說賀家小毛死了或者賣掉也都可以，但她屢次改口，弄得我們也沒轍了。主席本打算見一下小青，但后來突然接到一個電話：組織上沒有確認，希望你不要見他。可能是總理打的，因為總理看過小青照片，認為絡腮胡子，不太像主席。主席表示服從組織安排，就沒有見。我當時想，見見又有什么關系呢？

小青成婚第二年就去世了，因為他死得不明不白，我沒去參加他的葬禮。姑姑在醫院里一直惦記小青，我瞞著姑姑小青去世的消息，怕問穿了，索性說我和他從無書信往來，后來干脆說他到國外去了。

（未完待續）

（作者為賀子珍侄女,文章選自《世紀》雜志2016年第4期，略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