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張忞煜

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

(本文為作者授權原創(chuàng)發(fā)布)

以天城體克利方言書寫的現(xiàn)代印地語文學興起于19世紀后半葉，其最初的作者和讀者主要是印度教徒城市中產階級。在此后約一個半世紀的發(fā)展歷程中，年輕的現(xiàn)代印地語文學一方面吸納早期現(xiàn)代印地語和古典梵語文學傳統(tǒng)，另一方面對接西方現(xiàn)代文學以及孟加拉語等其他印度民族語言文學，借助民族主義的時代浪潮成為了獨立后印度最有影響力的民族語言文學。1991年冷戰(zhàn)結束，印度啟動市場化經濟改革，印度經濟迅速融入全球經濟體系，印度的大眾文化和宗教也順勢加速了國際化。進入21世紀，隨著印度綜合國力的增長和國際影響力的提升，印地語文學在“國際化”和“民族化”兩個看似矛盾但又密切相關的維度上持續(xù)發(fā)展，為我們設想另一種平行于以西方為單一中心的“世界文學體系”提供了另一種可能性，即一種相對“年輕”的南方國家民族文學，如何在多元主體的推動下，逐漸在多層次的互動中打破“世界”和“鄉(xiāng)土”空間的界限，構建自身立體的“全球性”。

海外印度裔的印地語文學創(chuàng)作和印地語文學的海外譯介不斷拓展著印地語的空間。2022年，吉檀迦利·什里的印地語小說《沙墓》成為首部獲得布克獎的印度本土語言文學作品，在當代印地語走向國際舞臺方面具有重要標志性意義。在這個過程中，印度政府力推的“世界語言印地語”（Vishva Bhasha Hindi）、英聯(lián)邦文學（Commonwealth literature）向英語之外的南亞語言文學拓展等，都為印地語文學的國際化提供了必要的制度性支持。從語言路徑上來看，印地語作品的外譯既有直接由譯者譯為相應語種的，也有一些作品通過英語轉譯。這既得益于各國印地語教研事業(yè)的發(fā)展培養(yǎng)了合格的印地語人才隊伍，尤其是中國、法國、德國、波蘭等擁有持續(xù)開展面向本國學生的印地語教學傳統(tǒng)的國家。后者得益于印度本國和海外印度裔的英譯人才。從出版?zhèn)鞑サ穆窂絹砜?，大部分印地語作品的外譯為市場驅動，但也有“中印經典和當代作品互譯出版項目”這樣得到政府贊助和支持的出版項目。印地語作家個人積極參與與海外學者和讀者的互動也起到了促進作用。

與此同時，全球化的語境因素越來越多地進入了印地語文學的書寫，改變了以往對印地語文學“鄉(xiāng)土性”的成見。自19世紀以來，隨著大量北印度農民出海參軍、務工、求學，對外部世界的認知也直接以游記、回憶錄和民謠等形式匯入了彼時新生的印地語文學。1991年印度啟動自由化經濟改革之后，又一批印度人前往西方，尤其是美國工作、生活，其中有相當一部分是接受過高等教育的理工科畢業(yè)生。人類學家項飆的著作《全球獵身》便追蹤了印度IT從業(yè)人員的國際流動如何將印度的鄉(xiāng)村、城市與新加坡、澳大利亞、美國等國聯(lián)系在一起，形成了一個全球流動的網絡。

與關注南印度的《全球獵身》不同的是，以家庭生活為題材的印地語文學作品更加深入北印度城市生活，關注跨國人員流動引發(fā)的許多前所未有的新的社會現(xiàn)象和問題，例如跨國重婚、空巢老人等。一個典型的代表便是2011年的印度文學院獎獲獎作品、加西納特·辛格（Kashinath Singh）創(chuàng)作的長篇小說《被抵押的羅庫》。相比以往的現(xiàn)代印地語文學作品，這種“全球化書寫”為印地語讀者繪制了一幅更大的全球圖景，拓展了印地語文學的視野。但是，不同于已經在國際舞臺廣為人知的印度流散作家，本土印地語作家的“全球化書寫”并不限于印度國境之外，而是更多地將全球化作為一個與印度不可分割的文化語境因素編織入了對本土的書寫理路之中，反而提醒我們嚴格的“世界—本國”兩分可能存在的問題。

但是，印地語文學的“全球性”是否僅僅在重復殖民時代以來形成的、“中心—邊緣”體系，即身處殖民地城市，尤其是幾個大都會的印度知識分子（往往都接受了良好的西式教育），與宗主國知識界之間的互動？

