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個月來關于《老友記》的新聞讓這部經典美劇再度刮起一股懷舊風。在劇中，六個人的故事串聯起了一幅馬賽克般的城市圖景，與刻板乏味的郊區生活全然不同。盡管生活中有淚也有笑，他們勇敢地尋求愛與被愛，勇敢地追尋自己想要的生活。這是一部可以在飯桌上追的劇，也是一部可以在睡前追的劇，更是一部可以治愈傷痛的劇。在六位主人公色彩斑斕的都市生活背后，是從冷戰結束到反恐戰爭之間美國十年之久的黃金時代。今天的美國社會大概早已沒有了劇中人的那份從容，巨變的種子早在六人成行之前就已埋下。在《老友記》輕松故事的背后，它們正在潛滋暗長。

芝加哥東南部曾經是世界上最大的鋼鐵生產地區之一。從19世紀末開始，這些分布在密歇根湖沿岸的鋼鐵廠雇傭了數十萬人，他們來自世界各地，他們來自不同族裔，他們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來到這里。但這一切在20世紀80年代開始改變。工廠一個接一個關閉，留下了一個被經濟崩潰和重工業留下的有毒環境所摧毀的地區。這里不再是工業巨獸般的鋼鐵廠，這里變成了一個被遺忘的地區。就連這里最近的高速公路出口都是0號（Exit Zero），似乎預示著出路為零。1980年春天的一個早晨，媽媽把克里斯蒂娜·沃利從被窩里叫醒并告訴她，爸爸工作了幾十年的工廠破產倒閉了。那時的沃利只有14歲，她也許不知道這意味著什么；但從這個早晨開始，她的世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如今的沃利已近花甲，也許正是少年的經歷促使他成為一名人類學家。她用一本書告訴我們，當經濟結構轉型剝奪了曾經的就業崗位，一個家庭可能變成什么樣子，一個社區又可能變成什么樣子。在《無地可依：后工業時代芝加哥的家庭與階級》（張伊銘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3年版）中，沃利將自己的人類學視角帶回家，審視了她的家庭和整個美國藍領階層的命運。這里有沃利家族四代人的故事——曾祖父母和祖父母兩代人伴隨美國工業經濟的繁榮而實現了階層躍升，父母則經歷了去工業化的創傷，沃利自己在幼時遭遇家庭變故后憑自己努力考上大學；這里更有一座工業城市蹣跚掙扎的故事，甚至可以說是一個時代的故事——在隨后的幾年里，成千上萬生活在其他地區的工人也失去了在工廠的工作，而這只是美國大規模去工業化的一個縮影。在沃利的筆下，真正令人心碎的不是在口述訪談中那些悲劇性的人生經歷，更不是地方檔案記錄下來的失業故事，而是她對“階級”的理解，是“因為我們暴露在有害污染物和有毒物質構成的環境中，階級改變了我們的細胞、器官和生物進程的化學構成”。實際上，她本人就因為生活在工業污染的環境里而身患癌癥。在對家族和社區變遷的反思中，沃利沒有簡單地將美國工業城市和一代美國藍領的沉浮歸咎于全球化或者美國傳統企業的高成本和低效能，而是將矛頭直指華爾街，批評70年代以來的去管制、減稅和市場化使得企業和財商精英積累了大量財富，助長了他們的貪婪與欲望，最終使得美國經濟金融化。這是她對于美國去工業化的解釋。在這些變化剛剛起步時，沃利父親所在的威斯康星鋼鐵公司破產了，如今則是爆炸式的不平等將美國社會撕裂，美國各界的政治共識幾乎蕩然無存。本書獲得2014年工人階級研究協會頒發的C. L. R. 詹姆斯最佳圖書獎（C. L. R James Prize for Best Book），以及人文人類學協會頒發的維克多·特納民族志寫作獎第二名（2nd Place Winner of the Victor Turner Prize for Ethnographic Writing），沃利“生動、坦率、深刻地講述了她從失業鋼鐵工人女兒到一所精英大學終身教授的經歷，這本‘自我民族志’鮮明地揭示了上個世紀美國階級政治和美國工人階級的艱辛”，本書是“政治經濟學、移民史和城市人類學的最佳作品”。

