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丕的確是有開國之志的雄主。

曹操逝世后，群臣紛紛建議曹丕取漢獻帝而代之，一時間勸進文書層出不窮，直到許芝《條奏魏代漢讖緯》橫空出世之后，曹魏“天命”合法性的論證終于算劃上了句號。不過，僅有群臣的理論建議還不夠，畢竟當時的天下還是大漢天下，而當時的天子依然姓劉。

通過何種形式名正言順地取代漢朝的統治，是最棘手的問題。因為，曹操的發跡，畢竟是在借“奉天子以令不臣”這一“扶漢”之名的基礎上，奠定其“九合諸侯”地位的，曹丕早期同樣踐行擁漢之舉，在其創作的《臨高臺》中，便有“行為臣，當盡忠，愿令皇帝陛下三千歲，宜居此宮”的詩句。曹操在馬上扶漢、擁漢，曹丕自然不能在馬上滅漢、代漢。商周革命的方式不足效仿，如何打造令人信服的代漢程序就顯得至關重要。

后來歷史走向表明，曹魏代漢一事進行得異常迅速：曹丕嗣魏王之位后改元延康，同年十一月便受禪稱帝。漢獻帝是如何將自己的帝位禪讓出去的，曹丕又是如何“順天應命”成為新朝代第一任君主的呢？四份禪位詔書留下了答案。

魏文帝曹丕

代帝王書：衛覬筆下的禪位詔書

就在許芝上呈《條奏魏代漢讖緯》的第四天，漢獻帝禪位詔書“如約而至”。這一道禪位詔書，嚴可均《全三國文》中稱之為《乙卯冊詔魏王》，作者是時任侍中、主掌典禮制度的衛覬——漢魏易代期間，漢獻帝下發的所有禪位詔書，都出自衛覬之手。

各種版本的勸進奏章對群臣的讖緯之學提出了極高要求，而禪位詔書對漢獻帝——準確地說是為漢獻帝捉刀者衛覬——天命理論的功底同樣作出了巨大挑戰。如果說群臣勸進是一場接力賽，那衛覬代寫禪位詔書則是一場對壘賽，他的對手，正是他最重要的讀者：曹丕。

延康元年十月十三日，衛覬創作了《乙卯冊詔魏王》：

夫命運否泰，依德升降，三代卜年，著于《春秋》，是以天命不于常，帝王不一姓，由來尚矣。漢道陵遲，為日已久，安、順已降，世失其序，沖、質短祚，三世無嗣，皇綱肇虧，帝典頹沮。既于朕躬，天降之災，遭無妄厄運之會，值炎精幽昧之期。變興輦轂，禍由閹宦。董卓乘釁，惡甚澆、豷，劫遷省御，太仆宮廟，遂使九州幅裂，強敵虎爭，華夏鼎沸，蝮蛇塞路。當斯之時，尺土非復漢有，一夫豈復朕民？幸賴武王德膺符運，奮揚神武，芟夷兇暴，清定區夏，保皇家。今王纘承前緒，至德光昭，御衡不迷，布德優遠，聲教被四海，仁風扇鬼區。是以四方效珍，人神響應，天之歷數實在爾躬，昔虞舜有大功二十，而放勛禪以天下；大禹有疏導之績，而重華禪以帝位。漢承堯運，有傳圣之義，加順靈祗，紹天明命，厘降二女，以嬪于魏，使使持節行御史大夫事太常音，奉皇帝璽綬，王其永君萬國，敬御天威，允執其中，天祿永終，敬之哉。

衛覬開宗明義地提出“天命不于常，帝王不一姓”，這是漢魏能夠易代的邏輯起點。在這一基礎之上，衛覬提出東漢德衰，至董卓之亂后已沒有一寸土地是漢土、一個百姓是漢民，若不是曹操“奮揚神武”，漢室早已在亂世中滅亡，這是曹氏的功業。漢室被認為繼承的是堯運，衛覬進而引用堯舜禹禪位的舊事，認為漢室應當與先古圣君一樣有“傳圣之義”。因此，尋找有德之君并禪位本就是漢獻帝的本分，而曹丕恰恰便是那位有德之人。