確實，被文學批評家統(tǒng)一歸為現(xiàn)代主義或女性主義的城市中產文學在很大程度上沿襲了這一已有的互動網絡。但是也應該看到的是，印地語文學的“全球性”從其產生之初，便已經具有“南—南”聯(lián)接的性質。例如，在加勒比注國和毛里求斯等國的印度裔中形成的“海外印地語”（主要是博杰普爾方言）文學與歷史上從北印度腹地遠渡重洋的契約勞工生活息息相關。盡管也可以被視為一種“流散文學”，但這一流散文學的生產空間更多是印度鄉(xiāng)村與加勒比/毛里求斯等國共同構成的“庶民空間”。這使其既不同于更多與西方文壇對話的、更加為人所知的印度英語流散文學（比如奈保爾），也不同于日后印地語文學中常出現(xiàn)的從城市中產之家遷往美西方的故事。這種“跨國鄉(xiāng)土”連接起了全球資本主義體系在許多南方國家制造的“資本主義農村空間”，這恰恰是以往的流散文學甚少觸及的。

但是，也應該看到，印地語文學甚至也一定程度上繼承了英語文學的“帝國屬性”。例如在一些以非洲為主題的當代印地語文學中，印地語作家沿襲了殖民時代的“文明開化”敘事，以混合了人道主義和另一種形態(tài)的“東方主義”看待非洲。如果說吉卜林的跨印度洋帝國書寫在當代英語文學中已經成為某種“政治不正確”，在后殖民主義影響相對較小的印地語文學，反而有作家繼承了吉卜林的“帝國想象”。

另一方面，印地語文學也在建立基于其他渠道的知識網絡。達利特文學、原住民文學都是這方面的代表。得益于20世紀上半葉平權運動的歷史遺產，達利特文學在20世紀后半葉興起之初便與美國黑人文學建構了一種“想象的平行”。不同于外界的想象，出身寒微的達利特作家在創(chuàng)作之余，同樣關注世界思想的發(fā)展，并以文學作為本土思想生產的重要空間。林巴雷對印度左翼和右翼的批評、達爾馬維爾對殖民知識生產的批評盡管都以文學批評的形式書寫，但都代表了一種更加“本土全球性”的思考。

原住民文學，尤其是由出身原住民家庭的作家創(chuàng)作的原住民文學是近年來印地語文壇的一個新現(xiàn)象。盡管原住民有自己的語言，但讀者基數(shù)很小，所以印地語和英語成為他們創(chuàng)作文學作品的重要語言選項。年輕的原住民作家們也借助海外的研究者、基督教組織等渠道努力直接向國外宣傳自己的文學創(chuàng)作。例如出生于恰爾肯德邦西部辛哈普姆區(qū)（Singhbhum）的庫德珀斯村（Khudpos）的原住民作家賈辛塔·凱爾凱塔（Jacinta Kerketta）的第一部詩集《灰燼》便收錄了印地語詩歌41首，并附有英文對照翻譯。詩集中收錄的作品表達了年輕原住民的抗爭與渴望，涉及與原住民生活息息相關的被迫移民、對女性的暴力、饑餓、政府的冷漠等現(xiàn)實問題。該書同步在德國發(fā)行印地語—德語版。由于許多原住民的故鄉(xiāng)位于森林地區(qū)，故他們對自然環(huán)境的關切明顯高于其他作家，反而是印度文壇“生態(tài)主義”的先鋒。得到激進左派支持的原住民解放運動、與基督教世界的網絡，也使得原住民文學擁有自己的全球化網絡。

此外，即便是有印度教民族主義傾向的民族主義文學，也通過海外印僑和西方印度學界的網絡，拓展自身的影響力。尤其在建構一套有別于被他們批評為“世俗化、缺乏文化自信”的學院派史學方面，民族主義文學擁有自己的歷史編纂議程，與全球右翼的復興形成了共鳴。

今天我們對“世界文學”的想象一定程度上依然受限于層次相對單一的“世界體系”在文學領域的投射。尤其是英語作為事實上最重要的“世界語言”的地位更放大了這一限制。然而，作為一種長期生活在英語文學強力支配陰影下的前英殖民地民族文學語言，印地語文學的“全球化”，尤其是其復雜的現(xiàn)象和層次，也為我們設想“世界文學”的其他可能性提供了一種可能。