當我們想到后工業美國，怎能會忽視曾經的汽車城底特律。從“民主的兵工廠”到破產的美國城市，工業城市的輝煌與后工業城市的蕭索，再沒有另一座城市能夠更加鮮明地展示這種變遷意味著什么。筆者借由翻譯的機會，重讀了托馬斯·薩格魯關于二戰后底特律的名著《美國城市危機的源起：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底特律的種族與不平等》（Thomas J Sugrue, The Origins of the Urban Crisis: Race and Inequality in Postwar Detroi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3）。這是一部底特律的歷史，但書中的故事不僅僅關乎過去，也不僅僅關乎底特律。本書涉及幾十年間的公共政策、企業的決策和種族間的敵意，這些因素不但塑造了今日的底特律，也為她的未來劃下了難以改變的軌跡。20世紀50年代初，還只是黑人青年心生抱怨，他們抱怨自己的遭遇與父輩迥然有別，抱怨這個社會與自己漸行漸遠。無論經濟形勢是好是壞，無論就業人數是高是低，底特律黑人失業率始終遠遠高于城市平均水平。到1980年，有將近半數成年人，他們與正式經濟的勞動力市場之間只有微弱的聯系。過去，大部分窮人與主流勞動力市場有一定聯系，而在20世紀后期，城市貧民卻發現自己處于經濟的邊緣。作者發現，去工業化的沖擊并不均衡，因為無論是工業高歌猛進的時代還是二戰后的蕭條歲月里，受傷最重的永遠是非洲裔美國人。就業中持續的歧視、技術變遷、制造業去中心化和城市經濟下滑強烈影響了底特律大都市區黑人的工作前景。白人和黑人之間永久性的種族分裂使得更多黑人經歷了去無產階級化。成千上萬白人正在搬到城市蓬勃發展的郊區。黑人也在搬家，但他們被牢牢封鎖在種族界線之內——相比美國歷史其他時期的其他人群，底特律黑人被困在城市的特定區域里，無法通過改變自己的地理位置來適應一個變化中的勞動力市場。城市工業經濟基礎日漸薄弱，已經無法為黑人創造足夠多的就業崗位。但60年代很少有黑人能夠跟隨就業崗位一同離開城市，他們因居住隔離而沒有機會離開，也因為資源有限而沒有能力離開。即便有的選，也談不上值得選。正像薩格魯說的那樣，在美國工業城市面前，“去工業化如同一個倔強決絕的浪子，頭也不回地帶著汽車企業和供應商前往郊區、前往中西部的鄉村、前往陽光帶、前往加拿大和墨西哥，前往全世界尋找廉價勞動力、低稅率和寬松的管制”，留下來的何止一地雞毛。底特律和其他美國大城市若想復興，只能向歷史尋求答案，用不屈的意志和不懈的努力回應戰后城市轉型的持續影響，以更具創造力的方法與盤根錯節的種族、居住、歧視和工業衰退等力量一一周旋。可是對于種族高度不平等的美國城市，作者已經失去了對于其可能復蘇的信心，“長期以來，少數族裔被隔離在條件最為惡劣的社區里苦苦掙扎；長期以來，緊縮政治在城市日常生活方方面面種下的惡之花已然開花結果；長期以來，底特律和底特律人早已在州和聯邦的政府舞臺上變得人微言輕”，因此像底特律這樣的城市，距離復興怕已是遠隔重山了。薩格魯是土生土長的底特律人，寫作本書時還是個初出茅廬的歷史“青椒”，但《美國城市危機的源起》出版次年即獲得美國城市史學會最佳著作獎即肯尼斯·杰克遜獎（Kenneth Jackson Book Prize），1998年又斬獲有美國歷史學最高獎項之稱的班克羅夫特獎，后被普林斯頓大學選為最有影響力的100本書之一（Princeton Classics）并兩度再版，如今已被多所大學列為城市史課程必讀書目。這是關于底特律衰敗的故事，但如果僅僅將本書視作對底特律城市危機的思考，顯然低估了其在方法論和解釋力方面的意義。