衛覬所作的禪位詔書，與群臣勸進奏章在主旨和結構方面完全一致，唯一不同的是將主語由群臣變成了漢獻帝，這便是曹丕所需要的“程序正義”。為什么要上溯到堯舜禹時期呢？因為自夏啟之后，中國歷代王朝皆通過革命的方式易代，曹丕無以為鑒，而堯舜禹三代君主則通過禮讓實現了權力更替——“法堯禪舜”四個字，自然成為漢魏之際時代的最強音。

漢獻帝畫像

既然天下共主漢獻帝都已經開口，群臣的附議自然也水到渠成、蜂擁而至。桓階領銜上奏《奏請具受禪禮儀》《奏議受禪禮儀》，劉廙領銜上奏《奏議治受禪壇場》《奏具章拒禪》，劉若領銜上奏《上書請受禪》《奏請受禪》，紛紛提出“天命弗可得辭，兆民之望弗可得違”“宜順靈符，速踐皇阼”“天命不可逆，歷數弗可辭也”等理由，“死諫”曹丕受禪。

而曹丕的反應，則是連下了三道《辭請禪令》《讓禪令》《又令》和一道上書《上書讓禪》，除了“無德”這類虛辭外，也陳述了諸多“人事未備”的辭讓理由：

昔柏成子高辭夏禹而匿野，顏闔辭魯幣而遠跡，夫以王者之重，諸侯之貴，而二子忽之，何則？其節高也。……亟為上章還璽綬，勿復紛紛也。（《辭請禪令》）

……今百姓寒者未暖，饑者未飽，鰥者未室，寡者未嫁；權、備尚存，未可舞以干戚，方將整以齊斧；戎役未息于外，士民未安于內，耳未聞康哉之歌，目未睹擊壤之戲，嬰兒未可讬於于巢，余糧未可以宿於田畝……今諸卿獨不可少假孤精心竭慮，以和天人，以格至理，使彼眾事備，群瑞效，然后安乃議此乎，何遽相愧相迫之如是也？速為讓章，上還璽綬，無重吾不德也。（《讓禪令》）

泰伯三以天下讓，人無得而稱焉，仲尼嘆其至德，孤獨何人？（《又令》）

……今臣德非虞、夏，行非二君，而承歷數之諮，應選授之命，內自揆撫，無德以稱?！茧m鄙蔽，敢忘守節以當大命，不勝至愿。謹拜章陳情，使行相國永壽少府糞土臣毛宗奏，并上璽綬。（《上書讓禪》）

百姓未暖飽、孫權劉備尚存等內容在此處說出既是托詞，也是事實。東漢末年戰火不斷，中原早是一派“白骨露于野，千里無雞鳴”的慘狀，在天下尚未大定的現實下，曹丕想要位登九五，必須對這些“德薄”之事給予足夠的解釋。在令書中，曹丕提出要等到“眾事備，群瑞效”之時再議禪代之事，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也是在布置任務：群臣至少要從文書層面解決這些“痛點”。

于是，十月二十日，漢獻帝的第二道《壬戌冊詔魏王》頒布了。與前一份相比，這一份禪位詔書少于理論而主打“感情牌”：

……朕惟漢家世逾二十，年過四百，運周數終，行祚已訖，天心已移，兆民望絕，天之所廢，有自來矣。今大命有所底止，神器當歸圣德，違天不順，逆眾不祥。王其體有虞之盛德，應歷數之嘉會，是以禎祥告符，圖讖表錄，神人同應，受命咸宜。朕畏上帝，致位于王；天不可違，眾不可拒。且重華不逆堯命，大禹不辭舜位，若夫由、卷匹夫，不載圣籍，固非皇材帝器所當稱慕。今使音奉皇帝璽綬，王其陟帝位，無逆朕命，以祗奉天心焉。