不過并非所有的城市都在去工業化的沖擊下一蹶不振。匹茲堡曾經是鋼鐵的代名詞，但如今，這里的大部分工廠都已不復存在。與許多美國中西部工業城市不同，這個曾經的制造業中心城市現在被服務經濟主導——尤其是醫療保健。匹茲堡的變化早已引起學術界的關注，研究者都注意到從曾經的鋼鐵之都到今日的高技術城市，匹茲堡在100年間經歷了蕭條和復興，以醫療、教育為代表的服務業成為城市的經濟基礎和復興引擎。匹茲堡大學城市學家薩比那·迪特里克不無自豪地說：“想要尋找希望嗎？來匹茲堡吧。”可新經濟的另一面卻很少引人矚目，加布里埃爾·維南特的研究倒是個例外。維南特《鋼的城：美國銹帶興衰史》（劉陽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3年版）改變了我們對去工業化的理解，他認為去工業化催生了一個新的行業即醫療保健經濟，由此產生了數百萬低收入的、大多數沒有加入工會的白人女性和少數族裔勞工——在20世紀50年代初，該地區很少有人從事醫療保健工作，而近20%的人工作在金屬行業，尤其是鋼鐵行業；如今，匹茲堡市內或周邊地區很少有人從事鋼鐵或其他工業工作，但醫療保健工作占該地區勞動力的近20%。他以社會史的視角探討了后工業轉型對一座城市不同社會階層的影響，他關注的不是熠熠生輝的新醫療保健產業，也不是在匹茲堡復興中心高層摩天大樓里上上下下的白領精英，而是將日常生活的微觀細節和美國接受“大規模低工資私營部門就業”的宏觀層面分析結合在一起。在此期間，在鋼鐵和金屬加工行業，工資相對較高、有工會的就業崗位大幅下降，而在醫療保健和相關部門，工資低、不穩定、沒有工會的就業崗位激增。工人階級的構成也發生了變化，從不成比例的白人和男性，變成不成比例的非白人和女性。他寫道，由于戰后福利國家“通過工業經濟支柱向工人階級提供經濟保障”，即以工業民主換取工資和福利的增加，因此去工業化是一種集體經歷。幾十年來，關于工業衰退社會史的學術研究表明，裁員和工廠關閉是如何使整個社區破裂的。在此基礎上，維南特探索去工業化的社會危機如何導致社會再生產的破碎和日常生存策略的重新配置，如何重構了家庭結構和社區關系。那些有家人和朋友可以求助的人獲得了貸款、食物、日托，幸運的人還能找到工作；那些沒有在鄰居或社區機構找到幫助的人，則只能聽從命運的安排。當煙霧停止從河邊的大火爐里冒出來的時候，所有的人都感到人生變了，無論這種感覺來得敏銳還是遲鈍。維南特指出，“在工業就業下降的同時，護理勞動力的增長并不是巧合，這些過程是相互交織的”。隨著鋼鐵工人及其家人年齡的增長，他們需要更多的醫療保健。即使工業經濟急劇萎縮，護理經濟卻蓬勃發展。醫院和養老院掀起了招聘狂潮，但許多護理工作與該市失去的制造業工作幾乎沒有相似之處。與他們的藍領前輩不同，家庭保健助理和醫院工作人員的工作時間難以預測，工資卻很低。新的工人階級不成比例地由女性和少數族裔組成，這改變了美國藍領家庭的結構。有評論人相信，“關于藍領工人被粉領工人所取代的問題已經有了很多討論，但讓這本書脫穎而出的是維南特的觀點，即這兩種看似不同的現象實際上是密不可分的……這是一部嚴肅的學術原創作品，但它也生動易懂”。本書獲得2022年度的C. L. R. 詹姆斯最佳圖書獎和弗雷德里克·杰克遜·特納獎（Frederick Jackson Turner Award）。

豈止是醫療產業，在許多走上轉型之路的美國城市里，服務業取代制造業，成為大都市時代中心城市新的增長點和復興機遇。對于中心城市而言，金融、信息服務、通訊和政府等行業成為中心城市最重要的就業部門，生產性服務業、高技術產業、教育和文化產業等新型部門成為中心城市著力發展的對象。可轉型并不只有光鮮的一面，更不會只有勝利者，那些在被光環遮擋的陰影里的勞工階層同樣值得關注。他們曾經是“沉默的大多數”（Silent Majority），在60年代末將保守派尼克松送上總統寶座；他們如今仍然是“沉默的大多數”，正如記者莎拉·斯瑪什在她的著作《心臟地帶：在這個地球最富裕國家打拼和受傷的回憶錄》（Sarah Smarsh, Heartland: A Memoir of Working Hard and Being Broke in the Richest Country on Earth, New York: Scribner, 2018）中所寫的那樣，“你可以在這個國家呆很長時間而不被人看到”。1980年，斯瑪什出生在美國中部堪薩斯州的農村，里根政府削減福利、去管制和市場化改革正在逐漸波及到這里。她回憶自己的童年時寫道，她出生的年代“正逢我的生活和美國工人的經濟衰退將同時展開……但我們在堪薩斯的田野里還看不見它”。斯瑪什講述的是自己的故事，透過她坎坷的經歷，讀者看到的是美國中部貧困家庭的遭遇。這雖然是一本關于貧困和貧困造成的混亂的作品，但語句之間卻常常充滿詩意。她在離婚的父母之間輾轉，有時跟著祖父母一道生活，跟著他們去任何能找到工作的地方。與前幾代人相比，她的生活已經算是穩定的了——斯瑪什的母親在18歲生下孩子之前，住過48個不同的地方；她的祖母結過七次婚，為了給自己和孩子們尋求更好的生活，她幾乎走遍了整個中西部。為了生存下去，拼命干活是這個家庭的核心，常常是沒完沒了的、累人的工作——斯瑪什的祖父耕種著160英畝的土地，兼職做屠夫，還得收集和出售鋁罐來維持生計；她的父親是一名熟練的承包商，最終從事了一份運送清潔溶劑的工作，因為化學中毒而患上精神衰弱。斯瑪什寫道，因過度勞累導致的身體虛弱只是生活的一部分，但很少有人能獲得醫療保健，“種植食物、供應飲料、建造房屋、組裝飛機，這些都是有錢的人吃、喝、住、住的東西，而你自己的身體卻不能去看醫生，這種感覺真是太糟糕了”。斯瑪什寫道，她為本書的寫作和出版準備了15年，“我們的故事恰好是關于貧窮的，貧窮不僅會帶來心理上的危險，還會帶來致命的危險”，這種危險不僅改變了一個個像斯瑪什一樣的家庭，也改變了美國。本書值得與《鄉下人的悲歌：一個危機中的家庭和一個危機中的文化的回憶錄》（J. D. Vance, Hillbilly Elegy: A Memoir of a Family and Culture in Crisis, New York: Harper, 2016）對讀，這兩本回憶錄的作者，都是最終在教育的幫助下超越貧困的人，都追溯了各自動蕩和混亂的童年。不過兩位作者斯馬什與萬斯的觀點卻針鋒相對。萬斯講述的是一個讓保守派著迷的神話，那就是窮人之所以窮是因為他們自己懶惰；而斯瑪什則譴責這樣的神話，她要告訴我們，貧窮不是懶散和錯誤選擇的結果，美國夢并不一定是任何努力工作的人都能實現的。但兩位作者的回憶都指向了一個共同的現實，那就是美國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分裂，這種分裂體現在政治上，體現在種族上，也體現在社會經濟上。一個永久的貧困群體正在形成，他們在社會底層苦苦掙扎，用盡畢生的力量吶喊卻很少有人能聽到。

后工業美國，有的城市還陷入在衰敗的泥潭里，有的城市已經走上了復興道路。但這樣的復興，真正的受益者究竟是何人？城市的物質環境改善了，富裕人口和中產階級回來了，產業結構得到升級改造，但也出現了城市空間破碎、社區有機性解體、階層分化和弱勢群體生活困難等問題。城市空間呈現碎片化和兩極化的趨勢，復興社區和衰敗社區交織在一起，中產階級和富裕人群居住在環境優美、交通便捷的高端社區里，窮人被排斥在中產階級的生活空間之外，只能蝸居城市邊緣，彼此之間如同兩個世界一般彼此隔絕。他們很少出現在《老友記》的故事里，但在美國存在了幾代人的深層斷層線早已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