這道詔書中的思路很直截了當：東漢運數已終，漢獻帝如不禪位將獲罪于天，曹丕若能順天承運接受帝位，反而是幫漢獻帝完成其使命——這是從禪位者的角度來說。而從受禪者的角度而言，即便是舜（即重華）、禹這樣的名君，也有不辭讓帝位的美德，因此曹丕若能受禪，不但不應受到非議，反而值得稱頌。

桓階、劉廙繼續分別領銜上了兩道《奏請受禪》，同樣以感情為切入點，強調天命在上，一味辭讓有違天道，繼續“死請”：

今漢使音奉璽書到，臣等以為天命不可稽，神器不可瀆。……故無固讓之義，不以守節為貴，……稽滯于辭讓，低回于大號，非所以則天地之道，副萬國之望。臣等敢以死請，輒敕有司修治壇場，擇吉日，受禪命，發璽綬。（桓階《奏請受禪》）

臣等聞圣帝不違時，明主不逆人，故易稱通天下之志，斷天下之疑。……群生不可一日無主，神器不可以斯須無統，故臣有違君以成業，下有矯上以立事，臣等敢不重以死請。（劉廙《奏請受禪》）

那么，桓階等人的“死請”，能夠“打動”曹丕嗎？

欲擒故縱：讓禪、讓禪、再讓禪

顯然，這些“死請”距離曹丕的要求還有相當的距離，因為從文書層面來看，曹丕布置的任務，可以說是一個也沒有解決。無論是禪位詔書還是群臣的上奏，都只是老調重彈：漢德已衰、曹氏有天命。這當然不能怪罪群臣，因為天下未定是客觀事實，百官也不能罔顧真相信口雌黃，因此只能從這兩個角度繼續闡釋。曹丕依然固辭不受，下了兩道《三讓璽綬令》和《讓禪令》，又上了一道《上書再讓禪》，強調自己“敢守微節，歸志箕山”的“決心”，并提出“宜以待固讓之后，乃當更議其可耳”?！皻w志箕山”用的是許由的典故。許由為堯舜時的大賢，堯想傳位給許由，然而許由推辭不受，以至于逃到了箕山隱居；曹丕以許由自居，正好對應漢獻帝“重華不逆堯命，大禹不辭舜位”之論。而“固讓之后議其可”的指示則更顯得直白：先辭讓再說。

十月二十五日，漢獻帝的第三道《丁卯冊詔魏王》頒布。大約已經過兩道詔書的起草，此時的衛覬也很難有更新的角度，于是這道詔書的言辭愈加浮泛而講究排比：

天訖漢祚，辰象著明，朕祗天命，致位于王。仍陳歷數于詔冊，喻符運于翰墨；神器不可以辭拒，皇位不可以謙讓?；谔烀?，至于再三。且四海不可以一日曠主，萬幾不可以斯須無統。故建大業者不拘小節，知天命者不系細物。是以舜受大業之命而無遜讓之辭，圣人達節，不亦遠乎！今使音奉皇帝璽書，王其欽承，以答天下響應之望焉。

幾個月之后，劉備稱帝時所作的告天文，其所用之語與《丁卯冊詔魏王》的句式如出一轍：“天命不可以不答，祖業不可以久替，四海不可以無主?！眳s不知，當時已經成為皇帝的曹丕閱罷，要做何感想。

《丁卯冊詔魏王》頒布后，領銜上書“助攻”的變成了相國華歆、賈詡、王朗和九卿。華歆等人在《請受禪上言》中總結了李伏、許芝等人的上奏，在明確“天下者不常在乎一姓”論點的基礎上，痛斥東漢的衰敗。這份上奏，言辭華麗，氣勢雄渾：

……陛下圣化通于神明，圣德參于虞夏，因瑞應之備至，聽歷數之所在，遂獻璽綬，固讓尊號。能言之倫，莫不拚舞。河圖洛書，天命瑞應。人事協于天時，民言協于天敘。而陛下性秉勞謙，體尚克讓，明詔懇切，未肯聽許。臣妾小人，莫不伊邑。臣等聞自古及今，有天下者，不常在乎一姓。考以德勢，則盛衰在乎強弱；論以終始，則廢興在乎期運。唐虞歷數，不在厥子，而在舜禹。舜禹雖懷克讓之意，迫群后執玉帛而朝之，兆民懷欣戴而歸之，率土揚歌謠而詠之。故其守節之拘，不可得而常處；達節之權，不可得而久避，是以或遜位而不吝，或受禪而不辭。不吝者未必厭皇寵，不辭者未必渴帝祚，各迫天命，而不得以已。既禪之后，則唐氏之子，為賓于有虞。虞氏之胄，為客于夏代。然則禪代之義，非獨受之者實應天福，授之者亦與有余慶焉！漢自章、和之后，世多變故，稍以陵遲，洎乎孝靈。不恒其心，虐賢害仁，聚斂無度，政在嬖豎，視民如讎，遂令上天震怒，百姓從風如歸。當時則四海鼎沸，既沒則禍發宮庭。寵勢并竭，帝室遂卑。若在帝舜之末節，猶擇圣代而授之。荊人抱玉璞，猶思良工而刊之。況漢國既往，莫之能匡。推器移君，委之圣哲，固其宜也。漢朝委質，既愿禪禮之速定也。天祚率土，必將有主。主率土者，非陛下其孰能任之？所謂論德無與為比，考功無推讓矣。天命不可久稽，民望不可久違。臣等凄凄，不勝大愿，伏請陛下割謙之志，修受禪之禮，副人神之意，慰外內之愿。

華歆批判東漢至漢章帝、漢和帝之后的種種亂象后，提出漢室本已經潰爛到了不得不禪代的程度，而天下唯有曹丕有資格受禪。這背后的邏輯是，天命已經不鐘意于漢，曹丕的受禪反而是為漢“解圍”，而非篡位。

對此，曹丕連下兩道簡短的《讓禪令》和《又令》，繼續進行辭讓。這兩道令虛實結合，一道主要自謙“不德”，另一道則提到了天下并未統一的現實：

天下重器，王者正統，以圣德當之，猶有懼心，吾何人哉？且公卿未至乏主，斯豈小事，且宜以待，固讓之后，乃當更議其可耳。（《讓禪令》）

以德則孤不足，以時則戎虜未滅。若以群賢之靈，得保首領，終君魏國，于孤足矣。若孤者，胡足以辱四海？至乎天瑞人事，皆先王圣德遺慶，孤何有焉？是以未敢聞命。（《又令》）

“不德”已經是曹丕的“規定動作”，不值一哂；而“戎虜未滅”則是事實。于是，曹丕再次向漢獻帝上奏《上書三讓禪》，表示將“永守本志”：

臣聞舜有賓于四門之勛，乃受禪于陶唐；禹有存國七百之功，乃承祿于有虞。臣以蒙蔽，德非二圣，猥當天統，不敢聞命。敢屢抗疏，略陳私愿，庶章通紫庭，得全微節，情達宸極，永守本志。而音重復銜命，申制詔臣，臣實戰惕，不發璽書，而音迫于嚴詔，不敢復命。愿陛下馳傳騁驛，召音還臺。不勝至誠，謹使宗奉書。

面對曹丕的“永守本志”，華歆、賈詡、王朗再次領銜，率群臣上奏勸曹丕受禪。這一次的奏章為《公卿將軍奏上尊號》，《全三國文》將其輯錄于衛覬名下。此次上奏參與人員規模龐大，基本囊括曹丕帳下所有重要的文臣武將，可以視為群臣的一次勸進總動員。至于奏章的內容，除卻與“天命”相關的舊有之辭外，這次上奏略多了些許“擔當”，因為群臣并沒有完全回避曹丕提出的“戎虜未滅”，而是將曹丕這一份令文作了全文抄錄后進行了回應，雖然這一回應不可能不顧左右而言他：

……臣等聞《易》稱‘圣人奉天時’，而《論》曰：“君子畏天命。”天命有去就，然后帝者有禪代。是以唐之禪虞，命以在爾；虞之順唐，謂之受終。堯知天命去已，故不得不禪；舜知歷數在躬，故不敢不受。不得不禪，奉天時也；不敢不受，畏天命也。漢朝雖承委末陵遲之馀，猶務奉天命以則堯道，是以愿禪帝位而歸二女。陛下正于大魏受命之初，抑虞夏之達節，尚延陵之讓體，所枉者大，所直者小；所詳者輕，所略者重。中人凡士，猶為陛下陋之，歿者有靈，則重華必忿憤于蒼梧之神墓，大夏必郁邑于會稽之山陰，武王必不悅于高陵之玄宮矣。是以臣等敢以死請?！?/span>

《全三國文》

華歆、賈詡、王朗等人并沒有直接回應“戎虜未滅”的現狀，而是以“圣人奉天時”“君子畏天命”為基礎，推導出順受天命、接受禪位之善要遠大于戎虜未滅這一小節?！氨菹抡诖笪菏苊酢币痪?，是全文核心?！坝菹摹?，指的是虞朝與夏朝。傳說夏朝之前還有虞朝，由舜接受堯禪位后所建，而禹也是在接受舜禪位之后建立了夏朝。“延陵”是春秋時期季札的封地。季札為吳王壽夢之子，為躲避繼承王位“棄其室而耕”。本句大意是，如果曹丕在漢魏禪代的關鍵時刻，還因為“戎虜未滅”等細節推脫天命，那便是舍本逐末、因小失大了。這樣不僅天下人寒心，就連舜（重華）、禹（大夏）和曹操（武王），在九泉之下也不會瞑目了。

這話說得很“重”，重到連曹丕也不好說“不”了。

天命難違：法堯禪舜的曹魏皇帝

面對如此無法拒絕的請求，曹丕終于松了口，下了一道《允受禪令》，“認同”了“天命不可拒，民望不可違”的現實：

昔者大舜飯糗茹草，將終身焉，斯則孤之前志也。乃至承堯禪，被珍裘，妻二女，若固有之，斯則順天命也。群公卿士誠以天命不可拒，民望不可違，孤亦曷以辭焉？

堯舜禪讓的典故，曹丕已經引用了很多次。這一道令文中值得注意的，是“妻二女”三個字。堯曾經將兩個女兒娥皇、女英嫁給舜，在這一問題上，曹丕亦效仿堯舜故事，納了漢獻帝的兩個女兒為嬪，這就是《乙卯冊詔魏王》提到的“厘降二女，以嬪于魏”，以及《公卿將軍奏上尊號》提到的“禪帝位而歸二女”。

曹丕納漢獻帝二女，當然可能出于其好色的本心——劉義慶編的《世說新語·賢媛》中便有“魏武帝崩，文帝悉取武帝宮人自侍”的記載，意思是曹丕在曹操駕崩后，把他身邊的宮女都留到身邊侍奉自己了。但針對漢獻帝的兩個女兒，更合理的解釋是，曹丕試圖通過對堯舜故事各個環節的模仿，為漢魏禪代謀求更多的合法性，這種良苦用心甚至體現在了詔書的行文中：“厘降二女，以嬪于魏”八個字，正化用自《尚書·堯典》中的“厘降二女于媯汭，嬪于虞”。

曹丕已同意受禪，十月二十八日的《庚午冊詔魏王》自然成了漢獻帝頒布的最后一道禪位詔書。這道詔書同樣了無新意，字里行間寫的依然是“法堯禪舜”的舊事。之后，桓階迅速跟進，提出曹丕務必立刻登壇受命。曹丕終于不再辭讓，而用一篇《受禪告天文》作為曹魏王朝的建國宣言，改元黃初。其文曰：

皇帝臣丕敢用玄牡昭告于皇皇后帝：漢歷世二十有四，踐年四百二十有六，四海困窮，三綱不立，五緯錯行，靈祥并見，推術數者，慮之古道，咸以為天之歷數，運終茲世，凡諸嘉祥民神之意，比昭有漢數終之極，魏家受命之符。漢主以神器宜授于臣，憲章有虞，致位于丕。丕震畏天命，雖休勿休。群公庶尹六事之人，外及將士，洎于蠻夷君長，僉曰：‘天命不可以辭拒，神器不可以久曠，群臣不可以無主，萬機不可以無統。’丕祗承皇象，敢不欽承。卜之守龜，兆有大橫，筮之三易，兆有革兆，謹擇元日，與群寮登壇受帝璽綬，告類于爾大神；唯爾有神，尚饗永吉，兆民之望，祚于有魏世享。

衛覬所做的《受禪表》內容與此相對應，而遣詞造句方面則更加文采飛揚：

黃初元年冬十月辛未，皇帝受禪于漢氏。上稽儀極，下考前訓，書契所錄帝王遺事，義莫顯于禪德，美莫盛于受終?！瓐蛩粗拢瑥痛嬗诮??！实垠w乾剛之懿姿，紹有虞之黃裔。九德既該，欽明文塞。齊光日月，材兼三極?！且詽h氏睹歷數之去已，知神器之有歸?；贫U虞，紹天明命，厘嬪二女，欽授天位，皇帝謙退，讓德不嗣，至于再，至于三。于是群公卿士，僉曰陛下圣德，懿侔兩儀，皇符昭晰，受命咸宜?！蠼y不可以久曠，萬國不可以乏主，宜順民神，速承天序?！?/span>

因為“天命不可以辭拒，神器不可以久曠，群臣不可以無主，萬機不可以無統”，所以在三命三讓后，曹丕終于“勉為其難”地“順民神”“承天序”，接受了漢獻帝的禪位。在受禪大典上，曹丕志得意滿地對群臣說：“舜禹之事，吾知之矣?！痹谶@一語境下，不僅曹丕受禪是大美，漢獻帝禪位也是大義——曹魏官方對其的評價極高，這從“獻”這個謚號中也能看出來。依據《謚法》，聰明叡哲、知質有圣才能稱之為“獻”，以漢獻帝一生的作為而論，恐怕未必能配得上這么好的謚號，曹魏如此推崇漢獻帝，自然有歌頌其“承天禪位”的意圖。當然，“獻”字是否意有雙關，則難以深究了。

《公卿將軍奏上尊號》《受禪表》后均刻于石碑上，分別被稱為“勸進碑”和“受禪碑”。這兩塊碑文均流傳至今，藏于河南省臨潁縣繁城鎮漢獻帝廟。《受禪表》的作者有爭議，唐代韋絢在《劉賓客嘉話錄》提到：“魏受禪表，王朗文，梁鵠書，鍾繇鐫字，謂之三絕?！倍鴩揽删凇度龂摹分胁杉{了牟準的說法，認為應當出于衛覬的手筆?？紤]到漢魏禪代時衛覬為“代帝王書”的主要操刀者，嚴可均的判斷似乎更符合情理。

受禪碑

雖然曹丕一再引用堯舜禹故事，但漢魏禪代終究不是真正的禪讓，越強調這一禪讓理論，就越能凸顯出其內心的不自信。對此，趙翼在《廿二史札記》中分析得明白：“古來只有禪讓、征誅二局，其權臣奪國則名篡弒，常相戒而不敢犯。王莽不得己，托于周公輔成王，以攝政踐阼，然周公未嘗有天下也。至曹魏則既欲移漢之天下，又不肯居篡弒之名，于是假禪讓為攘奪?！?/p>

既然是“假禪讓為攘奪”，曹丕的心結自然不可能隨著他的稱帝而結束——漢帝的禪位詔書與群臣的勸進奏章，紛紛從天命、符瑞、讖語、五德終始、歲星分野等角度論證了漢魏易代的合法性，但這些終究是理論層面的建構，并沒有解決“權、備尚存”“戎虜未滅”的現實難題。然而，天下畢竟不可能迅速復歸一統，于是在稱帝之后，曹丕立刻將眼光投南方，開始了另一個“羈縻吳蜀”的政治征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